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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范围里将一首短诗投到《柏林日报》的栏目中：
我们是什么人？
我们是有鹿角的人！
人人晋封了骑士！
准备吃苦受难，准备去死，
如果祖国要我们这样做。
其中有不少措辞不当和空洞言词，如“钢铁般的云雀军团”、“德意志本性的再生”、“青年的巨大觉醒”、一次“强加于人民的、为了生存的大战”、渴望一个“更深、更黑暗、更炽热的世界”、希望清洗“颓废和粗野”等等。如果有人因检查而受到局限，却在一本平时不受人注意的艺术杂志里找到一个可以讲反面话的缺口，从而公开表示自己是一个没有祖国的小伙子，和德国人民坚决忠于祖国的气氛和态度不一致，那就要受惩罚，不是被送到前线打仗，就是判监禁，或者成为被关进精神病院中的许许多多人中的一个。
阿诺尔德·非特·冯·戈尔森瑙曾在最前线当过中尉，这个贵族伤愈后回来了，他以纪实小说的形式用不算过分的激情写成真实报告，反面角色用假名代替，大战结束后10年才出版。路德维希·雷恩的《战争》销售数达16万册，被译成10种语言。因此，冯·戈尔森瑙（化名雷恩）跟和平主义者恩斯特·弗里德里希和埃里希·马里亚·雷马克一样，被纳粹列在黑名单的最上面，他于1936年流亡国外。
第八章 战争在继续
“向往死在战场”曾经把一代人推上佛兰德战场和法国战场，用今天的观点看，纳粹是一种由盲目的民族主义、青春期的渴望冒险以及基督教基要主义拼成的可笑的大杂烩。但在当时，这种不易消化的大杂烩是符合时代精神的，它不仅仅充斥在德意志帝国。喊着十字军东征式口号，年轻的男子像以前的骑士那样奔赴好人打坏人的战场。于是一次“圣战”打了起来，因为这是“自由人的战斗，是从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解放出来的战斗。”维克多·博施说。这位法国人不是右派民族主义者，不是反动的天主教徒，他自己坦白地说是无神论者，他是共济会成员并积极参与人权协会的工作。
坏人们待在后方，在各自的首都统治着参战国家。他们待在这个国家的首都或那个国家的首都，不管待在哪里，他们都远离无人区。那儿，在前线，幻想在战火中死亡，口号沉没在泥浆里，英雄主义的美梦在铁丝网上告终。能够经受无法形容的一切而存活下来的人，他们往往丧失了语言，沮丧让他们沉默。偶尔回家探亲，跟留在家里的人已不能再作正常的沟通。开战后没有几个月，他们经历的世界就大不一样了。
罗伯特·格拉弗尔在战后问到这种缄默的原因，他只得到了一个十分简单的解释：“这正是不正常之处，士兵们回家探亲，就6天时间吧，他们并不感到高兴。想到要跟那些根本就不知道前线发生了什么的人待在一起，他们觉得很可怕。无法对这些人解释，没法向他们描述前线的炮火声，这种声音从不停歇，没有一刻停歇。”因此，即使在家里或者在佛兰德的圣诞节，哪怕很安静，他们的头脑里也会响起这种声音。正如埃德蒙德·布伦登所说的，前线永远也不是心脏不好的士兵待的地方。
倒是战场上的敌我双方有着共同的语言，圣诞节期间忧伤的心情促使他们互相理解。“我们的士兵其实跟德国人没有什么冲突。”萨福克郡兵团的W·N·尼科尔森上校证实说。反过来倒要操心一下，前线的士兵们可不能相处得太友好了，当然打仗时在炽烈的战火中是不会的。敌方也有一个高级军官看到了这种危险性。他用十分流利的德语说：“有时几天以后，双方岗哨间的敌意就减退了，他们甚至会交谈起来。我们现在面对如此狡猾的敌人，这种风气不能蔓延。在射程内发现的每一个敌人，岗哨都必须对他开枪。”
