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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该死的小肿块。我是在感恩节的前一天发现它们的，距离我们的婚礼快一周年了。我们与专程从洛杉矶赶来的妹妹凯蒂一起过节。星期五早上八点，肯把我送进了急诊室，凯蒂也在一旁帮忙，我一个人躺在那里，心里有一些念头与恐惧。理查兹医师来了，他是一个多么令人喜欢的大夫啊！手术在几分钟内就结束了，很快地我和肯及凯蒂走在联合大道上，一起购买圣诞节的礼物。我的胸侧多了几道新的缝线，星期一要去看结果。我们的四周环境充满着圣诞节欢愉的气氛，这是一整年中最忙碌的购物期，兴奋而令人期待，然而我满脑子想的却是我胸侧的痛楚。
现在问题有了答案，我思考着，开着我的红色小车沿着弯弯曲曲的 Star Route I行驶在海边，太平洋边。夜色几乎完全降临了，只有远处的水平线还有一点微光，夹在两侧群山之间的太平洋的波涛在我面前汹涌澎湃，我的家就在左面星星点点的灯火中，我的丈夫在等我带回来的消息，他的臂膀在等待着拥抱我。
我心里想着“第二回合”就要开始了。长久以来我一直以为悬在头上的那一把象征恶兆的刀不会砍下来，如今它终于砍下来了。肯和我彼此安慰着。我禁不住哭了。我们打电话给我的父母、给肯的父母、给理查兹医师、坎崔尔医师以及安德森医师。坎崔尔医师也检查过了，的确是出现在曾经做放疗的范围内，我似乎毁了他那从未有病人复发的辉煌纪录。没人能理解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出现，我们打电话给国内其他的专家们，他们都认为这实在是一个奇特的病例，发生的几率大约只有5％。我想像电话那端的统计专家正在搔头苦思，一脸困惑。这种局部性的复发，动手术有效吗？或者这是一种将要转移的迹象，那么就得接受化疗了？
没有人能明确地指出它是如何发生的。
“会不会是……”我问理查兹医师时，肯面色凝重地在一旁观看，“当引流管被抽出时，末端附着了一些癌细胞卡在皮肤下被留在那里？”
“对，”他说，“一定是这样子，可能有一两个癌细胞被留在那里。”
“不止一两个，”我提醒他，“至少有五个细胞，也许还有更多，因为其中有一些已经被放射线杀死了。”看得出来他非常难过。
尽管大家都对癌细胞的扩散评论不已，但他们都再次向我保证对理查兹医生和坎崔尔医生的信心。我也信任他们，完全地信任。已经发生的事情只是某些有时会必然发生的事情而已。我只是凑巧成为那个当很小的几率发生时，躺在手术台上的人而已。
肯和我一起去见理查兹医师。我的选择？乳房切除手术（我是否该把它列在第一位？如果我一开始就动了这个手术，也许现在就不会发生这种事了）。肿瘤区域的再次切除，也就是引流与肿块出现的区域；如果在这个组织附近发现了更多的癌细胞，那就必须扩大放疗的范围。但因为我已接受过放疗，很难预测这些组织对更多的放射线会产生什么反应。将引流管穿过的附近组织全部切除，由于无法得知是否还有更多的癌细胞存留在乳房内，以及是否需要对乳房做更多的放疗。而同样由于我已经接受过放疗，所以这项治疗也有缺失。此外，因为那些细胞没有被放射线杀死，其他存留在乳房中的坏细胞，也有可能对放射线产生抗拒。
看样子根本没办法知道是否有更多的癌细胞沿着引流管经过的路径潜藏在乳房中；如果有，也可能会抗拒放射线；到头来，我的乳房组织还是会因为接受了更多的放疗而遭受损害。乳房切除手术似乎是唯一的选择了，我也不敢冒险让更多的癌细胞遗留在体内。
