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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尔托朝法官席走过去，“法官……”他开口了，但没说下去，因为拉伦打断了他的话。拉伦神色严肃，没有丝毫开玩笑的样子。
“莫尔托先生，我不想听你说你的那句证词有多重要。律师在自己代理的案子中不能同时出庭作证，这个规矩不是今天定的，你告诉我，为什么我们这次要违反规定，如果你能说服我，我就批准你的请求，但在你说服我之前，我不想再听你说任何话了，先生。”
拉伦迅速作出决定，他说他将在八月十八号开庭。然后，他瞥了一眼记者，就离开了。
莫尔托还站在那里，脸上明显流露出恼怒的表情。作为一个律师，他总是让自己的不满情绪表露无遗，这个习惯很不好。但多年来拉伦和他一直都是这样针锋相对的。我可能不记得卡洛琳在北区分局工作的情况了，但我永远都不会忘记拉伦和莫尔托在那里共事时的情形。他们之间的矛盾尽人皆知。在拉伦受到波尔卡罗的排挤后，他对莫尔托以及检方的态度就更强硬了。遇到警察被指控骚扰的案件，除非警方有确凿的证据，否则他总是会判警方败诉。这让莫尔托很不满，他曾经说，拉伦担任法官，只要一走进法庭，在庭上候审的皮条客、瘾君子和小偷都会站起来鼓掌欢迎他。这些人差不多每天都会出现在法庭上，而拉伦对他们也格外宽容。警察则恨死了他，他们在背后用最恶毒的语言攻击他。在我完成“暗夜圣徒”案子的调查时，拉伦已经在市中心的法庭工作了很多年，利昂内尔·肯尼利每次听到他的名字，都会抱怨一番。有一个故意伤人的案子，肯尼利跟我说过不下十遍，那个案子中，一个叫曼诺斯的警察打伤了一个人，他说，是因为那人骂了自己脏话，并且拒捕，才会引起打斗的。
“什么脏话？”拉伦问他。
曼诺斯说：“在法庭上还是不要说出来吧，法官大人。”
“为什么？警官，难道你怕在场的这些人觉得尴尬吗？”拉伦指了指在法庭前排就座、等候处罚的一些人，都是三教九流的妓女、小偷、瘾君子。
“他骂我操你妈，法官大人。”
前排传来各种欢乐的口哨声和嘘声。拉伦敲着小木槌，喊着“肃静”，但自己也在笑。
拉伦继续笑着问：“警官，你难道不知道，这句话在我们这里是一种表示亲热的称呼吗？”
前排的那些人要乐疯了，大家兴高采烈地相互击掌，还对拉伦致以各种敬礼。曼诺斯静静地看着这一切。过了一分钟，拉伦才作出宣判。
“最夸张的是。”肯尼利告诉我，“最后，拉伦让曼诺斯走到法官席前面，拿着警帽站在那里，乖得像个小学生，他让他对自己说，‘谢谢你，操你妈’，然后才让他走。”
另外两个人也曾经跟我讲过这个故事。他们对基本情节的讲述都保持了一致，但他们俩都发誓，最后那个词其实是法官自己说出来的。
第二十三节
通常，在每周的星期三晚上，电话铃都会响起。不用等他开口，我就知道他是谁。我能听到他抽雪茄烟的声音，我不应该同他说话，他也不应该同我说话。他从来不会说出自己的名字，我们都有自己的顾虑。
“你还好吧？”他问。
“还行。”
“你呢？”
“也还行。”
“这事真是乱啊！”
“还用你说。”
他笑了，“确实不用我说。嗯，有什么我能帮你的吗？”
“没什么。你能打电话来问问我，已经很好了。”
“好吧，我有信心，你一定能很快重新开始。”
“我知道。你呢？你怎么样？”
“混着呗。”
“施密德还在盯着你吗？”我问。施密德是他的上司。
“他一直就那样，管他呢！”
“他们有没有为难你？”
“这帮小人？怎么可能不为难我。”
我知道，利普兰泽的日子并不好过。梅可曾经给我打过几次电话，她说警局把他调回了总部，撤销了他驻检察院特别专员的职务。施密德让他一天到晚坐在办公室里，帮其他警察写报告。他大概快要被逼疯了吧，但他在警局里，是绝对不会表露出自己的真实想法的。他必须控制自己的情绪，因为有很多人正等着看他倒霉。他现在确实倒了霉，这些警察一直都认为利普兰泽在包庇我。
