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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疑，这种天气也有其弱点。对伪装有利，对观察则不利。但是，一切都已事先周密准备就绪和标定，所以，不论是在炮火准备时，还是在突破时，或是在坦克集团军进入突破口时，都未出现过混乱。这一天，我们的全部计划，都完成得十分准确。应该说，在战争中，这种准确性不是常常能够做到的。正因为如此，我才特别满意地回忆起实施突破的那个特别有意义的日子。
在我们进行炮火准备的时候，敌军部队，其中包括配置在防御的战术地幅内的，或简言之，已推进到离前线很近地方的预备队，已陷入猛烈的炮兵突击之下，全部士气沮丧，失去了完成其任务的能力。
突破初期俘获的德国法西斯军队的指挥官供认，他们的官兵完全失去了控制，他们擅自（应该坦率地说，对德军来说，这并非普遍现象）脱离自己的阵地。通常，德军士兵——这种习惯表现在整个战争过程中——呆在上级命令他们呆的地方，直到允许其撤退时为止。然而，这一天，1月12日，炮火如此无情和具有摧毁力，以致剩下的活人，都已经不能控制住自己。
敌部队和兵团的指挥与通信，已完全瘫痪。然而，这是我们意料中的事情，因为我们早已计划到这一点，事先查明了敌人的全部观察所和指挥所。而在炮火准备和航空兵突击开始时，我们专门瞄准它们，对整个指挥通信系统，进行了复盖射击。我们的航空兵还对德军坦克第4集团军的指挥所进行了突击。该集团军在突破地段上与我们对峙着。
在分析这次战役时，西德的军事历史学家，其实也象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有意将自己失败的责任归咎于希特勒一个人。他们指责希特勒命令将预备队，其中包括坦克第24军，配置到战线的逼近处，结果，这些预备队似乎立即陷入了我们强大火力的突击之下，遭到了重大损失。
我认为，在这种场合，军事历史学家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的。既然坦克第4集团军在一个重要的战役方向上实施防御，该方向掩护着柏林的远接近地，因此不能排除，希特勒从保证军队稳定性的个人看法出发，的确曾要求预备队向紧靠战线的地方推进。不管怎样，根据我在战争过程中的观察看，像这次战役中这样外行地配置战役预备队，对于德国法西斯将军们来说，并不是个别的。从军事学术的起码要求看，这纯粹是对军事学术的亵渎。
但是，希特勒只有一部分错，其余的所有“罪责”在我们。德军预备队毕竟没配置在前沿，而是在后方。假如不是我们的炮火准备如此密集，纵深不是如此大，那么，他们就不会在一开始就遭到灾难性的损失。
为了延缓一下我军部队的继续推进，哪怕稍微延缓一下也行，希特勒指挥部开始匆忙往第二防御地带后撤其被击溃的残余部队。后撤是在我军炮兵不断射击的情况下进行的，因此，敌人又遭到进一步的损失。说真的，希特勒指挥部迅速定下后撤一切幸存人员的决心，是正确的。然而，在第一防御地带的突破地段上同我们对峙的部队中，被其成功地救出的人是很少的。
大约过了2小时，在炮火准备结束后，当步兵和随伴坦克一起向前突进的时候，我乘车巡视了突破地段。周围的一切简直就象又耕过一遍一样，特别是在扎多夫、科罗捷耶夫和普霍夫集团军的主要突击方向上更是如此。到处都是横七竖八、杂乱无章，支离破碎的东西。真的，在这里的每公里正面上，对敌人进行射击的火炮，不算小口径的加农炮和迫击炮，就有250—280门，而个别地方甚至有300门。“威力无比！”士兵们这样说。
战斗第一天，戈尔多夫的近卫第3集团军（部分兵力），普霍夫第13集团军，科罗捷耶夫的第52集团军，扎多夫的近卫第5集团军，向纵深推进了15—20公里，并在突破德军主要防御地带后，分别向左右两翼将突破白扩大了40—60公里。
