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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科吐了一口腊黄色的烟雾，说：“哦……这种事经常发生。”
“她丈夫和儿子死得太惨了，”陶志强沉思着说，“塌方后过了一整天，镇里和矿上才组织人救援；那家小煤窑都是这样，因为死了一个人，都是给家属一万块钱打发掉，如果从井下掏出个重伤员出来，就是无底洞了。事实证明，三妹的丈夫和儿子都不是当场被砸死的，而是一个断了腿，一个断了下巴，流血过多，加上又冷又痛，就丢了命。他们照例给了三妹两万块钱，允许她像往常一样去煤窑的食堂里卖豆腐，她在煤窑食堂卖了多年的豆腐。可三妹想不通啊，那段时间，她天天去找镇领导，要他们帮她主持公道。她哪里知道煤窑的多半股份，都是握在镇领导手里的，镇领导才是煤窑真正的老板，要不然，国家三令五申地要求清除小煤窑，为啥就清除不干净呢？镇领导说她扰乱办公秩序，把她关了起来，十多天里，她又哭又闹，嗓子都喊出血了，声音里都有股血腥味，血腥味把一个镇子都弥漫了，因此只好把她放出来。她不依不饶，又去找镇领导。这一回，不是简简单单地将她关进镇里的局子，而是要把她送到疯人院去。在离山河镇不远的夹皮沟里，就有一个疯人院。她知道一个正常人被关进疯人院，就会真正变疯，她吓住了，东藏西躲，终于流落到沙湾镇来了。”
陶科将香烟的过滤嘴在桌上，恨恨地说：“是可恶。她为啥不向上一级部门告发呢？”
陶志强一口喝尽杯中酒，吐着白雾似的酒气说：“她一个农民，一个女人家，头顶上就只有簸箕那么大个天，既然自己归山河镇管，山河镇就成了她唯一的指望，她哪里懂得了那么多。”
陶科继续在桌上蹾着烟屁股，对山河镇领导及那个小煤窑的愤怒过去之后，他就想问父亲：你说这些是什么意思？你怎么知道那个女人的这些故事？可陶志强把话抢在了前头，陶志强说：“科儿哪，我这回来，就是想帮三妹告状呢。”
“你帮她……告状？那地方不跟我们一个镇、一个县，而且还不是同一个市，你怎么告？”
“我要告的不是那回事，”陶志强说。
接下来，他就把三妹到沙湾镇后的遭遇讲了。
正像民警小卫知道的那样，三妹从没为了钱出卖过身体，她一直是被副镇长何开勋霸占着的。来沙湾镇后，三妹走投无路，去饭店酒楼求人收留。有一天她到了镇电影院旁边的王麻婆豆腐庄，表明自己做得一手好豆腐，老板见她虽然神情疲惫，却是肤色白净，穿戴齐整，就让她试试。她这一试，迅速为老板“王麻婆”（其实是个漂亮得出奇的年轻女子）赢来了好生意。大概在她进豆腐庄十余天后，何开勋跟几个人去了。“王麻婆”见镇政府一干人来，背过身去，深深地皱上了眉头。镇政府的领导到镇上的餐馆酒楼消费，包括何开勋在内，都是不受欢迎的，因为他们总是欠账，多年如此；镇上稍微有点像样的地方，都欠了账。他们并不是给不出那点钱，但就是不给。当然，不欢迎的心思只能埋起来，表面上，还必须恭敬得滴水不漏的。“王麻婆”偷偷地皱过了眉头，立即转过一张笑得像花一样的脸，并亲自动手，把位于中间部位最瓷实最鲜嫩的豆花舀给他们几人。何开勋边吃边赞叹，说：“听说你们这里来了位了不得的师傅？”老板说是呢，言毕将正忙活的三妹推上前来。三妹那时候穿着干净的大褂子，个子又高，看上去别有风味。三妹就是胖了点儿，可在有些女人身上，胖简直就是一种天赐的美。何开勋的眼睛亮了，问了三妹许多话，才让她过去。几天之后，他托心腹叫三妹去见他，详细地问了三妹的来历，三妹流着眼泪，根根底底地给他讲了。只要面前坐着领导，三妹就愿意讲她的痛苦。何开勋听罢，用粗短的指节叩着桌面，严肃地说：“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了。”又说：“你这么好的手艺，何必去给人打工？”三妹闻言，心下黯然。何开勋说：“我免费批你一块地，你起间房子，自己当老板，好好生活吧。”三妹当场给何开勋下了脆。可就在那天，何开勋就将她霸占了，此后，三妹再没能逃出他的掌心。后来，大概是何开勋进红瓦房的时候，被人看见了，又没看清是谁，或者看清了不敢说，就传三妹在做皮肉生意……
