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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洛阳指挥国民党大军围攻红军。陈立夫携带中共中央复电专程飞赴洛阳，向蒋介石请示。但此时，国际上又掀起反苏反共浪潮，日德于11月15日签订了反共协定，正极力拉蒋介石参加国际反共集团，这就使蒋介石对改善国共两党关系的态度更加游移不定。结果，陈立夫的洛阳之行没有任何效果，蒋介石否定了自己原来所提出的条件，拒绝了中共的建议。
第四部分一波三折（3）
陈立夫也错误地认为形势对他们有利，他对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热情一下子冷了下来，这时，他也不怕被天下人耻笑了。但不管怎样，总得要对共产党方面有个交待，于是，陈立夫只好硬着头皮再次邀请潘汉年前来谈判。
11月16日，陈立夫与潘汉年在南京见面，谈话开始后，陈便告诉潘汉年，蒋介石仍坚持原提各条件，并表示绝无让步可能，要求潘汉年将此意见尽快电告中共中央，希望中共方面能够委屈求全。陈立夫甚至以威胁的口吻说：“日德方面正在拉蒋先生加入反苏战线，中苏关系可能会恶化，那时，红军岂不更糟糕。”潘汉年听完此话，觉得再没有可谈的了，便站起身来，拱手告辞：“蒋先生既然要加入反苏战线，就不会抗日，那我们今天的谈判也不需要了。”陈立夫见此，急忙拉住潘汉年，让他坐下，略带诚恳地说：“我们不希望中国加入反苏战线，因此更希望红军方面能为民族捐弃成见。”潘汉年说，共产党深明民族大义，相反，是国民党不能为民族捐弃成见。
见气氛稍微有点缓和，潘汉年便谈起曾养甫所提的国共合作四个条件，他直截了当地问陈立夫：“听说这四个条件也是先生的意思。”陈立夫一听，连连摇头，矢口否认。潘汉年知道，现在的陈立夫是完全看蒋介石的眼色行事，不会把提出四个条件的事扯到自己身上来的。中国共产党已经作了巨大让步，而国民党方面连以“曾谈原则”为基础进行谈判都不肯，双方再也不能往下谈了。这样，陈立夫与潘汉年的会谈再一次不欢而散。
11月21日，潘汉年将会谈情况详告中共中央后，毛泽东，张闻天即于第二天复电告潘汉年：“目前此事无从谈起。恩来事忙，暂难出去。”中共中央也指示潘汉年：离开实行抗日救亡的前提，就没有任何商谈的余地。12月28日，周恩来写信给潘汉年，指出：“至今蒋介石似尚无抗日救亡之决心，合作谈判缺乏必要的前提，谈判显无速成之望。……我们愿以战争求和平，绝对不作无原则让步。”这样，国共两党之间的秘密谈判因国民党无诚意而陷入僵局。
此后，陈立夫又约潘汉年进行过一次交谈。在征得蒋介石同意后，陈立夫将原来所提条件略有改动，如将保留红军的数目由3000改为3万，但其收编的立场仍然没有变，这就理所当然地被中共方面所拒绝。至此，国共秘密谈判再也无法继续下去了。本来预定的周恩来与陈立夫之间的会晤也不能如期进行，这不能不说是件遗憾的事。
对这没有结果的谈判，陈立夫一半是恼火，一半是惋惜。他恼火的是共产党竟不按他们的指挥棒行事，不屈从他们的高压，使他以“招安”的办法解决共产党的企图不能得以实现，几年的心血废于一旦。惋惜的是两党共同抗日的新局面不能成为现实，他也不能因此而在国民党中大出风头了。当然，陈立夫是一个很有耐力的人，他还不肯放弃最后的希望，为了表示他的心情，他派张冲专程到上海转告潘汉年，希望国共两党的谈判不要中止。潘汉年当即请张冲转告陈立夫，共产党持同样态度，但希望国民党放弃消灭共产党的企图，如此则谈判还是有可能重新开始的。
中国共产党的恳切态度使陈立夫多少有些内疚，为了不中断与中共的联系，12月初，陈立夫按预先的安排，派张冲由南京经西安、延安到达瓦窑堡，与中共领导人见面。陈立夫交给张冲的任务是，取得共产党领导人的谅解，并观察红军的动向。张冲到延安后，毛泽东、周恩来都接见了他，并作了友好的交谈。
不久，陈立夫还指派谌小岑交给吕振羽一份密电码，告诉吕说：“南京谈判到此终止，今后由武汉电台和延安电台直接联系。”陈立夫派张冲的上海陈言和延安之行，以及武汉、延安的电台联系，是他为使国共谈判重新开始所作的努力，这一切，都给国共两党再奏谈判新曲留下了一缕娓娓的余音。
