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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人办的鸡场，他很有眼光，告诉陈立夫说：“高速公路一通，西部鸡蛋源源运来，竞争困难，我们不能养鸡了。”于是，犹太人断然把鸡场卖掉了。与陈立夫合伙的胡定安见势不妙，也抽掉股份走了，剩下陈立夫夫妇留下来惨淡经营。
陈立夫的鸡场每况愈下，每月最少减收3000元，生活也越来越困难，尽管一再节省开支，还是周转不灵，不得已，只得向朋友借贷维持，待辛苦赚得一点微薄利润时，又忙着去还贷，处于负债经营，捉襟见肘的境地。远在台湾的蒋介石知道陈立夫的窘境后，出于旧情，每年总有一两次寄来二三千元，数目虽不多，对陈立夫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这也使得陈立夫在岁月洗刷下逐步抹去怨蒋情绪时，又淡淡生出一丝感激之情。
虽然鸡场经营困难，生活艰难窘迫，但陈立夫十分乐观，白天，他像年轻人一样奔忙于鸡群之中，手不停脚不停地做着重活、苦活；晚上，闲了的时候，陈立夫找来一本《易经》，看得津津有味。这部完成于殷周之际的书，一下子对陈立夫产生了莫大的吸引力，那晦涩的语句阐述的万物交感、发展变化的观念，似乎与心有灵犀的陈立夫有相通之处，特别是书中所强调的“无平不陂、无往不复”的这种物极必反的原则，似乎早就为陈立夫指明了他在国民党中由泰到否的这种必然归宿，他越看越有兴趣，以至一放下手中的农活便拿起这部奇书，不倦地看、反复地读，并融汇自己的体会，写出读书心得。同时，陈立夫将儒学经典《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之四书全部集纳，重加次序，归纳诠释，使之成为一个系统整体。后来汇集成册，取名《四书道贯》，本来，陈立夫从抗战时就已开始做这一巨大的文化工作，但由于处于战争年代，没能做成。重庆谈判时，毛泽东、周恩来见了陈立夫，都关切询问《四书道贯》的撰写和进展，称赞他在进行一项有意义的工作。但由于政治事务缠身，也无暇完成这一工作，现在异乡他国，终于能坐下来，完成这一心愿了。
《四书道贯》写成后，陈立夫将初稿送给一些朋友阅读，如刘百闵、潘公展、陶百川、钱穆等，请他们提意见，这些人看后一致称赞，认为有学术价值，钱穆还为书写了序言。世界书局的吴开先曾任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主任委员，是陈立夫的老部下，出于对过去上司的尊敬，答应承印《四书道贯》一书。结果，出版后，竟十分畅销，一版再版，总销量达万余册，学术上的收获使陈立夫陶醉，他觉得自己找到了精神寄托。
陈立夫“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的隐居生活没有过多久，便有人知道了他的行踪。于是，不时有记者、作家及当年故旧前来访问，陈立夫的平静生活又被打乱。他热情地接待客人，向客人介绍他的农场、他的经营、他的生活、他的读书体会，对这些，他津津乐道，兴趣盎然。一旦客人谈及台湾政治及以往在大陆时期的经历，他就缄口不言，保持沉默。有些记者并不灰心，穷追不舍，再三提问，陈立夫实在被问急了，便简单地回答：“过去国民党是我一手搞的，过去的党打败了，打败了就打败了，败军之将不可言勇，有什么好谈的呢？”有人问他是否还准备再回到台湾，重返政坛，他的回答十分坚决：不想回台湾，更不会再返政坛。表示要在美国度过他的人生的最后岁月。
但世间的事情往往会发生戏剧性的变化，1961年2月中旬，陈立夫接到蒋介石从台湾拍来的电报，告诉他“尊翁病危，盼即返国”这一消息，使他百感交加。他想到10年前，为了政治原因而义无反顾地丢下80高龄的老父远走异国他乡，已属狠心；后来其兄陈果夫病逝，他强忍悲痛，没回台湾，也属不近人情；这次老父病危，如果再不回台湾，必为千夫所指。作为提倡中国文化、提倡传统道德，把忠孝二字挂在嘴边的陈立夫来说，没有理由不返台看望父亲。于是他将农场的几千只来亨鸡卖了，辞退了工人，然后返回台湾。