陶志强叙述到这里，陶科再没有耐心听下去了，他说：“你是想告何开勋吗？”
陶志强说是。
陶科笑了一声。是冷笑。“如果没有何开勋，她三妹有今天吗？”
陶志强回答不出，只是说：“三妹是一个人，不是一个物品。”
“对有些人来说，被当成物品比被当成人反而好受些。”
这时候，父子双方都有了厌恶。对这场谈话的厌恶。陶志强又想喝酒，可提起酒瓶又放下了，生硬地说：“糟糕的是，三妹自己知道她是一个人，不是物品。何开勋霸占了她就不松手，还常常打她。挨打她能够忍受，威胁她就不能忍受。何开勋经常对她说：‘孙猴子都逃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你要是敢不听话，我叫人把你剁碎了扔进清溪河里喂鱼。’还说：‘你也不想想，你算什么东西？你不就是长着一身肉的女人吗？我要是想把你怎么样，还不等于掐死一只苍蝇？’你听听，这是一个副镇长该说的话么？”
“何开勋是不该这样说，可这么几年过去了，他把三妹剁碎没有？掐死没有？”
“他给三妹带来了恐惧！她一直在恐惧中过日子，天天晚上做噩梦。”
“恐惧……恐惧也能成为证据吗？”
“就算恐惧当不了证据，打人算不算？前几天，三妹被他打得太厉害了，脸上一个洞！要不是我，她怕要死在红瓦房里了！她几天不出门，我去把门叫开，照顾了她大半夜。”
陶科以怪异的目光看着父亲，心里想，老头子啊，你真能干啊，看来，我以前对你的担心，并不是多余的，你竟然去把一个远方来的单身女人照顾了大半夜！……不过，此时此刻，这样的心思并没在陶科脑子里过多地停留，他想到的是一个在目前看来更加危险的问题。他说：“爸，你以为你有多大本事？”
“我是没本事，但我有做一个人的良心。”
听着这样的话，陶科几乎愤怒了，“哼，良心都是教别人有的，你千万不能自己有，谁有谁倒霉！你那么有良心，为啥干到退休还是个小角色？”
陶志强这才发现，自己之所以不喜欢大儿子，不仅仅是因为他的“精细”。
父子俩沉默了。屋子里有一种不知来自何处的“嘶嘶”声。
过了好一阵，陶科似乎觉得对父亲的话说得过分，因而语气和缓地说：“爸，你也不想想何开勋是什么人物，你摸着胸口问问自己，何开勋在沙湾镇算不算一个能干人？他给沙湾人民做过好事没有？关键是，你以为他的势力仅仅限于沙湾镇吗？我告诉你，县里也有很多人巴结他，说不定市里还有！谁把他惹恼了，都不会有好果子吃的。”
陶科本来还想说，他前两天才请来县城的何开勋喝了台酒，目的是托何开勋通关系给他一个县政协委员当当，但他发现父亲放在桌上的手如枯叶一样抖动，便没把话说下去。
陶志强手抖，不是害怕，而是迷惑。何开勋的确是一个能干人，他每年都要做一两件实事。比如今年，他硬是把一个大型脱油厂争取到了沙湾镇———在清溪河流域，发现了好几个储量丰富的天然气田，按照以前的规划，脱油厂要修到县城去，何开勋东奔西跑地游说，终于说服了石油公司，让他们同意修在沙湾镇。当然，气田刚刚发现，投产需要时日，可一旦投产，沙湾的老百姓就有好大一批人不必离乡背井去外地打工，在家乡就能够挣到钱。何开勋的能干不容怀疑，但如果没有手中的权力，没有给他撑腰的叔父，他又干得出什么来呢？一个人因为自己能干，因为自己有权，别人就不敢惹了？一个领导干部，因为自己做过一些好事，就可以对某些人某些事为所欲为了？你何开勋是人，她三妹也是人啊！
