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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伊尔施所部显然是作为一种恐怖队而组织起来的，它的任务是用恐饰手段恫吓东部上西里西亚的犹太人，将他们强行迁往克拉科夫一带。这位党卫队副总指挥刚刚开始战役行动，海德里希又亲自制定了一个新的计划。这个计划是：将已经重归德国的东部地区的所有犹太人，集中到在波兰划定的犹大人隔离区，将来有一天让他们移居海外。对此瓦格纳未表示异议。二十四小时后，９月２１日，海德里希指示特别行动队，开始将犹太人强行迁往波兰腹地。
可是，跟陆军事先打招呼井未使海德里希得到好处，陆军突然起来反对了。在这期间，在占领的波兰已建立了以东线总司令格德·冯·伦斯德大将为首的军事管制，把德占区划成四个军区。
军人们负责抓治安和秩序，恪守陆军向波兰人发布的庄严宣言：“武装部队不以居民为敌，一切国际法条款均将得到尊重。”党卫队部队的野蛮恐怖，尤其是沃伊尔施特别行动队的残醋暴行，使陆军的诺言成了骗人之谈。但其中也不乏猛烈攻击党卫队杀人暴行的军官。
如果武装部队继续坚持对希姆莱施加压力的话，它本来是有可能制止在东方的专横行为的。可是希特勒更了解他的将军们，他迅速结束了东方的军事管制，同时还满有把握地缓和了高级将领们的情绪。
１０月５日，纳粹党区领袖福斯特去见希特勒，诉说军人们在西普鲁士不断给他制造的麻烦。就在同一天，希特勒下令撤除西普鲁士的军事管制，将其交给福斯特领导。这个闪电式的决定引起了一阵雪崩，埋葬了东方的军政权。１０月中旬，希特勒大笔一挥，批准在波兰德占区建立一套新的统治体系。于是出现了一个染指东方的纳粹特权阶层内部相互争权和日后勾心斗角的新迷宫：但泽和西普鲁士被并为德国的一个区，由纳粹党区领袖福斯特任领导。福斯特在但泽的竞争者、纳粹党区副领袖兼议会主席阿图尔·格赖泽尔，出任新划的另一个德国区瓦尔特兰区（泼森）领袖。和东普鲁士接壤的小块波兰领土，成了福斯特的另一竞争者、纳粹党何尼斯堡区领袖埃里希·科鼓的地盘。上西里西亚并入纳粹党区领袖约瑟夫·瓦格纳的西里西亚，但到１９４１年又改为一个独立的行政区，归纳粹党区领袖弗里茨·布拉赫特领导。经过德国人（以及从东面入侵的苏联人）这样肢解后余下来的波兰，则被强行划为一个总督辖区，它的最高领导人是表面上拥有特别全权的纳粹法学家领袖汉斯·弗朗克博士。
军人们反对剥夺他们在东方的大权吗？他们抗议希特勒背弃由武装部队掌握执行权的诺言吗？没有。将军们为这位独裁者不要他们对屠杀负有责任而感到高兴。狡猾的希特勒事先故意向军人们描绘的波兰未来的可饰形象，令人喘不过气来。１０月１７日，希特勒阐述了他的对波政策要点。震惊不已的军人们匆忙将其记录下来：“无情的民族斗争不受任何法律约束……这些方法同我们的原则是不会一致的……要阻止波兰的才智之士充任领袖阶层……清除新老德国领土上的犹太人、波兰佬和贱民。”
军人们毛骨悚然地走开了。希特勒的估计完全正确，这一点可由冯·伦斯德大将的表现来加以说明：这位东总在获悉老纳粹弗朗克出任总督时，立即提出辞呈。将军们忙不迭地急于结束军管，以致来不及建立新的国家行政权构，军方就已撤走。于是出现了一种“无政府主义的法律真空”，希姆莱利用这个时机，派他的党卫队和警察部队乘虚而入。
新的行政机关的统治者们还未来得及开始工作，隶属党卫队控制的政府就已将波兰置于它的蛛网之下了。特别行动队变成了地方常驻的区秘密警察局和区保安处，它们在总督辖区的各地区，由一名保安警察兼保安处司令统管。波兰五个地区的保安警察兼保安处司令，受保安警察兼保安处总司令领导，后者又直接所命于德国中央保安局。同时，在波兰被占领区还铺设了另一条警察渠道，即风纪警察的指挥系统。风纪警察在战争爆发时即进行了动员，好多个警察营参加了征服波兰和特别行动队的某些活动。风纪警察体系建制和保安警察一样：总督辖区的每个地区设风纪警察司令一人，整个总督辖区设风纪警察总司令一人，总司令又受风纪警察总处领导。
