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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召开负责人会议前的几分钟，我穿过办公楼大厅，来到卡洛琳的办公室，这里已经充满了一种荒凉的味道。卡洛琳从后勤处要来的那张大办公桌被擦得干干净净，抽屉里所有的东西都被放进了一个硬纸箱——两个旧的粉饼盒、速溶汤粉、一包面巾纸、一件毛衣、一大瓶薄荷酒，还有她原本挂在墙上的学位证书和律师资格证。从仓库拿来的纸箱像金字塔一样，全部堆在房间中央，让整间办公室一看就是无人问津的样子，一周来堆积的灰尘也散发出一种隐隐的腐坏气味。我往枯萎的盆栽上倒了一杯水，拂去树叶上的尘埃。
卡洛琳处理的案件主要是性侵犯方面的。根据档案夹上的编码，我数了数，一共有二十二起这样的案子还在等着起诉或审判，这些档案都是我在她那个古老橡木文件柜最上面的抽屉里找到的。卡洛琳对这些案子中的受害者都怀着一种特殊的同情，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发现她比我料想中的更有责任心。当她谈起那些受害女性所经历的恐惧时，她身上光艳照人的一面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温柔的坚强和愤怒。她所处理的案子都有一些很离谱的地方：一个大学医院的实习男医生在给女病人做体检时，趁机强奸了这些病人，但其中有一个受害人曾经前后三次接受他的检查，最后才来报案。一个强奸嫌疑犯的女朋友在接受警方审讯时，坦白她认识她男朋友的经过竟然是因为他撬开她家的门强暴了她，她还说，当他把手里的刀放下以后，她觉得他看起来很帅。
和其他很多人一样，我也曾经怀疑卡洛琳对这份工作只是一时兴起，但她却坚持了很久。我查找着她所有的案件资料，希望能找到有助于破案的线索——也许，六天前卡洛琳被杀的这个案子是凶手在模仿某个邪教的仪式，或者是在模仿卡洛琳以前所办的某个案件。但我什么都没有找到，这十三个名字没有给我任何帮助，新的文件也没有带来任何线索。
我要去开会了，但心里似乎还有什么事在烦扰着我。当我再一次看着那张打印名单时，我发现，还有一个案子的资料没有找到——那是一个B类案件，根据州政府对犯罪案件的分类，这是指涉及执法官员受贿的案子。卡洛琳一般不会处理自己范围之外的案子，而B类案件一般都是要特别立案调查的。所以，在分配B类案件时，往往都是由我直接安排处理。一开始，我想，这个案子会被列在名单上大概是电脑弄错了。但我到处都没有找到这个案子的相关档案，而且它还被标注为“未定”，通常这就意味着调查结束，但并没有逮捕任何嫌疑犯。我又迅速地翻了一遍卡洛琳的抽屉，然后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我自己也有所有B类案件的打印清单，但这个案子我那里也没有。实际上，除了卡洛琳的文件夹之外，就连电脑系统中都找不到这个案子的任何资料。
我在记事本里写下：B类案件？卡洛琳？
尤金妮亚站在门口。
“天哪！”她说，“你跑到哪里去了？我一直在找你，大老板回电话了。”大老板，当然就是指雷蒙德·霍根，“我到处找了个遍。他留了言，让你一点半在德兰西俱乐部和他碰头。”在竞选期间，雷蒙德和我经常都是这样见面的。我趁他吃完午饭，还没有开始下午的演讲之前去找他，向他汇报办公室里的最新情况。
“梅可呢？她有什么消息？”
尤金妮亚念着手上的纸条，“一上午都在街对面。”毫无疑问，她是在市区分院监督新检察官的工作。
