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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政人员的基本情况，以加强对这些人的监督与控制。
（三）成立中央训练团高级班。高级班学员主要为国民党政府厅、司、局长及专员级的干部，受训期为半年，结业后，由侍三处登记，直接掌握，作为中央培养使用对象。所有参加高训班的人选都由侍三处提名，报蒋介石批准。陈果夫便以此作为笼络人心的筹码，到高训班受训的人都知道自己能参加受训，成为中央培养的对象，是陈果夫的提携，因此从内心感激他。陈果夫还命侍三处人员每月与高训班学员聚餐一次，以增进了解、融洽感情，使一期一期的高训班学员成为二陈的势力范围。二陈也通过这一形式加强了对国民党高级干部的控制。
陈果夫并非像他对戴季陶所说的那样，不干预考试院的工作，他早就想把这一工作揽于自己手中。他在侍三处工作有一定进展后，便开始染指考试院。
陈果夫利用侍三处的特殊权力，将大批CC派的骨干塞进各地考铨处当处长、科长，考铨处本是考试院铨叙部派在各地的分支机构，CC派的人当了处、科长后，便掌握了考铨处大权，表面上，考铨处还是考试院的下属机关，实际上，已经成为侍三处在各地的办事处。陈果夫就是利用这种偷梁换柱的办法，逐步地控制了地方人事权。
陈果夫主持的侍三处，除了进行各种人事的调查、考核、选用外，还常以到各地调查的其他情况进行分析研究，向蒋介石提出施政方案，以获得蒋介石更大程度的信任。如1939年，国民党军队从日寇手中收复了广西南宁、宾阳、九塘等地区，侍三处在人事调查时碰到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如汉奸问题、伪军问题、老百姓的耕牛问题、房屋问题等，陈果夫看了调查人员写的报告后，认为虽不属侍三处的工作范围，但又十分重要。他便亲自与第十一组（即通讯组）进行研究，又与内政部、中央政治学校等单位联合召开会议，邀请有关人员进行讨论，在其基础上，陈果夫拟定了“战后伪军处理办法”、“战后汉奸处理办法”、“战后社会问题办法”等20多个方案。交蒋介石审阅，蒋介石看后十分赞许，并指令有关部门执行。再如，陈果夫曾邀请中央政治学校财经教授及有关学者，一起讨论、研究，拟定了《三民主义经济制度与经济政策》；陈果夫还邀请社会学专家进行认真磋商，草拟了《工作竞赛办法》等。这些方案都呈交蒋介石参考，为蒋介石的统治出谋划策。陈果夫忠心耿耿，受到蒋介石的赞扬。
这样，陈果夫的侍三处完全超越了人事幕僚单位的职权范围，而成为蒋介石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参谋机构。
由于侍三处擅权越职，专横跋扈，引起了国民党、政、军各方人士的不满，所以，抗战胜利后，侍从室第三处便被撤销，陈果夫也从主任宝座上翻落在地。由于他的肺病日益严重，他也不太管事了，虽然还是国民党高层领导人，但已是今非昔比了。
总之，陈果夫、陈立夫两兄弟红得发紫的辉煌时期结束了，虽然他们并不服输，还在努力以保持自己的已有地位，但确确实实，他们开始步履蹒跚地迈入人生的下坡路。
第五部分组建中统（1）
还在1937年初的时候，国民党在全国人民要求抗日的压力下，召开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处理与共产党关系的“最低限度之办法”，其中有国家军队编制统一、政权统一等主张，要统一政权就必须对各种特务组织统一领导。正是基于此种目的，根据蒋介石的提议，国民党在三中全会后不久，即1937年4月便成立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这个总的特务机关。将原复兴社与CC派两大特务组织集合在一起，进行统一管理。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设局长一人，副局长一人，下设三个处，“局长是陈立夫，副局长是陈焯（首都警察厅厅长）；第一处处长是徐恩曾；第二处处长是戴笠；第三处成立在后，没有搞多久，处长先是少将秘书丁默邨兼，后来换的是金斌”。
