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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晚年岁月第二次婚姻
19 第二次婚姻 1914年8月，在过了十一年的鳏居生活之后，我又一次幸福地结婚了。妻子叫艾瑟尔·川博（），是伦敦大学的毕业生，出身于布里斯托一个著名的非国教信仰者家庭，曾经作为一名自费的医生传教士为伦敦会在厦门和上海工作了二十年。 20 爪哇之行 1914年12月，我和妻子离开上海，对爪哇作了为期两个月的访问，目的是了解荷属东印度群岛基督教传教工作的详细情况。 我发现，八种不同的文明在这片岛屿上打下了印记：土著文明、印度文明、阿拉伯文明、葡萄牙文明、荷兰文明、法国文明、英国文明和中国文明。 土著文明的遗留在婆罗洲岛和西里伯岛的部分地区仍然可见，如猎头风俗、土地公有制等。任何人都可以在未被占领的土地上定居下来，并在离开之前宣布那土地为自己所有，离开时再把它归还给当地的永久居民。 21 印度文明的影响 爪哇的土地非常肥沃。来自印度东部的殖民者，大约有两万人，定居在那儿。他们带来了种植大米的技艺；也引进了印度教，随带着对婆罗门、毗湿奴、湿婆和种姓制度的信仰，并在他们的殖民中心——靠近现在的日惹（）——建立起了寺庙。不久，信仰佛教的印度殖民者渡海而来——他们信奉人类的兄弟之情而不是种姓等级制度，在靠近殖民中心的婆罗浮屠（）定居下来。这两部分印度人相安无事地生活在当地，马来人为他们提供服务。他们把著名的印度史诗《摩呵婆罗多》和《罗摩衍那》译成了卡维语，直到今天，他们的文学遗产还被爪哇人吸收进了他们的历史戏剧中。 22 阿拉伯文明的影响 与征服君士坦丁堡同时，在流向东方的阿拉伯人中间，也出现了阿拉伯文明的伟大复兴。结果是，他们以刀剑相威胁，强制当地的马来人改变了信仰。以这种武力方式，他们推倒偶像，确立了穆斯林的信仰。这个运动蔓延到了爪哇。占领者让来自印度的统治者选择，是成为穆斯林、继续做他们的苏丹，还是杀头。大家都选择了前者，他们的后代就是今天当地的统治者。阿拉伯人教会了马来人如何铸剑，而当地居民此前使用的主要武器是一种波状刃的短剑；他们还被教会了使用阿拉伯字母、阅读《古兰经》。出于现实利益的考虑，他们走向了极端，毁掉了婆罗门教和佛教的寺庙——因为里边都供奉着偶像。 23葡萄牙文明的影响 当葡萄牙人开始环球航行、绕过好望角后，他们被教皇任命为东方的主人、西方西班牙后裔的统治者。他们拥有一支250艘船组成的巨大船队，这些船组成一只船队从果阿出发，到达摩鹿加群岛，运回香料，获得百分之三百的利润。这条海上航线他们控制了七十年，一直秘而不宣。在这个时期，除了贸易外，葡萄牙人还派出传教士向当地人传播宗教、教授拉丁语，并且引进铁甲衣抵御阿拉伯人的长剑。他们与土著通婚，其后代都成了基督徒。
第四部分：晚年岁月荷兰文明的影响
24荷兰文明的影响 1660年，荷兰人发现了到香料群岛的航线，因而成为爪哇的主人。受了西班牙在美洲、还有欧洲其他国家在另外的地方建立殖民地的启发，他们认识到殖民地能够增加宗主国的财富。荷兰总督――凡·登·波士珂（）在12年中从爪哇运到荷兰的巨额财富有2；000；000；000弗洛令（折合166；000；000 英镑），他认为自己实施的是一项不起的政策。但是，一些开明的政界人士后来意识到这种政策使他们杀死了能下金蛋的鹅，因而在对待土著居民的问题上，他们采纳了更人性的方式。他们传播清教徒的教义，尽管使用的仍然是拉丁语。结果是，西里伯岛上的米那都和其它地方的民众都成了基督徒。 拿破仑战争期间，不仅荷兰本身而且它的殖民地一度沦入法国人的控制之下。