崔雅和我仍然热切地研究（实践）各种另类与整体疗法，但问题和往常一样，她体内新发现的这几颗肿块实在恶性重大。没有可信的证据显示另类疗法在第四级恶性肿瘤上的治愈率比自然减轻症状要高，换句话说，就是没有多大的机会可以治愈。我想如果崔雅得到的是第三级的肿瘤，或是第一、第二级，她会有更多的另类疗法可以选择，以辅助一些（不敢说全部）白人医疗的缺失或不足。但这些肿瘤又把她拉回唯一有效又恶毒的疗法。“贞操带的尺寸不合适吗？别担心，美丽的小姐，我们一定能找到特别适合你的尺寸，你只要在这里耐心地等就对了。”
肯和我住进了儿童医院，这天是1984年的12月6日，我的手术被排在12月7日——“珍珠港纪念日”，肯一个人喃喃自语：“崔雅第一次手术后的一年零一天。”我仍然清楚地记得，有五个半星期的时间，我必须每天来这里报到，接受放疗。之后每个月要来追踪一次，甚至前几天还来这里切除新发现的肿块。
我还记得自己去年丢了几件衣服，他们在两个月后找到了。我将这件事视为一种预兆。这一次我打算把带来的衣服都丢了，就像我打算丢掉癌症一样。每一件穿进这间医院的东西，哪怕是鞋子、内衣或耳环，我都要丢掉。反正在这几天里，大部分的内衣都不再适合我穿了，理查兹医师要切除我的右乳，哈维医师也要为我的左乳进行缩胸，该来的终于来了。我实在无法想像挺着一个34双D尺寸的乳房要如何过日子，也无法想像自己的义乳需要多大的尺寸。我可以想像那份感觉有多么不平衡，两个34双D的乳房已经够麻烦了，剩下一个会是更大的问题。
我开口问肯对我失去一个乳房的想法，他认为这对他来说也不是件舒服的事。“亲爱的，我当然会怀念你失去的那个乳房，但没什么关系，我爱的是你，不是你身体的某个部位。没有一件事会因此而改变的。”他说这话的时候态度是如此诚挚，我觉得好过多了。
就像上次动手术时一样，爸妈这次也从得州飞来探望我，我嘴巴上说没这个必要，但事实上，我真的很高兴他们能在这里陪我，令我觉得比较有希望，对于事情的结果也比较乐观。我真庆幸自己有一个大家庭，我喜欢和他们一起消磨时光，和每个人在一起。我很高兴肯能拥有更多他真正喜欢的家人。
肯和我住进了病房，与其他的病房一样，白色的墙，可调整的床，高悬在墙面的电视，挂在病床后方墙壁上的血压器，另一边有一个衣橱 （我打算将自己这身衣物全都留在那里），白色的浴室；从窗户望出去，经过中庭，可以看到另一边的病房。肯跟上回一样要了张行军床，准备时刻陪在我的身边。
肯和我坐了下来，我们轻轻地握着手。他完全知道我在想什么，担忧什么。如果我变得残缺不全、疤痕累累、左右不均，我对他还有吸引力吗？他必须辛苦地游走在怜悯与鼓舞我之间。同样的双重束缚——我既希望他能感受我失去一个乳房的痛苦，但如果真的如此，那又显示他实在很遗憾，而且不希望我没有它！他向我再三保证，这一次则以幽默的方式闪过了这个问题。“我真的不介意，亲爱的，我看这件事的方式是，每个男人在一生中都被配给了固定的乳房尺寸，可以任他摸，过去一整年我有幸与你双D尺寸的乳房共处，我想我已经用尽我的配额了。”这句话让处于紧张情况中的我们，忍不住歇斯底里地大笑起来。肯开始讲笑话，从高尚的到粗俗的都有，足足讲了15分钟。“你难道不晓得吗，我是属于那种对臀部比较有兴趣的男人，只要他们还没发明臀部切除术，一切都好办。”我们笑得眼泪直流。这便是与癌症共处之道：笑得太激烈的时候就哭，哭得太辛苦的时候就笑。
我把带来的衣物一一拿出，再把要留下的放在一起，然后换上医院的白袍，心里暗自期望自己也能留下癌症，迈向健康。我几乎想做一套法式，念些咒语，拿着十字架在病房里驱邪！不管什么方法，只要有用就行。不过后来我只将这套法式放在心里，真诚地向神祈祷。
量了血压，问了些问题，也回答了一些问题。麻醉科的医师进来查房问安，顺便向我解释流程。我认为应该和第一次大同小异，没有疑问，也不忧虑。理查兹医师也来了。手术的流程很简单，因为是一个简单的乳房切除手术（和那种要将肌肉组织连根切除的乳房切除术相比，确实简单多了）。从外科的角度来看，去年因为摘除淋巴结，难度要比这次大多了，也需要较长的恢复期。我对理查兹医师说：“我将复发的事告诉安德森大夫，他们也都认为这是很不寻常的事，只有偶尔才会发生。”“没错，”理查兹医师说：“但他们一定很庆幸这种事没有发生在他们自己的身上。”我很感谢他，即使他那么难过，仍以非常诚实的态度对待我。我去量了体重，我一直不知道自己的乳房有多重——用这种方法得知，实在有点诡异！
