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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闹怀仁堂”当夜，张春桥等到钓鱼台向江青密报。在江青策划下，由张春桥、姚文元、王力连夜向毛泽东汇报。江青定调说：“这是一场新的大的路线斗争！”张春桥在汇报中歪曲事实真相，捏造罪名，诬陷老同志。张春桥还说周恩来对《红旗》第13期社论没送他审查有意见。毛泽东说：“党章上没有规定社论要经过常委讨论。”并叫张春桥同周恩来谈一次话，要把中央文革小组当成书记处看待，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要先提到文革小组讨论。
2月19日凌晨，毛泽东召集有周恩来、李富春、叶剑英、李先念、康生、谢富治、叶群等参加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严厉批评十六日在怀仁堂碰头会上对“文化大革命”做法表示强烈不满的谭震林、陈毅、徐向前、叶剑英等，指责他们是“翻案”，是“复辟”，并且说，如果“文化大革命”失败了，他就和林彪一起上井冈山打游击。毛泽东这次确实是动了肝火。按照康生的说法，“我跟毛主席这么多年，从来没见到他发这么大的脾气。”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作了检讨，就这次碰头会承担了责任。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自2月25日至3月18日，周恩来在怀仁堂主持召开了七次“政治生活批评会”。会上，他自己先作自我批评，为他人承担责任。江青、康生、陈伯达、谢富治等以“资产阶级复辟逆流”（后称“二月逆流”）的罪名对谭震林、陈毅、徐向前、叶剑英等进行围攻、批斗，迫使他们作了检讨。
十年浩劫（11）
在林彪、江青等人的指使下，“坚决粉碎二月逆流”、“誓死保卫中央文革小组”等大幅标语在一夜之间贴满了北京城。社会上大规模掀起了“反击二月逆流”的浪潮。
3月14日，在林彪、陈伯达一伙操纵下，首都街头出现了示威游行，“造反派”高喊击退“二月逆流”，打倒国务院五个副总理和军委四个副主席，“用鲜血和生命保卫中央文革”等口号，掀起所谓“反击二月逆流”的第一个高潮。从此中央政治局停止了活动，“中央文革小组”，实际上取代了政治局。原由周恩来主持各副总理及有关负责人参加处理党和国家大事的中央碰头会也被中央文革碰头会所取代。
身处逆境，巧于周旋和斗争
叶剑英被打成“二月逆流”的“黑干将”，但他并未屈服，而是逆流而上，顽强抗争。他受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央军委委托，继续解决成都、南京、青海、新疆、内蒙、甘肃等地“造反派”围攻军事机关、打砸抢的问题，受到各大军区的拥护和支持，保证了部队的稳定。
就在“大闹怀仁堂”的第二天，2月27日，叶剑英亲自修改批发中央军委致“成都革命造反兵团”等造反派组织的公开信。信中说：“你们不要把斗争锋芒指向人民解放军，严重后果由你们完全负责。”这封信经报告周恩来，先在成都地区后在全国用飞机散发。同一天，叶剑英还批准发出了《关于文艺团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规定》的电报，严格制止一些“造反派”到各大军区打砸抢、扰乱部队正常秩序的错误行为，要求各单位限期把他们押回北京。
2月22日，叶剑英等提议请周恩来审改中共中央关于军委“八条命令”补充说明的通知。通知指出：中央军委八条命令很好，除第七条（未讲军内问题）外其他各条都适用于地方。同时还规定：所有在外地、外单位串联的学生、职工、农民应立即返回本地本单位；军事领导机关、军队和地方的战备系统、机要保密系统今后一律不准冲击、不准串联；党中央机关、国防工业各部、公安部、外交部、计委、财政部、各级银行、经委、建委、科委、《人民日报》《红旗》《解放军报》新华社、广播事业局等不许由外单位人员接管，已进驻这些单位的外单位人员要立即退出。毛泽东批发了这一通知。
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经济建设遭到严重破坏。“抓革命、促生产”，一直是周恩来、叶剑英等领导人十分关注的问题。