期间丹德尔元帅——爪哇的拿破仑，修建了横贯东西的公路。 而后，印度总督带兵侵入了爪哇——他把爪哇看作法国的属地。1811年，斯坦福·芮佛（）成了这个岛子上的总督。他是一个很杰出的人，在爪哇再次沦入荷兰人之手前他所统治的那很短的时间里，他采取了很多对当地人大有益处的改革措施。 25 中国文明的影响 从爪哇被欧洲人占领之日起，就有很多中国人在那儿定居。凭着他们比土著更先进的技能，他们在任何所居住之处，都把当地的主要生意控制在自己手里。在1895年开始酝酿并持续到1911年的中国革命期间，在东印度群岛，掀起了一场新的运动，这就是爪哇的主要城市里的华人学校开始教授官话，目的是加强富裕侨民与新中国之间的联系。目前，在各个不同的城市里，总共开办了一百余所这样的学校，其中有一些我在旅游期间曾去参观过。这些学校的建立者、也是校董会秘书，是一个中国人——李蒙（）博士。 在中国人当中迅速发展的这种推广官话运动，一开始引起了荷兰殖民地当局的警觉，他们担心这会在爪哇引起骚乱，像以前他们曾经做过的那样。但跟运动的领导者接触过以后，荷兰人开办了一些荷语、汉语双语学校，将其中最好的学生送到荷兰，完成学业。出于同样的目的，也开办了一些同时教授荷语和爪哇语的学校。现在的荷兰殖民地当局十分注意保护古代的历史遗迹——这些遗迹曾部分地遭到阿拉伯人的毁坏。其中最宏伟的古迹是布隆巴德的寺庙，它那满是雕塑的长廊如果连接起来，长度接近三英里。 荷兰人采取的另一个措施，是尝试为日益增长的人口提供食物。就它的植物园而言——那是世界上最大的植物园，为谋求发展，它试验种植新的作物：除茶叶外，还种植咖啡树、金鸡纳树、橡胶，以及其它引进作物。至于交通和通讯，则在不同的岛屿间建立了固定的服务体系。
第四部分：晚年岁月早期的主张
1 早期的主张 很多年以来，我就对各种各样促进和平的方案很感兴趣。甚至最早上推到1879年，我就在自己的一个笔记本里草拟了一个建立世界联合体的方案。但是，直到1895年，我才第一次把这种想法向政府的高官们提出来。在同张荫桓的一次会见时——他当时是派往日本的和谈代表，后来因为同情1898年的变法维新派而被流放，在向他提出的众多意见中，我建议中国寻求与其它大国联合建立一个世界性的仲裁法庭，以求终结国际战争和穷兵黩武的军国主义。 2 王子们的和平联盟 我第二次与和平运动发生联系是在1897年返回中国之前。我写了一本小册子，名字叫《王子们的和平联盟》。我的结论是：现在掌权的统治者义无反顾地推行他们既定的政策路线。我希望这种新的理念能相对容易地在年轻王子们心中扎下根来，为的是在将来他们掌握了权力后，能够对和平事业有所助益。于是，我把小册子寄给了欧洲每一个有继承权的王子。威尔士王子作出了回应，给我寄来了一封他亲笔签名的回信。他登基后，被称为“和平缔造者爱德华”。看到这个结果的人会感到欣慰。 3 人类议会 出席1900年纽约全球基督教大会后，我去了波斯顿，应邀为“二十世纪俱乐部”作了一场报告。随后，又以“人类议会”为题目，在一个小范围内为经过选择的少数听众作了一次演讲。我的一个朋友，哈佛大学的艾黎教授——他同帕特里克·盖兹爵士一起，组织了国际科学促进会美国分会——敦促我和他一起去巴黎，由我自己把这个问题向那些已经对国际组织感兴趣的人提出来。我提醒人们关注，由于政治和工业中存在的危险，所有的国家都不安定，这导致了军备的扩张和劳工问题的增加。因而，我建议成立一个属于全人类的议会，所有的国家都派代表参加，以制定措施，通过法律解决争端而不是诉诸武力；采取主动手段，保障对自然增长的人口的供应；同时制定一个渐进的教育体系。我还把这次讲演的讲稿分别寄给了华盛顿、纽约和波斯顿的各界领袖。 