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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表到达南京下关车站时，陈立夫早已布置好的中统南京实验区的特务蜂拥而上，对代表围攻殴打，致使马叙伦、雷洁琼等多人受伤，酿成下关惨案。中共代表团当夜知道消息后，即向国民党提出严重抗议，要求查办凶手，保障人权。第二天，京沪各报纷纷报道，全国哗然。事情闹大了，蒋介石将陈立夫找去训斥了一顿。陈立夫回来后，也埋怨叶秀峰计划不周，不应该伤人，使事态扩大。并要叶秀峰处理善后事宜，叶秀峰只得找了两个替罪羊，扣押了两个月，等风头一过，即放了出来。
二陈的特务政治闹得民怨沸腾，民变蜂起，后来，就连国民党内一些稍有正义感的人士都对陈立夫不满，甚至美国人马歇尔也指责陈立夫为“反动分子”。陈立夫却毫不在乎，他钻牛角尖是钻到底了。
第六部分偷梁换柱（1）
蒋介石虽然指示二陈破坏政协决议，迫害共产党和进步人士，但对他在政协会议上曾经信誓旦旦许下的诺言却不敢公开耍赖。当时，蒋介石迫于国际国内的形势，在政协会议上许下了四项诺言，其中第一项便是取消特务政治，保证“司法与警察以外机关，不得拘捕、审讯及处罚人民”。政协会议后，随着特务在各地的肆意横行，更加激起人民极度的不满，全国上下都一致要求蒋介石尽快实行他的诺言，特别是诺言的第一项，取消特务政治，还人民以民主自由。
蒋介石对于他赖以进行独裁统治的有力工具——特务机构当然不会轻易放弃，陈果夫与陈立夫更是难得割舍。随着时局的发展，他们反共反人民的态度越来越顽固，陈立夫公开叫嚷：“国民党不能允许共产党并存”，既然如此，他们必须牢牢掌握特务这一反共反人民的工具。
一方面是人民的呼声，包括来自国际方面的压力，要求取消特务政治；一方面是蒋介石本人，包括陈果夫、陈立夫，企图保留特务势力。蒋介石十分为难，他必须想出个两全之策才能应付过去。1945年底，蒋介石下达手令，指定张道藩、余井塘、戴笠等人组成一个7人小组，由陈立夫主持，共同研究对策，以决定中统、军统两大特务系统的去留。
这帮中统、军统的头面人物经过反复密谋后决定：将两大特务机构改头换面地完整保存下来。军统改为保密局，隶属于国防部下；中统则改为类似美国联邦调查局那样的机构，隶属于司法部。
这一方案提出后，蒋介石表示同意，因为它既可以蒙哄广大人民，又可以保留特务力量，实在是偷梁换柱的好办法，因此，他即批准施行。在施行过程中，军统方面比较顺利，而中统方面，却颇费了一番周折。当时国民党元老、司法院长居正坚决反对中统隶属司法部。陈果夫与陈立夫一时没有办法，只好找内政部长张厉生协商，拟将中统局改为调查局，隶属于内政部下，张厉生原属二陈的老部下，不敢得罪二陈，只得同意，但提案送到立法院后，受到许多立法委员的反对，这个方案只好搁浅。二陈到处碰壁，满腹怨气，却又无可奈何，只好再次密商，提出第三种方案，将中统局仍旧放在党务部门，改称“中央党员通讯局”，表面任务只是负责国民党中央和普通党员间的联系。由于二陈在国民党内还有势力，这个方案没有碰到什么阻力，便得到通过。
1947年秋天，国民党中央下令撤销中统局，同时成立“中央党员通讯局”，直接隶属于国民党中央秘书处。
此时，陈立夫已卸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担任了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他便一心经营中央党员通讯局，局本部的人事由陈立夫一手安排，他完全以原中统的班底为基础，只是略加调整：局长叶秀峰、副局长郭紫峻、季源溥；主任秘书王述先，秘书万大、潘泽筠；总务处处长韩克温；指导处处长杜衡，副处长黄九成；研究处处长徐兆麟，副处长王惟理；党政处处长王秀春；特种经济调查处处长郑尧；登记处处长张国栋；交通处处长王劲；人事室主任刘光煜；会记室主任郭功丰；督察室主任王保身，副主任霍志；训练委员会主任蒋静一；纪律审查委员会主任王述先（兼），副主任马绍伯；专员室人员无定额，由局长直接领导。在秘书处下设有三个室：机要室，主任原汾；译电室，主任陈真；密电研究室主任武子明，副主任陈文彬。原中统局所属各省党部的调查统计室，也相应改称省党员通讯室，其组织与人事均无变动。这样，中统局从表面上看是取消了，实际上，这个庞大的特务组织在二陈的精心安排下，以改头换面的办法完整地保留下来。