对于蒋介石的这一安排，二陈自然是喜不自禁。本来，CC派与复兴社这两大特务系统从成立以来就是互相水火，明争暗斗，摩擦事件时常发生。二陈一直想插手复兴社事务，达到吞并复兴社的目的，但总不能遂意。现在成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将两大特务系统集中起来，统一由陈立夫指挥，对陈立夫来说，实在是“天助我也”，他可以凭其职权，染指复兴社，逐步将其吃掉。
但蒋介石也有他自己的打算，他成立统一的特务机关，只是为了让他便于指挥，压根没想将整个特务组织全交给二陈，因此，局长虽然让陈立夫当了，而下面三个处却是各成系统。一处统原来的CC派，二处统原来的复兴社，三处开始两方面人都有，后来也拨归复兴社，CC派再也不能问津。三个处不但各自成一体，而且办公也不在一个地方，第一处设在南京道署街，第二处设在鸡鹅巷，第三处设在山西路，基本上是老死不相往来。
戴笠由于有蒋介石的宠信，对陈立夫的领导并不十分恭顺，他自成一体，二处俨然是一个独立王国，其编制、人事、活动形式与范围都由他一人主掌，CC派休想过问，对此，陈立夫虽然忌恨，却又奈何不得。
陈立夫也十分看不起戴笠，每当戴笠例行公事去见他时，他眼也不抬一下，鼻子也不哼一下，只是用手挥去挥来，极为藐视，这使戴笠怀恨在心，久久不忘，常在军统特务中讲陈立夫的坏话。
陈立夫在任局长期间，为了排挤戴笠特务系统，总是极力提高一处的地位，压低二处，许多政治上的便宜尽量让一处多占，当时局本部的工作人员也以CC派居多，在委派外任时，一处也总是压着二处。如南京邮件检查所和南京电报检查所，是由特务机关直接控制的两个单位，其作用十分重要，邮检所的中校所长张志鹏是由第一处派任的，少校副所长童襄则由第二处委派；电检所所长叶定也是由第一处任命，副所长由第二处任命。这样一来，凡是由两所检获的材料，第一处总是首先看到，而第二处只能从经办人员那里偷看一点，不得全貌。为此，第二处一直耿耿于怀。两个特务组织虽然统一在一个局内，表面上也似乎风平浪静，暗地里却已是剑拔弩张了。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军队连连败退，蒋介石放弃南京，国民党中央中机关大部分撤退到武汉，二陈所指挥的两大特务系统一片混乱，特务们如鸟兽散，原有的组织几乎全部停止活动。陈立夫尽管作了很大努力，也不能将其恢复起来。
1937年9月，蒋介石为适应战争需要，成立了“大本营第六部”，任命陈立夫为部长，主管“民众动员”事宜。陈立夫仍旧不忘他的特务组织，他担任部长后，利用其职务的方便，将原来特工总部的一大批星散的特务招集起来，全部安排在“大本营第六部”工作，编为第四组，以徐恩曾担任该组中将组长，CC派重要骨干王思诚、王杰夫、刘桂等都挂少将、上校、中校等军衔，在该组任职。实际上，这个所谓的第四组，就是原特工总部的翻版，这批特务打着“动员民众”的幌子，继续进行迫害共产党、迫害进步人士、破坏民众运动的特务活动，而这些特务活动正是蒋介石、国民党所需要的。
国民党蒋介石在外敌侵略的情况下，在全国人民一致抗日的压力下，虽然实行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但蒋介石的内心深处并没有真正放弃反共政策。1938年3月9日至4月1日，由蒋介石主持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大会继续对共产党进行攻击，说：“共产党挟其不适合国情之主张，使国家人民在精神上与物质上遭受不可胜计之损害。”于是，在所谓“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名义下，强调“消灭政治斗争之意识”，为此，大会决定国民党实行领袖制，选举蒋介石为总裁，为全党最高领袖。
