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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袭是分水陆两路进行。袭击水营的太平军，皆以烟煤擦脸，有意扮成狰狞可怖的样子，同时亦用作为“自己人”的识别，曾玉明的水师，猝不及防，除了用炮艇上的小炮轰击以外，其余各营，都垮了下来。
在西面万松关上的林文察所部，本是越拖越坏的散兵游勇，听说后路被袭，未战先乱。副将惠寿，游击许忠标，压不住阵，只有溜之大吉，林文察却不肯逃，结果中枪毙命。渍散下来的乱兵，勉强集结在九龙江东岸，算是保障泉州门户。
三月以后，左宗棠到了浦城，正式进入福建境界，预定就以此为行辕。
行辕所收到的第一件战报，便是林文察兵败身亡。
这不是马到成功的征兆。左宗棠大为不悦。在他看林文察是挫了浙军的锐气，也伤了他的威名，虽非死有余辜，却是决不可原谅的。因而出奏时，便不肯专叙此事，只用一个“督师行抵浦城，现筹剿办情形”的案由，在折子中斥责林文察不听调度，致有此失，幸亏高连升一军已由福州赶到闽南，泉厦可保无虞。至于林文察的恤典，申明另案奏请，但可想而知的，恤典不会优厚。
不过局势很快地稳住了。左宗棠最担心的，就是李世贤向东南横战入海，所以只要高连升一军，能自福州南下，及时拦堵，先挡得一阵，等苏军郭松林、杨鼎勋领兵航海而来，控制腹地便有十足的把握了。
为此，左宗棠定下东守北攻西压的策略，最先占领闽南偏北的龙岩，接
着会同粤军方耀所部，攻占闽粤交界的永定。
这两场胜仗才下来，士气大振，指挥更加灵活。左宗棠开始“迫敌入粤”，首先是由毗连江西的汀洲、连城一带，将汪海洋部下的太平军，往南逼向与广东交界的武平、上杭一带。其时援闽苏军已陆续到达，与浙军高连升、黄少春所部，划分防区，而以进取漳州为目标，苏军守漳州之南，浙劳守漳州之北。这一来，李世贤出海之路彻底被截断了。
到了四月中旬，浙苏各军由南北同时出击，会攻漳州，到了四月二十一，攻陷漳州。可是李世贤却开西门而走，与汪海洋会师在一起了。
当时的形势是东南方面泉、厦、漳沿海一带，兵力最厚，西北永定有七千余人防守，东北的漏洞，亦已及时防补，唯有西面最弱，左宗棠几乎毫无布置。
西面就是广东的大埔、饶平一带，虽有粤军方耀防守，可是决非李世贤、汪海洋的对手，是谁都看得出来的。然则，左宗棠之意何居？明眼人自然看得出来。
这个明眼人是远在京城里的军机章京领班许庚身，在五月十二那天，看到发下来的一个奏折，大为诧异，这个奏折是李鸿章所上，作用是在表功，所以案由是“援闽苏军，会合浙军分路进逼，于四月二十一日克复漳州府城”，奏报进攻情形中，有一句话说：“侍逆李世贤潜开西门而遁。”这与同时收到的左宗棠的战报，情况不符。
左宗棠的奏折，案由是“进逼漳西大捷，现筹办理情形”。并未提到攻克漳州，更未谈到李世贤由漳州西门而遁，只说：李逆世贤经官军叠次击败，势日穷蹙，图由漳北小路绕犯安溪，以抄官军后路。其计未成，又图勾结同安土匪，内讧滋事，经郭松林抽带所部两营驰赴同安，会同道员曾宪德将西塘、上宅、符井各乡匪巢洗荡。“
再看拜折的日期是四月二十六，拜折的地点是福建省城。福州离漳州不过两三日路程，二十一攻克漳州，在福州的左宗棠不应该到二十五还不知道。
如果已经知道，二十六拜折何以下报捷？
这是莫大的一个疑窦，但稍作参详，不难明白，左宗棠只为李世贤“漏网”，不肯报捷，先说他想“绕犯安溪”，又想“勾结同安土匪”，最后说由郭松林如何如何，是打算将李世贤“漏网”的责任，轻轻推到郭松林头上。