我让尤金妮亚把会议推迟半个小时，接着，我来到法庭，找到了梅可。二楼正在进行庭审。这些分庭是被逮捕的嫌疑犯第一次正式出庭的地方，由法官判定他们能否获得保释，这里还会审理一些小的违法案件以及重大案件的证据预听证会。在上诉庭或投诉庭工作一段时间后，被分派到分庭往往是成为副检察长前的第二或第三个阶段。我就曾经在这里工作过一年半，然后才被派到重案重审庭。现在，我很少回到这里，因为在这里，那些罪恶总是显得那么真实，连空气中都仿佛有一种痛苦在挣扎着、颤抖着、呐喊着。
在两间大审判庭外面聚集着一群人，我觉得很像以前在远洋海轮最底层舱位的那些穷人。他们都是被关在拘留所里的年轻人的母亲、女朋友或兄弟姐妹，他们在为他们的亲人哭泣着。律师们到处走动，催促着各自的客户，像投机倒把的商人。由政府指派的公益律师大声喊着一个个名字，这些人他们从来都没有见过面，却要在片刻之后为其辩护。检察官也在大声喊着，找着某个案件中负责逮捕嫌疑犯的警察。警察为了避免律师没完没了的盘问，往往故意把报告写得晦涩难懂，而检察官则希望了解更多的信息。
审判庭内部的构造是拱顶的，有红色的大理石柱子、橡木墙壁和长条靠背椅。在这里，各种混乱仍在继续，人们永远都在吵吵嚷嚷。检察官和被告的辩护律师坐在前面，这样才能清楚地听到法官是否在叫自己的案子，他们也会和和气气地讨论是否有坦白从宽、从轻发落的可能。在法官席前，往往有六七个律师围绕在文员身边，递交各种出庭表格，查对法庭档案，或是催促文员把自己的案子往前提，让法官早点审理。还有警察，大部分警察都是两个一排靠墙站着——很多人都是刚刚值完从半夜十二点到早上八点的夜班，来参加晚上所抓嫌疑犯的保释听证——这些警察喝着咖啡，跺着脚，努力让自己保持清醒。在法庭的另一边，拘留所里也是喧哗不断，被拘留在这里的被告正等着上庭，总有一两个人会对着法警或自己的律师破口大骂，抱怨拘留所里的条件有多么糟糕，公用厕所的味道又是多么难闻。其他人则时不时发出一声哀叹，或偶尔用头去撞撞栏杆。
上午最后一批参加庭审的一般是袒胸露背的妓女们，她们在经过传讯、审判、罚款的程序后，会及时回到大街上，睡一觉，再开始另一个晚上的工作。她们通常都是一群人由两三个律师代理，但也会有皮条客出于省钱的目的，亲自前来辩护。现在，就有一个穿着火红色西装的小混混在大说特说警方的残暴执法。
我见到了梅可，梅可领着我去了衣帽间。衣帽间里没有衣服，没有人会这么笨，把值钱的好衣服放在这没人看管的地方。整个房间空荡荡的，只有一个做法庭记录的速记打字员，还有一盏本应是挂在餐厅里的巨型吊灯，吊灯用塑料袋装着，毫无疑问，显然是某个案子里的证物，即将要被呈上法庭的。
她问我发生了什么事。
“告诉我，卡洛琳·波尔希莫斯为什么在查一个B类案件？”我问。
“我还真不知道，卡洛琳居然还会对下半身以外的案件感兴趣。”梅可说。这个笑话有点过分了。她坐在轮椅上，朝我露出灿烂的笑容。大家都喜欢梅可，她聪明、胆大又直率。她分析了卡洛琳调查B类案件的几个可能原因，但这些我都想过了。
“这没道理。”我说。
最后，她终于承认了。
莉迪亚·梅可是检察院的行政副主管，负责人事、采购和员工的聘用解聘。这个头衔听起来好听，实际上吃力不讨好，但梅可早已经习惯了困难。我们在这里一起共事后不久，她不幸高位截瘫，那已经是将近十二年前的事了。当时，是一个初冬的晚上，浓雾弥漫、风雪交加，梅可开车冲进了河里。她的第一任丈夫汤姆在那场车祸中丧生，而她则成了残疾。
从各个方面综合来说，我觉得梅可应该算是检察院里最优秀的律师，她总是井井有条、精明老到，也很有律师的天赋。在过去这些年，她甚至学会了如何在陪审团面前利用自己残疾人的身份来获得优势。也许，当人遇到生命中最沉重的悲剧时，对它的感悟反而能让自己更好地成长。陪审员一连几天看着她，他们会想，两条腿残疾无力是怎样的感觉，他们听着这个女人的滔滔雄辩，这个女人是那么美丽、那么坚强、那么幽默，她手上戴着结婚戒指，她还会偶尔提到自己孩子的名字，陪审员渐渐发现——她是那么不同寻常，他们对她充满了敬佩，充满了期待，而她也值得得到每个人的敬佩和期待。
