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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他能说什么呢，说白了，儿子们不就是怕他再婚吗？怕他再婚，不就是因为他住的这套房子吗？
沙湾镇的北街临河，是镇上最古老的一条街，老到什么程度，以前没有个说法，只奇怪于它一直沿袭下来的建筑模式：每家住户之间，有战壕似的深槽，如果两端开着门，就能进出自如；家家都有三层楼，呈金字塔状，底楼是厨房、客厅和饭厅，二楼是卧室，三楼几乎没什么实际用途，最多可供三人站立，四面开小窗。而今，从东、西、南三面望出去，只能看到拥挤错杂的房屋，从北面望出去，则是宽阔的清溪河，夏秋时节，烟波浩渺，水鸟起伏，蔚为壮观。县里、市里乃至省里搞民俗学的专家，曾多次来这里考察，都没揭开这种建筑模式的谜底。直到陶志强的妻子去世的前两年，一切才真相大白了。沙湾镇上游不到一公里处，汇聚着三条河，除了清溪河，还有前河、后河，三条河像三条柔软的手臂，搂抱着一个巨大的半岛。半岛上住着数百户农家。他们跟别的农人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所不同的，是他们基本不种大春作物，而是大面积地种植蔬菜，逢赶场天，就撑船渡河，到沙湾镇销售。他们做梦也没想到自己生活的土地下埋藏着宝藏。宝藏是被几个幽灵似的盗墓人发现的，他们在半岛上东挖西挖，时不时地抱走一些填满黑泥的坛坛罐罐。岛上人觉得蹊跷，就给镇政府反映了。镇政府没有一个懂行的，又给上级反映，这么一层一层的，就通到了省文物管理局。管理局联合考古研究所下来，没多久就有了一个惊世骇俗的大发现。
原来，这里是古巴人聚居地，或者说是古巴人部落的首都。
古巴人是一个谈不尽的话题。文王伐纣，汉王伐楚，都曾以之为前驱，且取得过辉煌的战绩，这证明了他们的勇猛；巴人曾以载歌载舞的方式打败强大的殷商劲旅，证明了他们的浪漫；后来，他们在三峡一带神秘失踪，失踪得那么干净彻底，又证明勇猛和浪漫，并不足以征服命运……现在，意外地发现了这个神秘部落被历史抹去之前的首都，对研究人类文化包括沙湾镇北街的建筑群落（专家认定，北街的建筑格局，是由古巴人传下来的），当然具有非凡的意义。
县里迅速反应过来，让镇上发布命令，不许任何人改造北街的建筑；即便要修缮自家房屋，也必须提出申请，经上级批准，而且要在有关部门的监督之下实施。他们立志将沙湾镇开发为川东北旅游重镇，并希望在若干年之后，将其打造成湖南凤凰城那样的知名度。
这么一来，沙湾镇就成聚宝盆了，特别是北街居民，将来无需花一分一厘本钱，只要将房屋租给游客住，就有取之不尽的财源。
陶志强的儿子看到的就是这一着棋。他们害怕父亲娶进一个女人，那女人就要来跟他们抢财产。陶志强心下明白，三个儿子当中，大儿子是头儿，陶学什么都听哥的；陶家并不跟他们一条心，他同情父亲，只希望父亲过得好；可他性格软弱，担不起事，因此不管老大老二说什么，他都垂着头，忧郁着跟他母亲一样瘦长的脸颊，不开一句腔。
对儿子，陶志强充满了血肉相连的感情，可一旦把大儿子的机关识破了，他心里就难免有了厌恶。不是对儿子本身，而是对这种关系的厌恶。他想我把你们养大，含辛茹苦地送你们上了大学，都拿工资了，找女人了，到头来不知报恩，反而为了一点利益规约我的个人生活，这是不要良心的。当他以这样的眼光去看儿子的时候，就像孩子一样产生了逆反心理：此前，他并没有续弦的心思，至少没有明确的心思，现在倒有了，而且越来越强烈。