“我下周再给你打电话。”每次要挂断电话的时候，他都会这样说。
他确实做到了。虽然我们每次的对话都差不多，过了一个多月，大家都看出了这个案子确实非常严重时，他提出可以借钱给我，他知道打官司很费钱。
我告诉他，巴巴拉已经解决了钱的问题。他说，娶个会攒钱的犹太女人就是好。
这周，当电话铃响起的时候，我已经等了半天了。
“你还好吧？”他问。
“还行。”我说。
巴巴拉突然拿起另一个房间的分机，听到了我们的对话。
“是打给我的，巴巴拉。”我高声说。
她并不知道我和利普兰泽每周一次的固定电话交流，她只是简单地说“你好，利普兰泽”，然后就把话筒放下了。
“现在是什么情况？”
“我们三周以后要准备开庭了。”我说，“说不定还会更快。”
“我知道，我看了报纸。”我们都沉默了一会儿。丹·利普兰泽即将出庭作证。这对我非常不利，我们都清楚，但我们都别无选择。在选举结束后，利普兰泽在一无所知的情况下，接受了莫尔托的询问。我知道，即便他当时知情，他的答案也不会有什么不同。他是一个诚实的人，总是实事求是，这是他对自己的要求。
“那么，你准备好了吗？”他问。
“我们都在努力准备。斯特恩真的很厉害，他是我见过的最好的律师。”
“他们都这么说。”然后，他暂停了片刻，我听到打火机打火的声音，“你有什么需要的吗？”
“还真有。”我说。之前，我就打算好了，如果他这次没有问我这个问题，那我也不会主动提起。
“说吧。”他告诉我。
“我必须找到这个叫尼奥的人，尼奥·威尔斯，你知道的，那个在北区分局贿赂了检察官的人，也就是写举报信里的那个人，卡洛琳和莫尔托一直在调查的那个人。斯特恩雇了一个私家侦探，什么都没有查到。私家侦探说，这个人压根儿就不存在。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总不能去找汤米·莫尔托问吧。”
这个私家侦探名叫内德·波曼，斯特恩说他很厉害，但他似乎完全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我把那份文件的复印件交给了他，三天后，他说他帮不上忙。他说：“天哪！这些天，北区分局真是乱得一塌糊涂，什么都查不到。我只能祝你一切好运。”真的，在那样的地方，你不可能查出每个人到底都干了什么。
利普兰泽对我的这个请求思考了很久，久得超出了我的预计。但我知道他的担心，如果警局发现他在暗中帮我，他们会直接开除他，这是违抗上级命令，是背叛。那他十五年的辛勤工作、他的养老金，都会付诸东流了。
“如果不是这件事情真的很重要，我绝不会开口求你的。”
“怎么重要？”他问，“你认为莫尔托在这件事情上也搞鬼了？故意陷害你，好让你查不了这个案子？”我听得出来，虽然他并没有指责我的意思，但他还是觉得我的这个想法扯得确实有点远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你想听我真实的想法吗？我就是这样想的。不管他有没有陷害我，但如果我们能够查明白这件事，那一定会让他下不了台，因为这种事情总是能够引起陪审团的关注的。”
他又沉默了。
“要等我出庭作证以后。”他说，“你也知道，那些人时时刻刻都盯着我。我不想他们来问东问西，他们就等着我出错呢。等我出庭完以后，他们就会放松对我的监视了。到时候，我再去查，一定查个水落石出，好不好？”
不好！等到那时候，就太迟了，但我对他的这个要求本来就十分过分了。
“好！你真是我的朋友。”
“你很快就会没事了。”他说，然后又说，“我敢打赌。”
