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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合用的那张床上。屋外，下午那种种响声和平常并没有什么不同，但是她听了却觉得那样难受。
斯坦被部队招募之后，现在是到营房去的时候了。他们都在等一辆来接他们的大车。因为欧达乌德也要去。一个男孩子赶车送他们到村子里，他们在那儿和其他应征入伍的人会合。
帕克一家在门廊等待着。他们都那么神情呆板，就好像是在星期日的正餐之后。
“你在营房里有毯子吗，爸爸？”塞尔玛问。
爸爸入伍对她并没有什么触动，但是有时候，她也会产生一种朦朦胧胧的兴趣。她是个干净孩子，总爱洗手。她不会太想念父亲，尽管分手时她会哭的。
正在这时，雷喊着说他看见那辆大车了。车上坐着那些人，欧达乌德太太也在上头。她哭得两眼红肿，寻找安慰来了。
然后是紧张地赶快收拾那几件东西的时候了。每个人的四肢都显得僵硬、羞怯，只有欧达乌德例外。他已经带来旅途上用的东西，正唱着一支有点爱国主义味道的歌。
‘听听这人，”他的妻子扬着一张满面泪痕的肥胖的大脸说。她已经无法掩饰脸上的泪痕，也就不再做这种努力了。“应该唱歌的是我们女人，可我们唱不出来。上车吧，你们这些没用的家伙！至少让我们放声大哭一场。这样也就算了。快到挤牛奶的时候了。”
大车似乎要听从她的劝告了。斯坦·帕克吻他的妻。她穿一件白罩衫，显得那么僵硬、死板。有人说她是个壮实的女人。她不胖，但是结实。现在，她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等待着从这个大事件中解脱出来。这一点，当然能做到，只要她等足够长的时间。男人们的背影在大车里面消失了。和前几次去救火、抗洪时的别离没有多大的不同，只是眼前的别离更正式一些。她站在那儿，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他们都在那儿站着，孩子们没有穿鞋。他们只是到教堂或者上学的时候才穿。欧达乌德太太已经不痛哭流涕了。老弗利兹也站在那儿。他已经很老了，但仍在松松垮垮地做事，傍晚，坐在小棚屋前补衬衫。他们站在那儿，甚至在大车里的人们已经不再理会他们之后，仍然招着手。他们这样招手，是因为还想不出，接下去该做什么。手臂那轻柔的、给人以慰藉的起落，填充了他们心中的空虚。
斯坦·帕克去海外服役前回来休过一次假。那时他已经变样了。头发剪得特别短，甚至在穿着便衣转来转去做那些活计时，身上也激发着一股卡其布的气味。有时候，他坐在那儿打他的裹腿，就好像很喜欢这种举行仪式似的活动。他裹呀，绑呀，直到紧梆梆地包扎起来。那时，他就比什么时候都更显得“不外露”了。
“你一定喜欢这种当兵的生活，”妻子抱怨着。“真说不清男人们究竟喜欢什么，甚至你最了解的人。”
“我还能怎么办呢？”斯坦·帕克说。“莫非要我在墙上撞死不成？”
“他们给你的饭够吃吗，斯坦？”她问道。
食物毕竟是你能够接触，并且加以讨论的东西。就是一位教授或者一位有钱人来了，你也可以给他烤一块牛腿肉，而不会觉得不安全。
“你挨过饿吗？”她问道。“他们给你吃些啥？”
“炖肉、烩菜，”他答道。
他瞧着刚刚擦亮的一块铜片。钢片在灯光下闪闪发光，就好像是一件很值钱的玩意儿。
因为这是他在家的最后一个夜晚了，因为从他穿上军装之后便沉湎其中的那种对现实的逃遁，以及自我毁灭的神秘终于使她感到那样地孤单、寂寞。她问：“你和很多不相识的人住在帐篷里面，就从来没有感到孤单吗？”
“怎么能感到孤单呢？”他恶狠狠地说。“大家挤在一起，你的思想和紧挨你的那个家伙的思想那么接近，总能谈得起来。甚至上厕所的时候，也是这样。”
