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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3、4月间，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日本名古屋举行。中美两国都派出代表队参赛。比赛期间，中美两国乒乓球队员进行了友好的接触。在这种接触中，美国乒乓球队向中方提出了访华的请求。
中国国家体委和外交部为此专门给周恩来写了请示报告，并认为美国队访华的时机还不成熟。
接到报告后，周恩来顿时认为，此事非同寻常，必须请毛泽东主席来定夺。
“改变世界”，拓新格局（5）
经过慎重考虑后，毛泽东亲自决定：邀请美国乒乓球代表队访华。
对毛泽东的这一决定的意义，周恩来深有体会：美国乒乓球代表队访华的政治意义大于体育意义！
决定一经做出，周恩来迅速组织实施。4月8日，他在国家体委关于接待美国等国乒乓球队的另一份请示报告上作了这样的批注：
（邀请美国代表队访华的）电话传过去后，名古屋盛传这一震动世界的消息，超过3l届国际比赛的消息。
一场“小球转动大球”的“乒乓外交”行动，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导演下有趣地开展起来。
与美国乒乓球代表团一起到达北京的，还有加拿大、哥伦比亚、英格兰和尼日利亚的乒乓球代表团。为向美国政府传递信息，周恩来给美国代表团以特殊的优待，抽出时间亲自接见了这些初次进入“红色中国”的美国人。接见地点，选在了人民大会堂的东大厅。时间是1971年4月14日。这是一次精彩的会面。
周恩来：团长先生（注：指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团长格雷厄姆·斯廷霍文）是第一次到中国来吧？
斯廷霍文：是的。我们代表团每个成员都是第一次到中国来。
周恩来：对中国有点生疏吧？
斯廷霍文：是的。对中国完全不熟悉，但对你们的好客很熟悉。
周恩来：中国有句古话：“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斯廷霍文：在美国也有这样的说法，不论在哪个地方都可以找到很好的朋友。我们欢迎中国朋友去美国访问。
周恩来：是啊，罗德里克先生（注：指《美联社》驻东京记者）就来过中国。我和他比较熟悉。我和你们国家的一些新闻记者比较熟悉，他们都要求来中国。当然一次不能都来，就分批来嘛。
斯廷霍文：我们很高兴你们让我们的记者来中国。
周恩来：他们可以来，你们也可以来嘛。
斯廷霍文：对你们这样安排，我们很高兴。他们来了以后我们才能更熟悉起来。
周恩来：不可能每个方面都熟悉。今天不仅美国记者、加拿大记者、路透社记者，还有别的国家的记者都来了。过去有很多美国朋友来过中国，以后还会有不少朋友来。
斯廷霍文：我想如果能够受到像我们这样的热情欢迎和款待，碰到这样好的中国朋友的话，一定会有很多美国人要到中国来访问。我们也希望中国朋友能够到美国去访问。
周恩来：是啊，中美两国人民以后会经常彼此友好来往的。对不对？
斯廷霍文：我们非常高兴听到这一点。我们希望能很快开始。
周恩来：我想不会慢的。
……
周恩来早已成竹在胸：既然中美两国人民都热切地盼望着经常彼此友好来往，作为领导人，理应加快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步伐。
谈话中，妙趣横生，笑声不断。美国乒协副主席蒂姆·博根、美国《体育报》记者迪克·迈尔斯、美国乒乓球队领队杰克·霍华德等人都与周恩来进行了热情友好的交谈。
最后，周恩来问：“没有问题了？”
突然一位披着长发的男青年起来提问题。在场的人一看，原来是美国队的男子乒乓球运动员、美国圣莫尼卡市立学院的学生格伦·科恩。美国人都知道，他就是美国正流行的“嬉皮士”运动中的一员。
科恩：我有一个问题。我想问一问，总理对目前在美国青年中流行很广泛的“嬉皮士”运动有什么评论？有什么看法？我很想了解这些。
这是一个难题，涉及思想、意识领域的不同态度和看法，也隐含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社会中意识形态上的差异。场上的气氛一时有些紧张，人们等着周恩来回答。
周恩来：第一，我对这个运动不很清楚。第二，如果要问的话，我只能说一点我的粗浅的、表面的观察。可能现在世界青年对现状有点不满，想寻求真理。青年思想波动时会表现为各种形式。但各种形式不一定都是成熟的或固定的。因为，寻求真理的途径总要通过各种实践来证明是对还是不对，这在青年时代是许可的。各种思想都要通过实践检验一下。我们年轻的时候也是这样，所以我们懂得青年人的心理：特别好奇。别的国家的青年来访问时，我们发现他们不一定和你们同一派，但是我们看到也有这样的形式，比如留长头发，等等。我碰到过英国青年也有留长发的，碰到过日本青年也有这样情况的。
“改变世界”，拓新格局（6）
科恩：对，总理先生。这些表现形式是许多日子思索的结果，它比表面上看到的更深刻。这是一种新的思想，没有很多人熟悉它，可能有少数人熟悉。
周恩来：按照人类发展来看，一个普遍真理最后总要被人们认识的，和自然界的规律一样。我们赞成任何青年都有这种探讨的要求，这是好事。要通过自己的实践去认识。但是有一点，总要找到大多数人的共同性，这就可以使人类的大多数得到发展，得到进步，得到幸福。我只回答这些了。
科恩：同意。
周恩来：补充一句话，如果自己通过实践证明是错误的，就应该改。正确的坚持，错误的改正，这是我们的认识。作为朋友，我们所以有这个建议。
科恩：我们有这样一个思想，即进步只能从变化和精神发展中得到。
周恩来：精神只有变成物质的力量才能前进，只有得到大多数人的赞成才行，因为总是需要有大多数人赞成嘛。这是一个规律，我这是讲哲学了。
……
包括科恩在内，所有在场的美国人都被周恩来的坦诚打动。中国总理并不强加于人但却让你心悦诚服的谈吐，令美国队员们由衷地敬佩。一时间，从周恩来的外交风度和谈话艺术中，美国人对中国领导人产生了极大的好感。