第七部分客居异国（3）
2月24日下午3时20分，陈立夫偕夫人孙禄卿在蒙蒙细雨中飞抵台北机场，1000多人守候在机场迎接，台湾党政要人陈诚、蒋经国及故旧朱家骅、李石曾、陈启天、莫德惠等人亲临机场，欢迎这去国十年的天涯游子。对此，陈立夫深受感动，他在机场发表书面声明，说明自己回台湾纯粹是探望病中的父亲陈其业，没有任何政治意义，不久，他将返回美国。说陈立夫心中的政治之火完全熄灭，也不符事实，几十年的政治生涯，留给他的印记是深刻的，他当年远走美国也只是想避避风头，后来看到陈诚、蒋经国的根基越来越稳，他东山再起的念头才逐渐打消。这次有机会重返台湾，看望父病是主要的，但他也还想顺便观望一下台岛的政坛，试探一下蒋介石对他的态度。如台湾能够容他，他想尽快结束寓居海外、自谋生计的这种孤独生活。
第二天上午9时，陈立夫前往总统官邸晋谒蒋介石。显然，陈立夫心中的政治之火并没有完全熄灭，他想试探一下蒋介石对他的态度，是否会因岁月的流逝洗刷一些过去的恩怨，对他有所回心转意。但陈立夫想错了，此时的蒋介石，正一心要把太子蒋经国扶上总统宝座，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他怎能让陈立夫卷土再来，扰乱他这个独来独往的王国呢？所以，蒋介石见到陈立夫后，表现出一副不冷不热的样子，只是询问了他在美国的一些情况，并告诉他陈其美夫人姚文英在台湾大学卧病的情况，以及陈果夫当年逝世的后事处理情形，说完这些后，便王顾左右而言他了。
除蒋介石不冷不热的态度外，台湾各报对陈立夫的返台也很少报道，“新闻界除对陈氏行踪及其尊翁病况略有报道，此外甚少评论，以陈氏过去之煊赫，受其扶掖提携者颇不乏人，似不应相喻于无言中，显出如此落寞。尤其与陈氏关系极深的某党报（指中央日报——著者），竟无一词一字欢迎之意，不得不令人有冷暖炎凉之感”。当然，这怨不得新闻界，报纸宣传的基调是蒋介石对陈立夫态度的反映。蒋介石不欢迎陈立夫，报纸岂敢去大张旗鼓地宣传呢？台湾的一切令陈立夫十分灰心，他决心处理父亲的事后即离开台湾。
陈立夫返台后，主要是侍候病重的父亲。他一下飞机，“即奔侍病榻，目不交睫者二十日”。但陈其业年事已高，虽经名医诊治，终于寿终正寝。陈立夫办完丧事后，即悄悄返回美国。他这次总共在台湾呆了42天。临行前，他考虑到将来不可能再回台湾，特别去游览了日月潭和高雄港，再次领略了台湾宝岛的壮美风光。
第七部分涸辙犹欢（1）
回到美国，陈立夫整理家园，再续旧业，一切又和以前一样，喂鸡、卖蛋、读书、写字，又成为陈立夫的主要乐趣，由于时间充裕，他还应邀担任了普林斯顿大学的客座教授，隔几天，到大学去讲讲课。日子过得倒也逍遥，真有一种“或植杖而耘籽，乐琴书以消忧”的快乐心情。
然而，养鸡场困难越来越大，销售额直线下降，陈立夫再也不能为此冒险犯难死撑下去了，于是，万般无奈之下，他决定关闭养鸡场。从1953年开始到1961年，八年的养鸡生涯终于结束了。
鸡不养了，无事可做，陈立夫反倒有一种失落感，似乎自己远离了社会，远离了生活。正在此时，一个中国人办的基金会向他发来了邀请。这个基金会想将普林斯顿大学盖斯特图书馆数千本中国医药书籍加以整理，考虑到陈立夫对中国医药事业的研究兴趣和厚实的中国文化根底，便请他主持其事。陈立夫正闲着无事，想到如能将这些中医典籍整理出来，将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因此一口答应下来。