掌握实权的是控制两条警察渠道的党卫队兼警察高级领袖。从１９３７年起，德国就有党卫队兼警察高级领袖了，他们多半是希姆莱派在各军区作为他的代表的党卫队地区总队长。他们的任务名义上是在动员时采取措施协调所有党卫队和警察部队，实际上是希姆莱所企求的党卫队和警察一体化的铁钳子。
新的党卫队兼警察高级领袖，被委以监督东方所有警察和党卫队组织的全权，构成对付黑色集团内部海德里希的优势地位的干衡力量，并建立起希姆莱用以充当铺袖意志的真正体现者的政治警察特别行动权。
党卫队兼警察高级领袖还待别关系到希姆莱的意图在东方能否得到贯彻。全国领袖给自己挑选了三个人，他们都是手段强硬、雄心勃勃的党卫队领袖，干劲很足但又并非强大到足以对希姆莱构成威胁。他任命地区总队长里夏德·希尔德布兰特为维斯杜拉（但泽）党卫队兼警察高级领袖。此人是老战士，有“小希特勒们”的对头之称，曾因为同纳粹党区领袖施特莱彻争吵，一度被希姆莱撤去党卫队内一切职务。地区总队长威廉·科佩是一名有魄力的干部，被任命为瓦尔特兰（波森）党卫队兼督察高级领袖。 副县长总指挥弗里德里希——威廉·克吕格尔被任命为东部（克拉科夫） 党卫队兼警察高级领袖。他是最不受欢迎的党卫队领袖之一，为冲锋队所憎恨。因为他在１９３４年６月３０日玩弄两面派手法，传播谣言，自命博学，对所谓不忠于路线的同事进行诋毁，连希姆莱也几乎难以忍受。希姆莱还破天荒地给驻波兰党卫队兼警察高级领袖配了一个助手团：党卫队兼警察领袖。他们驻在总督辖区的每个地区，也负责确保党卫队和警察在省一级的一体化。
希姆莱依仗在东方迅速建立的党卫队兼警察体系，要求在德国占领政策中担当领导角色。现在，他自作主张，不同武装部队进行商量，也开始把矛头指向溃散的波兰部队和新成立的游击队。在反游击队的幌子下，希姆莱的部队继续大肆消灭波兰上层人物。 波兰人不断被捕， 并随时排成一行行遭到杀害。仅１９４０年春的“特别绥靖行动”，就有三干五百名波兰人被枪杀。
希姆莱的部队以名正言顺的占领军自居，致使武装部队将领们产生了强烈的反感。
武装部队收集材料反对党卫队，部队的报告从各方面源源送来。在１９３９年１１月２３日，瓦尔特兰区军区司令贝茨尔将军报告：“所述这些组织（党卫队和警察）几乎在所有较大的村镇进行公开枪杀。枪杀各种各样人物，而且经常令人不解，其做法很不光彩。几乎总是一边抓人，一边抢劫”。１９３９年１０月３０日关于图尔克城所发生的事件报告说：“……一批犹太人被押进犹太会堂，命令他们一面唱着歌并爬在地上钻板凳，一面由党卫队员用鞭子不停地抽打。然后强迫他们脱下裤子打屁股。一个犹太人吓得大小便失禁，竞逼迫着他把屎尿抹在别的犹太人的脸上。”１９４０年２月２日，南部边区总司令乌莱克斯将军写道：
最近一段时间内，警方人员暴行层出不穷，缺乏人性和道德感，实在令人费解。以致可以称之为与禽兽无元异……摆脱这种不充彩的、玷污整个德国人民声誉的状况的唯一办法，我认为是……立即调走和解散所有警察部队包括其全体高级领袖。
武装部队又整理了一份党卫队所作所为的材料，列举了三十三起事件，对经过情况作了详细记述，虐待犹太人和波兰人，强奸、抢劫、屠杀。“部队对党卫队和警察的态度，时而厌恶，时而痛恨。每一个军人都对德国人和国家权力的代表者在波兰犯下的这些罪行感到可耻和恶心。”
１９４０年５月，正是海因里希·希姆莱口授打印出那份“处理东方异族人”备忘录的时候，道路畅通无阻了：现在希姆莱可以开始将已经沦亡而又弹痕遍地的波兰，用刀斧雕塑成党卫队集团之国——未来德意志农民和武士民族的理想国了。
