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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不变，但是事实毕竟是：他所抨击的制度在彻底摧毁了他所美化的制度后，越发迅猛地发展了。
菲茨休似乎非常同情弱者，口口声声为弱者穷人鸣不平，但他将人视为天生的强者和弱者、主人和奴隶，而又把自己归于天才，这岂非更加赤裸裸地蔑视弱者，自以为高贵？如果强弱贵贱天生注定，不是等于完全否定了人的后天努力和完善可能？更何况主人奴隶还是世袭！大概没有任何当奴隶的人会对这样的前景心生憧憬，也没有谁会稀罕这样得来的生存与安全。人毕竟不是蜜蜂，不分工蜂和蜂王。“人生来平等”的口号真是最生动地触及了一切“贱民”的内心最深处，不能不成为他们视为比生命更宝贵的价值。
菲茨休对自由的看法也相当胡搅蛮缠，他将自由与安全、自由与政府、自由与法律全都对立起来，显然是将不同性质的问题搅在一起。从生物学意义上说，或从哲学和宗教的层次上说，受七情六欲束缚的人自然没有一个是自由的，但政治上的自由与专制之分还是有目共睹的。菲茨休的两分法是：奴役有饭吃，自由就挨饿。但是众所周知，没饭吃的不自由和没有政治自由完全是两回事，前者是人作为生物所受的限制，后者是人作为公民所受的限制。其实，菲茨休也不反对自由，只是他将自由视为少数人的特权罢了。他写道；“模仿、规矩和奴隶制适合大众，自由和放任适合天才和生来就发号施令之辈……为确保进步，我们必须给天才松绑，将平庸之辈拴住。自由归个别人，奴隶制——不同形式的奴隶制——归大众。”
菲茨休的诡辩早就没人听了，不过有趣的是，他本人倒并不是一个穷凶极恶的奴隶主。他并不富裕，结婚后就“嫁”到女方，只有妻子名下的少许几个奴隶。他自学法律，偶尔接点活。他有儿女九个，把家看得比什么都重。他私下也承认奴隶制的邪恶，只是不便在公开辩论中提及。他甚至反对种族仇恨，反对将黑人排斥在人类兄弟之外。战后，他在专门为解放后的黑人设立的“自由民局”中服务了一年多。在一片废墟中，他写道：“爱是比恨更美好的感情，过去六年我们恨得太多了，现在我们去寻找爱吧。”
以菲茨休为代表的南方奴隶制辩护家们早已彻底输掉了，他们没有在美国思想史中留下任何位置，即便是后来的保守主义也不是他们的精神后裔。但菲茨休的杰作却具有不可否认的理论上的坦率和彻底性，仍然能提醒读者去思考。他的写书与其说是剑拔弩张的辩论，倒更像是一种智力游戏，在测试自己驳倒对方的逻辑思维能力。虽然荒诞，倒也别致，更值得注意的是，他确实在推理辩驳的过程中涉及到了人类社会一些最带根本性的问题。任何政治哲学探讨的最终问题无非是人类社会的构建形式，何种社会才最符合人性，最公正，最有利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人性到底是善是恶，还是非善非恶？人类有无平等可言？平等的结果是好是坏？自由是否必须？限度何在？人类社会的争斗演进无不围绕着这些基本问题展开，菲茨休提出的问题还是值得人们继续去深思的。“John CCalhoun on the Slavery Question，1850”，in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Richard DHeffner ed，New York：Mentor，a division of Penguin Putnam，Inc，1999）p146
“Daniel Websters Second Reply to Hayne，1830”，in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p125
Marquis James，Andrew Jackson，Portrait of a President（New York：Grosset & Dunlap，1937），p313
“Abraham Lincolns First Inaugural Address，1861”，in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p177
