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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短兵相接的战斗，在中南海怀仁堂拉开了序幕。林彪、陈伯达、江青一伙篡党乱军的阴谋，已经被老帅们直言戳穿。
然而，激烈的斗争才是刚刚开始。
几天以后的2月16日下午，周恩来再次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中央碰头会。这次会议，原定议题是讨论国务院各口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
前来参加碰头会的谭震林，在门口碰到操纵上海“一月夺权”黑风的张春桥。谭震林心中早就有气。因为在一些省、市委书记被游斗之后，周恩来总理早就下令把各省、市委书记接到北京保护起来，然而上海的陈丕显却迟迟来不了。
谭震林质问张春桥：“陈丕显同志来了吗？”
张春桥铁青着脸，打着官腔应付说：“群众不答应呵！”
一听张春桥打着群众的旗号敷衍，谭震林气更是不打一处来。他严肃地说：“群众？党组织可以做工作嘛！”
张春桥的眼镜后面藏着阴险：“党？党不管用了。在上海，科长以上干部统统靠边站了！”
一股怒火在谭震林胸中燃烧着，他愤怒地指着张春桥说：“原来靠边站，打击一大片，都是你领导的呵！？”
进入会议室入座以后，谭震林话仍未尽，继续就陈丕显等人来京的问题质问张春桥等人：“陈丕显同志从小参加革命，是红小鬼，他有什么问题？几个大区书记、许多省委书记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不让他们来北京？”
张春桥还是打着“群众”的招牌故意推脱。谭震林心里非常清楚，张春桥等人是在群众运动中玩“运动”群众的把戏，目的是假借“群众”之手，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阴谋。
谭震林不客气地马上打断他的话：“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哩！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闹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
谭震林越说越愤怒：“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掉。40年的老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主持会议的周恩来坐在座位上，有意保持沉默。他知道，老干部们心中早就憋了一肚子气，让他们发出来，压一压中央文革一个时期以来的嚣张气焰。
谭震林继续把心中的怒火往外倒：
——高干子弟统统挨整，见高干子弟就揪，这不是反动血统论是什么？
——蒯大富是什么东西？就是个反革命！搞了个百丑图。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
——捕鱼问题（注：指1966年12月初，国务院农口决定一部分渔轮轮流回港学习一事），连续逼我四次。说政治上造成很大影响，经济上造成很大损失。江青要把我整成反革命。……我从井冈山到现在，你们检查一下，哪有一点反对毛主席！
乱中求治（7）
……
说到这，负责公检法的副总理谢富治插话说：“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是保谭震林同志的。”
听了这话，谭震林更生气：“我就是不让她保！我是为党工作，不是为她一个人工作！”
说完，谭震林站起身来，拿上衣服就往外走，边走边说：
“照这样，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不干了，不跟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
一直没有说话的周恩来这时大声叫住谭震林：“震林同志，回来，不要走！”
周恩来清楚，像谭震林这样直言顶撞江青一伙，这还是第一次。谭震林在气头上所说的话，会招来麻烦。
这时陈毅也说：“不要走，要在里边斗争！”