正是在这种要求独裁、反对民主的气氛下，大会藉口防止敌谍汉奸活动、提高工作效率、增强抗敌力量，决定将国民党两个御用的特务组织加以扩大，各自组建独立的组织。以原中央组织部调查处（即特工总部）为基础，成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其活动范围以党政机关、文化团体和大中学校为重点。以原复兴社特务处为基础，成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其活动范围以各级部队、各军事学校、各军事机关为重点。这两个特务组织的任务均是对共产党员、进步人士、革命群众以及国民党内不满蒋介石独裁统治的人进行调查、监督，炮制黑名单，配合军警进行逮捕、关押、审讯、杀害等。中统局以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朱家骅任局长，徐恩曾为副局长；军统局则让蒋介石侍从室主任贺耀祖任局长，戴笠为副局长。
第五部分组建中统（2）
蒋介石所走的这着棋实际上是对陈立夫的分权，使他能对两个特务组织统而羁之、分而控之。同时，为了不让陈立夫因领导特务组织时间太长而基础盘根错节，甚至连新成立的中统局局长也没让他担任。对此，陈立夫心中颇为不满，却又不敢有所流露，当有人和他谈起新成立的两个特务组织时，他还装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说：“每个人有两只眼，两只耳。作为领袖的耳目，也应有两个，兼听则明嘛。”话虽如此说，在其内心深处，对蒋介石的分权行动，却藏着一股深深的哀怨之情。
当然，陈立夫也有高兴的一方面，他们兄弟俩多年苦心经营的特务组织如今也成了堂堂正正的国民党的正式机关了，这与当年的“私生子”特工总部显然是不可同日而语了。虽然局长的宝座由朱家骅登上，但副局长是他的亲信徐恩曾，整个班底基本上还是他们的人，中统还在他们的掌握之中，想到这些，心中又不禁多了几丝安慰。
朱家骅虽然当了中统局长，但他又是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秘书处的事务繁多，再加中统局这边没有他的班底，所以，局内诸多事务都交由徐恩曾办理，而徐恩曾又惟二陈之命是从，这样，中统局内的人事安排完全在陈立夫的一手干预下进行。
在陈立夫的指挥下，中统局内的组织机构逐步建立起来，局下主要设有三组、三处、五室、四会。
三个组按番号排列，相当于其他机关的处。
第一组，主管情报、资料、档案、文牍及总务，特别是对共产党情报、资料的收集和研究。下设情报科、秘书科、资料室、档案室以及总务科。
第二组，主管党派（主要以反共为重点，其他进步党派、团体组织也为工作对象），另外，对反对帮会、宗教团体及盗匪扒窃集团，日伪汉奸的工作，也属其范围。下设四个科室分管。
第三组，主管特务组织的训练和对外工作。初设四个科，后缩减为三科。
三个处为：经调处，即经济调查处，其任务主要是调查解放区经济和日伪经济。
交通处，主管全国“中统”的电台、电讯器材、通讯以及沦陷区的交通，特别是通往解放区的特务秘密交通。
统计处，主管中央党部各部处和中统局的各项统计。
五个室为秘书室、人事室、机要室、会计室、专员室。
四个会即训练委员会、纪律审查委员会、海外工作委员会、党网建立与运用委员会。
除此外，按国民党中央的规定，在各省、特别市及铁路党部内设立调查室，作为该省、市、路党部的一个组成部分，但陈立夫指使中统局将原来各地的特务室改为调查室。这样，就把各地调查室也置于中统局的领导与指挥下。另外，还有直辖于中统局的重庆实验区，直接指挥重庆地区的特务活动。
朱家骅原本也属CC派的人，但他与二陈不是隶属关系。他因与戴季陶的私人情谊而得宠于蒋介石，同时他也属于江浙地域圈圈里的官僚。他在任中统局长后，开始还不太管事，不久，便雄心勃勃地干起自己一套来。他以局长的权势，先后在局本部及各处室安插了一些他自己的人，以便逐步排斥二陈的CC派。如局本部秘书刘次箫、特经处长陈介生、统计处长郑尧柈、专员胡祥麟等。不久，中统局内职位较高的人员中，朱家骅派的人占了一半以上。1942年，朱家骅在担任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以后，曾对各省市党部的CC分子加以清洗。