这份五月备忘录标志着希姆莱东进的新篇章。集体屠杀波兰上层人物的刽子手，摇身一变成为德意志化的园艺师，德国警察头子变成了“加强德意志民族中央长官”。—支拥有并非完全出于自愿的辅助部队的新的黑色集团侵略军，已做好准备，待命行动。党卫队的移民办事机构纷纷搭起架子，设立难民营。种族委员会印就了征询意见表，由党卫队控制的用心策划的德国历史上空前规模的移民工作开始形成了。
他们已经出发了。他们就是党卫队企图用来达到它统治东方目的的人，他们就是被丧尽天良的强权政治蒙在鼓里的、听从回到德国来的宣传号召而上当受骗的牺牲品：十二万波罗的海地区的德意志人、十三万六千苏联占领下的东部波兰的德意志人、二十万来自罗马尼亚的人，成千上万来自南斯拉夫和斯洛伐克的人，他们按规定移居德国东部。宣传家们告诉他们说，血统的呼声向他们发出召唤。其实，统治者叫他们迁回来，只是出于一个非常明显的原因：大德意志国家缺少劳动力，这个叫喊所谓“缺少空间的人民”的国家，根本就没有足够的人力来全力经营它的工业和农业。
随着希特勒侵略野心的膨胀，德国法西斯的军队不断扩张，征兵服役、扩大军需，使德国的劳动力日益短缺。为确保搞到所需要的劳动力，希姆荣在他的本部设立了“四年计划办公室”，委派一名党卫队领袖、党卫队重要技术政治家之一的智囊人物乌尔里希·格赖费尔特负责。
格赖费尔特搞了一个二十人的班子，取名为“移民迁回办公室”。第一批回国移民刚到达德国，希姆莱就给他的设计师格赖费尔特提出一项更大的新任务，要他把东欧的德意志族人迁到德国占领的波兰境内定居。
几十万德国劳动力弃工从军参加作战部队，以及军火工业日益增长的需要，促使希特勒和戈林采纳了格赖费尔特１９３９年１月的建议。９月底，德国同苏联和波罗的海沿岸各国达成协议，商定居住在这些国家的德意志人迁回德国。这位独裁者召见了受他本人直接领导的德意志族人中心头子、党卫队副总指挥维尔纳·洛伦茨，任命他负责领导这项迁移工作。其所以挑选洛伦茨是不言而喻的。从１９３８年起，德意志族人中心就同国外德意志族人一直保持着政治和经济方面的联系。
９月２９日，党卫队头子希姆莱得到一份领袖密令，委派他负责“加强德意志民族”。密令说，党卫队全国领袖有三项任务：“迁入最终符合回国定居条件的国外德国人和德意志族人；消除对德国和德意志民族共同体具有危险的这些异族居民的有害影响；通过移民，特别是通过安置从国外回来的德国人和德意志族人定居以建立新德意志居民区”。
这三项大权使希姆莱能在东方为所欲为，因为这一纸命令又给予了这个加强民族长官新的特权。这个密令规定，希姆莱有权节制“中央、各邦和地区以及其他公众团体和现有移民协会的现有机关和部门”。只要充分运用这些新的大权，他就能在短时间内成为被征服的东方的统治者了。
他给自己戴上了“加强德意志民族中央长官”的庄严头衔，但同时却放弃建立庞大的机构。他选定格赖费尔特的办公室作为自己的民族进攻参谋本部，将其改名为“加强德意志民族中央长官办事处”（１９４１年起称“本部总处”）。随后希姆莱将工作分给好几个党卫队组织：加强德意志民族中央长官办事处负责规划德国移民回国的迁移和定居工作，并通过没收波兰人或犹太人的产业，给移民提供定居地；德意志族人中心负责将回国者送往接收营集中，并督导各入境移民小组的政治工作；种族和移民局负责对回国的德意志人进行种族审查；德国中央保安局负责征用所谓的敌产，驱逐波兰人和把他们放逐到总督辖区。
可以开始行动了。德意志族人中心头子洛伦茨在这期间已率领手下各班人马完成了波罗的海沿岸各国德意志人回国的准备工作，从１０月２０日起，首批运载爱沙尼亚移民的船只抵港；波罗的海沿岸各国的德意志人按规定安置在但泽地区。