又是夏天赛季的棒球赛。幸好，在这个赛场上，没有身份级别的差别。八月的傍晚，空气沉闷，这些小球员们对飞来飞去的小球似乎还有点摸不清方向。大雨倾盆而下，他们在雨中尽情地奔跑、跌倒。女孩们的进步更加明显，她们扔球挥棒的技巧都在日渐成熟，而男孩们好久连球都碰不到。你告诉他们在挥棒时要如何掌控力度是完全没用的，这些八岁的小男孩们都使出了吃奶的力气去挥棒，觉得力气越大越好，他们仿佛看见了胜利的曙光就在眼前。对他们，你就是说一百遍要让球尽量贴地击出，都没有任何意义。
令人惊讶的是，奈特好像是个例外。这个夏天，他变了，他开始能认真听进别人的话了。他似乎刚刚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力量，也开始明白，原来自己做事的方式是会影响到别人对自己的评价的。每次当他挥棒击球时，我都能看到他把眼睛抬起来，仔细打量赛场上的情况。一方面，可能他是模仿了电视中棒球运动员们的举动；而另一方面，也可能是他自己慢慢开窍了。另外，他也开始渐渐关注自己的外形。巴巴拉说，他似乎对自己的衣着打扮更讲究了。我虽然很高兴他的这些变化，但也不由得担心他这种突然成熟背后的原因。按照他的年纪，应该还正是懵懵懂懂的时候。我觉得，他之所以会开始关注周围的世界，是因为他知道了，这个世界正在给他的父亲带来诸多烦恼。
球赛打完以后，我们就先回家了。虽然没有人会冷血到拒绝我们参加赛后的野餐会，但我们觉得还是不去为好。在我被指控以后，我们曾经去过一次，真算得上是度日如年，如果有人不小心说到了某些话题——例如检察院里的事，或是电视里类似我这个案子的破案片——都是再普通不过的话题，却会引来尴尬的沉默。我知道，我们再也不能去参加野餐会了。那些男人倒是很大度，能够接受我的存在，但这对孩子不好。在那样的场合，我们总免不了去想接下来几个月可能会发生的事，如果我被定了罪，到时候又该如何跟别人解释我去了哪里，做了什么。最后，我们认为，没有必要在惶恐的心情中度过美妙的夜晚。于是，球赛完以后，奈特和我会向他们友好地挥挥手。我拿上球棒和手套，奈特踩着路边的蒲公英，跟在我身边蹦蹦跳跳。
奈特从来没有过任何抱怨，这让我很感动，我的儿子对我是这样贴心，天知道他的那些朋友是怎么取笑打击他的。作为成年人，我没法想象他所承受的来自同龄人的嘲笑和恶意攻击。我是他所有这些痛苦的根源，但他并没有抛弃我。他并不是个任性的孩子，但和我在一起的时候，却表现得有点任性。他会把睡在沙发上的我拖起来，让我陪他一起去滑冰；我晚上出门取报纸、买牛奶的时候，他也坚持要陪我一起去。我们一起走过小区里的树林时，他一点儿也不害怕。
“你害怕吗？”我们走在路上时，我突然问他。
“你是说，如果你被判有罪了，我会不会害怕？”开庭的巨大压力就在眼前，就连我八岁的儿子也明白我这个问题的真正意思。
“是的。”
“不怕。”
“为什么？”
“就是不怕呗。不要担心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好不好？”他抬起头，从棒球帽檐下，眯着眼睛看着我。
“怎么说？”
“他们会开庭，然后你去告诉他们到底发生了什么，然后这一切就会结束了。妈妈就是这么说的。”
唉，我的心要爆炸了：妈妈就是这么说的。我伸出手，搂住儿子的肩膀，他对他妈妈的这种信心让我无比惊讶。我无法想象他们之间有过多少次推心置腹的交流，她才能让他如此坚定地支持我。有时候，巴巴拉一个人做到的事真让我觉得是个奇迹。作为一家人，我们之间紧紧联系在一起。在这个世界上，我最爱的是奈特，而他最爱的是他妈妈。虽然他才八岁，正是精力旺盛、喜欢乱发脾气的时候，但在他妈妈面前的那种乖巧懂事，是他从来不会在其他任何人面前表现出来的。他只允许她一个人长时间地抱他，他们之间有着一种特殊的默契交流和亲密关系，似乎比其他母子之间的关系都要深厚。他更像她，而不像我，很容易就兴奋，也很聪明，但有时情绪会阴沉，会自闭。而她对他的爱也同样热烈，她无时无刻不在想着他。所以，当她说她不可能对另外一个小孩再有同样的感情时，我相信她的话。