陶科把父亲都看到骨髓里去了。有一天，他对父亲说：“爸，你每个月不是有700块退休金吗？”陶志强说是呀，说得硬生生的。他以为大儿子把他那可怜的700元都想着了。陶科接着说：“爸，700块钱够你花的了。”陶志强说我也没打算找你们几兄弟要钱。陶科没顺着父亲的思路，而是说：“在沙湾，每个月只要有200块，就能天天吃肉，你抽烟再花200，零用再花100，也还余下200块钱。”陶志强有了一种彻骨的悲伤，他说：“你们都有娃娃，我余下那两百块钱，咋个给你们娃娃分呢？”陶科站了起来，严肃地扫了他的两个弟弟一眼，冷冷地、短促地说：“你们找爸要钱了？”陶学急忙申辩，说没有啊，你问爸爸，我啥时候找他要过钱哪？接着，陶科和陶学的目光，都转向了陶家。陶家垂下头，瘦长的脸上浮荡着忧郁。陶志强见不得陶家的这个样子，三个儿子当中，他最爱的就是陶家，他一看陶家的脸，就想起亡故的妻子。陶家为什么那么忧郁呢？他以前不是这样的，他高中都快毕业的时候，放假回来还跟街上七八岁的小男孩玩，兴致勃勃地陪他们抽陀螺，一抽就是半天……见陶家始终不开腔，陶科就把目光投到父亲身上去了，变得出奇的柔和，出奇的体贴人心。
他说：“爸，我的意思是，你如果需要找女人，就用那两百块钱去找吧，沙湾便宜，一次五十块就顶天了，我听人说，有个老头子去河坝找野鸡，事后只给了那女人一把豇豆。”
陶志强觉得天旋地转的，一巴掌扇出去，把大儿子打得口鼻流血。“滚！”他说。
那声音不像从他嘴里发出来的，而像是他的灵魂碰撞出的哀鸣。
儿子们从他身边挤过去，逃掉了。
陶志强在床上躺了整整两天，才爬起来弄了一顿饭吃。尽管饿了几顿饭，可他的身体一点也没有毛病。只是从神情上看去，他又像是得了大病：他的脸本来是方正的，血色很充足，现在像戴了张腊黄的面罩；眼睛也落眍了；蓄了一辈子的板寸头，也仿佛在他躺在床上的两天内一刻不停地疯长，都把耳朵盖住了。大儿子的话带给他精神上的打击，是摧毁性的。他几十年老老实实做人，并从中获得同事、乡民和街坊邻舍的敬意，尽管那敬意很稀薄，就像他的人本身一样微不足道，但陶志强很珍惜，因为这是他忠诚老实赢得的酬报，是他的尊严和价值所在。如果按大儿子说的去做，他还是人吗？他对得起死去的妻子吗？
为此，他痛苦了很长时间。扯心扯肺地痛。但一个道理他是明白了：这辈子，他再也不要有续弦的打算，连想也不要想。在父母和儿女的斗争中，最后取得胜利的，往往是儿女。
不过，究竟说来，陶志强只有55岁，而且身体那么健康，缺少了性，他的生活就不完整，某些时候，甚至是根本性的缺陷，把他本来就暗淡的日子一刀一刀地割开来，没有气息，没有温度。因此，他对性的需求不仅仅是满足身体，还是对他受伤的心灵的弥补。既然不能结婚，也不能找一个女人长时间地同居（那在陶科看来，跟结婚没什么区别），就只能去找“小姐”了。沙湾镇多的是“小姐”。别看它只是一个镇，各种社会结构，与城市没多少区别；那些“小姐”据说都来自清溪河上的其他镇子，隐藏在沙湾镇的暗角，隐藏在夜晚的深处。不涉足其中，你看不到她们，更不可能认出她们。一旦走进去，你就深切地感觉到，有一种青春不是在随时间流走，而是被浸泡在镪水中，让它高速腐烂。哪怕你是一个对什么都无所谓的人，第一次跨进那样的场合，它都会给你带来一种疼痛。当然陶志强没去过，他没有这样的感觉，他只是明白，沙湾镇到底就是一个镇，转来转去的，谁不认识谁呢？别说世代祖居的土著，就连被扔出镇子之外的三妹，她是个外来户，可几年之后，镇上的许多人她都能叫出名字了。陶志强想，如果我去那样的地方，被人认出来了，那该是什么样的情形？
他不敢想象，别人丢得起那个脸，他丢不起，他不能那么干！
比较而言，三妹那里就好得多，她毕竟是单门独户，只要不碰上别的人，就不会被发现；碰上了别的人，也能很方便地找出借口。
正是出于这种考虑，他才鼓足勇气，在那个秋日黄昏到了红瓦房。
三妹又被打了。那天陶志强离开了红瓦房，她像唱歌一样地关了门，就被抓住头发，拖进布帘之内，根本不容她分辩，劈头盖脸地就是一顿拳脚。她哭了，哭得无声，只让泼泼洒洒的眼泪顺着脸颊流下来。凄楚和恐惧，反而把她被笑容掩盖的美逼出来了。三妹真是长得很好看的，眼睛很大，很有神，嘴唇丰腴而柔韧。只是她的好看一点也不起眼。
