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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8月，第一期大学部录取新生67人。在开学典礼上，陈果夫讲了很多。他说，在中国“旧思想最难祛除。现在普通人民，其思想与在专制时代，并无二致”。因此他要求学生学成后去做教育人民的工作。他说：“如果有一个人不明白三民主义，那就是我们的责任。”这也就是说，要用国民党的思想去钳制人民的思想。
二陈兄弟为了使中央政治学校像黄埔军校一样，成为培养国民党干部的基地，他们做了很多工作，在学校的培养、教学内容、招生原则、科系设置等方面都做了硬性规定，使这个学校成为一个包罗万象的大杂烩。同时，每年，二陈还从毕业生中派3—5名学生到国外留学，以资深造。在二陈的苦心经营下，中央政治学校的一届届毕业学生，成为国民党各级党部的骨干，成为蒋介石统治各地的基本力量。而二陈也通过这些学生控制了国民党各级党部，他们的势力也急剧地膨胀起来。
办中央政治学校只是奠定了二陈在教育界的地位，但他们的势力还不能控制教育界。因此，他们在办中央政治学校的同时，极力向教育界渗透。陈立夫更是迫切，他说：教育部门，我们必须拿到手，这是管理思想的部门，我们天天喊叫党化教育，可是教育部门在人家手里，这还行吗？首先，他们将其亲信及CC分子大量安插到教育行政部门和各级各类学校。南京政府成立后，废止大学院制度，成立教育部，由蒋梦麟为部长。陈果夫即向蒋介石推荐CC派人物段锡朋担任了教育部次长，罗家伦为中央大学校长，刘季洪为河南大学校长，丁默村为上海江南学校副校长等。
第二部分控制教育（2）
其次，二陈经常提出关于教育方面的议案、方法、建议，以扩大他们在教育方面的影响。1932年，在教育部没有任何职务的陈果夫向国民党中央提出了《改革教育初步方案》，建议专科、大学及派遣留学生应重农、工、医等实科教育，中学注重数理化，小学注重国文及算术。这一方案经国民党中央同意交教育部执行，矫正了当时文法科的滥设，促进了以后实科教育的发展。1933年，陈果夫又提出了《改革教育方案》，提出加强学生的道德教育，中小学设立修身科，“且施行严格管理，务使男女青年，在中小学校求学时代，即造成服从纪律之习惯与力行之精神”。因此，除道德教育外，还必须接受军事训练。还应加强对各校校长的控制，“教育部应每年召集各大学校长，咨询一切”，“省教育厅应每年召集各中等教育之标准学校校长，教育局应每年召集小学教育之标准学校校长，训练半月”。同时，还要严格控制教职员，规定：“其利用学生作政治活动为谋进身或为个人权益，不惜造成学校风潮之校长、教职员，如在本校发现而撤职者，他校不得任用”。这一方案由于规定太严，受到教育界很多人反对而没获实行。陈果夫并不死心，他不断发表文章，阐述他这些主张，并于1944年写成《中国教育改革之途径》一书，但还是不能引起多数人的共鸣。不过，二陈毕竟通过这些活动，扩大了他们在教育界的影响。
再次，二陈指挥CC特务在学校积极推行党务教育。陈立夫认为，学校是传播思想的园地，一是肃清共产主义思想，一是宣传三民主义思想。在他们的建议下，学校建立了训育制度，中等以上的学校设训育主任、生活指导员、党义教育和公民教员，这些职务基本上由二陈委派CC特务充当，他们的任务是“时时与学生接近，藉以匡正其思想言论行动”，“随时调查学生平时所阅刊物及其所发表之言论”等。1936年国民政府公布的《修正中等学校训育主任公民教育工作大纲》中，更露骨地规定他们在“总理纪念周、各种纪念日及各种集会应因时制宜讲演总理遗教、革命史实、共匪罪恶、国难经过，并依照中央施政方针作时事报告”。二陈还生怕这些训育员不称职，他们自己干脆亲自出马到各校去发表演讲。陈立夫先后到全国一些著名大学宣讲他的《唯生论》，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演说后还向学生们发誓，说他一年之内要跑遍北京、上海、天津、武汉等大城市，要对10万学生讲话，以防止青年跟共产党走。