谭震林听从了周恩来和陈毅的劝告，他走了几步又转回身子，面向会场说：“陈老总，我，讲就不怕，怕就不讲，我哪也不走！”
谭震林回到座位坐下后，陈毅接着从历史上党内的整人运动开始讲起：“延安整风时许多老干部被整过，抢救运动搞错了许多人。挨整的还有我们这些人。总理不是挨整的吗？”
陈毅非常清楚林彪、江青一伙打着毛主席的旗号反毛主席的两面派阴谋，他有所指地说：“我们一定要记取这个教训。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的吗？……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斯大林把班交给赫鲁晓夫，赫鲁晓夫不是搞修正主义吗？”
叶剑英、李先念、余秋里等人都发了言，他们针锋相对，有拍桌子的，有大声怒斥林彪、江青一伙的……
当李先念说到“从《红旗》第13期社论开始（注：该社论号召“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并煽动“全面内战”、“打倒一切”），全国就开始了大规模地在群众中进行两条路线斗争，还有什么大串联，老干部统统打倒了”时，周恩来当即质问康生：“这篇社论，你看了吗？”
社论就是康生和陈伯达授意写的，但惯于耍阴谋的康生当面撒谎说：“我没有看！”
周恩来气愤地说：“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你不叫我们看看！”
针对许多老干部被林彪一伙整残整死一事，言犹未尽的谭震林还说：
“我从来没有哭过。现在哭过三次。哭都没有地方哭，跟前又有秘书，又有孩子，只能背地里流眼泪！”
站在林彪、江青一伙立场上的谢富治会上曾插话辩解，被李先念痛斥为：“你不要和稀泥！”这时谢富治又插话对谭震林说：“不要从个人出发，要从全局出发。”
谭震林驳斥他：“我哭不是为自己，是为全体老干部！是为整个党！”
谭震林的话，道出了许多老干部的心声。
……
这就是“大闹怀仁堂”事件。它反映了一大批无私无畏的老一辈革命家在历史的紧要关头同以林彪、江青为首的阴谋家、野心家所进行的英勇斗争。
在这场斗争中，周恩来除了在关键时刻站在老一辈革命家一边说了几句话以外，几乎保持沉默。究其原因，是由他在当时所处的特殊地位决定的，在当时的情况下，林彪、江青和“中央文革”的一伙人打着毛泽东的旗号，在全党、全国都有一定的欺骗性，他们所干的坏事，许多是背着毛泽东的，但有些却是得到毛泽东的许可的；再加上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就决定了斗争是极为复杂的，在这场斗争中，既要有勇气，又要有智谋。
作为会议主持人，周恩来采取了巧妙的斗争策略。会上，他站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边，对他们奋起抗争的做法采取了默认的态度；他虽然没有直接去批评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但却表露了对中央文革小组的做法的不满。同时，他适时地提醒那些火气旺盛但容易“过火”的老帅们要注意斗争艺术。会上周恩来说的一句话，对参加会议的谷牧来说记忆深刻，几十年后他还回忆：“总理反复地讲一句话，说你们有意见可以提呀，但是不要发牢骚嘛。”
乱中求治（8）
“大闹怀仁堂”之后，周恩来进入极其艰难且十分痛苦的“角色”中。
以往中央碰头会开完后，周恩来都要到毛泽东那里去汇报会议的情况，而这次则不同，周恩来很难向毛泽东反映会议的内容，他采取了避而不去的办法。对此事，谷牧曾经这样回忆：
我们那个碰头会，每次开完会，总理都必须到毛主席那儿去汇报，当天晚上就去，这一次周总理没去，三天没去。当时“四人帮”他们一伙儿，江青、张春桥，他们就到毛主席那里去告状。毛主席不高兴了，说你们过去每次开会，你周恩来都来讲一讲，怎么这次不来了？因为总理去不好讲，他实际上是支持我们的。
见周恩来不去讲，江青、康生等人便“恶人先告状”。“大闹怀仁堂”的当天夜里，他们策划由张春桥、姚文元、王力三人在人民大会堂“集体整理和核对”了中央碰头会的《记录》。以“集体”的方式对怀仁堂的讲话进行了许多歪曲、篡改和断章取义。然后，他们带着这份《记录》来到中南海，又以欺骗、夸大的手法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张春桥在汇报时就肆意歪曲陈毅的讲话：“陈毅反对延安整风运动……”
