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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党委员会”成立后，在二陈指挥下进行工作，陈果夫事事过问，事事插手，整个“清党”的程序，由他一手安排，以至蒋介石下野后，陈果夫依然能暗中操纵各地的“清党”运动。
1928年初，蒋介石重新上台，他接受陈果夫的建议，其首要任务仍然是继续“清党”，“乃欲移其势力之重心于党部”，基于此目的召开的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就是要使“清党”的理论、组织、方法、程序更加完备，更加系统，更加严密。
在二届四中全会上，陈果夫是一个十分活跃的人物，他多次发言，陈述自己对“清党”的主张，他强调，要使“清党”运动收到实效，必须与整理党务结合起来，把整理党务作为“清党”的一个重要内容，他认为，以前虽然也整理过党务，但收效不大，这次应该彻底整理，为此，他与蒋介石、丁惟汾一起拟定了一个整理党务的提案交会议讨论。他还强调，要为“清党”制定法律条文，基于此，他还与蔡元培等提出了《制止共产党阴谋案》等，陈果夫参加拟定的提案几乎占了会议所有提案的一半，这些提案，对“清党”的理论、方法、程序进行了系统的阐述。
为什么要继续“清党”呢？陈果夫等认为：“清党时间倏逾半年，共产党之逆迹固以大暴国中，本党之精神亦日就淹没”，现在国民党的组织形式、工作方法、所持理论均沿用过去国共合作时的一套，“是昔者以共产党操纵国民党，今则以国民党继承共产党”，因此，“非将容共期中之理论与方法，一举清之不可”。继续“清党”就是要清除共产党的理论与方法。
如何“清党”，整理党务呢？陈果夫等的提案作了具体的布置。
第一，关于基本理论。陈果夫等攻击共产党的理论“为破坏，为阶级斗争，为反科学，为虚伪不择手段，为以民众为工具，为分裂三民主义为三个一民主义，为造成全民恐怖，为使中国产业由落后而至于绝灭，为遮断中国在国际间取得平等优裕之机会，为打破国民革命军的基本力量以培植爪牙”。因此要彻底清除，“一反其义”。他们提出国民党要树立自己的理论，即树立被他们篡改了革命内容的“三民主义”，为此，要“制定管理党报及党的一切刊物条例”，以利于宣传“三民主义”。
第二，关于组织。陈果夫等主张：“废除容共期内一切民众运动方式”；“严厉取缔农工间武装集团及潜伏暴动性之秘密结合”；“各地畸形农工集团一概取消”；“取消省党部以下一切畸形、残破的党部”；“省党部未正式成立时，由中央指定各省登记委员，专办全省党员登记，限期完成整理党籍工作”，“废止中央及各级之农民、工人、妇女、青年、商民等部，只设组织、宣传、训练三部，于必要时得设特种委员会辅助之”；“厉行监察委员会职权，监察委员会得指导中央及地方特种刑事法庭”。
第三，关于整理党务的方法。陈果夫等提出：整理党务要经过四个阶段，即总登记、总考查、彻底训练、彻底改组各级党部。先由中央成立考查委员会，考查各地曾任省级及与省同级党部的委员；再由中央选派指导员组织各省党务指导委员会；然后由省党务指导委员会选派指导员组织各县市的党务指导委员会，分级考查各地的国民党员。凡经登记合格者为预备党员；凡经考查合格者为正式党员；凡经长期考查与训练合格者为基本党员，在此基础上成立各地的国民党党部。
第二部分“清党”运动（2）
这些“清党”的方案提出后，陈果夫不遗余力，在会议的各种场合反复解释、说明，使二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他们的提案。会议决定首先改组国民党中央机构，开除撤销共产党员和所谓“附逆”共产党的谭平山等人的国民党籍和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职务，选举蒋介石等36人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在国民党中央取消农民、工人等五个部，只设组织、宣传、训练三个部，并决定对各地的国民党党部进行整理，对党员重新登记。陈果夫由于在全会上的出色表现，他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在会议闭幕后，他又被任命为中央民众训练委员会委员、常委，主持该委员会的工作。