除了到学校去演讲外，陈立夫还将一些学生找来，办专题讲座。他自己讲《唯生论》，还请来戴季陶讲《青年修德》，缪凤林讲《中国历代人物评论》等。
为了镇压学校中的革命运动，防止共产党在学校的活动，陈立夫还建议在学校中“整顿学风”。教育部接受了他的建议，于1930年公布《整顿学风令》，声称：“近年以来，我国学生受共产党人及一切反动派之诱惑”，“妄分派系，驯至放僻邪侈，罔所不为”，提出“如再有受反动派之利用，仍若嚣张，恣行越轨者”，“惟有执法严绳，以治反动派者治之，决不稍事姑息”。法令一下，二陈便指挥CC特务，对学校师生进行监督盯梢、跟踪、绑架、逮捕、暗杀等暴行，使许多进步师生被捕被杀，上海大学、大陆大学、晓庄师范等学校被查封或勒令停办。
为了加强对学生的控制，陈立夫还指使徐恩曾、张道藩、叶秀峰、骆美奂、洪兰友等人组成所谓“学运领导小组”。这个小组指使各校的特务组织，专门收买落后学生，干破坏学运的勾当。当一二·九运动的消息传到南京后，中央大学等7个学院的学生准备响应北平学生运动。陈立夫知道后，十分着急，他急令“学运领导小组”想法制止。徐恩曾便以学运领导小组的名义，找来南京落后学生团体“三民主义大同盟”的负责人商议，并向他们发布命令，绝对不许学生冲入国民党政府和行政院，不许到日本使馆闹事，全市学生集会当天结束。
第二天，中央大学学生到礼堂开会时，早有准备的“同盟”分子已控制了会场，使会议不能达到预定的目的。下午4时，南京大、中学生1万多人到行政院请愿，并要蒋介石接见学生，而蒋介石却拒不接见，只派行政院秘书长翁文灏出来应付，激起学生的愤怒，要冲进行政院找蒋。这时，“同盟”分子却鼓噪起来，要求举行游行示威，这就使冲行政院的要求得不到一致的响应。游行开始后，学生提出到日本使馆去示威，“同盟”分子也进行阻拦。这一次大规模的统一行动就这样被特务们破坏了。
陈立夫对这次破坏学运的成功十分高兴，他特地请示了蒋介石，对特务们进行嘉奖。但他又认为，现在他们有国家机器，有宪兵、警察，而共产党却能发动学潮，他们要费很大气力才能平息，这是他们的失败。因此，他要求更加严密地监视学生，更加严厉地镇压一切学潮，提出在学生中大量发展国民党员，发展特务组织。
第二部分控制教育（2）
在陈立夫号令下，CC特务们在各地大中学校建立了大量特务组织，诱骗低年级学生加入特务组织，编辑各种反动报刊，如《华报》、《大学生言论》等，进行各种反动宣传，以造成强大的声势，清除共产党的影响。陈立夫认为，在这种强制高压下，就可以造成国民党的一党专政的天下，造成蒋陈势力的一统局面。但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后来，全国民众抗日反蒋运动的蓬勃兴起，就是对二陈的一记响亮耳光。
二陈虽然以其CC势力控制了教育界大部分地盘，但他们还不满意。陈立夫一心想当教育部长，想控制整个教育界。1935年，他向蒋介石提出了大专院校进行肃整的建议，要求对一些受共产党影响的正直校长进行撤换，这些都得到了蒋介石的赞许。1936年1月，蒋介石召开了全国大专院校校长、院长和学生代表会议。陈立夫在教育界没任何职务，本来不够资格参加会议，却也挤进大会。会议期间，他鼓动CC系校长、院长向蒋介石献策，提出种种压制学生运动的办法，并要求换上所谓“自己的有效能的忠于领袖的教育部长”。弦外之音，蒋介石已经听出了，这是要陈立夫当教育部长，但他没有当时答应。蒋介石对陈立夫在教育方面的种种举动是满意的，也有意让陈立夫当教育部长，但他有自己的考虑，还要等待一定的时机。
陈立夫对蒋介石的沉默很不满，但也没有其他办法。陈果夫劝告弟弟沉住气，慢慢等待。二陈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实际上时刻都窥伺着教育部长的宝座。只等时机一到，便要捷足先登。