对于蒋介石、对于二陈来说，这个办法当然是再好不过的了，只是有一个实际问题，却是难以解决，即经费问题。中统改为中央党员通讯局后，庞大的经费仍由党部开支，而当时国民党内机构林立，组织臃肿，开支浩繁，蒋介石既然要实施所谓的宪政，也得装一下样子，即国民党的经费不能从国库开支的太多了，这样一来，国民党也就养不起二陈的这一大帮特务了。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陈立夫经过考虑再三后，想出了一个本着“溶党于政”的精神、设立外延单位的办法，即将中央党员通讯局局本部无法容纳的部门和特工人员采取化整为零的办法，一部分一部分地安置到行政机关，以“集体转业”的办法，在行政机关里增设机构，由中统高级特务直接控制、中央党员通讯局幕后指挥，成为党员通讯局与行政部门“一子双祧”的特殊机构，这种机构被称为局本部的外延单位，当时主要有三个：（一）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第六、第七科。主计处本来是为CC派所控制的部门，其主计长陈其采是陈立夫的叔父，统计局局长吴大钧又是陈立夫的留美同学、CC派的骨干，所以陈立夫一提出在主计处增设单位的主张，马上为陈其采所采纳，吴大钧也同意在他的局下增设。于是，在统计局原有五科之外增设了第六、第七两科，这两科从科长到办事员，均由陈立夫委派中统特务充任，王宗梧任第六科科长，张义城任第七科科长，另派原中统局第三处处长王秀春任统计局帮办，统率新成立的两个科。第六科的公开业务为行政效率统计；第七科的公开业务为施政成绩统计。在地方各省市，也如法炮制，增设相应的单位，以同样的办法安插特务。所有安插在主计部门的人员表面上做着行政统计的一般业务，实际上，均从事“党政情报”的特务工作。
第六部分偷梁换柱（2）
（二）内政部人口局第四处，当时CC派骨干张厉生任内政部长，陈立夫提出在内政部建立外延单位，即得到张的支持，于是，张厉生将该部新设立的人口局划出第四处给陈立夫。陈立夫便派原中统局秘书张国栋率30人前往任职，张国栋任人口局局帮办兼第四处处长，下辖三个科，分别由周汝唐、李道生、刘国刚任科长，其公开业务是人口政策的研究和人口问题资料的搜集，秘密任务则是党派人事登记，特别是对共产党、民主党派、进步人士进行档案登记编卡，供蒋介石反共之用，这个处在各省市无下属单位。
（三）经济部特种经济调查处。1947年，国民党公布“行宪法规”后，选任了国民政府委员和五院院长，青年党负责人李璜谋得了政务委员和经济部部长职位。陈立夫便找到李璜，要求在经济部设立外延单位，李璜一方面想巴结陈立夫，另一方面又不愿CC派势力渗透到经济部，开始不同意，经讨价还价，达成协议，在经济部增设一个特种经济调查处。陈立夫派中统特务郑尧为处长，赵毓麟为秘书。
青年党派姚仲良为副处长。该处下辖四科一室，其中三个科长由陈立夫安排，容纳中统30人，另外一科一室人员由青年党安排。该处公开的业务是调查非法经济活动，取缔黑市、走私和囤积居奇等。秘密任务则是收集中共情报，对解放区实行封锁禁运、拦截运往解放区的物资。这个处在全国一些重要经济中心和交通枢纽如武汉、广州、太原、开封、重庆等城市都设有办事处、调查站，人员均由陈立夫从中统特务中选派。
这些外延单位形式上隶属于行政部门，实际上直接由陈立夫领导，而且在中央党员通讯局内都有自己机构的名称，如主计处第六、七科为“党政调查处”，内政部人口局第四处为“人事登记处”，经济部特种经济调查处与在中央党员通讯局的名称完全相同。这些单位虽有表面的行政业务，而主要却是执行中央党员通讯局的秘密任务，即在行政机关掩护下从事特务活动。