普大图书馆的这批中国医药典籍，是由一位犹太人盖斯特先生所收集。这位盖斯特先生是一位腰缠万贯的大富翁，早年曾患有严重眼疾， 给他生活带来诸多不便。事业有成后，遍访世界各地名医，但始终不能如愿治愈。后来，他到了中国，了解到河北定州的眼药自古以来就十分出名，于是他买来定州眼药，使用后不久，盖斯特的眼疾奇迹般地痊愈了。因此，盖斯特深感中国医药的神奇与伟大，以后，他每年拨出一笔资金，交付大使馆里友人代为收购中国医药书籍。若干年下来，为数已相当可观，他便把这些书运往加拿大，暂时放置在一政府机构的地下室，但地下室通风条件不好，不利于古籍的保存。后来，他想将书放到友人爱因斯坦那儿去，因那儿有个研究中心，爱因斯坦说：“我的研究中心不大，没地方存放，但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刚刚落成，宽敞明亮，条件不错，可以存放在那儿。”于是，这批中国医药典籍便存放到了普大图书馆。普大图书馆曾邀请胡适做目录，胡适花了两年时间才完成这一任务，可见这批典籍数量之多。
陈立夫接受任务后，很快拟定了一个古籍整理计划，大要是将中医对各种疾病如伤寒、中风、糖尿病等的诊断、医治及治病的各种药方编成一套中医药大全的书，并作中、西医的对照。计划送到基金会，该会主席弗格森提出一个建议，说是既然搞中西医对照，最好找一位普林斯顿大学的西医教授一起参加，将会有利于整理工作。于是陈立夫找到了一个叫莫尔的普大医学教授，莫尔的夫人是中国人，他本人也会说中文，陈立夫问他是否有兴趣共襄义举，莫尔欣然接受了邀请。
随后，基金会请著名中药研究专家陈克恢先生审阅了陈立夫上报的计划，陈克恢看后十分满意，在审阅意见中表示：“请陈立夫先生主持此计划很好，因他对中医药也深有研究。”于是，基金会通过了陈立夫的整理计划，表示第一年给予2万美金的费用，此后每年也将陆续拨给经费。
如果此计划能完成，真可说是件名利双收的事情。但天有不测风云，那位协助的美国人莫尔却起了黑心，他想排开陈立夫，由他自己独做，以独享这巨大的名利。莫尔单独向基金会提出了自己的想法，结果，基金会主席弗格森断然拒绝了莫尔的意见，弗格森说：“此事不可以这样做，因为该计划最初是由我们邀请陈先生并由陈先生拟定整理计划的，你是帮他，加个名字而已，你只可帮他，怎可喧宾夺主呢？”莫尔见其狡计不能得逞，便以退出作为威胁。陈立夫亲自登门协商，莫尔却不接见。后来，陈立夫又托普大图书馆中国图书管理人童世纲转圜，表示：“阁下要办也可以，我帮你也行，但应规规矩矩的把整理工作做好，而不要拿了钱不干事。”莫尔是想根本排掉陈立夫，自己独干，而且是想拿了钱应付一下了事，所以再次拒绝了陈立夫。
这样，整理中医药典籍一事因莫尔的捣乱而功败垂成了。陈立夫深深感叹，美国社会，人心也实在险恶。
整理中医药典籍没弄成，陈立夫经济已是十分困窘。此时，他的好友何廉先生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便好心地和校长商量，聘陈立夫为该校高级研究员。由于该校现代史研究所韦勒伯博士正主持一项中国近代历史笔录计划，包括访问孔祥熙、李宗仁、顾维钧、陈光甫、曾琦、张发奎、胡适之等中国近现代社会名人，记录整理后出版回忆录。因此让陈立夫协助做这一工作，并要陈先整理自己的回忆录，以第一章作为范本，向福特基金会申请批准赞助经费。
陈立夫接受了邀请，于是，由哥伦比亚大学派一位叫夏莲英的华人小姐，每周到陈立夫家作录音访问一天，这样持续了一年多时间。后来，哥大现代史研究所认为陈立夫还年轻，应先去访问年龄较大者，因此便将夏小姐派往香港，去访问陈光甫、曾琦、张发奎等人，而将访问陈立夫的事搁置下来，陈立夫也就无事可干了。
万般无奈之下，陈立夫便和过去几位养鸡的朋友商量，合伙做皮蛋生意。他们说做就做，弄来一张做皮蛋的方子，利用陈立夫闲置的鸡舍做厂房，很快，皮蛋做出来了，而且漂亮好吃，拿到市场上去卖，很受华人欢迎，称之谓“陈立夫皮蛋”。
生意一炮打响，使陈立夫很受鼓舞，于是他们扩大业务，将皮蛋厂组成食品公司，扩大规模，增加品种，如做月饼的蛋黄、湖州粽子、年糕、辣椒酱等。这些产品虽说手艺不是最佳，但在异国他乡，很能勾起华侨的乡情，受到华侨的喜爱，都深受欢迎。特别是辣椒酱，味道好、价格便宜，远销到西部旧金山一带，华人亲切称之谓“陈立夫辣椒酱”。