George Fitzhugh，Cannibals All！ or，Slaves Without Masters（CVann Woodward ed，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0），p69
ibid，p5
ibid，p63
ibid，pxii
《美国自由主义的历史变迁》 新政：自由主义由古典向现代的转折新政：自由主义由古典向现代的转折
内战解决的奴隶制是一个由殖民时期遗留下的历史问题，随着这个古老制度的轰然坍塌，美国可以说也同时告别了“古典”时期。美国在头一百年中完成了建国，巩固了国家的统一，内战后几十年的工业化则使美国旧貌换新颜。到20世纪开始时，美国经济已经一跃而为世界第一，进步成了这个时代的主题。可是财富的增长从来都不是平均的，贫富悬殊凸现，社会又陷入新的矛盾之中。以往那种相对简单的生活、相对一致的思想被搅乱了，简直是一去不复返，美国社会又一次面临危机。
但是与奴隶制相比，工业化带来的问题相对容易解决一些，虽然也伴随着暴力，但还不至于发展到战争。这是因为工业化毕竟大幅度地增加了社会财富，大部分美国人都不同程度地受益，进步是实实在在的。处于经济最底层的往往是新到的移民，而他们在母国的生存状态也未必更好。因此大部分美国人虽然感到不安和不满，希望社会改革弊端，但并不想剧变，不准备革命。他们把激进思想视为欧洲专利，这就是美国中产阶级的保守传统在起作用。
改革的需要和愿望终于在20世纪初化为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运动，这是在两党合作一致基础上的一次进步运动，本质是借助国家的公共权力来限制过于庞大的私人经济权力，打破垄断，维护自由企业的自由竞争条件。工业化引发的问题暴露出放任自由主义的内在缺陷，进步主义是美国首次对古典自由主义的改革尝试，其幅度不可能很大。无论是西奥多·罗斯福的新国家主义，还是威尔逊的新自由，都试图维持经济发展和限制垄断之间的微妙平衡，因为他们都逐渐意识到工业大集团的形成是经济发展的必然，摧毁它也就将危及经济本身。进步运动主要是反兼并反垄断，是理解和接受一种崭新的经济现实和经济概念，故而带有强烈的道德色彩。进步运动收到了一定的效果，特别是在社会心理方面，美国人开始接受政府对私人企业的某种限制，并且觉得政府有责任维护经济公正。
大萧条的爆发将美国推进深渊，如果没有这样的冲击，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新政在美国难以想象。新政时，大企业的经济现实已被接受，要解决的是紧迫而实际的民生问题，所以新政在本质上是实用的。在进步运动的基础上，新政大刀阔斧地再一次改革古典自由主义，其纠正力度之大足以改变其内涵。现在，政府不仅要担负起全面调节经济的责任，而且要对人民的生活福利作出一定的承诺。从新政到“四大自由”，美国人心目中的自由概念从消极的不受政府干涉演变到积极的指望政府扶助，这是一次历史性的转折，自由主义从此进入现代，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受到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积极调节。设想，如果放任自由主义能够避免这样被改造的命运，那么现代自由主义就不会在欧美各国出现。变还是不变，这也许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被现实逼出来的。随着政府功能的增加，联邦政府的规模也从新政开始不断扩大了。
在美国，“自由主义”这个词是到进步时代才被普遍用于政治的，它在20世纪初代表的是进步主义。也就在此时，古典自由主义开始被反对派贴上保守主义的标签，虽然他们自己并不接受。无论是实施新政的罗斯福还是反对新政的胡佛，都愿意自称自由主义，虽然他们各自理解的自由主义已经有了很大的区别。这说明，“自由主义”这个词在进入美国大众政治后不久，就有了不同的品牌。