朱家骅自立门户的野心使二陈十分不安。二陈原先对朱还是比较信任的，陈立夫担任“大本营第六部”部长时，每逢召开重要会议，都邀请朱参加，并请他讲话，关系十分密切。现在，二陈看到朱家骅来者不善，也就不顾情面了。陈果夫曾对此大发脾气：“朱骝先太不像话，怎么单对我们的人开刀。而我们人中也有些失节之徒跑到朱家，真是人心大变。”二陈发动CC派对朱家骅进行全面攻击，并不予合作，同时，二陈还向蒋介石推荐CC重要骨干郭紫峻、顾建中担任中统局副局长，以架空朱家骅，后来，朱被迫离开中统局。二陈在朱离任后，即对中统局进行全面清理，将朱派人物全面调走，于是，中统局又成了CC派的纯种。
中统局在二陈的经营下，逐步发展，成为一个组织庞大，人数众多的特务系统。
据当年中统的人事科长孙翼谋说：“我们局里，大概有13000多正式的调查工作人员。”陈果夫与陈立夫多年经营的特务组织逐步发展，在中统时期可以说达到了鼎盛，成为与军统势均力敌的国民党内两大特务系统。
第五部分争夺三青团（1）
在改设中统局和军统局的同时，蒋介石借“团结抗战”的名义，企图将全国各党各派统一于自己的领导之下，特别是对青年人，他更感兴趣，千方百计想将全国青年笼络于国民党的旗帜下。从这一目的出发，蒋介石决定由国民党出面，组织“三民主义青年团”。最初，他把筹备、组织的任务交给了陈立夫、刘健群和康泽。
1937年9月中旬，陈立夫突然接到蒋介石召见的秘密通知，他不知又有什么紧急任务，也不知是祸还是福，心里忐忑不安地来到了南京中山陵蒋介石的别墅。走进客厅，蒋介石早已等候在里面，客厅里还有刘健群和康泽两人，蒋介石见陈立夫来后，便招呼他坐下，态度虽然和蔼，但神情依然严肃，大家互相客套几句后，蒋介石便开始训示，他说：“现在抗战已经开始了，过去秘密的小组织形式不合需要，要来一个大组织，把党部的（指CC），同学的（指复兴社）和改组派（指汪精卫派）都团结起来，并以此为中心，再求各党各派的团结和全国的团结。”蒋介石说完，便要大家出主意，陈立夫等人不知蒋介石的本意是什么，都不敢提出自己的看法，一个个都不吭声，蒋介石见此，也不逼着大家发言，只是说：“你们去把这个问题研究一下。”这是蒋介石的特性，他要干什么，常常不直接说出来，让大家去揣摸。陈立夫等人对此十分清楚，便不再询问，诺诺退出。
陈立夫回来后，对蒋介石的训示进行了认真考虑，他想，蒋介石说要搞大组织，以什么形式才能把以前的小组织统一起来，以什么名义才能号召大家呢？对此，他始终不能酌定。第二天晚上，陈立夫便约集了CC派、同学派、改组派三方骨干人物张道藩、余井塘、萧铮、徐恩曾、周佛海、贺衷寒、酆悌、康泽、萧赞育等人聚餐。待大家到齐后，陈立夫便提出蒋介石的训示，要求对此进行议论。于是，大家便七嘴八舌地开始了讨论，一个个宏谈阔论，言语激昂，都表示对蒋的训示拥护、照办，但到底搞一个什么样的大组织呢，谈了几个小时，也没有提出任何具体方案来。
不久，陈立夫等三人又被蒋介石召去。蒋开口便问他们关于成立大组织的方案想出来没有。本来，三个人都还没有定见，但蒋介石冷峻的眼光一扫，三人不寒而栗，竟吓出了一身冷汗，主意也随之而来。康泽和刘健群主张大组织的名称用“三民主义青年团”，陈立夫则有不同看法。他说：“党里面有几个人的意见要加上‘中国国民党’几个字。如果用三民主义青年团，就是‘中国国民党三民主义青年团’。”陈立夫自有他的如意算盘，因为“国民党”是他陈家的，如果加上“党”这顶帽子，那么“团”这个大组织也就自然归于他二陈的领导下了。但蒋介石比他更精明，蒋要成立大组织的目的就是要把各派的实力都集中于他的旗帜下，听他指挥，岂容陈立夫借此机会扩大势力呢，他几乎不等陈立夫说完，就插言道：“有你这‘中国国民党’几个字，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