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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情人生-乔冠华-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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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16日,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下同)。 这个通知系统 地表述了1957年以来逐步形成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错误理 论;确定了“左”的方针 、政策;是后来被称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第一次 比较完整、全面的论证。因而产生 了重大的影响,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是在5月下旬成立的,组长陈伯达直接从毛泽东主席处领命,带领工作 组夺了《人民 日报》社党委的领导权,在京主持政治局工作的刘少奇竟事先不知!身为 党中央副主席的周恩来又是事 后才知道。这种完全违背集体领导原则的异常举动,怎能不令 外交部陈毅等人震惊和担忧啊!外交部党委办公室,灯光明亮。时间已近午夜,除陈毅之外,其他部党委成员都到齐了,乔 冠华也在 会议室那里焦急地等待着去政治局开会的陈外长,他们多是吃罢晚饭就来到这里, 希望听到他带回的 文化革命运动的最新部署。其时,首都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鼓动下,北京市的几十所大学、几百所中学都开了锅 ,乱作一 团。课是根本不能上了,整天是贴标语、撒传单。大批学生甚至像潮水般涌向电台 、报社,有的抗议 ,有的质问,有的反映情况,有的追问背景,人心惶惶,无所适从。北 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充当了“急 先锋”,它们不少学生上大街刷大字报,辩论的人群时常阻断 交通……而外交部下属的外语学院等几所大学的造反派,也非“等闲之辈”,已经三番五次找到部里 ,吵着要 陈毅接见,要求他对外院党委是否烂了明确表态。这天下午,陈毅从办公楼下来, 赶着去人民大会堂 接见外宾。突然,从门外冲进来一批学生,把他团团围住。陈毅先是耐着 性子解释,无效;直到他两 眼一瞪,发起了“政治脾气”:“今天如果误了外事活动,就拿 你们是问!”学生这才闪开一条道。而在别处,学生拦截外宾汽车、阻碍正常的外交活动的情况已多次发 生。面对这种突如其来、“史无前例”的“文革”运动,领导干部们无不茫然,他 们迫切希望中央拿出办 法来。    
      “看来‘万事俱备,只欠东风!’”陈毅满面春风走进门来,风趣地拱起双手向大家拜了拜 ,“让诸 位久候了!政治局会议刚刚结束,总理邀我一同吃夜餐,我都没有去。我告诉总理 :我这里有货,” 陈毅拍拍皮包,风趣地一语双关:“肚子不饿了,我那几位副部长还‘饿 ’得很哦!我不能饱汉不知 饿汉饥!”话音一落,众位眉开眼笑。从陈毅去政治局开会前恼怒的神情,到现在幽默打趣的话语,不 用问,准 有好消息!果然,陈毅掏出皮包里的笔记本,边念边解释政治局议定的“八条规定”,例如:坚持党的 领导;坚 持党的政策;坚持内外有别;坚持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原则;坚持在校闹革命,不许 杀向社会,扰乱工 厂、农村、机关等企事业单位正常工作……最后他又告诉大家:“刚才政治局会上,各部各口都反映,学校中造党委反的,保党委驾的 ,他们之 间势不两立,宛若敌国,但是对中央的要求则是一致的:希望中央及早派工作组。 我也是主张早些派 工作组的。少奇同志、总理、小平同志也认为,中央派工作组加强党的领 导是需要的。这是件大事, 待请示主席之后才能定。先抓紧把中央八条规定传达下去,尽快 安定局面。”    
      散会时,月升中天。走出办公楼的陈毅和乔冠华等其他同志一样,精神抖擞,毫无倦意。在 以往几十 年革命斗争中,他们都有切身的体验,只要党中央统一步伐,领导坚强,困难的局 面是能迅速打开的 。 参见铁竹伟:《陈毅元帅的最后岁月》,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7年3月版,第14~16 页。“文革”初期,乔冠华这位活跃在外交舞台上的儒将只好整天呆在家中,像是老 虎被关 进笼子,只能 在家里踱来踱去,在门前的园子里兜圈子。这时远在苏州的好友李颢也 被关进了“牛棚”。可是,他 们之间的情思是关不住、隔不断的。李颢叫儿子 带着苏州特产卤汁豆腐干赴京看望乔伯伯和伯母。两 代人相见时,乔冠华和龚澎深为李颢的 情谊和下一代的关心而万分感激。    