打她的人坐在简陋的床上抽烟，接连抽了好几支，才问：“你让他来干什么？”
“不是我让他来的，是他自己转路转到这里来的。”三妹抹了泪，委屈地说。
“就算是这样，可我不是叫你晚上不要招待任何客人吗？你为啥留他吃豆花？”
“我是想，”三妹的泪水再一次流下来，“他一个人，也怪可怜的。”
她的脸上又挨了一拳。这一拳打得很重，三妹的头转了好大一个弧度，再弹回来。弹回来后脸上就不完整了，一条被坚硬的拳骨破开的血口子，笑嘻嘻地对着打她的人。那人却并不着慌。在这块地盘上，他就是霸主，他没什么需要着慌的。然而，他也对三妹失去了兴趣，至少是今晚。明天，他就要去县里开会，开一个星期，县城里多的是比三妹年轻漂亮的女人。他站起来，将扔在地上的烟屁股踢了一脚，说：“你要是还想在这里混，还想在这里丢心落肠地赚钱，就规矩点。”说完他将门帘一掀，朝外走了。
三妹顾不得淌了满衣襟的血，跑前来为他开了门，低声说：“何镇长对不起，何镇长慢走。”
三妹叫他镇长，其实他是副职。他叫何开勋，世世代代都是沙湾镇人。38岁之前，他在沙湾镇下游的黄金镇政府做办事员，地位跟退休前的陶志强差不多。过了那一年，他就发迹了，原因是比他略长的叔父在市里做了政府办公室秘书长。叔父被提拔不久，何开勋回到沙湾，做了办公室主任，并很快升为副镇长。何副镇长刚上台就展示了他的领导才华，清除沙湾境内的淘沙船，疏通并美化河道，将镇上的商厦店铺进行了规范，使镇子规整而不失繁华，爽洁而不落冷清。周年四季，何副镇长都穿着简朴的蓝布衣服或白衬衫；他个子瘦小，脸面又黑，穿着这样的衣服，真像刚从田里归来的农夫。何开勋也真像农夫一样亲切随和，哪怕是一个掏大粪的，他也愿意打招呼，愿意握手。但这必须是在办公场所之外，在他的办公地，也就是他权力的中心，他是决不会心慈手软的。何开勋当副镇长最多半年，就命令派出所的干警打了一个“小偷”。其实那不是小偷，而是来镇政府反应情况的老农民，由于从来没进过这气派庄严的地方，显得缩手缩脚的，看上去就像个小偷。恰逢那段时间镇政府丢了东西，何开勋就让干警将他抓起来，扇耳光不招，只说是自己老婆跟村长媳妇吵了架，村长就领着几个儿子把他辛辛苦苦种的几亩黄栀子给拔掉了。何开勋哪里听他的，令干警用铁丝捆了他的双臂，捆了整整一个晚上。老农手臂上的血回不来，竟残了，别说下地干活，连解腰带拉屎拉尿也不行。
但不管怎么说吧，这么多年来，沙湾镇的领导要数谁最能干，还真只有何开勋。哪怕他的朴素与和蔼是假装的，可人家毕竟也装了，不像有的人，当领导之前谦卑得不得了，一旦有了个位子，猛然间就换了一副面孔，说话做事都摆出了派头，并且理直气壮地把“官气”当成政治待遇来享用。老百姓怕“官气”也厌恶“官气”，因此比较而言，他们当然喜欢平易近人的何开勋。谁都以为隔不上两年何开勋就会扳正，之后顺理成章地去县里乃至市里，轻轻松松地捞个处级干部。哪知他坐在副镇长的交椅上就起不了身，书记和镇长换了几茬，可就是没他的份，让他心怀怨恨地成了“几朝元老”。其实他叔父的官是越做越大的，当过副市长、市长，现在是市人大主任，可他就是将侄儿晾起来。这其中的因由，还是与何开勋让那个老农致残有关。尽管那件事以给老农五百块钱了结了，但到底传播出去，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叔父虽然保住了何开勋的官，却也知道了这个侄儿是他官阶路上的绊脚石，因此明确地对侄儿说：“如果你争气，就好好当你的副镇长，别的就不要多想了。”