明年九月，梅可会升任法官。她已经获得了党内的支持，初选将没有任何竞争对手，普选自然也一定能获胜。显然，一个人如果获得了妇女组织、残疾人士组织、法律界人士以及全市三大律师协会的一致支持，那基本没有人是她的对手了。
“你怎么不去问雷蒙德关于案子的事？”她最后这样建议我。
我叹了一口气。雷蒙德并不是一个注意细节的人，他不太可能知道每一个案子的详细情况。况且这些日子，我也不想去烦他。他心情不好，随时可能找人发泄一通。
梅可还有一个案子要出庭，我和她一起沿着走廊走进法庭，我告诉了她关于莫尔托的事以及他无故缺勤的问题。如果我们开除莫尔托，那尼可一定会大做文章，说雷蒙德是在清除异己。如果我们不开除莫尔托，消息走漏出去，只会让尼可渔翁得利。最后，我们决定，给莫尔托记上“未经批准休假”的过错，这个名头之前并不存在，是我们专门为了他的这次情况想出来的。我告诉梅可，最好找个信得过的人，去看看莫尔托到底是不是还活着，我才比较放心。
“找个警察吧，已经有一个副检察官被杀了。如果明天早上，哪位女士在自家门口的垃圾箱里发现了莫尔托被碎尸的尸体，我希望到时候能说一句，我们已经尽力找过他了。”
这项工作要轮到梅可去做，她记下了。
法官拉伦·利特尔脸庞很大，皮肤黝黑，脸上充满了聪慧和威严，我一走进法庭，他立刻就看到了我。三年前，所有的法官都还是白人，而现在，他却已经是这圈子中的一员了，而且还表现出一种毫不妥协的强硬，他坐在高高的法官椅上显得很是如鱼得水。
拉伦和雷蒙德原本是搭档。最开始，他们俩都积极地支持政治变革。他们辩护的包括各种逃兵役的人、吸大麻的人，还有很多本地的黑人激进分子以及愿意出钱的任何人。在拉伦当上法官之前，我曾经在一个案子中和他是对手——在那个案子里，一个年轻人起诉了一个来自西海岸郊区的富家小孩，那小孩总是喜欢私自闯到他父母的朋友的家里。拉伦身材高大结实，很有震慑力，头脑又精明，能对证人施加巨大的压力，而且能说会道，还举一反三。他可以表现得彬彬有礼，但一转身，又会像个滔滔不绝、口若悬河的布道师。只要有他在的地方，陪审团的注意力都会放在他身上，甚至忽略了对方律师的存在。
后来，雷蒙德离开了律师行当，投身政界。在雷蒙德的选举中，拉伦积极地去帮助他，拉来很大一部分黑人的选票。两年之后，雷蒙德参选市长时，拉伦也同时参选了大法官，并继续帮他拉票。结果，拉伦获胜，雷蒙德落选。雷蒙德落选后，拉伦虽然当上了大法官，却因为自己对雷蒙德的忠心受到牵连。当选市长的波尔卡罗把他安排在北区分庭，等于是让他坐了冷板凳。他每天处理的都是交通肇事和各种鸡毛蒜皮的小案子，而这些应该都是地方警察的工作。四年之后，雷蒙德以积极支持波尔卡罗再度竞选市长的行为，才换来了拉伦的自由。从那以后，拉伦就开始在市中心的重案庭担任法官。尽管与雷蒙德之间的友谊源远流长，但在自己的法庭上，拉伦的表现就像一个毫不留情面的独裁君主。大家都在说，在拉伦的法庭上，原告和被告的律师在一较高下，但最难对付的却是穿着法官袍的那一个。
拉伦一直是雷蒙德竞选阵营中的活跃分子，现在，按照《司法行为准则》的规定，他不能就任除法官外的其他任何官方职位，但他仍然还是雷蒙德的圈子里的人，这些圈子里的人都是雷蒙德原来在法学院读书时的一些同学，还有早期一起工作过的同事，他们和雷蒙德之间的亲密关系有时甚至会让我生出一种青少年时才有的渴望和向往。那些人中就有拉伦，有麦克·杜克，他是市中心一家大型公司的执行合伙人，还有乔·瑞利，这些人是雷蒙德在此刻可以绝对依靠的人。