陶科见父亲一直不吱声，拿不准他是否被自己说服了，他问父亲怎么看，陶志强就把上面的想法讲了。他讲得很缓慢，很沉重，仿佛那些迷惑已经压得他喘不过气来。陶科却松了一口气，他毕竟是了解自己父亲的，显得胸有成竹地说：“爸，你的这些问号，不是你一个人的，好多人都这么想。这证明啥？这证明社会本来就是这么安排的，一些人命好，一些人命孬，一些人领导，一些人被领导，这就是秩序。社会需要这种秩序，没有秩序，那不就乱套了？你说何开勋欺男霸女，可沙湾镇在发展！在整个社会上，像何开勋这样的人，甚至比他坏十倍百倍的人，多的是，但整个社会却也在发展，这一点你该承认的吧？（他见父亲在轻轻点头，因而说得更加铿锵有力了）这说明，社会的秩序是健康的，它在起作用，而且起着非常好的作用！”
陶志强被儿子的这几句话彻底打败了。不仅社会有秩序，陶志强内心也有秩序，几十年来，他尽量与人为善，不愿意得罪任何一个人，这就是他的秩序。他谨慎地遵循，才赢得了人们的敬重，体面地活到今天。他怎么可以一时冲动，就与秩序抗争呢？……
从县城回去后，何开勋再没去过红瓦房。他从派出所小卫那里知道了那天夜里发生的事情。小卫本来对何开勋很有些义愤的，因为三妹为何好几天不营业，慢慢在他们内部传开了。见到何开勋的前一秒钟，小卫都在想：像何开勋那种人，为什么就不能放过一个无依无靠的女人呢？他是否正是看中了三妹的无依无靠，才把她当成掌上玩物呢？如果是这样，证明何开勋的内心是虚弱的，也是龌龊的……小卫正想着这些事，何开勋突然出现了。他是来检查工作的。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何开勋外出几天回到镇上，他都要去各大要害部门走走。派出所里，恰好又只有小卫一人，何开勋说：“小卫，这些天都还好吧？”小卫腾地一声站起来，说好，何镇长。讲了这句话，小卫的喉咙里就痒得难受，心里痒得更加难受，对何开勋的义愤像从来就没有过似的，激动地对何开勋小声说话。他说的就是那天夜里陶志强来请他去开门的事。小卫说：“我没去开。陶志强想借开门的工具，我也没借给他！”小卫怎么也没想到，何开勋听罢，会一巴掌拍在桌上（他虽然个子瘦小，手掌却像蒲扇一样大），厉声斥责：“你作为警察，不为群众排忧解难，还好意思表功？你的饭碗是谁给的？是老百姓嘛！老百姓给了你饭碗，你却不为他们办事，你的良心都到哪去了？啊！”话说完，何开勋反剪着手，气冲冲地出了门。
小卫浑身冰凉，缩成了一块冰。那过后的几天，他提心吊胆，生怕何开勋的那只大手掌捂过来，把他这块冰捂化了，让他变成水，无声无息地渗入地底下去。但后来何开勋又到派出所指导工作，心气平和地说了很多话，一句也没说到小卫的事情，小卫才放心了，也对何开勋打心眼里敬畏起来。因为他发现，不是所有的小人物，都能随随便便地对上司产生义愤的。
何开勋也从侧面知道了三妹几天不营业的事，他认为三妹是在装。一个会装的人，一个分明跟男人有染却不承认的人（他指的是三妹与陶志强的关系，他更加充分地认定，那次陶志强去红瓦房吃豆花，并不是转路转去的），证明是有心计的，而以前何开勋一直认为三妹只不过是他手里的一块泥团子，想怎么捏就怎么捏，现在知道她有心计了，就不想再碰她了。何开勋的生命价值，可不是用来跟一个女人斗心眼的。至于陶志强么，何开勋开始有些气，过后就一点也不气了。陶志强帮他接过了一个心理上的包袱，这没什么不好。
既然不打算去碰三妹，那三妹在他这里享受到的好处，自然也会一笔勾销。
三妹享受到的最大好处，就是那幢红瓦房。