各诸兵种合成集团军的成功推进，及其进一步扩大突破口，使我们能在第一天中午前，将雷巴尔科和列柳申科的坦克集团军投入已打开的缺口。决不能让敌人用其预备队中的两个坦克师和两个摩托化师组织反突击。他们部分地陷入我远程炮火的杀伤之内，然而，他们是一支十分重要的力量。
还在我坦克部队进入突破口之前，敌人就打算对我各进攻集团军的第一梯队实施突击——打击它，击溃它，阻止其进入突破口。但是，我们计划的核心就在于，不让敌人这样做。就在此时，在德国法西斯的坦克师和摩托化师准备突击时，在其配置区域内，出现了我坦克集团军的先遣部队。
坦克集团军平静地、毫不费力地、有组织地进入了为其打开的巨大的大门。当敌坦克部队从凯尔采以南地域钻出来时，突然碰到了我军的坦克。
关于将坦克兵团投入突破什么时候是适时的，什么时候为时尚旱韵问题，在军事历史科学中，打破了许多框框。即使在战争时期，关于这个问题，也有各种不同的见解。我也有自己的见解。不论是在1947年、1944年，还是在1945年，在我所指挥的方面军编成内、都编有坦克集团军，坦克和机械化军，根据经验，我对这个问题有一定的看法。
我认为，当涉及到坦克集团军进入突破口的问题时，在某些坦克兵首长的压力下，大本营表现了不应有的动摇。这样做的理由是害怕——我补充一句，有时是特别害怕——在争夺前沿和敌主要防御地带的战斗中，使坦克部队遭到重大损失。
有时，大本营直接干预并亲自指定坦克进入战斗的时间。这样，无疑什么好处也没有，因为当上面开始硬性地指示，你应在哪一天，娜一点钟将坦克投入突破的时候，这往往并不符合前线的具体情况，往往致使上面下达的工作计划有变为失败的危险。
实际上，战役中出现的情况极其复杂多样，因此，在定下决心时，不得不就地考虑那些事先和从远处无法估计到的因素。这里实在不能容许，也不应容许存在死板的公式。
在我的记忆中，最有意义的一次坦克部队进入突破口，是在1944年7月的利沃夫—桑多梅日战役中。当时，炮兵和步兵打开的突破口，整个正面只有6—8公里宽。但我还是将雷巴尔科的坦克第3集团军投了进去，并且，这一决心后来证明是完全正确的。假如我们没有勇气采取这一措施，那么，我们就不得不在利沃夫方向上对德军精心构筑的防御啃一段肘间。在那里，步兵没有足够数量的直接支援坦克，因此，进攻必将非常迟缓。而当你不是突破防御、而是啃敌人的防御时，那就很难指望成功。啃防御，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方法，是没有充分利用自己全部能力的一种方法。而在伟大卫国战争后期，我们有这种能力。这时出现了威力强大的坦克和极好的自行火炮。有这样的教术装备，又不去利用其全部的突击力、火力和机动力，而打算按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办法去突破，把坦克闲置起来，从头至尾都让步兵去啃敌人的防御，我总认为，这是一种错误的办法。
因为考虑了我们的现实能力，因而当时在科沃夫战役中，我决定将雷巴尔科的坦克集团军投入突破。而这样做被证明是正确的。
再谈谈维斯瓦河—奥得河战役。当时，坦克面前打开了一道大门，简直连三驾马车也能进去！这时，就像古语说的那样，上帝自己吩咐将他们就在第一天立即投入突破。
我们突破的这天，俘虏了几名德军指挥官和参谋军官。可是，我没时间同他们淡话。因此，我不能讲述。敌方是怎样看待战场上发生的一切的。但是，这一点在某种程度上也得到了弥补。库特·蒂佩尔斯基希将军在其《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一书中，很客观地写到了这次突破。我觉得，他的供述在我试图描绘的所发生的事件的画面上，完全不是多余的线条。
关于1月12日这天，请看蒂佩尔斯基希是怎样描写的吧：