他们俩彼此分开的时候，都会觉得难受。去年夏天，巴巴拉去了底特律四天，去看她的一个大学同学叶塔·格拉芙，她这个同学现在已经是数学教授了。巴巴拉每天给家里打两个电话，但奈特还是整天闷闷不乐。晚上，我只有和他一起想象他妈妈和叶塔现在在干什么时，才能让他安静下来上床睡觉。
我告诉他，她们这时候应该在一家很安静的餐厅里吃饭。她们吃的是鱼，是加了一点点黄油煮的鱼。她们一人喝了一杯红酒。等到吃甜点的时候，她们都会发馋，点一些很想吃的好东西。
“馅饼吗？”奈特问。
“嗯，馅饼。”我说。
这就是我的儿子，我一直心心念念的儿子，一边想着他的妈妈正在吃甜点，一边安静地睡去。
第二十四节
“嗨！”马蒂·波尔希莫斯说。
“嗨！”我回答道。当我从楼梯间转过弯，第一眼看到这个长头发的人影时，我还以为是肯普，因为我和他约好了要在这里碰面。实际上，却是这个孩子，这几个月里我连想都没有想过他。我们站在卡洛琳公寓外的走廊上，看着对方。马蒂伸出手，紧紧握了握我的手。他并没有表现出任何不快，倒好像很高兴看到我。“我没想到你会在这里。”最后，我终于开口了，我很想问他为什么会在这里。
他从衬衣口袋里掏出拉伦法官让我们查看案发现场的法庭通知复印件。“我收到这个了。”马蒂说。
“哦，我明白了。”我大声说，“这是程序。”法官让我们通知现在管理卡洛琳公寓的律师，一个名叫杰克·巴克利的前检察官，他显然把这份通知又转给了马蒂，“如果你不愿意我们进你妈妈的房间，翻看她的东西，你可以向法庭提出反对意见，不必自己来的。”
“没关系。”这个孩子说话的时候似乎还微微弓着腰，身体前后摇晃着，但丝毫没有要离开的意思。
我想和他多说两句，问他到底想干什么，“上次我们聊天的时候，你说要退学了回家。”
“我退学了，也回家了。”他平静地说，“实际上，我是被学校劝退了。我的物理没及格，英语只得了D，我原本以为英语也会不及格。六周前我就回家了，昨天才开车回到这里收拾东西。”
我向他表示了遗憾，我说：“我原本以为你会顺利毕业。”
“嗯，现在也还不错吧！我自己反正是这么觉得。”
“你爸爸是什么态度？”
他耸耸肩。
“他不是很高兴。尤其是我的英语拿了D，好像让他挺伤心的。但他说，我这一年过得挺难。我应该自己努力一段时间，再重新回学校。”马蒂朝四周看了看，但其实也没看什么，“反正，收到这个通知后，我觉得我应该来看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这个孩子，“不恰当”。他就这么出现在他妈妈被杀的公寓外面，还和所有人都认为是杀人凶手的人在聊天。有那么一秒钟，我甚至怀疑他到底知不知道现在的情况。但那张法庭通知上的标题是那么明白：州检察院诉拉斯迪·萨比奇案。再说，他也不可能没看到报纸上铺天盖地的报道，他并没有离开这个城市很久。
但我没有机会细问，肯普已经来了。我听到他上楼的声音，他在和什么人争吵，当他走过楼梯转角时，我看见了那个和他争执的人——汤姆·格勒登尼，是个大块头的警察，我一直就不怎么喜欢他。格勒登尼是个自以为高人一等的白人，颇有些种族主义，也从不开玩笑。他的所有行为观点都是基于一个事实，那就是，他生来就是一个高高在上的白人，而且还是一名警察。他对别人的态度就像对外来的敌人，对我，也不会例外。他讨厌的人越多，他的自我感觉就越良好。肯普正在跟格勒登尼解释，当我们查看公寓的时候，他不可以跟着我们进去。但格勒登尼说，莫尔托跟他不是这么交代的。最后，他们达成一致意见，让格勒登尼下楼去打电话问清楚。他走后，我向马蒂·波尔希莫斯介绍了肯普。
“你说得对。”格勒登尼回来的时候说，“法庭的通知确实是那么说的。”但他说“那么”两个字的时候，还是心不甘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