第三部分调查科主任（1）
1927年底为拥蒋上台而成立的中央俱乐部早已云散烟消，不复存在，但以参加这个组织的成员为基础所组成的CC派，却日渐发展，成为国民党内一大派系，在政治上为其他派系所望尘莫及，陈果夫、陈立夫则是这一派系的首领和灵魂。
关于CC派的政治立场，台湾学者袁宗蔚将其概括为以下6条：一、以三民主义为国民革命的理论指导，认为只有国民党才是惟一有资格领导国民革命的组织；二、他们视蒋介石为革命、党与政府的最高领袖，蒋的意志是绝对的，不容丝毫怀疑；三、他们坚决反对共产主义以及三民主义之外的其他主张，除国民党外，他们排斥任何其他政党存在的意义；四、他们反对外来的帝国主义，支持国家独立；五、他们主张中央集权；六、他们主张恢复传统道德教条。
这位学者的立论基本公允，但并不准确，CC派所信奉的三民主义是被他们篡改了革命内容的假三民主义，所谓反对外来的帝国主义只是反对社会主义的苏联，反对共产国际，并不是反对英、美、日、德等真正的帝国主义。
二陈兄弟对“CC”的称谓十分恼火，陈果夫曾气急败坏地否认：“我的性格，不会用外国字来组织自己团体的”，并反诬“此为共产党之解释”，是“奸人造谣挑拨之用意”。但不管怎样否认，怎样反诬，以陈果夫、陈立夫为首的政治势力却是实实在在地存在于国民党中，成为控制国民党的一股十分重要的力量，直到后来国民党败走台湾，这是谁也不能抹煞的事实。
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后，陈果夫被推选为中央民众训练委员会委员、常委，同时依旧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的职务，而且将主要精力放在组织部。蒋介石只是挂着部长职务的名义，具体事务都由陈果夫办理，实质上，部务大权仍然是由陈果夫一人独揽。
陈果夫在主持全国“清党”运动、整理党务的同时，为了加强对国民党的控制和对共产党及其他党派的防范，首先对组织部进行整顿和改组。他认为组织部原来机构庞大，人浮于事，且办事效率低，众多职员中混杂有共产党及进步分子，于是，便对组织部机构进行了大量精减，废去原有一些科室，部下只设普通组织科、海外组织科、军人组织科、编审科、调查科、总务科等，其中尤以调查科最为重要。陈果夫借精减之由，将原组织部一些属于其他派系的人员全部调出，另将CC派人员调进来，负责各科的工作。为了加强陈家势力，陈果夫特地将其弟陈立夫也拉进组织部来，充任调查科主任。这样，二陈兄弟俩便将国民党的要害部门——组织部牢牢抓在自己的手中。
调查科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它的任务，只是收集整理党内的各种资料如党员成分、经历、动态等，以及做一般性的社会调查。
而陈果夫的调查科则是奉蒋介石的特殊使命而设立的。此时，蒋介石已经取得了国民党党、政、军大权，但他知道，要建立独裁专制的统治，必须严厉打击和镇压中国共产党和革命群众，必须打击国民党内如改组派、再造派等各派系，还必须打击国内其他各党派力量，为达到此目的，必须建立特务工作，以对付共产党、革命力量及其他反蒋势力。但在国民党刚刚取得全国政权的情况下，蒋介石不便单独或公开搞特务组织，为了掩人耳目，便将特务活动的任务转到了党务调查科下，该科名义上进行党务调查，实际上进行特务活动。蒋介石对调查科十分重视，认为“成败利顿，关系党国存亡”，尽管他的景况还相当困难，但还是从各方面给予大力支持，对陈果夫是要钱给钱、要人给人。所以当陈果夫提出调查科主任由陈立夫担任时，蒋介石欣然应允，即将此时正担任他的机要科长的陈立夫放派到中央组织部，主持他交给的特务工作。
