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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 已参加中共香港局的工作，正准备赴南洋一带开展宣传和统战工 作；而冯乃超、邵荃麟等从事文艺界统一战线的领导工作；周而复此时在香港主编《北方文 丛》，并参与编辑《小说月刊》。
当时，中共地下组织在香港设中共香港分局，书记是方方，副书记是林平，乔氏夫妇双双出 任分局委员，龚澎是外事组副组长（组长为章汉夫）。林平是乔冠华的老相识，太平洋战争撤 退时，时任东江游击纵队参谋长的林平出了大力。两人几年后又在香港携起手来，共同为党 工作。
日军投降时，中共领导的东江纵队港九支队协助英军接降。当时的英军夏壳少将希望和港九 支队共同治理香港。而中方代表袁庚表示，英军希望港九支队继续留在香港的请求已难实现 ，港九支队已正式发表《告别港九同胞书》，全部撤离香港。但是，袁庚也灵活地表示，香 港周边地区的抗日政权，可以配合英军做一些治安稳定工作。
东江纵队北撤后，中共香港分局争取了港英当局的承认，将这个办事处改名为新华社香港 分社，乔冠华出任分社社长。如今有人戏称袁庚是香港新华社分社的开办人，来由即此。
乔冠华在新华社分社社长任上，要与龚澎经常与欧美各国派驻香港的记者接触，获取国际消 息并提供国内政治动向，揭露蒋介石阴谋发动内战的可耻勾当。对此，乔冠华曾回忆说：
我去香港，组织上交代，在香港公开设立新华分社，并且争取取得英国的 承认，英国当时对 中国也采取两手政策，一方面和蒋介石拉得很紧，另外对我们也不拒绝，所以就同意了我们 的新华社在香港设立分社，同意我们收集新闻材料，向香港报纸及世界其他报纸发稿。有了 这样一个身份，凡我们党跟港英当局在政策方面的交涉，都由我来出面交涉。这个分社是我 们新华社的第一个海外分社。在解放战争的三年当中，从防御到进攻到走向胜利，我们在香 港，不得不同港英当局进行交涉的问题也相当多。这种外事工作，用去了我们相当一部分时 间。因为有了这个身分，所以当时欧美各国驻香港的记者，就经常和我们发生接触，进行采 访，请吃饭，提出问题，收集材料。我们也可以从他们那里听到英美等两方国家对中国问题 的态度，好像是个国际统一战线吧，这是关于外事工作。乔冠华：《口述自传 》， 见《那随风飘去的岁月》，第180～181页，学林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
自从乔冠华被任命为首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以后，他就以这个公开身份与港英当局周旋。 在解放战争的三年当中，从防御到进攻到走向胜利，乔冠华及新华社香港分社的全体同志在 香港进行了艰苦的工作，团结了进步人士，收集了大量资料，组成了一个国际统一战线，为 迎接全国解放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乔冠华等人在香港的外事工作，归中共中央外事组领导。党中央是于1942年成立中共中央外 事组的，由叶剑英任主任，王炳南为副主任，统一负责管理党和全解放区的外交工作。中央 外事 组在香港派有乔冠华、龚澎、张颖等人，在哈尔滨也设有外事机构。实际上，中共中央外事 组就是建国前主管外交工作的领导机构，是新中国外交部的前身。
第三部分第10节 辗转沪港（4）
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在香港的文化宣传工作，对此，乔冠华、龚澎夫妇作出应有的贡献。
中共领导的《华商报》在日军攻占香港后，被迫停刊。日本投降后，该报于1946年1月4日在 港复刊。