由于国民党标榜行宪，在“中央党员通讯局”时期，中统局的机构和人员虽然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了，但特务们毕竟不能像以前那样肆无忌惮地进行破坏了。“党通局”的活动主要是通过各级“特种会报”联合执行，陈立夫本人更是居于幕后进行策动。其具体措施是渗入、控制各级“会报”机构，提供情报，拟具对策，提供黑名单，参加联合逮捕，或者在捕后移送“会报”处理执行。
所谓“特种会报”是国民党党、政、军三方面统一步调，联合反共的一个组织、指挥和决策机构，它始于抗日战争时期的1941年，原为“党政军联席会报”，抗战胜利后改名为“党政军干部联席会报”。“特种会报”分甲乙丙三种（即三级），召集人和参加人各不相同，各级会报定期举行或临时召集，会后的日常事务由“联合秘书处”或秘书处理。“党通局”的重大破坏活动都是通过“会报”组织来进行的。
1947年下半年，国民党政府政治、经济、军事状况更加恶化，蒋介石为了作最后挣扎，下达了“戡乱动员令”。9月27日，蒋介石将陈立夫等人找去，召开了秘密会议，命令特务们在“戡乱动员令”下达后，要配合军警宪对共产党人、爱国民主人士进行镇压和迫害。陈立夫领旨回来后，即通过“中央党员通讯局”向全国的CC特务下达了反共命令，要求各地特务尽快行动，将当地活动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列入黑名单，与军警宪联合行动，将其逐一实行逮捕。
于是，特务们纷纷行动，采取各种方式进行调查、侦探、登记，致使全国大约有6万多人列入黑名单。仅10月1个月，在上海等8个城市就有2100多人被杀害，如浙江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于子三就于10月29日被杀害于狱中。因浙江大学是京沪杭地区学生运动的重要阵地之一，陈立夫对浙大十分注意，他多次电令CC派骨干，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委员罗霞天将浙大作为重点破坏目标。罗霞天认为于子三是个重要人物，将他搞掉，可以给共产党以重大打击，于是，派出特务将于子三逮捕，并在浙江省保安处秘密杀害。1948年，中统天津区长郭乾辉向“特种会报”提供黑名单，并参与行动，在南开大学逮捕进步学生10多人。中统四川负责人先大启向“会报”提供黑名单，一举逮捕进步人士30多人。1949年，中统特务先大启再次向“会报”提供黑名单，并派行动员陈国荣等参加行动，在成都逮捕石室中学教师刘骏达等多人。
这些恐怖的特务活动，都是由陈立夫幕后所指挥。他表面上道貌岸然，说中统已经解散，中国不存在特务政治了，实际上，特务政治一直伴随蒋家王朝走向穷途末路，而且越是到失败之际，越是作困兽之斗。“中央党员通讯局”这块招牌无论怎样冠冕堂皇，也掩盖不住中统犯下的罪恶。
第六部分苟延残喘（1）
1948年，中国形势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人民解放军在全国范围内发起更大规模的攻势，国民党军队被迫由“全面防御”转为“重点防御”，分别龟缩在东北、华北、西北、中原、华东五个战场上而一筹莫展。同时，南京国民政府在经济上、政治上也陷入全面危机之中。在此情况下，蒋介石为了稳定人心，装出要“行宪”的样子，匆匆召开了所谓“行宪国大”，经过一番剧烈的明争暗斗，蒋介石当选为总统，李宗仁当选为副总统。陈立夫也居然当选为立法院的副院长，这年年底，他还兼任了行政院不管部部长，官运虽然亨通，只可惜蒋介石的政权已处于风雨飘摇中，他的高官也当不了几天了。