4 对河野公爵的建议 1903年，我对日本作了一次短期访问。期间我拜会了河野公爵。会谈时，我向他提出了由十个先进国家建立联盟的问题。根据我的看法，如果十个强国同意联合起来，保护世界的和平，任何国家，倘若侵犯其它国家，或谋求牺牲弱小国家扩张自己，都会受到抑制，或受到联盟的武装部队的惩罚。这样，久而久之，各国就会削减军备。最后，将只保留联盟的海陆军，因为那是维持世界秩序所必须的。河野公爵认为，在列强做好采取联合行动的准备之前，还有一段长长的路要走。 5 庆亲王 1904年5月，为了推动清廷采取某些改革措施，也为了就成立十国联盟问题试探一下中国政府的态度，我专门去了一趟北京。那桐那时既是外务部的部长又是户部尚书 。5月7日，我为了这个问题特地拜访了他。当时，日俄战争正在进行中，中国存在着丧权失地的危险。如果中国加入十个主要国家组成的联盟，她的权益将会得到保护。5月14日，我把自己的方案汇报给外务部两位领班大臣，十多位秘书像一群老鼠一样侧耳倾听，直到结束。那两位大臣对我所讲的一切表示由衷赞赏，但他们担心这个方案对中国来说过于庞大了，难以付诸实施。他们希望能确认其它国家对建立这样一个联盟的意愿。考虑到不论什么决定，最后都是庆亲王说了算，他们建议我单独同庆亲王谈一谈。我还拿这个方案征求吴廷芳和孙家鼐的意见。孙家鼐评论说，沙皇也建议削减军备，但那是不可能成功的，除非包含在这个方案中的互惠原则得到贯彻。 5月22日，正是圣灵降临节，我去颐和园拜访庆亲王。一点钟后，我小睡了一会，想了想会见时应讲的话。郊外田野里的风光很美。路上的交通却很繁忙。这一方面是因为宫廷在颐和园；另一方面是因为它通向妙峰山，很多人去那儿上香礼佛。 我问亲王，中国将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应对下一场对外战争。这个问题使他警觉起来，回答说，他希望不会再有一场同外国人之间的战争。我的回答是，要避免战争，善良的愿望并不能取代见诸实际的措施。于是，我把由主要国家建立联盟的计划方案摆在了他的面前。 他非常专注地听我把话讲完。最后，他说，这个方案看起来非常不错，但是，他希望首先要确定其它国家会不会接受它，以免贫弱的中国在第一个提出这项建议时，会遭到冷漠的拒绝。这个回答使我感到，我的拜访并不是毫无成效。 第二天，我起草了一份电报稿，打算通过中国外务部——如果他们认为合适的话——发给在海牙召开的国际仲裁大会的主席，主题就是召集一次会议，由十个愿意联盟、愿意维持世界和平的主要国家派代表参加。
第四部分：晚年岁月西园寺侯爵的秘书
6 西园寺侯爵的秘书 此后不久，日本总理大臣西园寺公望侯爵访问上海时，派他的秘书来看我，就有关中国的某些问题向我请教。利用这个机会，我问这位秘书，侯爵是如何看待军国主义的；同时，我还大体介绍了向庆亲王建议的、成立国际联盟的方案。秘书回答说，由于日俄战争的爆发，日本老百姓的纳税负担增加了不少，侯爵对此深表关切。因此他觉得，侯爵会很高兴地赞同这样一个能够结束可怕的战争的方案。然而，他又加上一句，说这些话都是私下跟我个人讲的，在与俄国之间的战争仍在进行的时候，不宜向社会公开。我回答说，只管放心好了，在战争结束之前，我是不会发表他的观点的。 7 土耳其王子 这个方案在远东两个最伟大的国家获得了认同。我决定把这个方案提交欧美和平协会，于是踏上了返乡的旅程。 登上德国的邮轮后，我遇见了一位土耳其王子。他大约三十岁左右的年纪，曾在英国和德国接受教育。有一天，我同他讨论我的方案。刚听到的时候，他嘲笑这个想法完全没有现实可行性。“现在，每个国家都只有一个想法”，他说，“就是变得更强大，而不是成为其它国家势均力敌的对手”。 