毛泽东听说有人反对延安整风运动，顿时就恼怒起来：“怎么，难道延安整风错了吗？要想翻案吗？要把王明请回来吗？”
其实谁都清楚，陈毅要反对的，只是延安整风期间康生大搞“逼、供、信”，把革命同志当做“特务”批斗的做法。因陈毅在中央碰头会上戳到了康生的痛处，所以他要报复，挑起毛泽东的愤怒。
张春桥在汇报时还告了周恩来一状：“总理对《红旗》第13期社论没送他审查有意见。”
毛泽东不屑一顾地说：“党章上没有规定社论要经过常委讨论。”
毛泽东听了张春桥、姚文元、王力等人的诬告以后，真的动了肝火。
2月19日凌晨，毛泽东召集有周恩来、李富春、叶剑英、李先念、康生、谢富治、叶群等参加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严厉指责16日在怀仁堂中央碰头会上对“文化大革命”做法表示强烈不满的谭震林、陈毅等人。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自2月25日至3月18日，中央在怀仁堂召开了七次“政治生活批评会”。江青、康生、陈伯达、谢富治等人以“资产阶级复辟逆流”（后称“二月逆流”）的罪名对谭震林、陈毅、徐向前等进行围攻、批斗，迫使他们作了检讨。周恩来也不得不作自我批评。
此后，在毛泽东的授意下，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都要先提到“中央文革小组”讨论。中央政治局实际上停止了活动，基本上由“中央文革小组”取而代之。
“大闹怀仁堂”后，周恩来的处境更加艰难。他的心态，“大闹怀仁堂”的主角之一谭震林看出来了。事后，“忍无可忍”的谭震林在继续抨击江青的一封信中说：总理，已被他们整得够呛了。总理胸襟宽，想得开，忍下去，等候等候……
此后，江青等人放出话去：“周恩来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之一”；“周恩来是‘二月逆流’的总后台、总根子”；“炮打周恩来是当前运动的大方向”；“周恩来是‘老保’，他保这个，保那个，结果保的都是坏人……”
在这种情况下，为策略起见，周恩来一方面在中央作检讨，一方面说服陈毅、谭震林等老同志：先作检讨，接受批评；要顾全大局。
周恩来之意，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人还在，就能与他们作斗争，就会找到发挥作用的机会。
机会终于来了。
“大闹怀仁堂”事件后，取代了中共中央政治局行使党政军大权的中央文革小组，更是不可一世，阴风煽得更大，鬼火点得更旺。
在江青、陈伯达、康生手下，有三员“干将”闹腾得最凶，他们是王力、关锋和戚本禹。这三个人仗着有中央文革成员的特殊地位和江青等人的撑腰，呼风唤雨，不可一世。他们代替江青等人做了不少坏事。
乱中求治（9）
让我们来看看武汉的“七二○事件”。
1967年7月，毛泽东来到武汉，一是看看武汉的情况，一是想在长江游泳。可这时的武汉，局势极为混乱。群众组织主要有“百万雄师”和“三钢”、“三新”两大派别，武汉的局面被他们所主宰，当地的驻军也卷入其中。毛泽东在武汉的安全，显然成了问题。为此周恩来亲自前往武汉进行安排。
谢富治、王力等人也以中央文革成员的身份从重庆来到了武汉。他俩一到武汉，便在一次接见红卫兵的集会上，采取支持一派压另一派的做法，表态支持“三钢”、“三新”派，压制“百万雄师”派，把“百万雄师”派定为“保守组织”，引起了该组织的强烈不满。
7月20日，“百万雄师”红卫兵坐着十几辆卡车，冲进谢富治、王力住的东湖宾馆大院，要找谢富治、王力辩论。他们对王力在讲话中明显支持一派、压制一派的做法极为不满，要他们重新表态。群众冲进楼房后，拥挤着把谢富治与王力分开，谢富治被挤到一个房间，混乱之中，他们抓走了王力。
王力被抓，惊动了“中央文革小组”，他们在北京紧急开会，研究武汉发生的事情，并把围攻谢富治、抓走王力视为对中央文革的攻击，是明目张胆地反对中央文革。反对中央文革就是反革命。“百万雄师”被中央文革定性为反革命组织，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委钟汉华被当做黑后台。中央文革把矛头指向武汉军区。