陈立夫主持的国民党与共产党进行的秘密接触和谈判，虽然没有任何结果，但它却增进了两党之间的了解，加强了两党之间的联系，为日后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打下了基础。它在国共两党兵戎相见，战场厮杀的昏天暗地中投下了一丝光辉，在此光辉下，坚冰开始融化。此后，国共两党继续朝着接触、谈判的方向发展，终于导致了第二次合作的形成。
第四部分西安事变（1）
国共两党的秘密和谈停止了，二陈积极协助蒋介石，准备对陕北边区大举进兵，消灭中国共产党和红军。陈立夫加强了在陕西的“CC”实力，完全控制了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并在省党部设置了专用电台，经常直接向蒋介石发送情报，还建立一支行动队，可随时直接捕人径解南京。
但是军事压力与特务政治挡不住抗日的潮流，不但广大人民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是国民党内的爱国将领也一致要求枪口对外。在国家危难的关键时刻，被蒋介石派往西北“围剿”红军的张学良、杨虎城以民族大义为重，在西安实行兵谏，扣留了蒋介石，向全国提出了停止内战、改组政府、释放政治犯、共同抗日等8项主张，成为时局转换的重要枢纽。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的爆发，在南京国民党内部立刻引起了一片混乱。事变发生的当天下午3时，曾养甫得到西安“CC”特务发来的急电：“张、杨叛变，领袖被扣，生死不明。”他一看吓呆了，急奔陈果夫公馆，正好陈立夫也在那儿，兄弟俩为这突如其来的事变所震惊。本来，陈立夫准备12月11日乘飞机赴西安，向蒋介石报告国共谈判情况，因突然发高烧，所以没去成。他们急忙打电话给戴季陶，查消息是否准确，待知事实后，便再打电话给何应钦等军方要人，要他们迅速作出决策，以救当前。刚放下电话，何应钦已派人传来口信，要求各中央执行委员到何公馆一聚，共商对策。于是，陈果夫与陈立夫匆匆赶到何公馆，只见公馆门前，警卫荷枪实弹，一些党政界要员正陆续来到，都神情严肃，见了面只点点头，便快步进入公馆。整个公馆笼罩着一片忧虑而紧张的气氛。
谈话一开始，便在如何处理和解决张、杨扣留蒋介石的问题上，分成了尖锐对立的两派。一派以冯玉祥、李烈钧、孙科等为首，主张以蒋介石的生命安全为重，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另一派则以戴季陶、何应钦、吴稚晖、居正、叶楚伧等人为首，坚决主张以武力讨伐西安“叛逆”；只有少数人模棱两可。陈果夫与陈立夫在会场上一会儿沮丧无语，一会儿义愤填膺，他们兄弟俩都站在戴季陶、何应钦一派的立场上，要求出兵讨伐张学良、杨虎城，以武力解救蒋介石。陈立夫慷慨陈词：领袖一身系天下安危，今竟为叛逆所扣押，生命难保，前途堪虑，惟有大张挞伐，聚歼丑类。
当时，有人提出，是否满足张、杨部分条件，使蒋介石能尽快获释，如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和一些政治犯等。陈果夫与陈立夫即站起来，声色俱厉地说：“绝对不行，这是向绑匪赎票的办法。”并提出立即处死“七君子”，以回答“张、杨叛逆”。同时，陈果夫还向会议建议，南京城内应立即戒严。他认为“集会结社，足以肇乱”，应绝对禁止，要以强硬手段处理西安事变。
谈话会经过激烈的争论后，主战派占了上风，会议决定对西安方面进行讨伐。后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30次会议决定，推何应钦为“讨伐军”总司令，下令将张学良“褫夺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表示要“迅速指挥国军，扫荡叛逆，以靖凶氛，而维国本”。为了推动武力讨伐，陈立夫指令《中央日报》撰文发动声讨。陈果夫于会后以江苏省主席名义，拟定了致各省主席的电稿，对张、杨大张鞭挞。在致云南省主席龙云电中，陈果夫称：……乃西安方面，忽有胁制统帅，破坏统一之举动，不惜自乱阵线，自堕纪纲，并举国一致之人心被其摇动，救亡图存之大计益感艰难。闻听之余，痛心会既。
