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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记得。”雷蒙德说，他脸上带着微笑。
“那么，你知道莫尔托先生也被牵扯到这个案子里了吗？”
尼可立马站起来，愤怒地喊着“反对”，拉伦第一次在陪审团面前表达了对斯特恩的气愤。
“斯特恩先生，关于这个案子的问题，我已经警告过你了。”
“法官大人，这和我方的辩护理由有关。”他指的是所谓陷害论，斯特恩在这里说得很含蓄，是不想让陪审团猜出我们之前讨论的内容，“我必须说出来，我们打算继续对这个案子展开调查，如果有必要，也会提供相关的证据。实际上，这个案子本身就是证据。”斯特恩的意思是，必要的时候，我们会拿出那个B类档案，证明我确实是被陷害的。我再一次被他的话震惊了。拉伦往后一靠，双手抱头，大口喘着气。
“现在，还是不要再继续这个话题了。”拉伦说。
“那还有两个问题。”斯特恩颇为严肃地说，还没等法官说可不可以，他就转过身，问雷蒙德，“莫尔托先生有没有问过你关于那个案子的事？”
“我记得有。在我辞去了检察长的职务以后，他就检查了拉斯迪，也就是萨比奇先生对波尔斯莫斯女士谋杀案调查时的所有资料。”
“那么，这个档案现在在莫尔托先生手上喽？”
“是的。”
“据你所知，他有没有对那个案子展开相关的调查？”
“我不知道。”
“我来回答。”尼可突然开口了，他站了起来，显然已经火冒三丈了。他满脸通红，眼睛滚圆，“他没有展开调查。这个案子只不过是萨比奇故意混淆视听的计谋，他才不会上当。”在陪审团面前说出这样的话，是很不合适的。但尼可必须抓住这个时机，澄清自己。毫无疑问，他和莫尔托从外面走进法庭的时候，就已经讨论过了，要在陪审团的面前为莫尔托作一次明确而高调的辩解。斯特恩没有提出反对，而是慢慢地转过身，看着莫尔托。
“尼可先生。”他说，“这个案子到底是混淆视听，还是为了找替罪羔羊。”他暂停了片刻又说，“我们心里都清楚。”
这是斯特恩对雷蒙德交叉询问的最后一句话。
拉伦这一周都不会再审理我们的案子了。星期五，他要听审其他几个案件。我等着斯特恩给我解释他的新策略，但他什么都没有说，只是收拾着桌子上的文件。雷蒙德在走出法庭之前，走过来和斯特恩握了握手，绕着我走开了。
最后，斯特恩终于来找我了。他用手帕擦了擦脸，看上去很轻松。他对雷蒙德的整个询问都很顺利，除了最后那一点儿小插曲。
但我还是很担心，根本没有心思去赞扬他的表现。
“这是怎么回事？”我问，“你不是告诉我，我们不会指控检方陷害我吗？”
“拉斯迪，很明显，我改变主意了。”
“为什么？”
斯特恩朝我露出一个拉丁美洲人特有的微笑，充满了神秘。
“直觉。”他回答说。
“我们有什么证据？”
“你这倒提醒我了。”他说，他比我矮很多，要把手搭在我肩上还有点难度，于是，他换了另一个表达亲密的动作，整了整我的衣领，“现在，就由你来操心这件事吧。”说完，他转身走了。
第三十节
今天晚上，我说我累了，很早就同斯特恩、肯普道了别。其实，我还有一个约要赴。我离开法庭，给肯尼利打了电话，他在一个名叫“六兄弟”的小酒馆里。出租车司机把我送到那里的时候，奇怪地看了我一眼。这片地区是波多黎各人和黑人的地盘，倒并不是没有白人出没，只是，在这里出入的白人不会穿着笔挺的西装，拿着高档的公文包。这里几乎每个街区都有仓库和工厂，中间夹着住人的简陋小屋。街对面有一家香肠加工厂，空气中全是辣椒和大蒜的味道。六兄弟酒馆和这一路上所有的小酒馆一样，地上铺着复合地板，餐桌上铺着塑料桌布，镜子上方装着灯，门口挂着霓虹灯的招牌，投下奇怪的光影。