2月23日，周恩来和各大军区负责人谈话，要求省、地、县各级都以军事部门为主，立即行动起来，组织各级生产办公室，领导春耕生产。说：要快一点，季节逼人。各级生产办公室由军区领导抓总，吸收省、地干部参加。领导干部有些没有过关的，可以先出来工作，以后再过关。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叶剑英随即主持中央军委讨论，发出了《关于军队大力支援地方抓好春耕生产的指示》。在贯彻军委“八条命令”过程中，各地区仍有反复，不断发生各种大大小小的冲击事件。2月23日，叶剑英亲自打电话给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询问“青海事件”。此后，他又以中央军委名义给南京军区下达了关于军事院校恢复党委领导、停止搞“四大”等四点指示。他还受周恩来和中央委托继续帮助解决新疆、内蒙古、甘肃、昆明、广西、北京卫戍区等地的问题。3月10日，他就昆明钢铁公司军事接管事请示周恩来，电告昆明军区办事处。所有这些，都受到各军区的拥护和支持，保证了部队的稳定，但却招来了林彪、江青的更大的怨恨。一条条罪状和种种迫害接踵而至，把攻击矛头对准叶剑英。
但是叶剑英身处逆流，毫无畏惧，继续抗争。他考虑，当时最重要的仍是想办法稳定军队，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他请示毛泽东、周恩来同意，从2月下旬到3月下旬，同几位元帅一起主持召开了有各大军区、军兵种，各总部领导干部100多人参加的军以上干部会议。这次会议虽然名义上着重讨论军队支援地方春耕生产以及军队对全国大中学校师生进行军训等问题，但真正的目的在于统一军队高级干部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解决军队在“三支两军”（毛泽东要求军队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中遇到的困难，维护部队的团结稳定。叶剑英在预备会议上动员说：希望大家打消顾虑，反映部队的真实情况，包括正面教育、军事训练、“三支两军”、与地方的关系问题，以及机关被冲击和反冲击等各方面的问题，都可以谈谈，有些典型事例可以在会上讲，也可以写成书面材料。叶剑英了解了部队各方面的情况以后，在大小会议上，有针对性地作了数次发言，就“文化大革命”应当怎样看，部队如何搞法，怎样处理军队与地方“革委会”和“造反派”的关系等一系列复杂棘手的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作了明确指示。他还利用机会，同少数人座谈或个别交谈，使与会的多数同志心里有了底。会议期间，叶剑英等针对一些地区“闹事”，继续解决兰州、广州、福州、北京卫戍区等地区的军管问题。
十年浩劫（12）
周恩来极力支持这次会议，3月13日，他到会讲话，呼吁：无论如何要在三个月内解决省、市、自治区的领导机构问题，以便抓革命，促生产。各级领导机构成员要以解放军为主，光靠革命群众组织不行。如果没有领导机构，可以先成立生产指挥部。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的单位，被坏人篡夺了领导权的单位，边防、沿海、交通要道、专政机构、机密要害部门、国防企事业单位，都应实行军管。
尽管周恩来全力支持叶剑英等主持召开的军以上会议，并亲自领导部署，解决军管问题，但是，这次会议进展并不顺利。林彪、江青等发觉这次会议“风向不对”，诬蔑叶剑英“抓军队反对中央文革”，“搜集黑材料反对文化大革命”。康生气势汹汹地到会上讲话，手里摇晃着叶剑英批准的军委致成都“造反派”的公开信，当众指责它充满了“国民党语言”，是“镇压群众”的文件。3月20日，林彪突然来到会上讲话，大放厥词，说什么“文化大革命”的“损失是最小最小最小，成绩是最大最大最大”，“要采取主动的进攻”，“要抓带枪的刘邓路线”！