董事长和督印人仍旧是邓文钊，总经理是萨空了，经理是陈东，总编辑是刘思慕， 副总编辑是邵宗汉、廖沫沙、杜埃。该报还成立了一个阵容可观的社论委员会，乔冠华是其 委员之一，它的成员还有夏衍、章汉夫、许涤新、陈此生、刘思慕、廖沫沙、饶彰风、张铁 生等人。
《华商报》作为“中共喉舌”，较好地宣传了党的方针政策，由于讲究斗争策略， 港英当局的态度也还比较“友好”。乔冠华在从事外事工作的同时，也经常在《华商报》以 及一些进步刊物上，写一些关于国际问题的文章。
除此之外，乔冠华还与龚澎、张彦等创办英文半月刊《中国文摘》（《China Digest》）。 在1946年12月的最后一天，《中国文摘》在香港正式问世。 这家由署名“钟威洛”主编的英文刊物及时地向全世界报道中国大陆上正在如火如荼展开的 激烈斗争，报道国内解放战争的消息，刊登延安的时事评说，揭露国民党统治区的白色恐怖 和老百姓的悲惨境遇，……杂志一出版，多国要求订阅的函电就像飞鸿似地飘来。这位“ 钟威洛”先生不是别人，就是龚澎！据张彦回忆：“龚澎 既是这个小分队的头头，又是和大家滚打在一起的普通一员。每期杂志有相当一部分是她写 的、她编或者她译的，且不说她还要审定全部稿件。每期的时事评论《观察家》专栏，几乎 都是出自她的手笔。她屋内的打字机声，常常是深夜不停。在每周一次的编辑会上，她总是 一支接一支地抽着香烟，仔细倾听大家的意见，然后才发表自己的见解。她很注意让每一个 同志都有一份贡献。”
参见宗道一：《才女外交家》，载《传记文学》1994年第2期 。
在文艺方面，中共在香港也办了一些刊物，乔冠华亦参与其中的工作。在他的记忆中，“ 在三年当中，在香港的论坛有三次重要的论战，应该提一提，因为这都同当时国内的解 放战争息息相关”。
乔冠华：《口述自传》，见《那随风而去的岁月》，第181 页，学林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
第一次争论是关于国际问题的。“在蒋介石破坏停战协议、 全面发动内战的同时，他们就宣传，美国和苏联的矛盾肯定要发展成打仗的局面。当然，按 照他们的逻辑，美国一定会把苏联打垮。这个和他们在国内反对我们、消灭共产党的想法是 一致的。所以当时，特别是在这三年的前期，1947、1948年，在我们的同志中，对这个问题 也发生了分歧。
“美苏是不是一定要打呢？
“这是一场很重要的争论。那时大部分同志认为，尽管美国反苏的口号叫得很响亮，但真正 要打是打不起来的。但也有一部分同志认为美苏必战，这个论点也有一定的道理。所以，双 方就进行了争论。 “对这个问题，我和一些研究国际问题的同志，进行过相当激烈的争论，特别是现在已经去 世的梁纯夫同志。
“我是反对美苏会打起来的观点的，他是倾向于美苏会打起来的观点，这些文章，我记得发 表在香港的报纸和杂志上面。当时，在上海的某部门地下党的同志，把我这些文章在姚臻同 志姚臻时任中共上海地下文委的负责人。
他们搞的叫《文萃》的刊物上转载 了。这些争论随着形势的发展，也就烟消云散了。但是这次争论，也是挺有意思的。把两方 面的意见都摆出来，进行充分讨论，把问题搞清楚，这种做法尽管当时是不自觉的，但这种 做法很好。我认为这场争论，应该给它找到一定的地位。”
周而复：《回忆荃麟同 志》，见《周而复散文集》第一卷，第284页，华夏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
第二次争论发生在香港的文坛上，当时党内的同志及其追随者围绕胡风、路翎、姚雪垠、沈 从文、朱光潜、萧乾等理论家、作家的作品，特别是胡风的文艺思想而展开一场论战。如今 回首前尘往事，不难发现这场论战，是与一份名叫《大众文艺丛刊》密不可分的。
从1948年3月1日开始，一本以“书”的形式出现的杂志《大众文艺丛刊》，出现在 香港 、上海、南京、北平等大中城市的书店、报摊上。《丛刊》第一辑《文艺的新方向》一出版 ，就在香港与国统区的文坛上产生震动，并引发多种反应，据说，“创刊以后，颇受读者的 欢迎，发行数字与日俱增，影响也逐渐扩大”。