今幸中央已决定巩固中枢，保障统一之办法……当此安危一发之际，是非不可不明，趋向不可不定。素钦明达，当（表）同情，更望一致主张，促其悔祸之觉悟……13日是星期日。早晨，中央政治学校照例举行总理纪念周，陈果夫匆匆赶到学校，因为先一天的事变，政校学生已知晓，都议论纷纷，陈果夫要张道藩向大家通报情况，以稳定人心。张道藩便在纪念周上向学生讲了西安事变的大概情况，并在会上大骂：“张学良是什么东西，他竟敢劫持我们的领袖。”陈果夫接着发表演讲，他说：“中央已经决定大计，对叛国作乱的张学良进行镇压。他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不过两个月，即可平定叛乱，大家安心读书。”与陈果夫一样，对西安事变的发生，陈立夫也处于十分焦急之中，据他自己回忆：参加12月12日会议之后，回到家里，当晚无论如何不能入眠，我不断问自己：我能做什么？经过反复考虑，陈立夫认为，在进行武力讨伐的同时，还可利用自己正和共产党谈判的有利条件，敦请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出面协调，以保证蒋介石在西安的安全。陈立夫回忆说：第二天早晨，我请潘汉年到我家来，要求他致电共产国际，分析西安形势。作为共产国际代表，他应该电陈意见，帮助决定政策。我建议他指出，如果蒋先生出了什么事，其结果将是灾难的。中国将失去抗日的领导人。日本由于企图征服我们，必然发动侵华战争，其后，目标将转向苏联。其结果不仅关系中国的存亡，也将关系苏联。我还建议他报告，人们一致反对张学良，支持蒋先生。他同意并且起草了电报，我们将它译成密码发出去了。此前，为了和共产国际通讯，他将密码转交给了我们。
陈立夫对西安事变后的形势分析应该大体还是正确的，但他的动机则是为了共产党出面调解，以保证蒋介石的安全，然后调动大军进行讨伐，迫使张学良、杨虎城就范，武力解决西安事变。所以到了第三天，他要求潘汉年再次致电共产国际，希望共产国际指令中共领导人，设法保证蒋介石的安全，最好是释放蒋介石。
第四部分西安事变（2）
陈立夫的活动收到了效果，据他说：第二天，接到了来自共产国际的一份电报，中称：收到潘的两份电报，他对形势的分析是正确的。共产国际赞同他的观点，并已按建议致电周恩来。
陈立夫在与潘汉年会谈后，对蒋介石在西安的安全问题，心中似乎踏实了许多。
有了这些许宽慰，他认为下一步将是迅速出兵讨伐西安了，因此，陈立夫与陈果夫积极活动，促使何应钦尽快向西安方面进剿。在一片讨伐的气氛中，何应钦即调派大军开赴潼关，做好进攻西安的部署，并派飞机轰炸西安附的的渭南县城和赤水车站，大规模内战有一触即发之势。
正当主战派武力讨伐西安的主张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宋美龄于13日回到了南京。她主张营救蒋介石，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宋美龄的主张得到了宋子文、孔祥熙等的坚决支持，于是该派很快压倒主战派，占居上风。何应钦虽然说宋美龄是妇道人家，不许她管国家的事，但在蒋氏裙带派强大势力下，他也无可奈何。这样，南京当局遂采用“正面处置严正，营救则多方运用”的原则。宋子文、蒋鼎文及与蒋介石、张学良均有密切关系的英籍澳大利亚人端纳等，往返于南京、西安之间，以使事变和平解决。宋美龄则亲赴西安，参与处理事变。
