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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伐开始后，陈立夫被提拔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处秘书兼机要科长，当时秘书长为邵力子，处长为马文车。陈立夫对工作十分认真，凡是蒋介石签发的文件如布告、委任状、训令、指令、代电等，他总是逐字逐句地从头到尾阅读一遍，然后交监印员盖上大印。他对下属科员要求严格，管束严厉，监印员姜辅成因受不了军事约束，便以女儿要出嫁为由，向陈立夫提出辞职，陈立夫不予同意，并慷慨陈词，要姜辅成献身革命大事，舍其家庭小事，还许愿说：“我们不久就可以打下南京，到时你请假回去，不耽误你女儿的喜期。”以后，姜辅成再也不敢提辞职的事了。每到一地，陈立夫总要召集部下训话，要求机要科人员要精心保管好印章、文件等物品，以免战乱中受到损失。
陈立夫的工作态度和作风，令蒋介石刮目相看。不久，蒋介石让他主管整个秘书处的工作，这样一来，陈立夫便成为蒋介石高度信任的心腹而不离其左右了。这也为他今后的飞黄腾达铺平了道路。
陈立夫从实业救国、技术救国的迷梦中醒来，却又开始了另一场违背道德与良心的政治梦，他原来立下的做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的理想已发生异化，从此，他便长期跟随蒋介石，参与重大事情的策划谋略，成为国民党新右派的主要干将。后来，陈立夫写了《一个学非所用的采矿工程师之自述》的文章，文中，他对自己放弃工程技术而从事政治有所遗憾，但更多的却是溢于字里行间的得意之情。
1926年5月初，陈果夫因上海事务已告一段落，与三叔陈其采及曾养甫3人一行奉蒋介石之命到达广州，陈立夫与哥哥见面了。这次见面有十分特别的意义。兄弟俩多年来为自己的事业各奔东西，一个远走海外求学，一个从事职业政治，可谓兄弟殊途。现在陈立夫绕了一圈后，依旧与其兄走到了一起，同在一个地方，同在一个国民党内，同时都从事政治，可谓是异路同归。从此，兄弟俩携手从政，一起办党，成为国民党内红得发紫的人物。于是，国民党便从蒋家天下丁家党的年代跨入蒋家天下陈家党的时期。
第二部分整理党务（1）
初夏的广州，满城青翠，满城骄阳，革命的热潮也同季节一样，日益高涨，日趋火热。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十分仇视革命力量，也在暗中加紧策划，随时准备反扑，国共两党的合作面临严峻的考验。
5月15日至22日，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在蒋介石的主持下召开，刚到广州的陈果夫也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通过了由蒋介石提出的旨在限制、打击共产党的所谓“整理党务案”，文件无耻地宣称“吾人深信整理党务案必能得一切革命党员之承受”。根据此案，选举了蒋介石的盟兄张静江为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蒋介石取代谭平山当上了中央组织部长并兼任新设的军人部长，邵元冲为青年部长，顾孟余取代毛泽东任宣传部长，甘乃光取代林伯渠任农民部长，叶楚伧取代刘伯垂任中央秘书处书记。这样，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完全排挤了共产党人，蒋介石等新右派篡夺了国民党中央的重要领导权。
这时，国共两党之间的斗争十分激烈，为了应付复杂局面，蒋介石极需一个得力的反共人才，为此，谭延辏蚪槭萍隽顺鹿颉Ｋ担骸肮蛴邪旆ǎ闭庹党隽私槭男睦锘埃猿鹿蚴橇私獾模ネ谏虾０旖灰姿鄙党粮〉木唇ɑ破揖Ｊ背鹿蛟谏虾Ｎ渫奕瞬诺墓停际菇槭荒芡牵钌钚湃纬鹿颍芸欤闳蚊湮竦持醒胱橹棵厥椋导噬辖橹咳ń皇谟胨善浣邮兆橹浚咛迨凳罢淼澄癜浮薄！ �
对于蒋介石反共的“整理党务案”，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陈独秀却推行右倾的投降主义，采取妥协退让的政策，致使国民党右派分子纷纷进入国民党中央领导机关，陈果夫也十分顺利地接收了组织部。
陈果夫能够十分顺利地进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的伪装还没有撕破，右派面目还没有完全暴露，据陈果夫自己说：“我能顺利接收，要追溯到过去两年的情形。当十三年本党改组以后，已呈分裂现象，那时我对党务，未加闻问。后来奉蒋先生之命，在沪担任招募及黄埔后方勤务工作，因为职务需要与各方面接触，纯粹本党同志与跨党分子，双方均来问我对于党务的意见。我除了答复‘党内不能有党’的主张外，其他什么也没有表示。同时双方面都要我登记，我都没有参加，因此，对双方面均无恶感而能完成在上海的重要任务。等到发表组织部秘书以后，多数共产党以为我没有直接办过党务，所以不甚注意。其知我者，也认为我没有参加过任何反共组织，是比较超然的人物。所以到中央党部接收组织部秘书职务，毫无阻碍。就是我以中央监察委员之资格任组织部重要职务，也无人批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从国共第一次合作以来，一直由共产党员谭平山担任部长，杨匏安担任秘书，在他们的辛勤工作下，国民党的组织建设充满一片生机，组织工作曾有过相当大的发展。陈果夫进入组织部后，秉承蒋介石的意旨，首要任务就是从组织部机关中把共产党人排挤出去。他对部机关的29人，从工作态度、思想作风、举止言谈等方面进行了缜密的观察调查，结果，认为只有3位是真正的国民党人，其他的都是共产党人或受共产党影响的左派分子。于是，陈果夫在国民党右派人物萧铮、郑异等人协助下，开始绞尽脑汁，想法将这些人清除掉，他主要采用了三种办法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其一为强硬调出。这是陈果夫清除共产党的重要手段，他到组织部后不久，采取突然袭击的办法，不与任何人商议，在部机关会议上宣布，将共产党员杨某、骆某强行调出，且不由分辩，当即生效。同时，将国民党员段锡朋、王乐平、曾养甫、赖琏等人拉入组织部，顶替杨某与骆某的工作。这一明目张胆的反共行为，当即遭到国民党左派人士何香凝的反对，何香凝直接找到陈果夫，严词质问，陈果夫无言以对，但他仍一意孤行，坚持其反共的做法。
其二是软拉硬挤。陈果夫对有些共产党员开始采取拉拢的办法，希望这些人放弃共产党的立场，跟着他走，但这一着并不奏效，共产党人光明磊落，决不愿跟着他干损害人民和革命的事。于是，陈果夫变换了另一手法，寻找各种借口对这些共产党人进行批评和惩罚，同时对一些毫无成绩的国民党员则无休止地进行表扬和奖励，企图以此形成强烈反差，挤走共产党人。陈果夫这种恶劣的行为，当即受到共产党人杨匏安的强烈反对，杨义正词严地质问陈果夫：“你怎么随便破坏部里制订的章则，罚功赏罪呢？”陈果夫拒不接受，依然如此，果然，在事务组工作的两名共产党员被气走。杨匏安采取措施进行反击，将陈果夫经常表扬的一位姓莫的国民党员调出组织部，一时双方斗争十分激烈。但陈果夫有蒋介石做他的后台，继续采取软拉硬挤的办法，将共产党人排挤出组织部。
其三是迫其辞职。陈果夫对一些有能力又颇有影响的共产党员，采取了更毒辣的手段，就是不分配他们的工作，不让他们开会，使他们无所事事，最后自动辞职。如当时有位姓谭的共产党员，专司民众组织工作，他工作十分负责，成绩突出，在组织部内很有影响，陈果夫几次开会都不通知他，而将他的工作另外分配给别人，结果，这位共产党人只好辞职，陈果夫求之不得，马上安排其亲信曾养甫继任。
第二部分整理党务（2）