红瓦房所在的位置，事实上是荒地的一部分。在既要建旅游区又要建脱油厂的沙湾镇，寸土寸金，任何一块荒地都不可能永远是荒地，何况这块地还紧邻镇子中心。好几年前，镇里就有人提出将荒地打理出来，即便不建什么厂子，修成滨河公园也好。对这些杂七杂八的议论，何开勋都挡了，他考虑得更实际些，他想滨河公园那东西，反正吃不得穿不得，早一天修晚一天修无所谓，修不修也无所谓。“有了更恰当的规划再动吧。”他说。但客观地讲，在他内心深处，并不是没为三妹考虑，把荒地留着，三妹的红瓦房就有存在下去的理由，至于为一间红瓦房就将一大片地搁置不用，那不是何开勋考虑的事情。在这个镇上，不就是他说了算吗？一块地算什么？现在，他突然觉得，让在这里上上下下的旅客看到镇东生着齐人高的苦蒿，实在有些不像话。他把这意见说给书记和镇长。书记和镇长说：“对，是有些不像话。”何开勋说：“将来的脱油厂，为避免环境污染，肯定要修到更下游去，既然大家希望建个滨河公园，就顺从民意吧。建滨河公园有个好处，它能使我们镇变得更大气，等到‘巴人村博物馆’建起来（因为出土的文物多，县里决定在那个半岛上修个巴人村博物馆），来旅游的人多了，入眼就很受看。”
事情就这么定了。书记和镇长当即决定，修滨河公园的事由何开勋直接领导。
在清溪河流域，沙湾镇是富镇，要干一件什么事情，想到了就可以干，并不作难。陶志强还没从县城里回去，荒地上就开进了大批的铲车。机器的轰鸣声中，野兔狂乱地飞奔，大大小小的鸟，在冷硬的秋风里起起伏伏。只有在秋冬守候寂寞的昆虫才高高兴兴的，好像过节一样，因为它们并不懂得这是丧失家园的开始。
陶志强在县城呆了整整十天。一是陶科的强行挽留（他怕父亲回去惹事），更主要的，是陶志强自己。他简直有些不敢回去。他回去该怎样给三妹交代呢？在那个秋风肆虐的晚上，他坐在三妹的床边，听三妹哭诉自己的苦命，那几个小时里，陶志强看到了崭新的自己。他觉得自己有价值，也有力量。几十年来，人们尊重他，是因为他是一个老好人，更因为他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而此刻，他被三妹的哭诉震撼了，三妹给予他的毫无遮拦的信任，激发出他冬眠了一辈子的血性。他就是带着那种震撼和血性到县城来的。可是，他没想到自己那么轻而易举地就被大儿子打败了。他深知不是大儿子把他打败了，而是自己把自己打败了，但他没有办法。一次简单的“相遇”，到底敌不过一辈子的经营，曾经呼啸起来折腾得他坐卧不安的血性，现在不是埋伏起来了，而是干涸了。他住在大儿子家，见到了比赛回来抱着奖杯的孙子，陶学和陶家也时常带着老婆孩子过来，让父亲尽情地享受天伦之乐。陶志强陷入其中，多么希望自己能够把三妹忘记。但是，三妹已经成了他身体上一块活着的伤疤，怎么忘记得了！因此，十天之后，不管大儿子怎样挽留，他都要回镇上看看了。
那时候，荒地上的苦蒿几乎全部清除干净。以前，站在荒地外围看沙湾镇，它是那样精致而庞大，而今少去了这一大片阴影，荒地变成了空地，光堂堂的，扎人眼目，使镇子反而变得简陋了，小了。铲车早已推进到红瓦房旁边，但并没将红瓦房推倒，那间曾经安置了一个女人的全部生活与全部梦想的土砖房，成了一根面对剪刀的嫩枝。陶志强站在远处的马路上望，见红瓦房紧闭着门，门外平时用于乡民们歇气的几条条凳，也收了。他可以想象，三妹一定躲在那间屋里，像片嫩叶。毫无疑问，不及时将红瓦房推倒，是何开勋的意思。他在毁灭一个人的生活与梦想之前，还忘不了折磨她，给她带去更深的恐惧。陶志强心里起伏着，不知道自己离开的这十天里，三妹的病好了没有？她是否像他嘱咐的那样，继续营业卖过豆腐？不管怎样，如果此时还躲着不去见她，他陶志强就真不是人了。
可是，他刚刚转过身，劈头就碰见了来工地查看的何开勋。
何开勋笑容可掬的，那份随和与亲切，没有一丝一毫假装的痕迹。由于个子矮，他迈着快频率的碎步朝陶志强走过来，拉住他的手说：“老陶，好久没看到你了呢。”陶志强也热情地握住他的手，笑。他本来不想这么热情的，但那股子热情劲儿根本不听他的指挥，自然而然就表现出来了。他说是啊，我也是好久没看到何镇长了。何开勋没放手，皱着浓黑的眉头，关切地问：“老陶，退休了生活上有没有不方便的地方？”陶志强说没有，何镇长把我们安排得好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