当我告诉他，每个国家的最高目标就是获得对更多土地的支配权。通过联盟，每个成员国都可以分享对单个国家的控制权；而在目前的情况下，这是任何单一国家都做不到的。最后，他承认，无论是从扩大一个国家的影响力所带来的益处、还是从实现国际和平所带来的益处看，这都是他听说过的最好的手段。但他又评论说，要通过教育使民众认识到它的好处，还需要一段漫长的时间。 船上还有一位美国战地记者，斯丹利·斡侍本（），他的父亲是一位参议员。他很快就抓住了我这方案的所有含义，表示大力支持，并声称它将改变整个世界的政治、经济现状，给人类带来无可估量的好处。 8 卢塞恩和平研讨会 1905年，当我在伦敦时，遇见了我的朋友爱德汶·米德先生。他是波斯顿二十世纪俱乐部的主席，也是1900年为我开具介绍信、使我得以进入华府大门。当时他和妻子正处在前往卢塞恩参加当年举行的和平研讨会的途中，强烈要求我与他们同行。因为顺路可以去热那亚——从那儿我可以赶上前往中国的德国邮轮，我便参加了进去，出席了大会，并在会上发了言。我告诉与会代表，在日俄战争期间，我拜访了庆亲王和其他一些中国政府的高级官员，后来又与西园寺侯爵的秘书进行过一次重要的谈话。鉴于日俄双方已在普利茅斯签署了和约，我可以不受限制地把会谈的内容公之于众，于是把侯爵秘书的声明告诉大家，说侯爵本人是乐于日本加入联盟的，如果这个方案能得到实行。 在会上，当我讲到这里时，一位来自敖德萨的代表举起双手，大声喊道：“这是我们学会成立以来，所听到的最好的消息了！”于是代表们建议并一致通过，吁请伯尔尼的国际事务局在下一次海牙和平大会召开之前，提出这一议案。 在卢塞恩停留期间，我很高兴地见到了欧洲第一届和平大会的经验丰富的创立者、男爵夫人封·苏特娜 。 9 万德尔勋爵 1906年春，珀西·邦婷爵士带我去看身为议会内和平联合会的主席的万德尔勋爵。勋爵让我看了联合会的活动记录，非常有意思。看完后，珀西先生大声说：“新闻界对这个运动毫无所知，这太奇怪了！”“不奇怪”，万德尔勋爵回答，“对和平运动，新闻界达成了一种共谋，保持沉默”。 我告诉万德尔先生，中国和日本愿意加入主要国家间的联盟、而卢塞恩的和平研讨会又是如何得到这个消息的。他极力建议我取道美国返回中国，以便将成立联盟的方案提交罗斯福总统，并向他陈述尽早召开另一次海牙和平大会、把这个方案付诸表决的强烈愿望。自从帮助日俄达成和解以来，罗斯福总统赢得了全世界的信任，因而他提议的任何措施，其它国家都会毫不猜忌地予以接受。根据万德尔勋爵的建议，我在返回中国时，取道纽约。
第四部分：晚年岁月拜访罗斯福总统
10 拜访罗斯福总统 在穿越大西洋的旅程中，我认识了同船的巴罗达 土邦的王公，同他交谈了几次。对一切有益于世界和平和各民族利益的事情，他都充满了同情。 1900年4月 ，美国议会内联合会主席巴赛德（）先生给我写了一封致罗斯福总统的介绍信。到达白宫后，我发现等着会见的人很多。我立即就被引到了总统那儿。对于成立联盟的方案，他并不是很感兴趣。在美国的各大城市里，哈德逊中将关于扩大海军的煽动宣传能影响到什么程度，我说不上来，但很清楚的是，美国的军备扩张政策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罗斯福总统本人不准备采取什么行动，因而只是声称如果中国政府派出特使，到美国来就这个问题进行讨论，他将给予认真考虑。实际上，这个答复同我在伦敦时从詹姆斯·布莱斯（）爵士那儿得到的答复没什么不同。 11 中国政府改变态度 1906年夏，回到中国后，我去了北京，向外务部汇报英美两国政府的态度，劝说他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