陈果夫在清除共产党人的同时，将右派国民党员大量安插到组织部来，如曾养甫、郑异、萧铮等，都给以重用，甚至连反孙中山的陈炯明的亲信吴倚沧，也被陈果夫拉到组织部担任秘书职务，负责秘密工作，并称赞他是个人才。这样，一批国民党右派人物集结在一起，陈果夫完全控制了组织部。他曾十分得意地说：“经过这样的几次事件，章则已有改动，用人也自然比以前自由。迁到南昌之时，部中仅留有共党三个，其余都是纯正的本党同志了。”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机关中清党，是国民党新右派向中国共产党发动的一次重要进攻，也是陈果夫反共的第一步，这一步进行得十分顺利，由于陈独秀的再次退让，中国共产党对国民革命的领导权受到严重打击，周恩来在回忆这段历史时说：“右派的蒋介石占了极大的优势。他把张静江捧出来做中央执委会的主席，实际上这人是陈果夫的傀儡。蒋介石亲自做了组织部长，新设军人部长也是由他兼任。组织部实际上由陈果夫代理。原来我们好几个部长（宣传部长、农民部长等）的位置都让出来了。……陈果夫、陈立夫便利用他们的地位，在各省发展右派。
”陈果夫的顽固反共态度和彻底清共办法，使蒋介石对他刮目相看，想不到这位商业场上的老手，在政治上也如此干练，因此，对他更加重用。1926年7月13日，由蒋介石主持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会议作出决议，委任陈果夫为中央组织部代理部长。这次任命确实使陈果夫受到鼓舞，主管组织部，是国民党内多少人企望而不可得的肥缺，想不到蒋介石将如此大的权力授予他，因此，他更加卖力地为蒋介石工作。
陈果夫出任组织部长后，开始具体地实施“整理党务案”，他反共的第二步是办理党员重新登记，整顿国民党各级党部，对各级党部负责人进行更换，逐步将所有在国民党中的共产党人统统清除出去。在对各级党部进行整顿时，陈果夫采取了重点整顿与一般指导的办法，在国民党内全面展开。
重点整顿，是对广东省党部进行改组，因为广东是国民党中央所在地，陈果夫表面上搞所谓民主选举，实际上在暗中操纵，将三倍于执监委员的候选名单“推荐”给大会，并私下收买选票。结果，新选出来的广东省党部仅只保留了刘尔崧、彭湃、杨匏安三名共产党员，其余均为清一色的国民党右派分子。
对其他地方，陈果夫则采取视察与指导的办法。他将一些极端反共的国民党右派人物陆续派到各地担任指导工作，整理党务。如将段锡朋、郑异派往江西，萧铮、王宇春、葛武派往浙江，陈希豪派往上海。有些地方如湖南、湖北、安徽、江苏等省，当时没有派人去，但陈果夫都分别电令这些地方的党部派人到广州来听候指示，然后回去照此行事。还有些省市，陈果夫认为共产党力量太大，怕派人指导无济于事，便干脆将这些地方的党部强行改组，换上忠于蒋陈的国民党员。
如贵州省党部改组后，即派张道藩前去主持；北京执行部改组后，即派吴铸人、童冠贤等人前往主持；绥远省党部改组后，即派纪亮等人前去主持；福建省党部改组后，即派丁超五前去主持等。每当这些人员出发上任时，陈果夫都亲自接见，进行训话，要他们抵达任所后，尽快将共产党人从各级党部驱除，切实负起“救党”责任。这些人到地方后，与当地反动军官、民团，地主勾结起来，压迫民众，解散农民自卫军和工人纠察队，对各级党部人员进行考核，排挤共产党人，逐步改变地方国民党的领导成分。
在整顿各级党部的同时，陈果夫指令各地对国民党员办理重新登记，根据他的旨意，各地均按以下规定办理：（一）全部党员应在中央命令组织之党部重新登记。
（二）登记机关指定省党部，特别市党部、县党部、市党部。
（三）登记时间为三个月，但海外登记时间由海外党部另行规定之。
（四）登记表格除原有之各项外，须特别声明愿遵守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第一次、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及决议案。
（五）曾经加入本党所否认之政治团体，登记时须特别声明与该政治团体脱离关系。
这些规定中，陈果夫特别强调最重要的是第四，第五两条，这两条中特别是第四条，从字面看来，堂而皇之，无可指责，但实际上，陈果夫是要求所有国民党员必须拥护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遵守他们制定的一系列旨在维护蒋介石的独裁、控制党员的所谓纪律。第五条更是赤裸裸地要求国民党员反对共产党、排斥共产党、宣布与共产党脱离关系。1926年9月，在陈果夫的建议下，国民党中央还公布了《国民政府党员违背誓言罪条例》，规定“党员图谋反革命内乱者，不分既遂、未遂，一律处死刑”，“在职党员违背党义而犯罪者，永远除名党籍”，“知党员犯罪而不举发者，常人依违警法处罚，党员以从犯论”。