然而就算是根据现实情况，双方的敌意在减弱——为什么不能将小和平变成大和平呢？仅仅在西线，残杀不是已经夺走了50万人的生命吗？遵守纪律的英国士兵不是早就理解了他们将军的战术——让他们排好队前进，这不是等于大规模的自杀吗？不是连那些勇敢的法国兵也早就充满了恐惧，感到不可避免的死亡就在眼前吗？不是连嗜战的敌国士兵也早就在咒骂他们离开安全的家乡的那一天了吗？泥浆、潮湿和寒冷不是真正的敌人吗？不是大家共同的敌人吗？
只有士兵们能成功地将停战维持好几天，就像索姆河畔战役后的停战那样，只有当所有的军队都像西线部队那样行动，那么所有参战国的政治家才会被逼得“走投无路”而缔结和平。斯坦利·温特劳布补充说，1914年没有真正实现持久的和平，原因是作为持久和平的结果，各国的政权就要被推翻，而这一点他们当然很清楚。不过他基本上同意英国军官尼科尔森的话：“以后，在战争中，等到再死几百万人以后，结果会完全不一样的。”
这一点好像战争的指挥者们也意识到了，德国的、英国的和法国的部队统帅们不仅向前线的军官下达指示，在第二个战争年代的圣诞节该如何举措，并要求作执行汇报。如果1915年重新开展友好联谊活动的话，要追究每一个人的责任。每一个排长、每一个连长、每一个兵团指挥官都有责任制止任何微小的友好活动企图。降级和不再晋升是最轻的处罚。他们随时都有其他手段，最后还有军事法庭以及严厉处罚直至判刑等特殊威胁。
如此严厉的威胁致命性有多大，战后历史学家们都给予了证实。法国和英国在西线以害怕敌人而判处了几百名士兵，按紧急状态法处决——而搞友好联谊活动完全可以解释为害怕敌人。德国在1914和1918年之间共对50名士兵执行死刑，比利时13名。
在比利时士兵中没有更多的人被判死刑，应感谢他们的国王阿尔贝一世。这个聪明的国王认为，让别人去流血是一种病态。他和其他所有的总司令就是不一样，那些人恰恰相反，他们认为那样做是履行职责。他真的和别人不一样，所以当时协约国在背后蔑视他为胆小鬼。但他无所谓，因而颇受士兵们的爱戴，因为他没有让他们去白白送死，他至今受到人民的尊敬。
那些赞同战争的军官被上面的威胁所吓唬，于是让他们的部下接受和服从命令，尽管他们中的许多人一年前也参与过和平活动、和敌人握过手，但现在成了上面的帮凶。这种行为在下一次 世界大战 中被称为“命令危急状态”。因此1945年以后，受指控的德军杀人犯上诉，认为他们并没有对人类犯罪，他们只是按上面的命令办事。
历史学家们却认为，不能将大战与按命令屠杀人民相比，但大部分历史学家，包括约翰·基根觉得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只有几天时间的圣诞节前线停战，在写大战史时不值得专门为此写上几行。
用来阻止1914年圣诞奇迹重复出现的军令不是某一方某一上司个人的说辞，它们是所有总参谋部共同下达的严格命令，对和平的害怕使高级将领们联合起来，他们已不相信：在以往12个月内有所上升的敌意在交战的士兵心中仍然比其他任何一种感觉更强烈。他们曾经估计错误，他们大错特错，因为士兵们对可怕的战争之恨大于对可怕的敌人之恨。
已经接替陆军元帅弗伦奇职务的道格拉斯·黑格爵士命令，对每一个出现在防卫墙上的德国人，都必须立刻开枪。狙击手和机枪手在圣诞节必须处于高级戒备状态，凡是用语言或手势与敌人联系的士兵必须受到严厉惩罚。大部分人都严格执行他的命令。
戈登·巴伯少尉自豪地宣告，在他的战区没有一点点想搞停战及和平的企图。他部队右边的法国人整夜都在唱歌。在他的报告中被称为蛮子的德国人同样很坚定，他们在无人区花了3分钟时间短暂地见了面，但只是通过握手互祝圣诞快乐。接着可以听到熟悉的声音，排射一个接着一个。“跟平时一样的一天，只有一个例外，吃饭时我们有朗姆酒和葡萄干布丁。”