告别时，周恩来充满信心地对他们说：“我请你们回去把中国人民的问候转告美国人民。中美两国人民过去往来是很频繁的，以后中断了一个很长的时间。我们相信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将会得到两国人民大多数的赞成和支持。”
周恩来还断言：“中美关系，打开了新的一页。”
周恩来的举动和谈话很快通过美国人自己传到了白宫。这回尼克松和基辛格终于明白了中国式的外交艺术。基辛格认识到，将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安排在人民大会堂，与不久前将斯诺安排在北京天安门相比，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他后来作了这样的评论：“这整个事情是周恩来的代表作。”
中国人的“乒乓外交”，在美国朝野上下和公众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中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领导人对改善中美关系是持积极态度的。尼克松和基辛格等人同时感到：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外交巨擘。
继“乒乓球外交”之后，中国方面又向前走了一步。4月21日，周恩来通过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转告美国政府一份口信式的文件——《周恩来总理给尼克松总统的口信》，这份《口信》说：
要从根本上恢复中美两国关系，必须从中国的台湾和台湾海峡地区撤走美国一切武装力量。而解决这一关键问题，只有通过高级领导人直接商谈，才能找到办法。因此，中国政府重申，愿意公开接待美国总统特使如基辛格博士，或美国国务卿甚至美国总统本人来北京直接商谈。
4月24日，这份《口信》由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直接转达给尼克松总统。接到周恩来口信的尼克松也很快做出了决断，1971年4月下旬。他先后以口头和口信方式回复周恩来，表示接受中方的邀请。
5月17日，尼克松又通过巴基斯坦驻美大使正式答复中方：准备在北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诸位领导进行认真交谈，双方可以自由提出各自主要关心的问题。
他还提议：“由基辛格博士同周恩来总理或另一位适当的中国高级官员举行一次秘密的预备会谈。基辛格在6月15日以后来中国。”
当时，在全中国，长期受到“美帝国主义”威胁、封锁、歧视的人民，存在着较大的反美情绪。在各级干部内，也有一股反对与美国接触的势力。
而在中共中央内部，对中美接触的态度并不是完全一致的，林彪等人就持不同意见。他曾暗中说过：周恩来与美国人打交道，是要倒霉的。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为统一思想，周恩来于5月26日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商讨中美关系问题。根据讨论结果，周恩来于会后起草了《中央政治局关于中美会谈的报告》，《报告》回顾了自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中美关系演变的过程，估计了同基辛格的预备会谈和尼克松的访问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并拟出相应的对策。
“改变世界”，拓新格局（7）
周恩来的《报告》提出了中美会谈的八点方针。核心内容是：美国一切武装力量和专用军事设施，应规定限期从中国台湾省和台湾海峡撤走；台湾是中国的领土，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外人不容干预；中国人民力争和平解放台湾；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决反对进行“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活动；美国如欲同中国建交，必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报告》还有针对性地回答了一些人对中美会谈存有的疑虑。这份报告，得到毛泽东的同意。
疑虑基本解决后，周恩来于5月29日再次向尼克松发出口信：
周恩来总理认真研究了尼克松总统1971年4月29日、5月17日和5月22日的口信，并向毛泽东主席报告尼克松准备接受他的建议访问北京，同中国领导人直接会谈。毛泽东主席表示，他欢迎尼克松总统来访。周恩来总理欢迎基辛格博士来华作一次秘密的预备性会谈，为尼克松访华作准备工作，并进行必要的安排。时间可定在6月15日到20日之间。
6月2日，周恩来的口信由巴基斯坦驻美大使希里拉转交给基辛格。当基辛格把打成正式文件的周恩来口信交到尼克松手中时，这位美国总统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他满意地称：“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总统收到的最重要的信件！”
一向晚饭后不喝酒的尼克松，破例斟了两杯白兰地，与基辛格干杯庆贺。基辛格感慨地说：“我想起了几百年前从西方去中国的马可·波罗。”
尼克松顺势突发奇想地说：“我们就给你的中国之行起个代号，就叫‘波罗行动’吧。”
一边擅长“乒乓外交”，另一边实施“波罗行动”，封冻了20多年的中美关系就这样缓缓地开启了。
7月9日至11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华。
基辛格在北京呆了48个小时。在48个小时中，周恩来与基辛格会谈用了17个小时，是分六次进行的。平均每天会谈7—10小时。