陈果夫所采取的这些措施，不但使共产党人在国民党中的地位受到限制，而且逐步孤立、打击了共产党，使共产党处于完全被动的地位。对陈果夫的反共行为，多数共产党员坚决反对，一些国民党左派人士也十分反感，甚至陈果夫派到各地的一些心腹大员也有人表示不满，如派到浙江的王宇春就参加了共产党，派到西北的郭春涛也随冯玉祥一去不返。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还自下而上地发出了“打倒新军阀、提高党权”的号召，在上海、广州、武汉等地形成了普遍提高党权，反对独裁的运动。
第二部分整理党务（3）
但由于共产党主要领导人陈独秀执行右倾投降主义，又一次妥协，完全接受了这些限制，屈从国民党新右派的意志，使陈果夫的反共计划一步步得逞，并成为以后大规模清党运动的先导。
在陈果夫将在国民党各级党部任主要职务的共产党员驱走之后，国民党本身腐败、无能、缺乏人才等弊病就充分暴露出来，组织发展停滞了，在群众中的威望顿落千丈，官僚作风、军阀作风，贪污现象、腐化行为充斥于各级党部，原来那种生机勃勃的革命气象沉寂下去，这个问题十分严峻地提到了国民党当权者面前。
这时，蒋介石新右派还羽毛未丰，他们还不能完全控制国民党，而且，北洋军阀还没有搞掉，他们必须有自己的人才。陈果夫对这一问题考虑得比较深刻，他认为清除共产党后，必须充实国民党的力量，而要充实国民党的力量，必须花力气培养新的人才。基于这一想法，他提出了开办“党政训练所”，以培养国民党各级党政干部的建议，他不辞劳苦，昼思夜想，亲自拟定了《党政训练所设置办法》，提请国民党中央核准。陈果夫的建议得到蒋介石的嘉许，蒋从人力、物力、财力等各方面予以大力支持，并任命他为党政训练所所长。
有了蒋介石的支持，陈果夫更是卖力地进行张罗，他对校址的选择、师资的配备、学生的招考等方面都亲自过问，十分仔细。经过一段时间的紧张筹备，“党政训练所”终于开学了。第一期招收学员100多人，大都是经过陈果夫精心挑选而来的。为了提高教学质量，陈果夫规定了极为严格的纪律，学生学习、生活全部实行军事化行动，所学课程也是陈果夫亲自选定，内容多为蒋介石等人的讲话、国民党的党义和章程等。陈果夫还嫌不够，时常亲临训练所给学生讲课，他踌躇满志，一心要把这100多人培养成国民党中的骨干。
但落花有意、流水无情，由于工农革命运动的影响，由于共产党人的细致工作，不到一个月，党政训练所学生内部就发生了分化，大部分学生开始趋向进步、趋向革命。一些学生白天听陈果夫的课，晚上就秘密传阅进步刊物，学习共产党人写的文章，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小册子，暗中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反对陈果夫的专制教育，甚至还有少数人秘密参加了共产党。
陈果夫发现这种情况后，气急败坏，他派出一些心腹暗中进行调查，结果，查出12名特别突出的学生，便认准他们是共产党分子，学生中的分化肯定是他们从中作祟。于是，陈果夫毫不犹豫地“以思想行为不检的理由公布开除”，他以为这样一来，学生害怕了，就会循规蹈矩，再也不敢越雷池一步。
但事与愿违，陈果夫越是压制，学生对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越是浓厚，他们照样看马克思主义的书，照样接近共产党，后来竟发展为学生风潮。事情闹大后，陈果夫干脆撕破脸皮，请广州公安局长李章达派军警前来镇压。李章达为陈果夫旧时的同学，辛亥革命时曾共过患难，开始碍于面子，尚能协助解决。后来，李章达在共产党人杨匏安的影响下，也对陈果夫的专制教育不满，转而同情学生。当第二次学生风潮再起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