周而复：《回忆荃麟同志》，见《 周而复散文集》第一卷，第284页，华夏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
那么，《大众文艺丛刊》究竟是什么性质的刊物呢？“文革”以后的有关回忆并不一致。时 在香港担任党的文化工作负责人之一的周而复回忆说：“有一天，我们在英皇道住处谈起这 个问题，大家觉得有出版一种文艺理论刊物的必要。夏衍和冯乃超同志十分赞成，最积极的 是荃麟同志，好像胸有成竹，早就想好怎么办这个刊物。原来打算出月刊，因为在香港文艺 界 研究文艺理论的人并不很多，而要研究某些文艺理论问题需要时间，不是信手拈来，倚马可 待的，出月刊，要按时出版，‘等米下锅’不是一个办法；如果出季刊呢，又嫌每期相隔太 长了一点，有文章要发表怕失去时间性；最后大家一致的意见是出不定期的丛刊，有文章就 出一期；文章少或者一时写不出文章来，可以推迟出版时间。丛刊取名费了一番斟酌，既 要 表明这个刊物的立场和性质，又要照顾到香港的具体环境，经大家商议，决定取名《大众文 艺丛刊》。”
周而复：《回忆荃麟同志》，见《周而复散文集》第一卷，第282～28 3页，华夏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而作为丛刊主要作者之一的林默涵则得更加明确，他说：“当时在香港领导文艺工作的，是党的文委，由冯乃超负责。在文委领导下，出 版了《大众文艺丛刊》，由邵荃麟主编。这是人民解放战争正在激烈进行而面临全国解放的 前夕。香港文委的同志们认为需要对过去的文艺工作作一个检讨，同时提出对今后工作的展 望。经过交换意见，遂由荃麟执笔，写了《对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一文，发表在《大众文 艺丛刊》第一辑上。文中首先进行了自我批评，认为过去工作中存在着逐渐忽略新文艺运动 一贯的大众立场和忽略自身思想改造任务的倾向；同时也批评了作为当时进步文艺几种倾向 之一的胡风等人的文艺思想。”
林默涵：《胡风事件的前前后后》，载季羡林主编 《枝蔓丛丛的回忆》，第468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年1月第1版。
由此看来， 《大众文艺丛刊》绝非同仁刊物，而是代表文委领导集体的意志。
《大众文艺丛刊》一共出了六辑，1949年6月因编者与作者纷纷北上而自动停刊。在上面发 表文章的主要作者有邵荃麟、冯乃超、胡绳、林默涵、夏衍、郭沫若、茅盾、丁玲等，当然 还有乔冠华。
乔冠华也参加了对胡风的批评。他在《大众文艺丛刊》第二辑上，发表了《文艺创 作与主观》一文。
在文章中，他首先批评了他自己的《方生未死之间》的论点，他说：“例 如抗战初期，就出现过这样的论调：“到处都有生活，不管是前线和后方，当前问题的重 心不在于生活在前线和后方，而是在于生活态度。”“这种思想好像是为了知识分子如何和 人民结合的课题而提出的，但实际上它取消了和人民结合这一基本命题。”
对乔冠华当年撰写《论文艺创作和主观》的原因，他晚年的解释是为了检讨早先写《方生未 死之间》的缺点，并与批胡风挂起钩来。他说：“关于这篇文章（案：指《方生未死之间》 一文）的缺点和错误，我在后面的一篇文章中作自我批评，这是在1947年或是1948年，在香 港胡风的论战中，我写过一篇文章，叫《论文艺创作和主观》。在这篇文章里，我批评了所 谓到处都有生活的这个片面的提法。这件事在香港的党内同志都知道的，比如说何其芳，他 也在香港。据我所知，批评胡风的这些刊物，也代表延安，延安的同志看到了我这篇文章 ，我听说延安有些领导同志，对我采取这种自我批评的态度是肯定的。这篇文章，《人民日 报》曾经把它编入批判胡风的文集。”
乔冠华，《口述自传》，见《那随风而去的 岁月》，第179页，学林出版社1997年第12月第1版。