哈维医师来了，我们一直没机会讨论剩余的乳房该如何塑形。他带来一些他亲自操刀的缩胸手术照片，我仔细浏览着，希望能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形状。我希望他不要将乳头向上移，那会减低它的敏感度，很显然地，一般的缩胸手术都必须这么做，但我不必，因为我的乳房并没有下垂得太厉害，不需要把乳腺切断。这样仅存的胸部还是可以正常地发挥功能，如果我打算生小孩，也还能哺育母乳。我已经了解全部的流程，切口会在哪里，有哪些部位的组织要去除，剩余的组织将如何愈成较小的乳房等等。哈维医师为我量了胸围，并且在乳房上做了记号，他测量了乳头上升的尺寸，此外，也测量了切口的位置与将要被切除的皮肤组织，同样也做了记号。
哈维医师刚离开，我的父母便来了。我向他们展示这些记号，并为他们解释相关的流程。同时察觉这是我父亲第一次看见我的乳房，当然，无论是他或今晚见到我乳房的任何人，这都是他们的最后一次了！
肯爬上我的床，我们紧紧地依偎在一起，尽管有各种不同的人在我们的面前来来往往，他还是呆在床上，但都没有人抱怨。“你在这些医院里杀人都没人会管的，你知道的嘛！”我说。肯做了个凶神恶煞的鬼脸——“那是因为我是如此雄壮的动物。”他说。“那是因为你对每个进来的人都笑脸相迎，又送花给每一位护士。”我指出了真相，我们都笑了，心中还是充满了哀伤，为了即将失去的乳房。
天亮了，还很早，我想我应该睡着了。这次我的恐惧少了许多，心中也平静多了，这无疑是静修的作用。在过去的一年中，癌症已经成为我生命中的事实，一个忠诚不变的伴侣，我也注意到自己在渡过这个难关的过程里如何中止自己的疑虑、问题、恐惧以及对未来的预设。我故意戴上眼罩，只向前走，不往左右两边分神。调查与研究已经完成，也做了决定，现在不是质疑的时候，我该跨越障碍勇往直前。我察觉我是在关掉斗士与质疑者的部分之后，才有能力办到的。我觉得非常放松、有信心。肯握住我的手，爸妈也陪在我身边。同去年一样，手术延迟了。我想到所有外科手术必须做的各种准备工作，无论这家医院，这个国家的医院，还是世界每个角落的医院都是如此，我也想到每家医院里的病人、护士、工作人员，各种仪器和其他复杂的医疗设备，这一切都是为了要和疾病抗争。现在镇静剂已经准备好了，他们开始把我推往手术室。
我不晓得为什么，就是不想让崔雅见到我掉眼泪，我并不是以哭为耻，而是，不知什么理由，我就是不想在这个节骨眼上让任何人看见我流泪，也许我是害怕，只要我一开始哭，就会彻底崩溃，也许，在这个需要坚强的时刻，不能让自己懦弱。后来我发现一间空的病房，我关上门，坐了下来，开始痛哭流涕。我终于明白了：我哭，不是因为同情或可怜崔雅，而是因为太佩服她的勇气了。她一直勇往直前，不让这个磨难把她击倒，是她在面对这个残酷得毫无道理的磨难时所展现的勇气，令我不禁潸然落泪。
醒来时，我已经被推回病房了。肯微笑地看着我，阳光从窗口照了进来，我可以清楚地看见旧金山丘陵上那些粉彩房子。肯握着我的手，我直觉地伸出另一只手按在右胸上，是绷带，绷带之下什么都没有，我的胸部又像孩提时代一样平坦了，我深深地提了口气，完成了，不要再回顾了。突然我生起一股穿心的恐惧和疑虑，我该不该只切除肿瘤的一部分，设法保住乳房？是不是我的恐惧把我推入了一个不必要的情境中？这些问题无论是昨晚或今天早晨，我都不允许它们进入脑海中，可是现在我问自己，真的有这个必要吗？我这么做对吗？不管怎样，事情做了就算了。