宋美龄等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影响了国民党中两派激烈对峙的态势，二陈兄弟也不得不考虑自己的态度。原来，他们之所以极力主张武力解决西安事变，是出于以下动机：第一，他们认为以前蒋介石与各地方实力派之间的矛盾的解决，大多是军事行动起决定性作用，现在张学良、杨虎城以武力扣押蒋介石，是“大逆不道”的行为，更应该诉诸武力。只有这样，才能迫使张、杨放回蒋介石，否则，即使蒋被放回，也难以再统帅三军。第二，他们认为西安事变是受共产党所影响，他们的特务机关就报告，张、杨会见过周恩来。陈果夫认为：“张之脑中已有共党入之矣。”因此，西安事变发生后，当陈立夫找来中共代表潘汉年，希望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居中调解时，陈果夫竟逼潘汉年承认共产党插手西安事变，由“曾养甫与陈立夫两人，与他面谈，潘不承认”。从反共的立场出发，他们便主张武力讨伐。现在看到宋美龄等蒋宋裙带派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占了上风。再加，中国共产党已通过潘汉年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向他们兄弟做了许多工作，因此，陈果夫与陈立夫不得不考虑转变态度。
12月20日，又是星期日，也是总理纪念周，陈果夫再次向中央政治学校学生讲西安事变。他说：校长虽然没有出险，但肯定张学良不敢加害他。我们担心的是，事变开始后，关于校长的下落没有消息，因为这样，张学良、杨虎城可借口说已被乱兵杀害。现在既有了下落，谅他们不敢公开危害。
这与前一星期大骂逆贼，要平叛、镇压相比，明显已经变了口气。后来，他再次致电龙云，也委婉谈到：至委座安全问题，俟前往之美顾问端纳回京询明真象后，再熟商营救办法。
虽然陈果夫与陈立夫对解决西安事变的态度有所变化，但总的来说，还是希望以武力讨伐张、杨的。为了配合这一行动，这期间，二陈对CC特务组织的活动作了进一步安排：（1）急电西北区和河南特务室迅速派员潜入西安进行侦查。
（2）指示南京邮件和电报检查所所长张志鹏和叶定严密检查邮件（特别是电报），即时具报。
（3）责成所属南京区区长钱永健、周光亚加强侦查戒备，并与宪兵司令部配合，防止坏人乘机造谣扰乱治安。
（4）指使所属密电研究室主任马懋文、陈文彬对于各派系（指桂、阎锡山、龙云、刘湘等系）加强侦查，可了解他们对西安事变的态度和行动。
（5）与军事机关密切配合。
虽然二陈作了很多加强特务政治和恐怖活动的准备，以配合国民党大军武力讨伐西安，但事态并没有按二陈所想象的方面发展。由于各方面的努力，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对西安事变正确引导，终于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达到了逼蒋抗日的目的。
12月26日，蒋介石由张学良陪同，回到南京。陈果夫、陈立夫及其他国民党高级官员都到场迎接蒋的归来。陈立夫作为蒋的亲信，被允许跟随到达蒋介石的住所。蒋介石由于背伤还没痊愈，一进屋便躺在了床上，长长地舒了一口气。陈立夫即向蒋问起西安事变的情况，他最关心的是周恩来在西安事变中的态度，因为此刻，他与共产党之间的谈判正紧张地进行。因此他迫不及待地问：“周恩来态度如何？”蒋介石半闭着眼，缓缓地说：“不坏！不坏！”陈立夫听后，眉头开始舒展，心中似乎感到了一丝宽慰。
第四部分西安事变（1）
但陈立夫对共产党的基本态度并没有变，即把武力解决放在第一位。他当即向蒋介石建议：中央军各部继续全线西进，一举消灭共产党。此时，陈立夫正主持与共产党谈判的事宜，为什么会如此坚决地主张向共产党武力进攻呢？因为他自以为形势对国民党是有利的。一方面，他在与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接触过程中，探得了苏联对华政策及基本态度，他认为，此时，国民党如果进攻中共，苏联将不会反对。另一方面，当时中央军已借武力讨伐张、杨之名大量集结，且已进入潼关，这在西安事变以前是决不可能的。因此，是消灭共产党的绝对机会。他进一步向蒋介石建议说：“共产党是虚弱的，不真诚的，您必须走在前面，命令何应钦全线西进，向延安进军，碾碎共产党人。”听了陈立夫的建议，蒋介石半晌没有说话，他闭上眼睛，不说同意也不说反对，实际上他是否定了陈立夫的建议。对此，陈立夫后来颇为遗憾，他认为蒋介石太慈善了，由于被周恩来所感动，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