然后他站起来向外面走去。那是一个清冷的、星光灿烂的夜晚。他爬上房子后面的一座小山包。两株树挺立在那山包之上，星光在枝叶间颤动。他也觉得冷，而且在颤抖，身上的肉在卜卜地动。他靠在一株树上，但它也给不了他多少支持。他本来想做祈祷，但怕眼下得不到回答，不管你祈祷的是什么。
于是他又回到妻子那里。他拥有的、唯一可以把握住的便是她。她满怀信心地接纳了他。他们紧紧地拥抱着，就好像在黑暗之中往下沉，至少要一起沉没下去。等他们陷入深渊，便什么都不在乎了。
斯坦跟别的那些应征入伍的男人们一起，在眼泪和喝彩声中，在盖奇太太在邮政局上空升起的一面小小的旗帜之下，坐着公共马车到班加雷去了。艾米·帕克过了好一阵子才意识到这一切已经发生了。她没有哭，她还有孩子和奶牛需要照顾。她立刻去做那些必须接着去做的事情。好多天，她继续这样按部就班地去做事，直到她那宽脊背上的筋肉累得格格响；直到有一天夜里，她在镜子里惊讶地看见自己那张显得那么冷漠的脸。
欧达乌德太太自从男人们走了之后，就好像天塌了似的。她说，是妇女们承担责任的时候了。她对邻居们充满了友善，至少刚开始的时候是这样。要收土豆的时候，她来帮忙；配种的时候，她为公牛抓着母牛。人们还都去奎克莱依家临时帮忙，收收桔子。多尔站在大伙儿帮着钉起来的那些木头箱子中间，微笑着，清点数目，露出那没有神采的微笑。甚至巴布也学着做点儿简单的活计了。但是战争开的这场大玩笑太使他着迷了。他学枪炮声，像马嘶一样地笑着。有一口，他宣布他死了，而且那滋味并不怎么坏。
不管怎么说，杜瑞尔盖的妇女和儿童们这样相处着。开始的时候，由于环境的变化他们在自己身上发现的那种种美德闪烁着光彩。
雷已经开始挤奶了。在那令人昏昏欲睡的黑暗中，他揪扯着僵硬的奶头，脑袋不时撞在一头母牛胀鼓鼓的肚子上面。
“嘿，我累，妈妈，”夜里雷说。
她深情地吻了吻他那丰润的唇，她望着塞尔玛枕在袜子上面的那张一本正经的脸，心中没有多少失望，而是充满了柔情，然后拿起袜子，缝补起来。艾米·帕克在这个时期做许多上面说的这类事，因为她的弱点还没有暴露，她还很强壮。
大约就在这时，人们开始注意老弗利兹了。这些年，他一直跟他们待在一起。累了，出去走上一阵子，但总是再回来。锯木柴，煺鸡鸭，烫洗牛奶罐，从向日葵周围连根拔掉每一棵杂草。可是现在人们好像第一次开始注意到这位弗利兹。从战争爆发，他就好像矮了一截，好像生了病，或者怎么了。他总是劈完木柴就走，向他自己屋里去。他不再在外面坐着，总是待在他的小棚屋里，而且不在窗户跟前，是在屋子靠墙那边。他只是坐着，只剩下一把骨头，和最后那一身地经沧桑的老肉。
也许弗利兹要死了。艾米·帕克开始为最初的预感而恐惧。
但是弗利兹在受够折磨之前，不会轻易死去的。他那双低垂着的眼睛知道这一点。
人们到这院子里，想看上一眼帕克家的弗利兹。如果他们再作一些努力，或许会把他那张脸撬开，掏出他的思想。但是他们没做这种努力，只是看一看，装作一无所知，或者只是坦率地、慢慢地瞅上他一眼，皱皱眉头。
后来有一天，艾米·帕克在到奥维尔黄油工厂——他们已经开始把自家的奶油往那儿送了——回来的路上，碰见奥塞·皮博迪骑着他那匹毛儿蓬乱的马。因为说说天气总是合乎礼仪的行为，奥塞便停了下来。他是个精明人，“常有理”。他没有应征入伍，当然是因为他的父母亲都老了，身体又不好。他的妻子自从那次得病以后，也总是一副病态。如果有人问他为什么没去打仗，他张口就告诉你这些理由和一大堆别的理由。不过谁也没有问他，因为人们早把奥塞·皮博迪给忘了。他不是那种让人难以忘怀的人。从他们赶着马车到乌龙雅抗洪的那些爽朗而明快的日子，他那双眼睛便像蒙上了一层阴郁的霜。
“艾米，你们家那个德国老头，”谈到这个话题时，奥塞·皮博迪说，“真奇怪，这时候你还养着他，一个德国佬。我只是对你说说，因为人们都感到惊讶，而且斯坦又不在家。”