会谈的中心，是台湾问题和尼克松总统访华的时间。中国方面认定，只有讲清了台湾问题，尼克松总统访华才成为可能。
双方的分歧非常明显，但在共同的利益下，都本着求大同存小异和求同立异的精神友好地坐下来谈判。
在周恩来极为儒雅的谈判风度中，贯穿着一个十分坚决的态度：台湾历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不容外人干预；美国必须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必须限期撤走驻台美军，必须废除美蒋“共同防御条约”。
基辛格作了这样的表示：美国政府拟在印支战争结束后撤走三分之二的驻台美军，并准备随着中美关系的改善减少在台湾余留的军事力量；美国不支持“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但希望台湾问题能和平解决；美国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不支持台湾独立；美国不再与中国为敌，不再指责和孤立中国，美国将在联合国支持恢复中国的席位，但不支持驱逐台湾代表。
基辛格的话，充分反映了美国政府政策上的两面性。在周恩来看来，分歧只能慢慢解决，先要把共同点确定下来。在几轮艰难的谈判后，基辛格没想到会谈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对这次秘密访华非常满意。正像他自己所说，他是“带着希望而来带着友谊而去”。访问成果超过了美国人原来的期望，圆满地完成了他们的秘密使命。
不成功则罢，成功以后，秘密访问迟早要公开化。为此，双方一致同意发表联合公告。10日晚，周恩来与基辛格就此次基辛格秘密访华的联合公告问题进行了商谈。
联合公告如何措词，双方再次出现争议，主要集中在三处：（一）尼克松来华访问是谁主动提出的；（二）会谈要讨论哪些问题；（三）尼克松来访的适当时间。
对第一处，中国方面在起草原稿时，说明是尼克松主动提出要求，由中国邀请。基辛格提出异议，说这样写让人看了觉得尼克松总统像个旅游者，美方不能接受。
“改变世界”，拓新格局（8）
这一点说到底是个“面子”问题。周恩来充分考虑到尼克松面子，将原稿改成中方“获悉”尼克松要来访，由周恩来邀请。仅仅“获悉”两个字的改动，解决了使大家为难的问题。双方都对这一修改拍手称妙。
对第二处，双方都不回避要“谋求两国关系正常化”，但中国方面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之间的主要障碍，而美国方面却不同意在措词上渲染台湾问题。
经过讨论达成协议：双方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了意见。言下之意，台湾问题是共同关心的，但并不只是讨论台湾问题。
对第三处，为便于美国方面灵活安排，尼克松来访的时间，写为5月之前，不说具体日期。
拿到修改后的公告稿，基辛格非常满意，他清楚，中方已经设身处地考虑了美国方面的意见。因此，他干脆在“接受邀请”几个字前加上了“愉快地”几个字。
双方皆大欢喜。稿子基本定下来后，心情畅快的周恩来说了一句话：“这个公告的发表，将会震动世界。”
随着基辛格的离去，周恩来的形象、风度，已经深深地留在了他的脑海里。回到白宫后，基辛格向尼克松大谈周恩来，赞赏有加。以至尼克松后来这样回忆：
基辛格归来时对我说，周恩来与戴高乐一样，是他所遇见的给人印象最深刻的外国政治家。尽管基辛格像我们一样，有时也采用夸张的手法，但他确实难得夸奖一位他从未见过的人物。我与周恩来晤面并会谈了一周后，才理解基辛格为何如此不寻常地称赞周恩来。
基辛格后来也把自己的这种印象写进了回忆录中：
周恩来在待人方面也特别体贴照顾。我的下级人员生病的时候，他亲自前去探望。尽管我们的级别不同，他却不拘礼仪，坚持会谈一定要在我住的宾馆和人民大会堂两地轮流进行。这样他来拜访我的机会和我去拜访他的机会就同样多。
简而言之，我生平所遇到的两三个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人中，周恩来是其中之一。他温文儒雅，耐心无尽，聪慧过人，机巧敏捷。他在我们讨论之际，轻而易举地就点破了我们新关系的实质，似乎除此之外别无明智的选择。
1971年7月16日，中美双方同时发表了一则内容相同的公告：
周恩来总理和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于1971年7月9日至11日在北京进行了会谈。获悉，尼克松总统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尼克松总统愉快地接受了邀请。
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会晤，是为了谋求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并就双方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
这则公告，立即震惊了世界——长期对立的共产党中国与头号资本主义大国美国走到了一起！世界政坛由此掀起了轩然大波，引来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三个月后的10月20日至26日，基辛格第二次来华访问，为尼克松总统访华作具体安排，并就尼克松访华的中美联合公报问题进行谈判，还就台湾、印度、朝鲜、日本、南亚次大陆等重大问题交换意见。
这次基辛格从容地在中国待了7天，与周恩来会谈了10次。
对于尼克松访华时的中美联合公报，基辛格事先准备了一份经过尼克松审阅和批准的草案。这个草案长约3000字，包括了访问情况、两国关系的一般原则、对国际形势的看法和台湾问题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