应该看到，乔冠华和当时这些文章的作 者具有浓重的政治色彩，代表了党和组织的意志（并不仅代表个人），这些文章的作者所坚持 的批评标准已经超出了文艺的 范围，批判的虽是文艺思想、文艺现象，实际体现了政治评论的色彩，因而拥有特殊的“战 争锋芒”。
而所有的这些言行，都是贯彻党的方针政策，体现如乔冠华所云“延安”方面的精神，而作 为 党所领导的一员，又怎能不以明确的立场来进行思想斗争呢？所以，乔冠华撰写《论文艺创 作与主观》与诸如邵荃麟、胡绳、林默涵等人撰文的政治色彩，不足为怪，可以理解。
第三部分第10节 辗转沪港（5）
对中共理论家们在香港对胡风发起的围攻，所引发的极大震憾是可以想见的。被批判 者的反应自不待言，就是中共党内的反响也是强烈的：据胡风回忆说，冯雪峰看了刊登批 判胡风文章的《大众文艺丛刊》第二辑以后，曾气愤地说：“难道又要重演创造社的故伎？ 我们在内地的人怎么做事？”上海文委的负责人蒋天佐也表示不满，同为中共香港局负责人 的潘汉年则对胡风说，他个人并不赞成那样发表文章。
胡风：《关于乔冠华》，见 《胡风遗稿》，第81～86页，山东友谊出版社1998年9月第1版。
面对来自香港的指责，胡风当然是十分痛苦的。他想：“抗战八年来我一直跟共产党走，编 刊物得罪了一些人，那我是感觉得到的，但怎么能在这个时候来对我进行批判？”〖ZW（〗引 自戴光中：《胡风传》，第257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94年12月第1版。〖ZW）〗胡风欲加回 应，但是胡风的好友（后来是笔者在复旦大学的老师）贾植芳先生劝告胡风应沉着冷静，因为 在贾植芳看来，“在这个解放战争节节胜利的前夕，对香港那些党员同志的批判要冷静对待 ，不可感情用事，否则容易被人扣大帽子，因为香港那些党内朋友的批评文章火药味很浓， 不是个别人的作为”。
贾植芳：《不能忘却的纪念我的朋友们》，第12～13页 ，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年6月第1版。
但是这样的忠告，终究未能阻住胡风对真理的追求。1948年6月，他撰写了反批评的文章《 论现实主义的路》。他很天真，认为“真理之外，别无所争”。殊不知，这场论战并非艺术 之争，而完全是政治上的纷争。显然，胡风身处国统区的上海，怎么会料到这场突发性的批 评的真正来历呢？
1948年末的上海风声鹤唳，国民党当局疯狂迫害进步文化人，胡风也被列入黑名单。为了胡 风的安全，上海地下党组织派蒋天佐正式通知，让他避居香港。12月9日，胡风由著名演员 金山送行，登上了开往香港的轮船。
13日拂晓时分，胡风抵达香港。他经直前往乔冠华所住的英皇道炮台山对门的一幢公寓，他 打了打门铃，是周而复开的门。胡风在那里住了几天，然后由周而复找到一家小旅馆住下。
胡风并没有因为乔冠华写了批评他的文章就影响到和他的友谊，他希望与乔冠华见面谈谈。 大约过了三四天 以后，由周而复出面邀请胡风到他们那里吃晚饭，作为欢迎他来港的友谊聚会。参加者有乔 冠华夫妇、邵荃麟夫妇、胡绳夫妇、冯乃超夫妇等。大家见面谈得很热闹。
席间，冯乃超特地把一本岛田政雄写的书拿给胡风看，因为那上面有对郭沫若和胡风的访问 记。龚澎也乘此机会请胡风介绍推荐可供外国进步读者看的作品给她，便于在《中国文摘》 上刊登。
吃完晚饭，大家又开始交谈，乔冠华为主，谈了好多问题，通过交流，沟通了思想，对一 些分歧得到了某种程度的澄清。对这次谈话，事隔多年，胡风仍有印象。他说：“好像 是他先问我对他的文章的意见，我当即说，我写了文章，你们可能知道了（他们当然知道）， 例如，你引用的黑格尔的一个理论，我花了一些力气才搞清楚了是怎么一回事。他听了有一 点惊愕的表情。事实上，他对那个论点并没有懂，我说弄清楚了当然是反驳了他，也就等于 把他的中心根据推翻了，对他的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