《美国自由主义的历史变迁》 新政：自由主义由古典向现代的转折进步运动：修正的开始
1进步的困惑
南北战争后，美国彻底摆脱奴隶制的羁绊，经济迅猛发展。工业化、城市化和大批移民涌入是这个时期改变美国面貌的三大要素。由于科技进步，劳力充裕，市场自由，产销两旺，美国经济一跃而为世界之首。
然而，任何进步的取得都不可能完全不付出代价，在这几十年自由放任最典型的时期，财富飞速增长，随之而来的是财富的高度集中。生产的工业化和社会化，国内国际市场的激烈竞争，都迫使经营者拼命压缩成本，提高产量，形成规模。如若不能适应，企业便将被迅速淘汰或吞并。工业兼并运动以惊人的速度在进行，到1900年，美国的财富已经基本上集中到73个工业联合体，每个资产都超过一千万美元，其中许多联合体对本行业的控制达到50％以上，而仅仅两年前，这样的联合体还不过20个。到1901年，美国1％的公司生产了全国44％的制造品，铁路网也已经集中到五至六个经营者群体的手中。
更令人惊恐的是新形成的金融资本主义，华尔街所集中的资本是前所未闻的。仅摩根公司一家，凭它自身的实力就足以将全国陷入经济恐慌和工业萧条。1901年摩根公司买进卡内基的钢铁公司，组建成美国钢铁公司，资产达15个亿。在世纪交接的短短15年中，美国总统在危急中三次求助于这位华尔街的上帝来挽救国家。1893年，克利夫兰请求他帮助维持黄金储备。1902年罗斯福在解决煤矿罢工时，找的不是矿主，而是摩根。1907年，国家面临金融危机时，是摩根派人到白宫，建议由他的公司来拯救国家。
空前的财富带来了空前的两极分化。一边是个别财阀拥有亿万资产，掌握着国家的经济命脉。有笑话说某大亨扬言要买下一个欧洲小国，虽有点夸张嘲弄，但并非没有这个实力。另一边是无数穷人在贫困中挣扎，其生存条件之恶劣是美国人从未见过的，尤其是沿海入港城市里的贫民窟，境况惨不忍睹。由于美国的特殊国情，工业化不仅使大批农村人口进城打工，而且还吸引来数以千万计的移民，他们大多是欧洲穷人，到美国来寻求生活改善，其中相当一部分是逃避迫害的东欧和俄国犹太人。他们身无分文而来，不可能置地务农，而且美国在1890年边疆封闭后，已经没有土地可以分给移民了。这些新移民大多只能滞留在纽约、波士顿这样的入港城市，在血汗工厂出卖体力。移民中不是没有精明成功者如卡内基，日后成为钢铁大王，但绝大部分是一辈子苦于谋生，生活改善有待几代人的奋斗过程。
财富增长所凸现的社会冲突迫使许多美国人思考进步与贫困的关系。亚当·斯密等老一辈启蒙学者曾经相信，只要增加物质财富的创造，社会就会进步。现在科技突飞猛进，生产能力变得如此巨大，人类对自己新近释放出的能量简直有点目瞪口呆。在参观了1893年的芝加哥世界博览会后，连孤芳自赏的亨利·亚当斯也不得不赞美人类伟大的创造力和成就。谁能说这不是进步呢？一切都是前无古人的创举。但是进步难道不应该是全社会共享的吗？现在少数人的财富和多数人的贫困反差如此之大，这到底算不算进步呢？这样的进步是福还是祸呢？工业进步真的必然带来政治和社会的进步吗？目前的困境仅仅是进步过程中的暂时挫折呢，还是前途堪忧？是耶非耶？众说纷纭；“进步”这个概念成了那个时代的思考焦点。
亨利·乔治是1880年代美国名气最大的思想家之一，他的《进步与贫困》一书印数高达两百万册，在平民运动和劳工运动中影响尤为巨大。乔治的主要观点是：所谓的进步给大众带来的只是贫困，原因是土地被垄断了，而没有土地的人无异于奴隶，甚至比奴隶不如。他的建议是将所有的税收合并为一项单一的土地税。当时很多无地的人都非常信服他，然而事态的发展并未能证实他的理论，于是他很快被遗忘了，就像他迅速成名一样。