艾米·帕克很为这种想法吃惊。她的一双眼睛显得那样单纯、奥塞·皮博迪看了很是高兴。他把别人搅得心神不定了。
“如果我有个父亲，我是不会把他打发走的，”艾米·帕克说。“我不懂这种事情，可是弗利兹是个好人。”
“当然，这事由不得我来做决定，”奥塞·皮博迪微笑着说。
“我们谁也无权决定，”艾米·帕克说着赶了赶马。“这得由弗利兹决定。”
可是现在，她似乎对自己的生活把握不住了。
“女人，”欧达乌德太太说，她在兴奋的时候，特别是喝过一杯茶之后，总爱发表一番宏论，“女人如果没有男人只是一半。是男人，甚至是我们有些人找的那种男人，才使我们凑成个‘整数’。他们知道我们自认为正确的那些东西中到底有多少是正确的。如果你不会加减，并且得出正确答案，仅仅知道某件事情对不对是不够的。亲爱的帕克太太，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帕克太太还是不得要领。
“我是说，那个老头子应该滚蛋，艾米。我们的小伙子肚子上拥着刺刀，无辜的小孩子们也死在这些肮脏的德国人手里。我真想朝他们脸上吐唾沫。每天都吐，星期天也不例外。”
“不！”艾米·帕克大声说。
然而，这事情已经非如此不可了。
那是一个下雨天。这个老头——他那张和善的脸现在已经很憔悴了——到院子里去劈几根木头。因为多少干点儿这种活计，就会减轻一点他那种麻木的感觉。孩子们站在蒙蒙细雨之中，叫喊着，推搡着，说着什么秘密消磨时间。无聊和雨水使这些孩子们变得凶残起来。他们真想打碎点儿什么东西。但是他们还没有胆大到砸玻璃，或者拿把斧子去劈房子的地步。因此，他们开始模仿他们的父母亲，碰着胳膊肘子，相互议论起帕克家这个德国人。他们一会儿哈哈大笑，一会儿窃窃私语。
雷和塞尔玛躲开那群孩子，在周围溜达。他们用脚趾踢着泥巴，很觉羞愧。他是个好老头。他们知道，他们曾经爱过他。但是他们憎恶他加诸他们头上的这种侮辱。在这种让人面红耳赤的羞愧之中，他们变得比恨谁都恨他。
那些男孩子们又喊又唱：
德国化弗利兹，
弗利兹德国化，
咱们等着把他瞧，
瞧他怎样把命逃……
然后他们哄堂大笑。
有人开始朝他身上扔一小块一小块的红泥巴，泥巴粘在老头打着补钉的脊背上。
“不让他站下歇歇脚，”
杰克·霍洛维唱道，他特别善于编这种顺口溜。
提着裤子往前跑。
尾巴底下拴鞭炮，
正好炸他进监牢。
那些穿套头衫的小女孩子和膝盖上结着痴、落着疤的男孩子们高兴得失声大叫。后来，艾琳·布莱特笑得直打嗝。她弯下腰，抓起一大把泥，尖叫着朝老头扔去。老头正在放劈柴的小屋里堆放引火用的木头棒子，泥巴正好打在他转过去的脊背正中。
他转过身，脸色像纸一样地苍白。他没有表示反抗，他的身体已经太虚弱了。他蹒跚着朝他那间小棚屋走去，踉踉跄跄的样子现在看起来是那样可笑而又可恨。
有的孩子有点儿忐忑不安了。或者因为和他面对面，有点儿害怕，不吱声了。可是还有几个继续尖叫、有节拍地唱。
总之，这场面真可恨。雷·帕克气喘吁吁，嘴巴因为兴奋或者厌恶大张着。他希望这一切不曾发生，要嘛就更糟糕一些。汗水和兴奋使他浑身放光。他拣起一块石头，把弗利兹的嘴唇打破了。他们听见石头打在他牙齿上的声音，然后血涌出来，顺着他那干干净净的下巴流了下来。雷害怕了，但同时也使自己得到了解脱。现在他可以去恨这个他曾经爱过的德国老头了。他可以毫无疑虑地站到别的孩子们的中间了。
那老头继续走着，穿过院子，走进他的棚屋。孩子们消失在一片沉寂和蒙蒙细雨之中，不知道他们是否应该忘记刚才发生过的这件事情。他们在对那个德国老人那张脸的尊敬和对雷的行动——他们也都参加了这种行动——的激动人心的爱国主义的实质之间，徘徊犹豫，无所适从。
等艾米·帕克出来看孩子们为什么吵嚷的时候，屋外已经只有细雨和静默了。她发现德国老头正坐在铺在床上的草袋子上。