二届四中全会后，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即着手对国民党各级组织进行整理，他们发誓要“将共党遗留作风一扫而空”。整理的第一步便是向各地派出党务指导员。他们找来张道藩、余井塘等人进行密谋，决定从反共人物中选拔党务指导员。
为此，他们对大革命时期国民党内一些极右派人物逐一进行考查，凡是积极反共的人都被挑选出来，作为党务指导员的人选。然后，让这些人参加中央组织部的各项工作和各种会议，使他们熟悉环境，并从中观察他们的政治立场和工作能力。按二陈的要求，“必须具有忠于国家民族，忠于本党主义，认识共党阴谋，忠于领袖的真诚才行”，简言之，只要具备反对共产党，忠于蒋介石这两条就行了。
经过两个月的悉心考查后，二陈便从这批人选中挑出一些思想反共而又忠于他们的国民党人，委派为党务指导员，将他们派往各地去执行“清党”任务。二陈对此十分重视，在这些党务指导员出发之前，都亲自召见，反复交待。他们要求党务指导员到各地后，再进行认真考核，选择一批坚定的反共分子到各县市担任党务指导员，所有各地的党务整理和“清党”运动，统统由党务指导员负责进行。
这些党务指导员到各地后，秉承二陈的旨意，迅速开展工作，对各地的党部进行解散、改组、重建，将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逐出党部，换上二陈所指定的人，到1933年，各地主掌党权的基本上是二陈的亲信。如天津市，陈果夫派傅作义、苗培成、刘不同作为党务指导员到达后，即将天津市党部全部改组，二陈的亲信邵华，马亮、邵汉元、时子周等，都被塞进市党部，市党部下的各基层组织也换上了他们的人。还有，如“江苏为马元放；浙江为张强、许绍棣、罗霞天、方青儒、郑异、叶溯中、胡健中；安徽为佘凌云、张德流、魏寿永；湖北为艾毓英、杨锦昱等；江西为王冠英、刘家树、李中襄；河北为陈访先、詹朝阳、胡梦华；山东为赵伟民等；河南为陈泮岭、王星舟、李敬斋与张廷休；陕西为宋志先等；甘肃为田昆山、凌子惟等；黑龙江为王宪章、王秉钧等；察哈尔为马亮、刘诚宣、郭育恺等；绥远为赵允义、陈国英等；宁夏为沈德仁；青海为燕化棠、方少云、李天民；南京为方治；上海为潘公展、童行白、陶百川、陆京士、吴开先；北平市为陈石泉、庞镜塘；青岛为李汉鸣等；汉口为李冀中、吴企云、单成仪等”。这样，全国各省市的国民党组织已被二陈兄弟所掌握。
整理党务的第二步，便是对国民党员重新进行登记，这一次比1926年陈果夫接收组织部时所进行的登记更加广泛、更加严格。根据二陈的命令：“各地各级党部，一律暂停活动，听候中央派员整理，所有党员一律重新登记。”并要求所有国民党员“必须绝对遵守纪律”，“不得违反党纲、党章及一切决议案之主张”，“必须绝对服从党部之决议及命令”，听候审查。
在各地党务指导员的部署下，所有国民党员一律填交审查表。审查表中，有关于政治信仰的栏目，根据二陈的指令，在此栏目中，要求回答对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认识，并加以区别，以此来测验填表者的政治倾向，这是决定其登记与否的一项重要标准。然后对这些党员开展调查，进行评审，凡有共产党嫌疑或亲共言行的，皆由军警和行政机关配合，进行审查、缉拿或清除。这是对共产党和其他非蒋势力从中央到地方的一次大清洗。