肯尼利没有在外面等我。我一走进酒吧，他就站起身，我跟着他走到后面的一个小房间，房里有四张桌子。他说：“在这里没人会来打扰我们。”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虽然笑着，但语气却并不是那么友好。他是警局的主管，而我是被告、是检方起诉的对象、是一个被指控犯下了杀人罪的人。像他那样的警察，不应该出现在这样的地方。
“谢谢你能来，肯尼利。”
他挥了挥手，让我有话直说。一个女服务员把头伸进来。我本来想说不用喝什么，后来想了想，还是要了一杯威士忌。肯尼利手上已经拿着一杯威士忌了。
“我想问你几个问题，四月份我去警局找你的时候，就应该问你的。”
“什么问题？”
“在八九年前，北区分局到底发生了什么。”
“什么意思？”他盯着我，他希望我说得更明白一些。
“意思就是说，是不是有人受贿了？”
肯尼利喝了一口酒。
“你知道你现在是大家关注的焦点吧？”他问。
“当然知道，我又不是瞎子傻子。”
他看着我，“你想往这件事情上查？”
我告诉了他实情。
“我觉得用不着。斯特恩很有本事，他能打赢的。陪审员都很喜欢他，已经有三个人巴不得约他吃饭了，你从那些人的表情上都看得出来，他今天对雷蒙德的询问也很成功。”
“他们都说尼可没什么胜算。他们说，他对这个案子的起诉太仓促了，是莫尔托在推波助澜。他们还说，如果尼可动脑子想想，他就应该找个你很相信的人，给那个人装上窃听器，让他来套你的话，而不是自己来跟你当面对峙。”我现在才意识到，肯尼利对尼可很生气，我原本还以为他只是喝多了在闹脾气。他对这个案子非常了解，他知道警方犯了个错误，这是他难以容忍的，“我认为你肯定会被定罪的。你之前从来没有跟我说过你去过她的公寓，还用过她的那只玻璃杯，你撒了谎。”
“你想让我亲口告诉你，我没有杀她吗？”
“那你说啊！”
“我真的没有杀她。”
肯尼利一动不动地盯着我，目光很犀利。我知道，他并不相信我的话。
“你真是奇怪。”他说。
酒吧的女服务员端着我的酒进来了，她穿着一件荷叶边的衬衫，露出一点儿乳沟。她给肯尼利又拿来了一杯威士忌，放在他面前。
“你知道吗？”我一边喝，一边对肯尼利说，“我一直以来也不是很了解我自己。我母亲是个奇怪的女人，跟那些满大街拎着购物袋的女人一样。我父亲在‘二战’时期曾经见到狱友吃生的死马肉，他们都对我产生了影响。真的，我人生中的一切都很奇怪。在这个案子之前，我一直以为我是个普通人，就是那种普普通通的邻家男人。我经历了这个案子，你今天又告诉我，我是个奇怪的人，我心里好像也有个很小的声音在说，你说得对。所以，我要谢谢你。”我和他碰了一下杯。
我不知道肯尼利有没有听明白我的话，他盯着我看了半天。
“你到底来这儿干什么，拉斯迪？”
“我已经告诉你了，就为了问那个问题。”
肯尼利叹了一口气，“你这个人啊！我今天晚上对你说的话，你不要对任何人说。我不想到时候听你哭哭啼啼地说什么宪法赋予了你权利之类的话，你以后也别让我出庭作证。”
“这个规矩我懂。”
“我不是很清楚，只是隐隐约约听到过一些事，我没有参与过。事情的内幕很混乱，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你要记住，这些都是在菲尔斯基来之前发生的。”菲尔斯基是专门为犯人处理保释金的担保人，后来，当保释金的法律规定改变以后，他和几个警察朋友就开始暗中收受犯人的贿赂。有时候，这些警察不让某个证人上庭作证，而他们自己上庭作证时，又会说什么都不记得。再后来，其中一个名叫格拉伯的警察向联邦调查局自首，菲尔斯基和其他三名警官被捕。这是五年前的事，“当时，警局的管理出现了很大的漏洞。”
“你有听说过莫尔托参与了吗？”
“你不是说只问一个问题吗？”
“这也属于是那个问题的一部分嘛。”
肯尼利并没有笑，他低头看着手里的酒杯。
“干着这份工作，你就明白了，永远不要把话说死。”肯尼利笑了，“你当然明白，对不对？”他又笑了。他在责怪自己，他认为这些都是他判断失误造成的。他又说，“莫尔托绝对不可能参与，他大学毕业，是戴着光环走上法庭的，这个家伙绝对不会受贿。”