第七部分涸辙犹欢（2）
正当陈立夫的食品公司生意蒸蒸日上的时候，一场森林大火突然发生，陈立夫的三排鸡舍厂房、外加他一部新买的座车在大火中化为灰烬，望着败壁残垣，焦土余烟，陈立夫心中也如死灰一样，伤心到了极点，燃不起半点希望。
本来，陈立夫的养鸡场过去一直是投保1。6万元，后来不养鸡了，鸡舍闲置。保险公司的人因和陈立夫有8年的交往关系，便好心地劝他说：“鸡不养了，何必再保那么多的险呢？可以少保一点。”这样，陈立夫便只投保4000元，但刚好退掉不久，便发生了这场大火，因此保险公司只理赔4000元，真是福无双至、祸不单行。
这时，好心的人劝陈立夫卖掉地皮以安度余生，也有的劝他回台湾去，免得为生计发愁，儿女们都打来电话，写来充满亲情的信，希望他和子女们一起，安享天年。
儿女们的建议一度打动过陈立夫的心，此时，陈立夫的长子陈泽安在威斯康辛大学已获博士学位，次子陈泽宁也已完成博士学业，服务于美国一家大电子公司，女儿陈泽蓉已结婚，家庭经济条件十分优越，老四陈泽宠在普渡大学研究所攻读航空工程，可以自立。陈立夫与子女多年不在一起，现在是困难时期，确实想与家人团聚，得到亲人的温暖，也享受一下天伦之乐，这是每一个老人都有的心情。但不久，陈立夫就改变了主意，他希望过自食其力的生活，也留恋“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籽”的农夫生活。
陈立夫于火灾后又开始了艰苦的创业。他以保险公司赔偿的4000元作为本金，在焦土上又修造房屋，买来少量的来亨鸡喂养，并少量的制作皮蛋、咸蛋、豆腐乳、粽子等到附近镇上去卖，活脱一个乡下老农的模样，他已完全洗尽了过去CC派领袖的政治铅华。
当陈立夫手工制作这些食品时，夫人孙禄卿给他当副手，切豆腐，理粽叶，伴调料，干得十分起劲，正是“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有时闲下来，陈立夫看书，孙禄卿则重操旧艺，画上几幅国画，拿到镇上去卖，也可聊解无米之炊。每日劳动，虽十分辛苦，但夫唱妇随，相濡以沫，日子过得十分惬意。
第七部分重返台湾（1）
在得知陈立夫的鸡场毁于大火的消息后，蒋介石曾表示关心，他让蒋经国给陈立夫写信，希望陈立夫能回台湾工作，并先后开出了一些工作岗位，如驻联合国代表、驻日本大使、考试院长，驻西班牙大使，驻希腊大使、巡回大使等，但都为陈立夫一一拒绝，虽然他很想回台湾，但不愿在自己困难时去接受别人的施舍，这是他的性格。
后来陈立夫夫妇重振家园，渡过了难关。正当他们在“不觉辛苦亦觉甜”的村野生活中过得十分顺心的时候，1966年10月，又收到了蒋经国的来信，信中说：“今年适逢家父80寿辰，准备好好庆祝一番，亲朋故旧能济济一堂，也算图个圆满。”邀请陈立夫回台湾参加庆祝活动，并盼能返台定居。尽管陈立夫与蒋介石有过那么多的恩恩怨怨，但他仍然是忠于蒋介石的；再加人至暮年，锐气消尽，过去的恩怨已被岁月的流逝所洗褪；而且，他在困难时，蒋介石给他寄过钱，有过工作安排，这些帮助令陈立夫心存感激。因此，他不想扫蒋介石的兴，便答应了蒋的邀请。
去参加蒋介石的生日庆典，以什么作为寿礼呢？陈立夫颇费了一番心思。他还清楚地记得，1944年，蒋介石过生日的时候，朱家骅为了讨好蒋，请人铸了9个直径2尺的铜鼎献给蒋介石。结果，美国人对此大肆渲染，说蒋介石让人给他献九鼎，寓意是想当皇帝。国内舆论也紧跟其后，指责批评蒋介石的封建思想，搞得蒋介石不好下台，气得蒋介石大骂朱家骅“混蛋”，而朱家骅画虎不成反类犬，此后，仕途受累，一蹶不振。过去的历史已成教训，陈立夫知道自己虽早已远离政坛，但也是个敏感人物，寿礼送的不适，会平白招惹是非，马虎不得。基于这些考虑，陈立夫便把自己多年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