麦克·杜克负责的是监督竞选资金的运作，这个任务在今年比以往任何一年都要更加麻烦。原本按规矩，雷蒙德不能参加任何筹集经费的活动，这样会破坏他的独立形象。但今年，已经顾不得这些了。最近，雷蒙德已经参加了很多筹款的活动，会见了不少慷慨解囊的支持者，就像今天聚集在这里的一群人，他们都是文质彬彬的绅士，雷蒙德必须向他们证明，他还是十二年前那个聪明精干的公正化身。雷蒙德会用聊天般的口气说说自己的竞选计划，然后会有人把他叫走，再把拉伦叫走，留下麦克一个人，继续向这些人施加压力。
我今天来这里的作用就是这样。我是雷蒙德中途借故离开的理由，他向在场的人介绍我，然后解释说，他需要向我了解办公室的情况，要暂时走开一下。在这种情况下，我是很尴尬的——压根儿就没有人问我要不要坐一下，只有拉伦站起身握了握我的手。我坐在桌子后面，被笼罩在浓浓的雪茄烟雾之中，等着雷蒙德和他们进行最后一轮握手，讲完最后的各种笑话。最后，雷蒙德终于出来了，他站在门口，手里还拿着一块口香糖。
“怎么回事？”我们刚从门卫身边经过，走到俱乐部外面的绿色遮雨棚下时，他就开口问道。从今天早上开始，空气变得温柔起来，每个人都能感觉到。我的血液在翻滚，春天就要来了。
我告诉他斯托打给我的电话，他半点都没有掩饰自己的厌恶之情。
“如果让我抓到他们两个搞鬼，我绝饶不了他们。”他说的是尼可和莫尔托，我们现在正沿着马路，快步朝区政府办公楼走去，“他说的那是什么鬼东西？什么独立调查？”
“雷蒙德，这就是一个记者的猜测，说不定压根儿什么事都没有。”
“最好什么事都没有。”他说。
我又开始跟雷蒙德汇报警方和缉毒署之间的冲突，但他没让我说完。
“我们现在在卡洛琳的案子上有什么进展？”他问。看得出来，对莫尔托动向的猜测重新点燃了雷蒙德对调查结果的热切期待。他像连珠炮一样提出了更多问题。有毛发和纤维分析的报告结果了吗？还要等多久？对指纹的分析有最新结果了吗？州警局那边对卡洛琳曾经起诉过的性犯罪案件有什么记录？
我告诉雷蒙德，这所有问题的答案我都还不知道，因为在刚刚过去的这三个小时里，我一直在和缉毒署召开负责人会议，听到这里，雷蒙德突然在马路上停了下来，一动不动。他非常生气。
“妈的，拉斯迪！”他面红耳赤、愁眉紧锁、怒气冲天，“我那天就跟你说了，要把卡洛琳案子的调查当作头等大事。这个案子很重要。尼可现在揪住这件事不放，恨不得把我生吞活剥。再说，就算是为了卡洛琳，我们也要赶紧把这个案子查个水落石出才对。让梅可去管那些事情，她完全没问题的，她可以去盯着缉毒署和警方相互狗咬狗，她可以决定哪些案子要起诉、哪些不起诉，你管好调查就行了。我希望你把手下最能干的人都叫来，好好组织一下。现在就去！你给我做出个专业点的样子来。”
我低头看着马路，左边看看，又右边看看，没看到认识的人。我已经三十九岁了，我想。我当律师已经十三年了，居然被人在马路上这样破口大骂。
雷蒙德继续一言不发地往前走。最后，他回过头看着我，摇了摇头。我原本以为他还会骂我几句，但他没有，他只是说：“唉，那些人都是浑蛋。”我明白了，刚才的那顿午餐他吃得并不愉快。
在区政府办公楼里，电梯员高尔迪看到有人来，把凳子往里一塞，把报纸折了起来。高尔迪个子矮小，头发灰白，一整天都坐在空荡荡的电梯里，等着把雷蒙德和其他区政府的官员们送上楼或是送下楼。我打算说那个失踪的B类案件的事，但我们还在电梯里，我忍住了。因为，高尔迪和尼可关系很好。有一两次，我甚至还看到尼可站在电梯里，让高尔迪帮他打探大厅里有哪些人，如果没有人在附近，尼可就会摆出一副正儿八经、面无表情的样子。
我们下了电梯，走进办公室，我跟在雷蒙德后面。不少副检察官跑过来，他们都想和雷蒙德说两句，有些是确实有问题要请示，有些只是想知道竞选的最新情况。我在雷蒙德和这些人说话的间隙，跟他说我已经查了卡洛琳的档案资料。我说的时候，故意轻描淡写，因为我实在不想再对他承认失败了，雷蒙德和太多人在同时说话，也没有仔细听我说什么。
“有一个案子的档案不见了。”我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