“那卡洛琳有没有参与？”
他摇摇头，但并没说没有，他拒绝回答。
“拉斯迪，我并不欠你的，好吧？！我始终认为你的工作很出色。你刚来这里查案的时候，很多人连黑帮是否存在都不知道，你很努力，我很佩服你，你还做了其他很多事。但你和我一起查案的时候，也不是绝对没有越界的。你别逼我，行吗？”
这就是一名警察的忠诚，肯尼利是那种绝对不会告密出卖别人的人。他喝着酒，看着门口。
“卡洛琳和莫尔托之间有没有什么？就是，私下里的关系？”
“天哪！你怎么老揪着莫尔托不放？那个家伙有什么特别的？”
“这么说吧，他是我最好的选择。”
“什么意思？”
我摆了摆手，没有回答。
“我反正从来没见过他对卡洛琳有什么不正常举动，他们应该只是普通朋友而已。有时候，她也会帮他摆平一些事。”他又喝了一口酒，“和卡洛琳发生关系的不是他。”
“那是谁？”
“我绝对不会说的。”他说，“我已经跟你说得够多了。”
“肯尼利。”我差不多是在恳求他了，他看都没有看我，“唉，我们在这里讨论的可不是什么八卦小道消息，它关系到我以后的命运。”
“是那个黑鬼。”
“什么？”
“和她上床的是那个黑鬼。”
我一开始没有弄明白，后来，我懂了。
“拉伦？”
“你也去过北区分局，你还记得我们那里的布局吧。以前，所有的人都在一个大房间里工作。总共只有三扇门，一进门，就是那一个大间。检察长尼可·科斯特拉在那里有一张办公桌，法官也在那里有办公室。法官中午休庭的时候，会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休息，卡洛琳就那么大摇大摆地走进去，他们似乎不怕别人知道。”
肯尼利说：“上次你去找我的时候，我就差点告诉你了。你还记得吗？我说，她是靠陪睡才爬上去的，我想不通雷蒙德为什么要提拔她。他的老朋友——法官拉伦才是把她弄进来的人，他和雷蒙德之间好像有什么关系。”
“他们以前是同事。”我说，“很多年前的事了。”
“猜到了。”肯尼利说。他脸上带着厌恶的神情，摇着脑袋。
“卡洛琳到底受贿了没有？”
他举起一根手指。“我要走了。”他说，然后，他安静了很久，“有时候，她也会去摆平一些事情，我已经说过了。莫尔托和法官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很好，你应该也听说过。”
“听说过一些。”
“你知道吗？在那个时候，卡洛琳和谁的关系都好。有时候，她会让法官让步；有时候，她又能让莫尔托让步，她就像个调解员。也许你是对的，也许莫尔托真对她有意思，也许这正是他对法官心存嫉恨的原因。谁知道呢？人都是很复杂的。”他说。
我知道我再也问不出什么了，他最后能说出这样的话已经很难得了。
我拿起公文包，留下了酒钱。
“你是个好人，肯尼利。”
“我是个傻瓜，真的。明天，大概警局里一半的人都会讨论这件事，我该怎么说呢？”
“我什么都不会说。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告诉他们实情吧。莫尔托现在已经知道我在查什么了，搞不好，这正是我惹上了这桩官司的原因。”
“不会吧？”
“我也不知道。”我告诉他，“我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
第三十一节
周末我们都在工作，整整两天。给我分配的任务是准备结案陈词，我们希望能够提出申请，要求法官直接宣布本案无效，也就是说，由于证据不充分，陪审团无法做出合理的判断，本案至此终结。这样的申请不见得能批准，因为，要作出这样的决定，法官必须从对检方有利的角度去衡量各种证据，比如说，尤金妮亚的证词，包括那句“宝贝”，拉伦都必须假定是真的。但是，如果能直接宣布本案无效，那检方就不能再提起上诉了。所以，有些法官，尤其是拉伦，会用这一招来达到他们想要的结果。虽然我们的希望很渺茫，但斯特恩还是认为要把准备工作做足。我的任务是寻找类似的案例，也就是说，只有间接证据且缺乏犯罪动机的案例。