武汉的局势由此更加混乱，两派斗争更加尖锐。武汉三镇的工人、农民、学生和一部分解放军官兵，分乘数百辆卡车，涌上街头，举行大规模示威。局势已经失控。
毛泽东在武汉的安全受到了严重威胁，游泳计划也被迫取消。为此，中央决定已经回京的周恩来再次赶到武汉，把毛泽东接出来。
7月20日下午，周恩来飞抵武汉。他一方面迅速安排毛泽东离开武汉，另一方面找武汉军区做工作，苦心说服“百万雄师”把王力放出来，不要把问题进一步复杂化。这两项工作圆满完成后，周恩来于7月22日带着谢富治和王力回到了北京。
没有想到，在中央文革的策划下，王力回京后便成了所谓的“英雄”。“七二○”事件被林彪和中央文革定性为“反革命暴乱”，陈再道、钟汉华被认定为“主谋”。林彪和中央文革趁机进行阴谋诬陷，打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旗号，鼓动红卫兵和“造反派”到处“揪陈再道式的人物”，并把矛头对准老帅们及军队的高层领导，企图搞乱军队。
而王力、关锋、戚本禹则成了他们“揪军内一小撮”活动的“急先锋”。在他们的煽动下，全国许多地方发生了冲击军事机关的严重事件。
8月7日，就在外交部造反派批斗陈毅的当天，王力跑到北京外国语学院发表臭名昭著的“八七讲话”，煽动夺权。
在王力“八七讲话”的煽动下，8月16日，外国语学院和外交部的造反派“理直气壮”地夺了外交部党委的大权，强行封闭了所有副部长的办公室。
随后，这帮极端的无政府主义者又制造了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等一系列严重的涉外事件。国家的形象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国家的权威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玩火者必自焚！周恩来坚信这一点。在对极端无政府主义行径极为愤恨的同时，周恩来感觉到，挫一挫中央文革锐气的时机已经成熟。
8月23日凌晨，在英国驻华代办处的大火被扑灭以后，周恩来紧急召见外事口各造反派组织的头头，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对火烧外国驻华机构和夺外交部大权的做法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周恩来当场掷地有声地表示了几条意见：
一、外交部“夺权”是非法的，不算数的。党中央多次申明外交、国防、财政等大权在中央，不能夺，你们在外交部“夺权”，是目无党中央、国务院。
二、“打倒刘、邓、陈”的口号是错误的，以“外交部业务小组”的名义向驻外机构散布这个口号更是错上加错。
乱中求治（10）
三、封副部长办公室，随意点名，发“勒令”，造成数日外交工作失控，甚至“斩而不奏”，这是头脑发热，目无中央，如果再不向你们指出这一点，我们就要犯罪了。
四、火烧英国代办处一事说明现在已不能控制局势，这是典型的无政府主义，对外关系中的任何大步骤，如提抗议、发警告等，都是应由政府决定的行动，不能由群众说了算。火烧英代办处，就使我们在外交上输了理。
五、你们中有人“炮打”我，搞我的材料，我不怕打倒。
周恩来还强调：
外交大权是毛主席、党中央授权国务院来管，如果你们说国务院没有这个权力，你们要直接行使这个权力，我今天就去报告毛主席。我在你们心里没有威信。中央文革与我之间，你们没有任何空子可钻。
“七二○”以后这个浪潮不正常，对形势的根本估计都不对。什么“全国处在反革命复辟的前夕”、“武装夺取政权”，完全不对……
周恩来心中十分清楚，造反派有恃无恐，根子还在中央文革，导火线还在王力的“八七讲话”。必须打掉王力等人。
周恩来让身边工作人员把王力的“八七讲话”的记录稿和关锋炮制的“揪军内一小撮”等材料收集起来。
8月25日凌晨一点，周恩来在办公室单独召见了陪同毛泽东南巡刚由上海回京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向他讲了王力“八七讲话”煽动“造反派”夺外交部的大权、火烧英国代办处、围困中南海揪刘少奇等情况和各省情况。
周恩来向杨成武讲明了问题的严重性：“这样下去怎么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