我抬头看着肯，我可以感觉自己的嘴唇在颤抖，眼眶开始涌出泪水。他弯下身子，小心翼翼地拥抱我，他必须很小心，因为绷带下面是几个小时前才刚缝好的伤口。“亲爱的，我很抱歉，我真的很抱歉，”我们彼此都这么说着。
那天下午凯蒂从洛杉矶赶来，整间病房里挤满了支持我的家人，这种感觉真好。我想这样的时刻对他们来说一定也很难过，纵使想帮忙，也使不上劲。其实我只希望他们能待在我的身边，这样就足够了。爸爸要其他的人先出去一下——他想跟我和肯单独谈谈。我亲爱的老爸非常严肃，总是很认真地看待每件事情。我还记得母亲在15年前动手术时，他一个人焦虑地在医院的回廊上踱来踱去，忧愁写在他的脸上，他的头发几乎在我们的眼前一寸寸地变白。这回他转向肯和我，情绪激动地说：“我知道这几次的经历对你们而言是极为艰苦的，但有一件事情仍然值得感恩的，那就是你们至少还拥有彼此，特别是现在，你们终于知道自己对彼此而言有多么重要了。”当他转身出门时，我可以清楚地看见眼泪在他的眼眶中打转；我知道他不想让我们看见他掉眼泪。肯深受感动，他走到门边，看着我父亲一个人在医院的长廊上，低着头、两手紧握在身后，头也不回地走了。他如此爱我的父亲，不禁令我更加爱他。
肯和我沿着医院的长廊来回走着，早上下午各一次。我喜欢这种散步，尤其是走过那些有婴儿的房间，看那些被毛毯包裹着，露着小脸蛋儿，握着小拳头，双眼紧闭的小可爱们。但我也为他们感到忧心，这些早产的小婴孩，有些甚至还待在保温室里，看起来是这么地纤弱。虽然如此，只是这样站着看他们，想像着他们的父母、他们的未来，就令我感到相当愉悦了。
后来我们发现有一位朋友也在这家医院里——杜尔塞·墨菲，她因为怀孕出血住进医院。肯和我去探望她，她看起来非常高兴而有信心，身体还连着一台监测她与宝宝心跳的机器。她打了安胎针；这种药通常会令母亲的心跳加速，但因为她是一位马拉松选手，药物只让她的心跳回升到正常的指数。她的先生迈克尔·墨菲也在。迈克尔是依萨冷学会 （Esalen Institute）的创办人，是肯的老友，也是我的好友，我们一起饮着香槟，兴高采烈地谈着小宝宝。
那天晚上，肯做了一个有关这个宝宝的梦，在梦境中，他似乎从头到尾都不想出生。他梦见自己看见这个宝宝处在中阴身的次元，这是灵魂降生以前暂时住留的次元。他问宝宝：“小迈克尔，你怎么不想被生出来呢？为什么那么不情愿？”小迈克尔回答，他喜欢待在中阴身，他想一直待在这里。肯对他说：“那是不可能的，中阴身虽然很好，但不意味你可以一直待在那里，如果真这么做，它就不再那么好了，因此最好的选择便是到人间来。”肯又对他说，这里有许多爱他的人正等着他的降临呢。小迈克尔回答：“如果真的有这么多人爱我，那我的泰迪熊在哪里？”
第二天，我们再度拜访他们，肯真的带了一只泰迪熊，脖子上系着一条苏格兰格子布的领带。“给小迈克尔·墨菲。”肯向前倾身，大声地对杜尔塞的肚子说，“喂！小迈克尔……你瞧，是个泰迪熊噢！”三周后小迈克尔出生了，身体非常健康，完全不需要保温箱，而这只泰迪熊也成了许许多多送给小迈克尔的泰迪熊中的先锋。
在医院里待了三天后，崔雅和我回到了穆尔海滩。医师们的意见相当一致：复发的癌细胞几乎可以确定只存在乳房的组织中，并未扩及胸腔。这之间的差别非常重要：如果只是局部复发，癌细胞就会被限制在相同的组织中（乳房）。如果它侵入了胸腔，那便意味着癌细胞已经“学会了”如何侵犯不同类型的组织——那么它就会变成转移性的癌症。癌细胞一旦学会进入不同的组织，就会以极快的速度入侵肺部、骨头与大脑。
如果崔雅的复发只是局部的，那么她已经采取了必要的行动：切除剩下的局部组织。她不再需要追踪治疗，不必做放疗或化疗。如果复发的部位是胸腔，那就表示崔雅得了第四期的癌症，这算是最糟的诊断结果了（癌症的“期”取决于肿瘤的扩散程度与大小——从第一期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