埃里希·法尔肯海因认为他说的字字都是很严肃的，是不容怀疑的：每一个离开战壕岗位朝敌人方向走去的人，不管出于什么原因，都应立即被射死。法尔肯海因似乎也要求部下，如果有和平使者来，从背后将他打死。任何与对方的接近都被看成投敌行为，梅济耶尔的德军最高统帅针对这样的行为也有恰当的对策：瞄准了打。
这些命令不仅可以在德意志帝国的报纸上报道，而且是应该报道的。但是不可避免的是需要解释一下，下达这些严格命令的原因到底是什么。这样一解释便让所有读者都知道，1914年圣诞节发生了闻所未闻的事情。有人为发生在战壕里的奇迹起了一个贬义的名字“战壕里的友谊”（《慕尼黑日报》1915年1月13日），这样的友谊被作为违反战争纪律而遭到公开严厉的谴责。有人如果“企图”和敌人接近或支持这种“企图”，显然是对严峻形势的判断错误；因此明确地提醒会有什么样的惩罚，是很有帮助的，以免到时候不得不说“很遗憾”。
德国参谋部的军官们很清楚，1914年，除了比足球、唱歌和掩埋死者以外，还发生了什么，因此1915年12月，他们把所有的行动一视同仁地纳入惩罚：“任何与敌人友好的企图，如暗暗约定互不开枪、互相拜访、交换新闻以及重复去年圣诞节和新年发生的事情必须严格禁止。违反命令按谋反处置。”
从尚蒂伊的法军大本营日志中可以更明显地看出，上面的人对重复和平运动的担忧，措词直截了当、十分明确，有时比德国佬写得还要直截了当。1915年12月23日第5军团下达的4569/3号命令不仅适用于圣诞节那几天，而且也适用于即将到来的除夕夜。法国士兵的一切都被禁止，灯呀、蜡烛呀、唱歌呀，都不允许。必须用持续射击压住德军阵地，倘若在这种情况下仍有零星的小股敌人离开他们的战壕与法国士兵进行友好活动，则建议：让他们尽量靠近，然后进行拦阻射击，狙击手同时瞄准这些送上门来的牺牲品。总之，要不惜任何代价防止1914年的“越轨行为”重复出现。
第九章 被旋律征服
令人更为惊奇的是，尽管有这些严厉的恐吓，还是有魔法般的和平瞬间出现。迈尼克少尉于1年前挖苦地把它们称为“美好的人性文件的见证”。1915年平安夜，在他的连队里，下级军官贝恩特竟然敢于在枪弹飞梭下从掩蔽部出来。他相信在黑暗里人们不会立即发现他，不可能瞄准了把他干掉。接着他开始唱歌，射击暂时停了下来，因为没有人想错过这一歌声。“我爬上掩蔽部，朝着敌人营地唱着‘上帝保佑你’时，枪声全哑了”。
他们唱歌，一边的人唱歌，另一边的人也唱歌，一年四季都唱，圣诞节多唱一点，反正有机会就唱。音乐唤醒了人们在前线似乎已经死了的感觉，在旋律的魔力下，音乐越过战线，厌恶、哀伤、恐惧、沮丧全消失了。特种兵赫伯特·祖尔茨巴赫回忆起战争爆发那年8月的一个夜晚，有一个法国人用悦耳的男高音唱了一首威尔地的咏叹调《里格莱托》。德军连队的士兵们站在他们的战壕上面听歌，当最后一个音消失时，“我们大声鼓掌，这个法国兵肯定听见了，也许他很受感动，就像我们被他的美妙歌声所感动一样。多么不寻常的对比！互相开火、互相厮杀，不知从哪里冒出来一个法国兵唱起歌来，音乐让我们把全部战争都忘记了”。
歌声有那么一会儿战胜了炮弹的响声。在拉姆斯卡佩勒，1915年的圣诞节，德国人也在战壕里唱圣诞歌，那个地方好像已被水淹了，看上去是这样，因为尼乌波特和迪克斯迈德之间的大地和以前一样在发大水。唱歌的德国人大约有50名，这股敌人本来可以像一年前一样通过呼喊来联系的，但他们现在不在视线之内。他们没有想到的是：4个比利时人在听他们唱歌——于尔班·格吕韦兹和他的3个伙伴埋伏在一个前哨位置，一个通往德军的坑道里。有一根电话线通往那里，用这根电话线还能跟自己方的总部打通电话。除了一会儿响、一会儿轻的歌声，圣诞节的深夜是一片寂静，当然有大自然发出的声音：风吹的声音和水发出的咕嘟声，在这些声音的掩盖下，这4个比利时人摸到了德军战壕的附近。