星期天的早上，我们聚在一起讨论辩护的策略问题。斯特恩还是不想详细说，他既没有提到我上庭作证的问题，也没有说起其他的证人，我们只是一起分析了检方还剩下的证据。利普兰泽会在星期一出庭。从现在起，检方会开始加速进程。他们接下来的物证还包括：纤维报告、电话记录、指纹报告（如果他们能找到那只玻璃杯的话）、那个说她在公交车上见过我的女佣，最后，还有熊谷。
斯特恩再次强调了那天吃午餐时他对我说的话：我们必须想个办法，让陪审团对熊谷产生怀疑。如果我们不能做到这一点，那检方就会获得很大的优势，迅速结案，而这就会迫使我们必须改变最终的辩护策略。肯普、斯特恩和我一起绞尽脑汁，想如何攻击熊谷的方法。斯特恩和熊谷接触过几次，和大家一样，他也认为熊谷是个不讨人喜欢的人，陪审团可能不太会信任他。我又说了几个关于熊谷的陈年旧事，最后，我提到，在警局的人事档案中，有人曾经对熊谷以前的工作表现提出过投诉，我们应该可以从这个方面仔细查一查。
“太好了！”斯特恩说，“有个检察官在我们这边就是好。”他让肯普立刻提出调档案的申请，同时，要求查看实验室的报告记录。这样，我们才知道熊谷在四月份的时候除了处理卡洛琳的案子，还在处理其他什么案件。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准备好的申请绝大部分都还没有递交上去，主要是不想引起检方警觉，但目前，检方那边的程序都已经差不多完成了，我们也就没有那么多顾虑了。肯普翻了翻记录，确定我们没有遗漏什么。他又起草了一份申请，要求传唤卡洛琳的所有医生，那些医生的名字是我在她公寓里的那个小电话本上找到的。
“还要找电话公司要记录。”肯普对我说，“对比一下你手上的电话记录复印件，看检方有没有伪造。”
“这倒不用了。”我立刻说。我没有抬头，但我能感觉到肯普警觉的目光正盯着我。
斯特恩什么反应都没有，“也许我们不用再传唤更多的证人上庭了。”斯特恩接着说，“就直接用证词怎么样？”证词就是检方和被告方一致认同的证人会上庭说出的证词，如果直接向法庭提交了证词，就不用再传唤证人本人上庭了。斯特恩大声说出这个建议，他认为这样比较好。我们都同意，电话公司的工作人员、毛发和纤维分析组的专家，以及化学鉴证科的人，都没有必要传唤他们上庭。这样，我们可以缩短这些证据在陪审团面前出现的时间。尼可可能不会接受，但也难说。对检方来说，证人不上庭作证有时也是一件好事。
我们作出这些决定后，我和肯普回到了档案室继续查资料，这是斯特恩办公处的一间会议室，四面墙全是书架，从地板到天花板堆满了各种法律文书和案件报告。我坐在一张桌子旁，肯普坐在另一张桌子旁。过了几分钟，我发觉肯普正盯着我，但我还是没有抬起头。
“我不明白。”最后，他终于大声开口说，我不得不抬起头，“那些电话记录可能有问题。”
“肯普，饶了我吧，我也想过这个问题。”
“你自己说过的，我们应该查一查检方是不是对记录做了手脚。”
他的目光中并没有愤怒，而露出一种脆弱。之前他很少这个样子，他穿着牛仔靴和细格子的运动外套，看上去那么年轻而单纯。他认为自己很聪明，不可能会上当受骗。
“肯普，我就是随口一说。在当时那样的状况下，你应该明白的。”
但我看得出来，他一点儿也不明白。我也很烦，他的眼神告诉我，他现在已经不再信任我了。我合上记事本，穿上外套。斯特恩还在办公室里，我告诉他我要回家了。他还在研究尼可那边堆积如山的证据，电话记录、指纹记录，卡洛琳的详细尸检报告。他穿着休闲，毛衣和裤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