在里茨曼施塔特（罗兹），保安警察设立了一个所谓易地安置总处，准备将划归德国的几个区内的不受欢迎的波兰人和犹太人统一强行迁往总督辖区。保安警察采用毫不容情的手段，驱逐被列入另册的波兰人。截至１９４０年２月止，有三十万波兰人“迁入”总督辖区。被保安警察驱赶的人数飞速上升：被迁走的占有土地的波兰人在瓦尔特兰区达十二万人，在但泽一西普鲁士为三万五干人，在上西里西亚为一万五千人。到对俄作战开始时，共计有一百万波兰人被逐出他们的家园。党卫队各地的移民安置本部迅速把迁入的经过“种族和移民局”进行复杂审查的德意志族人运来，把已被赶走的波兰原主的房产分给他们。
１９４１年中，有二十万迁回来的德国移民分到了房产，经手分配波兰人财产的是格赖费尔特的办事处。德国移民总共获得九十二万八千所波兰农舍中的四万七千所，九干九百五十万公顷土地中的九百二十二万公顷。截至１９４２年年底，六万个波兰经济企业中，约有百分之二十被分配给移民，百分之八归了德国人；百分之五十一属于定居的德意志人，百分之二十一由德国托管人掌握。约有两万家手工业店铺作坊落人了迁进来的德国移民之手，大部分（百分之八十）仍归波兰业主所有。
无疑，民族幻想家希姆莱并不满足于召回真正的德意志族人返归德国和安置他们在东方定居。根据他自己起草的五月备忘录，希姆莱开始从波兰民族中榨取每一点德国血统的后裔。种族委员会再次被动员起来，清查尚未发现的日耳曼人。希姆莱叫人制定了一种“德意志民族登记册”，对东方所有德裔居民进行登记。每个德裔居民必须按下述四类登记入册。第一类：表现积极的民族战士；第二类：至少会一半德语的消极的德意志族人；第三类：德裔出身可疑者；第四类：曾参与反对波兰境内德意志族人斗争的、敌视纳粹的德裔居民。
除德裔居民外，土生土长的波兰人也成了种族调查员审查的对象。之所以对他们进行审查，是要找出北欧人的基本待征，以便发挥“重新德意志化”的机械论的作用：但如果带有德意志血统的居民是波兰人的话，按照种族主义救世说的荒谬逻辑和一份党卫队官方文件的说法，则是要把在东方“现有的德意志血统为德意志民族争取回来。”在希姆莱看来，几乎不存在任何不能日尔曼化的异族的“北欧人代表”。希姆莱声称，连确实屑于“日耳曼人出身，至少是日耳曼混血的戈拉人、莱姆克人和胡楚人，也应“逐渐加以德意志化。”
希姆莱顽固地坚持波兰儿童也决不能放过。因为在他的心目中，他们是理想的德意志化的对象。在波森有谣言说，波兰人在战争最初的日子里，把德意志儿童藏在孤儿院。加强德意志民族中央长官立即下令查封了波兰所有的孤儿院，将在院里的孤儿经过种族政治审查后，送到德意志儿童之家。后来，有父母的儿童也被掳到德国来。“纯种族波兰儿童，”希姆莱在１９４１年６月１３日对瓦尔特兰区统治者、纳粹党区领袖格赖泽尔说，“应由我们送到特别幼儿园或儿童之家进行教育。可以对他们的父母说这是为了儿童的健康。”
半年以后，希姆莱打出党卫队特有的”生命之源”助产协会这张牌，指定该协会的产妇休养院收养波兰儿童，后来又将这些儿童送给没有子女的党卫队队员家庭。“干草行动”（劫夺儿童行动计划的代号）把成千上万的波兰儿童掳到德国，下落不明。谁拒绝让自己的孩于德意志化，谁就必然受到保安警察员严厉的报复。一个波兰军官的妻子、德意志族人布龙希尔德·穆斯宰斯莫不肯让她的几个孩子去德国受教育，德国中央保安局所属机关查莫什奇移民处决定：“冻结她几个孩子的口粮供应，并将他们随便送到一个地方去给别人作养子。”
不过，这种情况确属罕见。大多数波兰人和德意志族人都屈服于希姆莱的日耳曼化措施。十万名纯血统波兰人接受德意志化。一百人列为民族登记册的—、二类德意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