至于左宗棠想“整”郭松林的缘故，亦可以推想得到。原来从林文察战死以后，福建陆路提督一缺便补了福山镇总兵的郭松林，虽为署任，总是升官，而如没有左宗棠的奏请苏军援闽，这个武装中最高职衔的提督，未见得轮得到郭松林。照左宗棠的想法，郭松林的升官，既由援闽而来，而所升的官，又是福建的缺分，则不论感恩图报，还是循名责实，都该照建制归隶他的部下。无如郭松林虽经福建巡抚徐宗干一再催促，始终不肯到任。以福建的武官在福建打仗，却自居于客将的地位，在左宗棠是颇难容忍的，只是当郭杨两军航海南来之前，李鸿章特为声明，郭松林不履任，他亦“不劝驾”。
左宗棠曾经同意，此时不便出尔反尔！但又有所憾于郭松林，因而此时先作一个伏笔，一方面隐约其词地表示，追击李世贤是郭松林的责任，另一方面可以看将来的情况，果真“同安土匪”一时不易收拾，便可正式奏请将郭松林留在福建，以本省的提督办理本省的军务，天经地义，名正言顺，朝廷不能不准，李鸿章不能不放，郭松林不能不留。
了然干左宗棠暗中的勾心斗角，再来看李鸿章的“援闽获胜，会克漳州
府“一折，才会恍然大悟，除表功邀赏以外，还有预先为苏军留下卸责余地的作用。因为折中铺叙战况，对于郭杨两军的防区及部署，说得特别详细，一则谓：”东山在漳州城南十里，系通漳浦大路，郭松林以八营扼之，又十里为镇门，系东山、海澄、石码适中之地，杨鼎勋以五营扼之。海澄县为两军后路，有山径可通漳浦，复派三营分布县城以外，防贼抄袭。“
再则谓：“总兵刘连捷、臬司王开榜在西北，提督高连升、黄少春等军在东路。自苏军扼扎东山，南路已断。”
三则谓：“败逆向南靖一路纷逃，各营追剿数里，当会同高、黄等军，折回东南，将东关外放子桥、东岳库及附近南门新桥各贼垒一律荡平。”处处可以看出，郭杨两军无论防守还是攻击，都以担当漳州南面为主，东面其次，然而李世贤开西门而遁，责任谁属？不问可知。
这样反复研判下来，许庚身认为左宗棠是在玩弄可怕的权术。从军兴以来，各省带兵大员，以驱敌出境为惯技，而左宗棠则似乎有意以邻为壑，包藏着什么祸心。此非早作纠正不可。
因此，他向恭王与文祥等人，指陈利害，奏明两官太后，拟发“廷寄”，首先指出李鸿章已有奏报，攻克漳州，“侍逆李世贤潜开西门而遁”，接下来便说：“漳州虽经克复，而渠魁仍未授首，必将与汪逆合谋，计因复逞。
现在东南两路局势既尚稳固，东北一路亦有刘明灯等联络扼守，而西面之漳浦、云霄、诏安、平和等城，均为贼踞，该逆心思由此路窜走，已无疑义。
粤省饶平、大埔一带，虽有方耀等军防守，尚恐兵力不敷分布，左宗棠等仍当分拨劲旅，绕赴西路，会同粤军，迎头拦截，杜其窜越之路。“
到此地步，左宗棠知道撵走郭嵩焘的时机成熟了。在此以前，他曾为蒋益澧下过一次伏笔，并用李鸿章作为陪衬，来提高蒋益澧的地位。这一伏笔，下在九月初，瑞麟与郭嵩焘交恶之时，而于“恳请收回节制三省各军成命”
的奏折中，附带一提：“恐两广兵事，尚无已时，若得治军之才如李鸿章、蒋益澧其人，祸乱庶有豸乎！”意思是最好将李鸿章调为粤督，而以蒋益澧升任粤抚，这是隐约其词的试探，朝廷即令没有明显的反应，但将益澧可当方面之任的印象，却已在西宫太后与军机大臣的脑中留下了。
此时当然还不能明保蒋益澧升调广东，是用夹片的方式，在“陈明广东兵事饷事”中，攻郭保蒋。首先就说：“广东一省兵事实足观，而饷事亦不可问。军兴既久，各省兵事或由弱转强，粤则昔悍而今驽矣！各省饷事或由匮而渐裕，粤则昔饶而今竭矣！”光是这两句话，便将近两年的督抚一起攻击在内，当然，郭嵩煮的责任应更重于瑞麟，因为他在任之日比瑞麟久。
接着便专责饷事，而此正是巡抚的职责，其中并无一语提及郭嵩焘的名字，而大部分的攻击却集中在郭嵩焘身上，特别提到广东富饶之区的潮州厘税。