陈果夫、陈立夫对于派员到各地主持“清党”工作，总是不那么放心，生怕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因此，兄弟俩常常不辞劳苦，亲临各地去巡视，指导当地的“清党”运动。特别是对华北、东北地区，陈果夫最不放心，他考虑到这些地方原是张作霖的领地，国民党势力不强，现在刚刚平定，恐怕共产党乘机插入其中进行活动，因此，他把北方地区作为开展党务的重点。1929年夏天，陈果夫亲自到了北平。
一些新闻记者知道陈果夫是国民党内的新权贵，蒋介石的亲信人物，这次来北平一定有重大任务，便纷纷来到陈果夫下榻的旅馆，想进行采访。陈果夫知道，他所主持的“清党”运动是不得人心的，他此行的任务是秘密的，他本身的工作更是特务性质的，因此，尽管记者多次提出采访要求，他都一概回绝，拒不接见。
一天，陈果夫出席张学良举行的宴会，他兴致冲冲，十分潇洒地步入餐厅，刚进大门，便被早就守候在那里的一群新闻记者包围起来，陈果夫再也逃脱不了，他看看表，离入席的时间还有十几分钟，心里十分着急，突然，他灵机一动，计上心来。于是，陈果夫满脸堆笑，先入为主地询问那些记者在什么报馆工作，报纸发行的情况，编辑工作的情况，甚至问到了广告业务等等，好不容易，拖到了宴会入席的时间，陈果夫即站起来，收敛笑容，冷冰冰地说道：“对不起，我要入席了。”说完，便把一群记者丢下，径自走了。事后，陈果夫得意了好几天，他说：“他们对我一无所得，而我反做了新闻记者的新闻记者了。”实际上，这正说明陈果夫做贼心虚，他的所谓“清党”运动，整理党务，说穿了，就是残害共产党，残害人民的代名词。
正是二陈所主持的这种反革命“清党”运动和整理党务中，又有无数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例如，在广州‘四一五’和以后，杀害了萧楚女、熊雄、孙炳文、安体诚等。过了几年，还把韩麟符在天津捕杀。又长期关押黄埔军校第五、六期的学生多人……在其他各省市，持续一二年之久，还在多方进行迫害，必至置诸监狱而后已，就全国范围而论，被害的人数，竟至数以万计”。许多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和革命群众团体被野蛮地破坏。同时，通过所谓的整理党务，完全改变了孙中山亲手创建的国民党的性质，国民党日益被推上法西斯化的道路，陈果夫、陈立夫逐步控制了国民党，他们的势力也日益膨胀起来。
第二部分网罗“人才”（1）
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建立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南京国民政府，在这个国家政权中，实施的是国民党一党专政，蒋介石为了维护自己的独裁统治，他必须控制国民党，因此，他对国民党的理论、组织等方面的建设十分关心，表示：“继今以往，本党必益当努力于党权之集中，组织之精密，纪律之森严，信仰之统一，凡别有结合别有卵翼之反革命派，固当在所必除。”陈果夫、陈立夫对蒋介石的意图心领神会，他们根据“清党”运动和整理党务中出现的问题，积极为蒋介石出谋划策。陈果夫认为，要实行国民党的专制政治，一方面要以武力剪除国内一切异党，特别是共产党及其进步力量；另一方面要进行反共宣传，以开化全国民心。而这两方面的进行，都需培养大批反共“人才”。陈果夫看到，共产党中有很多人才，因此在国共合作时，成为国民党各级组织中的骨干，“清党”后，共产党人被除掉，各级组织也瘫痪了，另外，国民党中一些人因深受共产党宣传的影响而立场游移，态度暧昧，不能胜任反共的责任，这样，国民党中人才匮乏的问题便十分突出地显露出来。因此，陈果夫认为，要完成“清党”反共的任务，要推行一党专制的政治，必须培养一批新的国民党骨干分子。为此，陈果夫专门请来戴季陶、丁惟汾等人，共同磋商培养党国“人才”大计，戴、丁二人对陈果夫的想法深表同意，但一时拿不出培养人才的具体方案。陈果夫便提出，将以前党政训练所恢复，并扩大其规模，以此为基础，创办一所中央党务学校，以培养高级党务人才为主要宗旨，使之和培养军事人才的黄埔军校一样，成为国民党一文一武两个专门学校。