“怎么了，弗利兹？”她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被打伤了？”
“没有，”他说。“我已经不疼了。但我必须离开这儿，”他说。“再待在这儿，对我们谁都不好。”
“不，”她说，“你决不能走。”
她站在那儿束手无策，只是来回转着手指上面的戒指，就像一个戴着结婚戒指的小姑娘，摸着它，似乎就能唤来那还没有到达的成熟。
“不，”他叹了一口气说，“我一定得走。”
她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来安慰他。但是有一点她明白，那座木房子里已经没有什么能留住他了。
于是，第二天，艾米·帕克赶着车送德国老头弗利兹到班加雷。他穿了身黑西服，这是他比较好的一套衣服，只是薄了一些。他随身带着一口箱子，箱子拦腰捆着一根带子，还有一条粘着细糠的口袋，里面杂七杂八塞着些软乎乎的或者笨重的东西。女人赶着车。但是这次旅行，路成了起主导作用的东西。他们真希望一直走在那条路上，直到路的尽头。而那路确实也因为它的单调和漫长暂时使他们心中依依惜别的痛楚变得麻木起来。
可是，当他们接近城郊，看见到处扔着的罐头盒和拴着吃草的奶山羊的时候，女人觉得受不了了。因为现在很清楚，一切都到头了。
“你想让我把你送到哪儿，弗利兹？”她紧张不安地扭着手里的鞭子问。
“哪儿都行，”老头说。“我现在就可以下。反正都一样。”
“可是总得去个地方呀，”她说，极力控制着她那绝望的声——。
老头没有回答。他坐在车上，用手指抚摸着挂在一根早已失去光泽的表链上的金属牌子，摸着那上面早已辨认不出的字迹。他脸上的表情进人一种热切的、归真反璞的境界，也几乎难以言传。
“这儿就行了，”老头手扶车上的围栏说道。
这时，他们已经进人小镇的中心地带，卷人了熙熙攘攘的人流。他们已经靠近贸易市场了。那些小里小气的黄皮肤的女人们手里提着鸭子。牛犊无可奈何地喘着粗气。一辆大车东倒西歪地向前行驶着，车上装的圆白菜堆得像个没尖儿的金字塔。
“我谢谢你了，”老头对女人说。她简直不敢开口说话。
她眼巴巴地看着他带着他那点行李下了车，站在地上，不由得走过去抓住他的手。
“啊，弗利兹，”她哭着说。那绝望的声音从她嘴里迸出来，就好像一只脖子上正架着一把刀的鸟的叫声。
“再见了，斯坦太太，”弗利兹老头说。他抽出那只手，因为除此而外，他还能干什么呢！
然后，他走进一条她不熟悉的小巷，就再也看不见了。
她站在那儿，为那个失去了的世界哭泣。既然她生活的结构已经被动摇，一种巨大的悲哀便向她袭来。这种悲哀就是她和丈夫吻别的时候也不曾体验过。尽管她爱他，丈夫给她精神上的温存、肉体上的满足，她爱他，将永远爱他。可是她因为天一亮就开始的那种满足而爱这个德国老头。清晨，不听使唤的铁桶叮叮恍吮地碰撞着；中午，在那令人昏昏欲睡的时刻，树叶挂在树枝上，母鸡在尘土中打瞌睡；傍晚，他那张憔悴的脸就像枯萎了的向日葵。现在这一切都没有了。
她就这样待在那儿哭，斜倚在马车的车座上，样子十分可笑。头发披散下来，小绿头苍蝇几乎一直爬在她那黑乎乎的脊背上。从她身边走过的人们瞧着她心里纳闷，这女人怎么这样激动。光天化日，大庭广众之下，这样健壮的一个女人涕泪满面简直让人讨厌。
一个小伙子提着马笼头，迈着稳健的步子走了过来。他偷偷地笑着，问道。“怎么了，太太？”
但她还是不停地哭。他有点儿害怕了，意识到，这女人可不是患了什么牙疼病，而是另外一种他不曾经历过的痛苦折磨着她。于是他继续走自己的路，连头也没回。
女人终于控制住了自己的感情。她挽起头发，捏了捏鼻子，回转马头。因为她必须重新把家里这副担子挑起来。
通往杜瑞尔盖的大路上乱扔着石头，让人看了心里难受。
她在路上碰见巴布·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