“突破是如此猛烈，它不仅打退了第一梯队的师，而且打退了很强的快速预备队，预备队是按希特勒的绝对命令调至离战线很近的地方的。快速预备队由于俄国人的炮火准备已受到损失，而后来，由于总退却，他们根本未能按计划使用上。深深楔入德军战线的兵力如此之多，以致要消灭他们，或哪怕是限制一下他们都已不可能。坦克第4集团军的正面被撕裂成数段，没有任何可能去制止俄军的进攻。俄国军队很快将其坦克兵团投入了打开的缺口，其主力开始向尼达河推进，而同时，其北翼则向凯尔采实施包围机动。”（库特·蒂佩尔斯基希《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第508页。）
在通往凯尔采城的接近地上，德军顽强战斗，因而在开始的时候就减慢了戈尔多夫的近卫第3集团军和普霍夫的第13集团军的推进速度。得到这一情报后，我立即掉转运动中的列柳申科的坦克第4集团军，使其从西南方向迂回凯尔采。由于实施了这一机动，于进攻的第四天，即1月15日，攻占了凯尔釆城，在该城接近地上抵抗的大部分德国法西斯军队被击溃，其残部逃到了凯尔采以习匕的森林中。后来，他们与在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猛攻下败退下来的其他被击溃的集团军残部汇集到一起，形成了由几个师组成的相当大的一个集团。它处在我们的深远后方，乌克兰第1方面军和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的相邻翼侧之后。
这就是维斯瓦河一奥得河战役的显著特点，而且基本上也是战争后期的显著特点。我们并非力图非要在每个这样的敌军集团周围建立双层正面——对外正面和对内正面不可。我们认为，并且合乎规律地认为，如果我们相当迅速地发展进攻，那么，被割裂开的，并仍处于我们后方的敌军兵力即使很强大，对于我们来说，也并不可怕。因为他们早晚是会被我军第二梯队粉碎和消灭的。
我刚才提到的那个强大敌军集团，也终于这样被歼灭了。它曾两次企图突围，但均遭失败。后来，尚未完全被打败的该集团，利用我军后面的森林作掩护慢慢行进，结果经过几次小的交火，便被彻底消灭了。
留在我们后方的敌人快速坦克和机械化部队的情况比较复杂。在进攻最激烈的时候，我来到了位于琴斯托霍瓦郊区的前进指挥所，听取了自己一位邻居不安的报告，他说，敌军一个坦克和摩托化部队重兵集团，正从我们的后方，径直向琴斯托霍瓦，向我们运动。
当时的态势不太有利，前面是向西开去的夺取琴斯托霍瓦的我军部队，中间是方面军前进指挥所，而在后面，却是敌人的一个坦克军。不管怎样，这一点在最初的报告中已看出来了，尽管在报告中，同往常在类似情况下一样，有些夸张。当时，的确有一个敌军坦克师向我们开来。它还收拢了几支向其靠拢的零散部队。但是，应该说，为了对我们的后方实施坚决的突破，敌坦克师的开进组织得相当好。
当然，消息是不好，可我对这并不感到意外。我们曾推测，在我们向前高速运动的情况下，在我们的后方，是会出现这种个别的游动包围的。并且，在现代条件下，军队实施机动时，相互间存在缺口，进攻军队的正面不是绵亘正面，而且，也不应是绵亘正面，因为在现代战争条件下，没有丝毫必要胳臂靠胳膊，肩并肩地行进，因此，这种游动包围的出现是合乎规律的。而重要的问题是，要在我们各部队和兵团内部，组织好协同，保持顺畅的通信联络，并使其在战斗的任何时刻都能接受指挥。
我在此概括地阐述的这些意见，当时就为我们所认识，并成为习以为常的现实。因此，还在维斯瓦河一奥得河战役开始前，我们就将近卫机械化第7军留作方面军的预备队，该军由经验丰富的军事首长И·П·科尔恰金中将指挥。它根据进攻的进程，跟在进攻军队之后，从一个地区运动到另一个地区，我始终都同它保持着联系，因此，它一直处于我的控制之下。
就在这个军也受领了一项任务：以其部分兵力消灭向琴斯托霍瓦运动的敌军机械化集团。这项任务由军参谋长Д·М·巴里诺夫少将负责完成，他迅速、准确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由于他行动果断，使被围敌军集团大部被俘。没有经过持久的歼灭战，问题就解决了。