左宗棠是这样指责：“臣抵大埔，接晤潮郡官绅士民，询及潮郡厘税，合计杂货之厘、洋药之厘、汕头行厘、船捐，每年所得，共止三万余两，是一年所入，不足六千人一月之饷也。潮州为粤东腴郡，而厘税之少如此，外此已可类推。”
这是有意歪曲事实。从钱江创设就货征税的厘金以来，最难办的就是广东，当郭嵩焘莅任之初，就曾会同总督毛鸿宾奏明。厂东办厘的情形，有异于他省，主要的原因是洋人的牵掣。广东的形势，“澳门据其西，香港绕其东，所有省河扼要海口，其地全属之洋人，而香港尤为行户屯聚之地。一二
大行店皆移设香港，以图倚附夷人，便其私计，一切劝捐抽厘，从不敢一过问。其有意规避捐输者，亦多寄顿香港，希图幸兔。统计出入各货，凡大宗经纪，皆由香港转输，是他省但防偷漏之途，而粤东兼有通逃之薮。“
其次是广东的风气与他省不同。广东的士绅，往往包揽税捐，厘金开办之初，亦由劣绅承包，任令侵渔中饱，而公私交受其病。其后收为官办，则原来包厘的劣绅，因为失去特权，心有不甘，从中煽动捣乱，聚众捣毁厘局之事，不足为奇。官府胆怯怕事，不敢惩办祸首，反而撤去委员，或调功府县地方官，以求妥协，而结果是越迁就，越棘手。
从郭嵩焘到任后，以剔除中饱，讲求合情合理的宗旨整顿厘捐，颇有成效，从未设局的琼州府、廉州以及惠州的河源等地，次第开办。至于潮州，就广东而言，偏处东隅，久成化外，直到汪海洋逼近广东边境时，方由潮嘉惠道张铣，设法开办，数目虽少，但总是一个开端。朝州的民风，因势利导，好话说在前面，无事不可商量，强制硬压，则偏不服从。张铣的意思是，只要潮州肯承认厘捐，以后可以陆续增加，而况局势方急，官府与绅民之间，为此先起争执，是件极危险的事。这个看法。郭嵩焘深以为然，但左宗棠有意抹煞事实，只强调每年只收得三万银子，却不说这三万银子来之不易，而只要能收此三万，以后三十万亦有希望。
最恶毒的是，左宗棠又夸大广东海关的收入：“闻海关各口所收，每岁不下二百万两，其解京之数，无从稽考。此项若能由督抚设法筹办，于正供固期无误，而于该省筹饷大局，实裨益非浅。特此为二百年旧制，非外臣所敢轻议。”
接下来便是保蒋益澧了。他说：“臣率客军入粤，偶有闻见，自不敢不据实直陈。至兵饷兼筹，任大责重，非明干开济之才，不能胜任。浙江布政使蒋益澧，才气无双，识略高臣数等，若蒙天恩，调令赴粤督办军务，兼筹军饷，于粤东目前时局，必有所济。”
这就是所谓力保。力保之“力”，端在一句话上：“ 才气无双，识略高臣数等”。以节制三省军务的总督，如此推崇，分量实在太重了。
左宗棠以诸葛武侯自命，目空一切，竟这样降心推崇，也实在不类他的为人。因此有人传出来一个内幕，说是闽浙总督衙门主章奏的幕友，受了蒋益澧一万银子的红包，力主加这“才气无双，识略高臣数等”十个字。如果流言属实，算起来是一字千金。
不过，行贿之说，虽不可知，而就事论事，却非有此十字不可。蒋益澧的才具如何，军机大臣大都了解，无不以为他难当方面之任。是故虽经左宗棠在奏折中暗示，他可代郭而为粤抚，并利用李鸿章作陪衬，来抬高他的身价，而朝廷始终装聋作哑。现在左宗棠的这十个字，分量之重，如雷灌耳，那就装不得聋，作不得哑了。
不过，装聋不许，却可装傻，朝廷有意不理左宗棠的暗示，只如他表面所请，在同治五年正月初八降旨：“着浙江布政使蒋益澧，驰赴广东办理军务，兼筹粮饷。”
* * *当保荐蒋益澧的奏折拜发之时，左宗棠对攻克汪海洋所据守的嘉应州，已有把握。在十二月十二发动总攻，一仗大捷，汪海洋中乱枪阵亡，十天以后，克竟全功。左宗棠在年底拜折：“收复嘉应州城，贼首歼灭净尽，余孽荡平。”
这一下等于击垮了太平军余部，左宗棠本人班师回任，各军遣归本省，然则蒋益澧“驰赴广东”，办何“军务”，筹何“粮饷”？如果有力者作此一问，蒋益澧的新命，就可能撤消。左宗棠当然早就计议及此，于是借题发挥，对郭嵩焘逼得更紧了。