28岁的陈立夫年少得志，满面春风地出任调查科的首届主任，他感激蒋介石对他的信任，也明白兄长要他来组织部的用心，决心与其兄好好合作，发展CC派势力，为蒋家王朝尽忠效力。他主持调查科后，忠实地执行蒋介石的命令，改变原调查科的性质，将其办成一个纯粹的特务组织。在第一次举行的全科会议上，陈立夫明确提出，调查科的主要任务是：第一，调查党员的思想及派系隶属，收集国民党内异己派系的情报；第二，收集共产党和其他党派的情报；第三，配合国民党军警机关，破坏共产党组织，逮捕共产党人。
在调查科的机构建置上，陈立夫比较谨慎，刚开始，科下只设采访、整理两个股，每股各设总干事一人，下设干事、助理干事若干人，总计工作人员只有十七八人，全是陈立夫物色的亲信。还在陈立夫为蒋介石当秘书、机要科长时，便利用其特殊身分招揽了一些思想顽固的国民党右翼人物、共产党的叛徒，将其安插在机要科，从事各种特务活动，陈立夫到组织部后，把这些人也一并带了过来，成为调查科的骨干分子。
采访股干事为杨剑虹。杨剑虹原是上海青帮成员，并一度替日本洋行当买办，五卅运动时，曾参与组织黄色海员工会，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时，他积极参与屠杀共产党和工人群众，他指挥的黄色工会为蒋介石立下了汗马功劳，他本人则在反共中被陈立夫所赏识。此后，陈立夫与杨剑虹来往密切，他每次到上海，总是由杨陪着吃喝玩乐，陈立夫交给他的任务，他也能很好地完成，因此，很得陈立夫的欢心，陈便将他收罗到门下。整理股总干事由吴大钧担任。吴大钧是浙江人，与二陈为同乡，曾留学美国，学习统计，与陈立夫很早就认识，而且私交甚笃。因此，陈立夫也将其拉入调查科，委以重任。
第三部分调查科主任（2）
在机构设立、各负责人确定后，陈立夫雄心勃勃，准备开展工作。他要从各方面掌握共产党及其他党派的活动情况，并对其实施破坏，他要在全国建立地方组织，把特务网撒向各地。但他手下只有十几个人，总觉捉襟见肘，力量单薄。为此，他与其兄陈果夫商量，要求扩大人员编制，陈果夫当即同意，并报蒋介石批准，决定从陈果夫主持的中央党务学校毕业生中选派10人到调查科。于是，二陈兄弟亲自到中央党务学校进行挑选，他们对毕业生一一细致地调查、了解，以坚决反共为标准，以忠于蒋介石、忠于二陈为条件，经过精心选拔，反复比较，最后，从第一期274名毕业生中选出10人，充实到调查科。这10人是：张国栋、郑伯豪、张旆、李凤澜、骆美中、王保身、任洪济、谢澄宇、郭良牧、陈玉科。
这10名毕业生到调查科后，陈立夫立即对他们实行特殊训练。他没有将他们安排到哪一股工作，他知道，这些毕业生尽管思想上是坚决反共的，也是忠于蒋介石的，但他们并不明白调查科的特务性质，也没有干特务工作的思想准备，必须有一个适应环境、适应工作的过程。因此，陈立夫要求他们首先“实习”。“实习”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了解情况，熟悉环境。陈立夫将他们召集起来，进行训话，并向他们介绍调查科的性质、机构设置、工作范围等情况。随后，召开全科大会，介绍他们与原来的人员相识，让其互相谈话，增加了解。在此基础上，再让他们参加科内工作，逐步熟悉科内工作环境。第二阶段，参与调查，熟悉工作。大约10天以后，陈立夫便将这10名毕业生派往上海作调查工作。临行时，陈立夫明确规定，他们调查的范围是：共产党的活动情况，国民党内派系活动情况，工人运动的情况。这些人到上海后，采取各种手段打入工厂和一些民众团体，还进入国民党军队和一些基层党部，搞所谓的调查实际上为特务工作。调查完毕回南京后，他们便根据自己调查的情况写出工作报告。陈立夫将这些报告收来加以审查考核，初步定出优劣。第三阶段，再次参与调查，审查考核、分配工作。
一个月后，陈立夫安排他们到江浙两省进行第二次调查，这次调查，除了以前的内容外，还增加农民运动情况一项，返回后再次写出工作报告，陈立夫收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