当方面军部队后方还在消灭企图突围，或者沿森林徘徊的敌军集团残部的时候，方面军主力正以高速度继续进攻。主力部队迅速克服了沿尼达河构筑的敌人中间防御地带，并从行进间强渡过皮利察河和瓦尔塔河。进攻如此神速，以致我们先于退却的德国法西斯军队。到达和我们的运动方向垂直的河流一线。这一点十分重要，因为只要我们让敌人占据了预有准备的地区（尤其是占据了具有河流这样一些天然障碍的地区），那么，整个战役的速度就会马上减下来。
这一旨在超越退却的德军，并夺取敌防御纵深内水域的平行方向（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上的运动，也是我们事先规定的。我们清楚地知道，前面有许多具有泥炭沼泽谷地，和特别不利于坦克部队行动的泥泞的粘性土壤的河流，而且正值变化无常的波兰冬季——今天解冻，明天又有点上冻，然后下小雪，接着又是一片泥泞。
我们预见到这一切，因而周密研究了在为渡往登陆场而实施突破之前，不使用任何移动渡河器材的问题。我军部队，特别是坦克机械化部队的第一梯队，都携带全套渡河器材，甚至超额的渡河器材向突破口开进。这样就很快在敌防御纵深的河流上架起了浮桥。
这种准备，加上从一开始就具有的进攻的高速度，以及各集团军司令员、军长、师长，旅长的果断和指挥才干，保证了我们能快速前出至这两条河流，并在敌军到达之前渡河。
在突击集团的中央和右翼，战争发展特别顺利。在方面军左翼，大的行动业已成熟。科罗夫尼科夫的第59集团军和库罗奇金的第60集团军，利用我军在主要方向上的胜利，向克拉科夫迅速推进。克拉科夫地域，敌人已经事先设防完成了防御准备。这是一座特殊的要塞，封闭着西里西亚工业区的接近地。
解放克拉科夫有重要的战役意义，我们决定用方面军第二梯队部分兵力，在克拉科夫方向上建立一个新的突击集团。它由第21和第59集团军组成。我们之所以对克拉科夫感兴趣，因为它不仅是通往西里西亚工业区的咽喉，而且是一座大城市，波兰的第二古都。
起初在克拉科夫方向上，而后在西里西亚方向上形成了顺利进攻的有利态势。在琴斯托霍瓦方向上作战的扎多夫的近卫第5集团军和雷巴尔科的近卫坦克第3集团军部队，已从北面对克拉科夫地域构成威胁，而位于我们左侧的乌克兰第4方面军已于1月15日转入进攻。
乌克兰第1方面军和乌克兰第4方面军对德军第17集团军两翼的突击，从本质上讲，构成了对它的合围威胁。在乌克兰第4方面军编成内的С·К·莫斯卡连科将军的第38集团军的猛攻下，法西斯匪徒开始从克拉科夫以南向西撤退，我左翼部队于1月17日日终前，前出至克拉科夫的接近地。当时，指挥乌克兰第4方面军的是И·Е·彼得罗夫军。
在叙述维斯瓦河一奥得河战役中克拉科夫一段情节之前，看来，有必要从总的方面了解一下1月17日日终前，即进攻开始后的五天半，在乌克兰第1方面军内形成的整个态势。
在此之前，在250公里的正面上，突破了敌防御，突破纵深达120—140公里。方面军部队粉碎了敌坦克第4集团军、坦克预备队第24军的基本兵力，并重创敌野战第17集团军。该集团军当时属于哈珀将军指挥的UA…集团军群。这既在为布雷斯劳主要方向上发展尔后的进攻，也为向敌克拉科夫一西里西亚集团的翼侧和后方实施突击，创造了有利条件。
希特勒匪徒利用手中掌握的全部力量——既有退却部队的残部，也有从纵深增派的预备队，企图无论如何也要阻止我主突集团向奥得河的继续推进。同时，他们继续顽强防守克拉科夫，并从一切迹象看，还会不顾其北面出现的危急情况，准备在西里西亚工业区进行最激烈的抵抗。
假如他们不准备在这里作战，那才是奇怪的。西里西亚工业区在产品的产量方面，在鲁尔之后，居第二位。顺便提一下，当时，鲁尔也陷入我们盟军的直接威胁之下。显然，法西斯匪徒打算依靠坚固的克拉科夫要塞地域阻止我们，尔后，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