陈果夫的提议一出，即得到了戴季陶、丁惟汾的一致赞同，于是，他们便对党务学校的办学宗旨、办法及招生，师资、校址等问题进行了商讨，形成意见后，拟成详细的书面建议，向蒋介石汇报。蒋介石看了书面建议后十分高兴，他当面夸奖陈果夫具有远见卓识的头脑，并即指令有关当局尽快付诸实践。1927年5月5日，南京国民党中央决议，正式在南京设立中央党务学校，直属国民党中央党部管理。蒋介石为了表示他对党务学校的重视，亲自担任校长，并任命戴季陶为教务主任，丁惟汾为训育主任，陈果夫为总务主任。由于蒋介石是国民党的总裁，事务诸多，戴季陶和丁惟汾也各有自己的具体工作，都只是挂名而已，实际上，中央党务学校的一切大权由陈果夫一人总揽。
陈果夫比当年办党政训练所时的兴致更高，他拿着蒋介石的上方宝剑，到国民党各部门要钱要人，十分顺利，他亲自选定校址，大兴土木，盖起了十分讲究的房舍。他各方罗致，聘请了一些顽固反共的国民党分子充任学校师资。他亲自参加招生录取工作，从当时2000多名报考者中，经过严格口试笔试，录取了340名学生。经过几个月紧张的筹备后，中央党务学校正式开张了。
针对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国民党内派系林立，蒋介石在国民党内威信扫地的情况，陈果夫主持的中央党务学校十分注重培养学生的凝聚力和对蒋介石的忠顺精神，他亲自为学校制定了“亲爱精诚”的校训，意思是要求学生亲爱团结，精诚一致，拥护蒋介石，形成国民党内以蒋陈为代表的新右派势力。
为了将学生培养成他们所希望的党国人才，陈果夫为中央党务学校确立了以政治训练和军事训练为主的教学内容。所谓政治训练，即加强对学生的思想和言论的控制，主要是以蒋介石的言论和戴季陶主义教育学生，通过这些反共教育，培养学生仇视共产党、仇视革命的情绪与精神。同时，还训练学生主持会议、控制会场、指定发言、公众演讲等多种智能，以利将来从事各种反共工作。所谓军事训练即将学生的学习、生活均纳入军事管理中，并进行军校学生所必须的训练。陈果夫将全校的学生编为三个区队，每区队再编为三个分队，分别选派中央军校毕业的学生担任区队长和区分队长，负责军事训练和管理。平时，除训练学生集合、队列、出操、瞄准、投弹、械斗等基本功外，特别注重培养“军人魂”，即蒋介石所提倡的仁、智、勇的精神。
经过陈果夫近一年的苦心培育，到1928年6月，中央党务学校第一期学生340人中，除60多人因反共立场不坚定，对蒋介石忠诚不够，或身体、家庭状况不佳等原因不能毕业外，274名学生被认为成绩“合格”，准予毕业、被分配到中央及各省市从事“清党”反共工作。陈果夫对这一期毕业生十分重视，学生毕业时，他举行了隆重的毕业典礼，并发表长篇演说，殷殷期望这批学生到各地后努力工作，为反共大业尽忠效力。对一些重点学生，他又是拍照留影，又是亲自召见，可谓用心之良苦。他还挖空心思，为毕业学生纪念册写了长篇序言，在序言中，他感慨万端，合盘道出了他办中央党务学校的初衷：“当斯时也，北伐之功未竟，党务之纠纷以起，在湘、鄂、赣则有共产党之扰乱，为本党心腹之大患；有长江下游诸省，则因党务干部人才之缺乏，使党务不能随军事势力进展，而空虚散漫之象以生。本党至此，非毅然清共，不能挽回革命之危机；非巩固党基，亦无以达革命成功之目的，于是中央有设立本校之决议，盖深信党务较军事尤为重要——欲造成革命之武力，不可无黄埔；欲推进党务之发展，更不可无一般曾经充分训练之党员，充实各级党部，巩固本党之组织。”在陈果夫看来，在蒋介石已完全控制军事力量后，党务比军事更为重要，而办好党务，就要有一大批国民党党务人才，这批党务人才既要信仰“三民主义”、忠于蒋介石，又要有组织能力和其他方面广博的知识，由他们充任国民党各级党部负责人，就可以振兴国民党。
第二部分网罗“人才”（2）
这一期学生果然也不负陈果夫所望，他们到各地后，为充实国民党各级组织，为各地的“清党”反共起了很大的作用。由此，蒋介石也更加信任陈果夫，更加重视中央党务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