所惜的题目是“高连升带所部赴任”。高连升的本职是“广东陆路提督”，如今左宗棠节制三省军务的任务告一段落，自回本省，则高连升亦应在广东履任。提督到职，除本标亲兵以外，无需另带人马，而左宗棠却嘱咐高连升尽携所部赴新任。表面上的理由是战乱初平，民心不定，“以资镇压”，实际上是有意给广东出难题，因为高连升所部有五千人，每月至少亦要三万多银子的饷银，当然归广东负担。
可是，广东欢迎高连升，却不欢迎高连升的部队。于是左宗棠上奏指责广东，大发牢骚，说是“臣们心自问，所以为广东谋者，不为不至，而广东顾难之。欲臣一概檄饬高连升所部旋闽。兹则臣所不解也。如谓高连升军饷仍应由闽支领，则试为广东筹之，应解协闽之饷，约尚有三十余万两，此次资遣各省难民及嘉应州、滇平县赈恤平粜米粮及臣均拨鲍超一军军米价银，应由广东解还归款者亦约五万余两。即以此款悉数移充高连升军饷，以闽饷济闽军，约足一年之需，一年之后，诸患渐平，陆续裁撤此军，亦未为晚。”
各省协饷，哪一省亏欠哪一省，是笔永远算不清的帐，反正能打仗就有理，打胜仗更有理。左宗棠对这一层了解得最透彻，所以能够侃侃而言，气壮更显得理直。
左宗棠的折报，常在最后发议论，此折亦不例外，因为打击郭嵩焘的缘故，殃及广东，亦被恶声：“伏思海疆之患，起于广东，中原盗贼之患，亦起于广东，当此军务甫竣之时，有筹兵筹饷之者，应如何惩前毖后，以图自强？若仍以庸暗为宽厚，以倭卸为能事，明于小计，暗于大谋，恐未足纤朝廷南顾之忧也。合无请旨敕下广东督抚熟思审处，仍檄高连升带所部赴任之处，出自圣裁。”
这个奏折，象以前所保蒋益澧的奏折一样。左宗棠幕府中得了红包的人，密抄折底，寄达浙江，蒋益澧虽是粗材，但毕竟也还有高人，告诉他说：高升之期已不在远，蒋益澧喜不可言，随即刻印了广东巡抚的封条，准备打点上任了。
这个奏折最厉害之处，是在借瑞麟以攻郭嵩焘，事由瑞麟一咨而起，左宗棠的咄咄逼人的笔锋，在前面亦都指向瑞麟，这是暗示，如果攻郭无效，便要转而攻瑞了。瑞麟在广东的政绩如何？朝中大臣，尽人皆知，而恭王与文祥，较之道光、咸丰两朝若干用事的满洲权贵，虽不知高明多少，但亦认为瑞麟必须保全，因为第一，军兴以来，督抚十分之九为汉人，此是清朝开国以来所未有之事。眼前亦仅只湖广、两厂是旗人，倘或左宗棠对瑞麟参劾不已，逼得朝廷非调不可，一时却没有适当的旗下大员，可以承乏。其次，瑞麟有兹禧太后的奥援，动他不得。第三，瑞麟虽是庸材，但很听话，尤其内务府的经费，跟粤海关有很大的关联，能有个听话的粤督在广州，诸事方便。
因此，朝廷就必须安抚左宗棠，不但为了保全瑞麟，亦因为由“恐未足纾朗廷南顾之忧”这句话而起了警惕：所以上谕中责备瑞麟，措词相当严厉：“左宗棠凯旋后，粤省安插降卒，搜诛土匪，善后之事方多，正当留扎劲兵，以资镇压。瑞麟既咨催高连升赴广东提督本任，何以反令左宗棠将其部曲檄
饬回闽？倘闽军凯撤，而降卒土匪又复滋生事端，重烦兵力，该署督其能当此重咎那？“
接下来便是悉如左宗棠所谓：“高连升所部五千余人，计每月饷需不过三万余两。即着左宗棠檄饬该提督带所部赴任，月饷由瑞麟、郭嵩焘按月筹给，不准丝毫短少蒂欠，致有掣肘之患！”
瑞麟受了这顿申斥，当然很失面子，但前程是保住了，保不住前程的是未受申斥的郭嵩焘。
朝廷的意思是决意保全瑞麟，牺牲郭嵩焘来换取左宗棠的“忠诚”，不过上谕于“用人行政”，动辄申明，“一秉大公”，而广东军务的贻误，督抚同罪，不该一个被黜，一个无事。所以运用“打而不罚”，“罚而不打”
这个不成文的“公平”之理，对瑞麟严加申饬是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