军以上干部会虽然遭到林彪、江青一伙的干扰破坏，还是取得了很大实际成果。有人反映这次会议实际上是“大闹京西”与“大闹怀仁堂”的继续，对稳定军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林彪、江青为了消除这个会议的影响，兴风作浪，刮起“十二级台风”，继续制造乱军篡党一系列恶性事件。一是4月6日，以中央军委的名义发布《十条》，砍掉了军委的《八条命令》《七项规定》；二是4月中旬召开军委扩大会议，批判刘少奇、邓小平的所谓“罪行”，逼迫叶剑英作“检讨”；三是改组全军文革小组，撤销徐向前的组长职务，改由萧华担任；四是炮制“五一三事件”，打倒萧华，砸烂“总政阎王殿”，撵走“阎王”，赶跑“小鬼”；五是重新挑起“青海事件”两派的矛盾，追查“罪魁祸首”赵永夫的“后台”叶剑英；六是制造“七二○反革命事件”，揪斗陈再道等；七是公开提出“打倒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批判“带枪的刘、邓路线”，声称这是两个司令部的最后决战；八是7月23日，江青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煽动武斗，掀起“全面内战”的新高潮。
在林彪、江青等人的煽动下，地方和军队的“造反派”，疯狂地冲击军事机关，揪斗“陈再道”式的人物。江青亲自出马，在一次中央会议上突然发难，诬陷叶剑英“要搞政变”。叶剑英当场予以反击：“我跟毛主席革命几十年，无论在长征中，在延安，无论筹划指挥全军作战，或是在解放以后的历次路线斗争，我都忠实执行党中央的指示，坚决站在党中央一边，保卫党的革命路线，保卫毛主席的安全。”会后不久，江青一伙竟公然派人抄叶剑英在北长安街81号的家，抄走了叶剑英大量手稿、记录稿、讲话稿和中央、军委机关的来往信件以及其他的机密文件。甚至挖开地板，检查有无武器、电台。北京街头贴出“打倒叶剑英”、“斩断叶剑英的黑手”等大标语。中央戏剧学院成立“揪叶联络站”，先后将叶剑英的几个子女、亲属甚至保姆关进监狱，并成立“专案组”，搞逼供信，罗列罪状，栽赃陷害叶剑英，必欲打倒而后快。他们不仅从政治上制造种种骇人听闻的所谓“兵变”、“政变”、“逆流”、“冲击事件”等等谣言，恶毒攻击叶剑英等元帅和高级将领；还组织人员专门私整各位元帅的黑材料，诬蔑叶剑英曾“被俘”、“企图投敌”，后来毛泽东知道了，亲自批示这是“老一套谣言”，下令禁止，并在天安门城楼上当面向叶剑英澄清此事，他们才被迫收敛。
“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叶剑英在被打成“二月逆流”骨干的日子里，始终保持高昂的斗争意志，对党对人民怀着无限希望和信心。在遭难的关键时刻，每次都是周恩来保护他过关，作叶剑英的“挡风墙”（当然，有时毛泽东也出面调解）。当周恩来得知有人迫害叶剑英，造谣他身边有“特嫌”，进行“抄家”时，非常生气，严厉批评并制止“造反派”胡作非为！
十年浩劫（13）
自从大反所谓“二月逆流”之后，几位开国元帅处于被打倒和“半打倒”的状态。叶剑英因毛泽东一再保护，说他长征路上揭露张国焘企图危害党中央的密电有功，才未被明令取消中央书记处书记兼军委秘书长职务，还能勉强支撑着摇摇欲倾的军委大厦，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照顾一些工作。他忍辱负重，以极大的耐心和克制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全套人马周旋，机敏巧妙地进行着各种形式的斗争。他在自己处境十分艰难的情况下，仍然关怀着军队的稳定，关心着其他受冲击的同志。一次国防科委几十名“造反派”要炮轰聂荣臻元帅，情况危急。聂帅交代秘书周均伦去找叶帅，叶剑英亲切接待他。不久，让他转告聂帅，已向毛泽东同志报告过，毛主席说是人民内部矛盾，请他放心。后来叶剑英又将此事报告周恩来，周总理批评七机部“九一六”群众组织炮轰聂荣臻的错误，要立即停止。
徐向前元帅回忆当年的情景，对叶剑英曾作过这样一段评述：“他在自己处境十分艰难的情况下，仍然关怀着军队的稳定，关心着其他受冲击的同志。一次，他听到风声，造反派要抄我的家。他一面严令保护我的安全，一面亲自打电话给我，安排我转移到西山去住。这种患难与共的真挚感情，使我难以忘怀。1967年‘八一’建军节前夕，由于林彪、‘四人帮’一伙捣乱，朱德同志和我们几个受冲击的老同志，能不能出席建军40周年招待会，竟成了问题。在出不出席还没最后定时，剑英同志亲自带着一名战士理发员，来到了我的住处，要我先理个发，做好出席招待会的准备。当时他的意思十分明确：这次招待会，军委的一些老同志应该出席，这不是个人的事，它关系到军队的安定与团结，关系到国内外的影响，也是向‘四人帮’一伙的斗争。当毛泽东同志批示朱德同志和我们几位老同志都要出席的电话通知打来时，剑英同志喜形于色，十分高兴！”