久不晋升，何开勋就像一块在炼钢炉里长时间锻造的铁，变成了钢，越来越硬。他依然蓄着平头，穿着平平常常的衣服，在街上，依然亲切地与乡民打招呼，握手，可在他的内心里，已经明明白白地知道，既然此生的经营只有这么大个气候，他就必须牢牢地把沙湾镇这块地盘攥在掌心里！何开勋这个副镇长比书记和镇长的权力大，他是地头蛇，书记和镇长都是外调来的，惹不起他，当然更重要的原因还是他叔父。大家从何开勋的久不升迁上，都说他叔父廉洁，可再廉洁，毕竟位置在那里，真的惹到何开勋头上去了，他叔父胳膊肘不会朝外拐。何况他叔父在市里做的一些无法拿到桌面上说的事情，也时时传回到镇里来。每届新任书记和镇长到沙湾镇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何开勋家里拜望他，何开勋往往是眯着眼睛，坐在他那把烂了一个洞的、发黑发光的藤椅上，安安静静地听奉承话，听得心里舒坦了，才把眼睛睁开，手一摊，让客人坐，随后说一些治理镇子的办法。他的办法真不少，让听的人不仅从表面上敬重他，还从骨子里佩服他，心甘情愿地听从他的指挥。因此，镇里开干部会议，总是书记和镇长先发言，何开勋最后作总结，他的话就是定案。
这些事情，大家都知道，三妹自然也知道。那天她把何开勋送出门，深感大祸临头，何开勋大概都已经回到家，洗了脚，上了床，她才敢把门闭上。闭上门她才发现自己脸上的血流了那么多，衬衫都变成血衣了，地上还有好大一摊，长条形的，像条巨大的虫，那虫向前爬了一段路，却被秋夜的寒气冻僵，就蛰伏在那里，看上去令人毛骨悚然。三妹摸了一把脸，脸上也是一条虫，只不过那条虫已经朽了，一抓就烂。好在没有新的血流出来。三妹想照照镜子，看自己伤成什么样了，可她不敢，于是用指头探了一下，指头都能塞进伤口。她闭了一下眼睛，觉得有些恍惚，就扶着门板站定，站了很长时间，腿都发了酸，才想到应该将血衣换下来，把屋子清扫一下。干这两件可怕的事情，她都显得出奇的平静，直到把血衣也洗了，往伤口上贴了胶布（自从经常挨打，她就把药棉和胶布当成生活必需品预备着），疲惫不堪地躺到床上去，才再一次有了大祸临头的感觉。她的心里是悲哀的，可由于恐惧，她还体察不到这种悲哀。
“今天是撞鬼了。”她自言自语地说。
她的这句话，不知是指自己的遭遇，还是陶志强的突然到来。她更不会懂得，何开勋霸占她，毒打她，在何开勋那里是希望从另一种渠道得到补偿，可每次从三妹这里回去，他都要经受长时间的空虚的折磨。他在虐人和自虐当中，获得心灵上暂时的解放……
第二天就是赶场天，但三妹没有开业。她病了。她的血流得过多，睡到半夜，就发冷。平时她都只盖一床薄被的，还经常觉得热。她艰难地爬起来，从木柜里拉出一床棉絮搭在身上。然而这不仅没有止住冷，还冷得越发的厉害，她身上像装着一台发电机，突突突的，把被子和棉絮颠得老高，仿佛被子和棉絮都活了过来，正在跳邪恶的舞蹈。这么跳了一阵，她累了，被子和棉絮也累了，都大汗淋漓的了，于是她从冰窖滚入了火坑，浑身痒，骨头也痒，不一会儿她就感觉到自己被体内蓝色的火苗焚烧着，身体也像被倒悬起来，所有的重量都转移到了头上，要把头挤爆似的。这么烧了一些时候，她再次发冷，厉害地打着摆子。当曙色降临，她的骨头架子都被抽走了，不能动，也不能想，昨天发生的事情，似有似无。临近中午，许多乡民来到集市，来到她的门前，她听得见闹闹嚷嚷的声音，听得见打门的声音，听得见人们关切地议论她的声音，却无法剥离出其中的意义。那些声音就像河吼，把她带入很深很远的梦境。她就这样睡过去了，当她醒来的时候，遭遇的是另一个夜晚……
三妹接连几天都没开门，镇上人去买她的豆腐，或者想去她店里吃豆花，全都失望而归。到这时候，大家才真正认识到她的价值，才觉得这沙湾镇要是没有三妹，生活就少去了许多滋味和乐趣。大家都在谈论她，不知道她到哪里去了，是不是永远不再回沙湾镇了。
听到消息之前，陶志强就想去看三妹。他觉得自己从灵魂上亵渎了三妹，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