唱歌的德国人唤起了他们的感觉，和平的感觉代替了战斗的感觉。音乐声就在他们的附近，他们被旋律所征服，深深地怀念起自己的家庭，而不再想他们接着要执行的军事行动，但他们毕竟还没有忘记自己的任务，他们的少尉命令，如果发现外面有什么特殊情况，马上报告。格吕韦兹报告了有关在唱歌的德国人的情况，当首批炮弹落在德国人的掩蔽部时，他的手里还拿着电话听筒。歌声突然消失。“死了的人已不能再叫喊，但受伤者大声喊叫着，整个德军阵地什么也没有剩下”。
回忆这一圣诞节的浴血事件成了格吕韦兹的终身压力，他谴责自己的行为像个野蛮人，他被压得透不过气来。50年以后，这位老人在写给他孙子吕克的信中谈到他心灵所受的折磨，他一直还听见伤兵们在喊叫。他不想开脱自己的罪过，虽说他很容易为自己辩解的，只要说他是在执行命令；再说，他在打电话时炮兵已经轰击了，毫无疑问，这一切都是事先准备好的，他只不过是达到目的的一件工具罢了。
没有他报告方位，炮手不可能打得那么准，因为他们不能很快知道该朝哪里轰击，他们就得试射，这就给了许多德国人逃命的机会。要是，要是，要是……“是我的行为消灭了生命，而且是在圣诞节的晚上，在圣诞节的这种情况下炮轰袭击，比战争本身还要糟糕，可以说是我一生中所作的最糟糕的决定。圣诞节每个人都比平时放松，一切都深陷在情感之中，人们确实是更多地想到和平，而不是杀人。事后我经常深深地感到内疚。”
第十章 人性的渴望
在圣埃卢瓦，只要吹两声口哨即可，它的意思是事先约好的。如果英国人吹两声口哨，德国人回一声口哨，这是“没有危险”的信号，也就是没有看家狗——军官的意思。接着，所有的男儿们暂时离开战壕，往无人区走去。除了握握手、交换罐头和烟品外，没有发生别的事情，他们没有时间进行其他方式的友好活动，随时都有可能过来一个上司。结束他们通过口哨约好的自发的相见。10分钟后，这一短暂的圣诞节日喧闹也就过去了。但可以等着口哨再次吹起来。
威尔弗雷德·尤尔特少尉与格拉弗斯故事中的上尉波默罗伊很相像。他和波默罗伊一样是一个君子，和波默罗伊一样有人性，也和波默罗伊一样能够理解别人。他指挥着阿尔芒蒂耶尔和里尔之间的一个苏格兰警卫连，和戈登高地兵团的士兵不一样，他们的士兵不穿苏格兰男裙。对尤尔特来说，圣诞节不应该有打仗的欲望，他想给自己和部下一点安静，不管上面有什么命令。但是就像打一个战役一样，实现和平也需要有一个战略，需要把握正确的时机。
1915年拳击日，早上8点不到一点，确切地说是7点50分，好像是个有利的时机。这时候，大本营的人还没有从圣诞大餐中醉醒过来。再说，这么早有谁愿意从大后方跑到前线来。这时对面吹起口哨，接着，一个德国人出现在防卫墙上，挥动着双臂，第二个、第三个也都跟了上来，所有的人先后从战壕里走出来，但都在铁丝网边上停下了，犹豫着。这一切尤尔特都看在眼里，但他没有作出反应，而他的苏格兰部下已经正确地作出了解释，于是他们也立即从战壕里爬出来，跑了出去。同时，对面的德国人动了起来，双方在无人区的中间碰头。“这种压倒一切的、对人性的渴望，这种产生于希望和恐惧的、不可阻挡的冲动鼓舞着人们，就像流行病那样快速传播着。”尤尔特记录道。出于必要的小心，他没有将这些记入兵团的战争日志，而是记在个人的日记中。
士兵们互相拍打着对方的肩膀，像成功地捉弄了严格的老师的小学生一样。但有一个很大区别，现在军官们是老师，士兵们是男孩子；还有，小学生们的行为不会产生严重后果，而士兵们有可能被起诉而走上军事法庭。可是很显然，大家对此都无所谓。他们哈哈笑着，他们用饼干换酸泡菜。倘若用语言不能沟通，他们便默默地指指他们自己没有、但对方有的东西——这儿的英国军大衣，那儿厚厚的德国羊绒衫。
这些细节是尤尔特在战争结束以后写的，比如对话中的句子是凭记忆写的，不可能一字不差：
“这见鬼的战争什么时候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