为了保护各大军区、各军兵种遭到冲击的领导，叶剑英分别把处境十分困难的一些同志接到北京，安置在京西宾馆等地方加以保护，派专人负责他们的安全和生活。
“文化大革命”进入1968年，形势更为严峻。这年3月22日，发生震惊全国的“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事件”。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布《命令》，称：根据毛主席、林副主席决定，撤销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的职务，命黄永胜为总参谋长，温玉成兼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24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军队团以上干部会议上，林彪首先讲话，宣布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的“错误”和对他们的处理决定。
首都召开十万军民“彻底粉碎‘二月逆流’新反扑，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誓师大会”，“造反派”扬言要揪出杨、余、傅的“黑后台”叶剑英、聂荣臻。
第二天，毛泽东、林彪接见黄永胜、吴法宪、温玉成等。毛泽东说：今后军委办事组由林副主席直接抓到手里。军委就是办事组，军委常委可以不开会了。于是，成立“军委办事组”，由黄永胜取代叶剑英主持军委工作。黄永胜一伙有意刁难叶剑英，实行“三不”：不给他看文件，不准他打电话，不准与外界联系，甚至不准与子女联系。
林彪、江青等对被打成“二月逆流”的“三老、四帅”的迫害有增无减。10月下旬，林彪、江青、康生、谢富治等在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分组会上组织围攻参加过所谓“二月逆流”的陈毅、叶剑英、徐向前、李富春、李先念、聂荣臻等（谭震林被取消参加会议的权利），并无端指责朱德、陈云、邓子恢等“一贯右倾”。在17日第一小组会上，康生强加给所谓“二月逆流”以“反毛主席”、“否定延安整风”、“为王明路线翻案”等罪名。江青则污蔑陈毅、叶剑英、徐向前等人“乱军”。黄永胜、吴法宪污蔑朱德是“老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是黑司令”。林彪在20日的全会上，宣称“二月逆流”是“十一中全会以后发生的一次最严重的反党事件”，是“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
十年浩劫（15）
1969年3月，苏联军队悍然侵入我国神圣领土珍宝岛。中苏边界紧张起来。
毛泽东、周恩来指示叶剑英，要他同其他几位在北京“六厂二校”蹲点的元帅一起讨论国际形势。3月18日向党中央、毛泽东写了报告，提出了有关国际问题的7条具体建议。3月下旬，他根据几位元帅一起多次讨论珍宝岛反击作战问题所提出的意见，由他负责整理了一份《从世界的森林看一棵珍宝岛树》的报告，于3月29日上呈毛泽东主席。“报告”最后对民兵建设、军事训练、军工生产等一系列问题提出了具体建议。
周恩来对叶剑英等几位元帅的报告极为重视，一直关心他们的处境，想方设法，把他们从困境和逆境中解脱出来。党的九大召开前夕，他积极活动，做了许多工作。在讨论九大全体会议的座位安排上，他向毛泽东提议，老同志坐在前头，得到赞同。4月1日，又致信毛泽东再次提出包括叶剑英等在内的老同志参加会议主席团和座位方案。
但是，林彪、江青一伙坚决反对，在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由林彪作的政治报告中再次批判“二月逆流”。叶剑英在会上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特别是珍宝岛事件，在发言中着重谈了加强战备的意见，强调要保持军队的稳定，争取时间加强训练，提高部队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