蒋介石当了总统，不得不玩弄一些“还政于民”的把戏，实施所谓“宪政”。但实施宪政后，国民党的党务经费就不能再在国库开支了，庞大的中央党员通讯局这个包袱太大，尽管陈立夫搞了些外延单位，最终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因此，党员通讯局不得不再次改组。
这时的陈立夫由于当上了立法院副院长，对党员通讯局的改组他积极赞成，并很快付诸行动。但对于中统这摊人马，他是绝对不会放弃的，他仍然采取上次的办法：换汤不换药，将中统想办法塞到行政部门去，以解决经费问题。陈立夫通过与中统骨干几次密商后，决定在内政部下设调查局，将中统组织全部塞进局内，而“中央党员通讯局”的名称仍然保留，只是成为一个单纯党务机构，而中统全班人马则从党通局移到内调局。
这一计划提出后，即得到内政部长张厉生的同意，在立法院讨论时，陈立夫吸取上次搁浅的教训，这次他以立法院副院长的身分，动员了一些CC派及与CC派亲近的立法委员施加影响，才勉强通过。
1949年5月，内政部调查局在广州正式成立。其局本部及下属各级分支机构的官员和工作人员，均由陈立夫一手安排。
内政部调查局按规定设局长一人，陈立夫便委派老牌中统特务季源溥担任；副局长一人，陈立夫原准备让党通局副局长王保身担任，但后来内政部长张厉生下台，李汉魂当了部长，他也想插一手，便推荐桂系的张益民任副局长，陈立夫为应付新的形势，只好答应。局本部设四处二室：第一处为指导处，处长张庆恩，副处长朱凌云，第二处为研究处，处长徐政，副处长黄九成；第三处为交通处，处长苏恕诚，副处长袁更；第四处为总务处，处长陈庆斋，副处长朱韵涛；人事室主任李裕德；会计室主任王大光。
局本部建立后，分别在各省市设立调查处，规定各调查处设处长一人，副处长一人，秘书一人，调查处下一般设三个科，分管与局对口的各种事务。另外，还在贵阳、重庆、海口、华北、台湾五个地方设立了办事处。内政部调查局就这样开张了。
内调局可以说生不逢时，它成立的时候，人民解放军已经打过长江，南京宣告解放，各路大军正向中南、西北、西南各省胜利大进军，迅速消灭残余敌人，解放广大国土，在这种情况下，广州城里一片混乱，国民党大小官员都在打点行装，纷纷准备飞台湾、跑香港、逃海外。陈立夫在这乱世之中，所能做的工作也只是收拾残局了，因此，内调局成立后，其主要工作，便是着眼于大陆解放后的潜伏和破坏活动。
陈立夫在与内调局长季源溥反复商量策划后，主要办了三件事：第一，派第一处副处长朱凌云到香港去，筹办潜伏特务训练班，他们计划以香港为据点，陆续派特务到这里受训，训练后再派遣回大陆实施破坏。第二，派中统骨干黄雨青到华北去，与当地中统特务取得联系，准备在绥远或者北平建立华北潜伏据点，然后就地派遣特务，在华北地区进行潜伏破坏活动。第三，将情报活动的重点从大陆转移到大陆周围的东南亚一带地区，陈立夫认为，随着大陆的解放，大陆共产党的情报对于他们是十分重要的，在东南亚一带建立情报据点，可以对大陆造成一个情报包围圈。陈立夫与季源溥特拟定了一个计划呈报蒋介石，蒋看后甚为赞赏，特拨出10万银元作为经费，要他们尽快将情报点建立起来。后来，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进展，陈立夫的这些设想，有的成为泡影，有的虽然进行了筹办，也因种种原因而没有办成。
此时，人民解放军已解放上海、横扫江浙、进军闽南、逼向广州，国民党政府只好西迁重庆，陈立夫知道大势已去，他一方面派季源溥到台湾去建立内调局局本部，另一方面派副局长张益民急飞重庆，尽快筹建内调局大西南指挥中心。张益民到重庆后，经过很大努力，工作却不见成效，因张益民属桂系，CC派人物都不太听他的话，所以内调局大西南指挥中心始终没有建立起来。后来，张益民搞了个“西南游击区”的计划，他委派一些中小特务到各县去发动当地恶霸势力和中统外围组织，建立反共游击军和游击根据地，但他们的计划还没付诸实施，人民解放军已经兵临重庆，重庆陷于一片混乱。
为了稳定人心，陈立夫于1949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