卡内基从完全不同的角度也提出了他的看法。他承认美国当时最大的问题是财富分配问题，但是他认为贫富悬殊是财富增长后不可避免的现象，只有前文明的社会才可能处于原始平等的状态。社会在进步，这点不容置疑。财富并不可恶，关键在于有产者如何处置财富。他反对将财富作为遗产传给家人或留给社会，因为遗产到别人手里往往被愚蠢地浪费掉。花钱和挣钱一样需要智慧，会挣钱的人应该在生前就将财富明智地用于为社会服务，不是化整为零地广布施舍，而是建图书馆、博物馆、公园等公益事业，为力求上进的人提供阶梯。与清教领袖温斯罗普的观点一样，卡内基也认为富人拥有的财富只是临时托管而已，最终还是要归还给社会的。洛克菲勒在1907年也发表过类似的声明，言称；“我受上帝的信任托管他人财物，我因此觉得继续为公司的福利服务是我对上帝和公司投资人的责任。”不过要解决人类社会这么大的问题，仅仅诉诸于富人的自律是远远不够的，正如对滥用权力的防范不能诉诸于掌权者的自律一样，更何况也不是每个富人都有这样的认识和自觉。
《美国自由主义的历史变迁》 新政：自由主义由古典向现代的转折放任自由主义的内在缺陷
法国革命前不久，法王路易十六问一个自然法则决定论者：“我该做些什么能够使我的国家繁荣起来呢？”答曰：“Laissez faire，laissez passer”Laissez faire（被译为“自由放任”）从此成为旧式自由主义的代号。自由主义确实是消极看待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但也并不是完全放手，很奇怪当初为什么不将它译为更加中性的“无为而治”？
自由放任既解放了生产力，也释放了贪婪和不平等的能量。生产一旦获得突破和重组，财富来得太多太快，美国人的心理难以跟上。同时，农业经济时代的制度也尚未准备充分来解决一个工业社会的财富分配问题。面对一个似乎已经变得无法控制的世界，整个社会的思想都陷于困惑迷茫，人们对“自由放任”的经济传统是否合理明智提出了质疑。
其实，经济上绝对的自由放任到了一定程度必然会引起贫富悬殊，这不能不说是旧式自由主义的内在缺陷，否则它也就不会、也不必演化到现代自由主义了。这一缺陷源于自由主义两大理想——自由与平等——的内在矛盾，所以仅仅攻击为富不仁解决不了问题。假设所有的富人都遵纪守法，取财有方，只要听之由之，过不了多久，也必然形成贫富分化，而且越演越烈，就像霍布斯描绘的政治上的无政府必然导致绝对主权一样。个中理由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第十篇中已经讲得很清楚，因为人的能力存在着类别和大小的不同，其自由发挥的结果势必体现在各个方面，包括财富的获得。除非人的才能完全一样，或者被限制得完全一样，才有可能达到结果的一样。但限制个人才能的发挥对个人来说是否公平还是小事，可以想象，一个有才不用、甚至压制人才的社会将蒙受何种损失。麦迪逊认为，结果的一样是不足取的，政府的首要责任就是要保护个人发挥其才能的自由，而这也正是自由主义最本质的含义。任何社会都会有利益和阶级的不同，这是无法否认的事实。在任何竞争中，有人胜出就必然有人落第，有人富也必然有人穷，再加上资本自身所具有的再生能力，富者与穷者的距离拉大也就在所难免。有正常推理的人都不难看出，由于人在能力上生而不平等，后天也不可能使之完全平等，所以只要有发挥各自才能的自由，就必然产生不平等的结果。
这听来很是无情，然而承认这种自由与平等的矛盾及其后果，并不等于接受这一物理中所包含的不合人的情理之处，人类社会不同于原始丛林也正在于此。人类产生平等的愿望，这是现代社会的进步，而且人们也认识到，只有一个相对平等的社会才是公平合理，长治久安的，所以如何缓解贫富悬殊、纠正经济不公、维持社会和谐、保护自由民主，便成了美国当时刻不容缓的任务。
《美国自由主义的历史变迁》 新政：自由主义由古典向现代的转折左中右的社会反应
19世纪末是美国历史上资本进入垄断的时代，人称“镀金时代”。在这个“强盗男爵”主宰的时代里，整个社会弥漫着庸俗的拜金主义气息，物质利益至上，精神空虚，政治腐败。到1890年代，农民反抗运动已经延续了相当时间，1893年的经济萧条使社会矛盾更加激化，罢工浪潮迭起，劳资争端常常以暴力镇压结束，社会动荡不安。美国人一向没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意识，如此史无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