      对这场从1966年春夏开始愈刮愈猛的政治风暴,即使是几十年一 直处于政治斗争漩涡中心的周恩来也 毫无思想准备,以致每每陷于被动。“红卫兵运动”中 ,他曾不止一次地袒露心迹我做梦也想不到 会发生这样的局面,想不到会发动这样大的 群众运动;我们这些在主席身边的人,对主席思想紧跟、 紧学、紧做,但还是跟不上,还常 常要掉队,犯错误。当然,由于经历、地位、性格的不同,身为 “第三号”领导人、国 务院总理的周恩来,在各种场合的讲话自然要慎重一些,含蓄一些。但他始终 坚持一点,就 是实事求是,注意政策。例如,在“炮打”、“炮轰”、“打倒”等口号满天飞的情况下,周恩来从不人云亦云,而 是反复强 调党的一贯政策,反对“怀疑一切,打倒一切”。他借以劝导、说服红 卫兵和造反派们的一个重要论 点是,“文化大革命”前17年党领导下各项工作的成绩是主要 的 ,缺点、错误是次耍的。因此,不能 说所有地区、所有部门都是“黑线”、“黑帮”,都有 “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所说的各项 工作,自然包括乔冠华参与领导的外交工作。 运动初 期,周恩来第一个下去蹲点的单位就是北京外语 学院;他曾多次直接听取陈毅外长关于外事 口运动情况的汇报,对有关外事系统运动的指示,也常常 是由周恩来、陈毅二人联名发出。 随着“文化大革命”在全国的铺开,天下大乱的局面迫在眼前。这时,对“内忧必起外患” 有着切身 体会的陈老总,再也无法忍耐下去了,他到处奔走疾呼,仗义执言,在党内、军内 率先抨击“文化大 革命”发动以来的种种错误做法。    
      在阴谋家们的指点、支持下,没过多久,首都北京便掀起了一股反击“十一月黑风”的浪潮 ,其中, 首当其冲的就是外交部长陈毅。就在所谓反击“十一月黑风”的恶浪刚一掀起,周 恩来立即站出来, 挺身挡住一颗颗射向陈毅的炮弹,竭力保护患难与共的战友。    
      1966年,外事口的“革命”、“造反”不断升级。北京外 语学院的两派红卫兵,一派“造反兵团”, 坚决要“打倒陈(毅)、姬(鹏飞)、乔(冠华 )”,大字报一直贴到外交部大门外,在乔冠华住处(报房胡 同)也刷了“打倒乔冠华”, “打倒龚澎”的大标语。另一派“红旗大队”,则主张对陈毅“一批二保 ”,不要打倒姬鹏 飞、乔冠华,后来他们中有些人又抛出乔冠华,要保陈毅、姬鹏飞。从此,乔冠华 成了两派 造反派重点揪 斗对象,他每天要向造反派写“思想汇报”,还要把自己的“检讨”写成大字 报贴出去,自 己的家也被抄了几次。    
      乔冠华在外交部有一位同事,叫张彤,他正担任第一亚洲司司长。因为他曾有过驻印度武 官的经历, 在处理中印边界军事冲突的外交折冲中置身帷幄,协助周恩来、陈毅工作。有一 次,巴基斯坦外交部 长布托来北京访问,周恩来会见了他,在谈到中国将向巴基斯坦派出新 任大使的时候,周恩来说,他 已经注意到布托先生很年轻,因此,“我要派一个年轻有为的 大使到巴基斯坦去”。这个新人选就是 张彤。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张彤对这场浩 劫从心底感到厌烦,对“造反派”冲击外交部领 导,造成外交部工作半瘫痪的状况极为不满 。他是当时外交部著名的“九十一人大字报”事件的参与 者,力保陈毅等同志,反对荒唐的 “造反”行为。    
      为此,张彤受到冲击,先后被“审查”4个月之久。事后,周恩来见到张彤的时候询问,“ 九十一人大 字报”是怎么一回事?张彤坦率地说,他确实参与此事,“大字报的第一、第二稿是我起草的,到第三稿的时候由 乔冠华接 过去写了”。    
      《精品丛书》编委会编:《共和国外交实录》,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6月版 ,第165~166页。    
      在周恩来总理的干预下,张彤较早获得了解脱,于1969年夏就任驻巴基斯坦大使。他到巴 基斯坦不久 ,中国和美国领导人之间的秘密交往开始了。当然,这是后话。    
    


第六部分第17节 荒诞岁月(2)

    进入1967年,形势逼人紧。“文革”运动的恶浪席卷全国,许多人成天价喊着“革命无 罪!造反有理! ”口号声震得人们耳膜发疼发胀。    
      1967年,上海发生了“一月风暴”造反派直接向各级党政机关夺取权力。领导干部或 靠边 站、或被 揪斗,党政机关,甚至一些公检法部门亦处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即使个别领导干 部暂时未被打倒, 也处在软弱无力岌岌可危的状态,根本无法正常地开展工作。       
    一时间,几乎整个社会处在无组织、无纪律状态,无政府主义呈恶性膨胀趋势。到了1967年 的7、8、9 三个月,当时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亦有人感到这样混乱的政治局面已驾驭不 了,有些“失控”了。    
      “革命的大批判”并未促进“革命的大联合”和“三结合”,相反使 本部门群众之间的派别斗争(亦不 乏被坏人利用)都被当作“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 线”的斗争。这一场斗争更趋向白热化,各地 造反派纷纷抢夺军警或者军火库里的枪 支弹药把自己武装起来,“炮轰!”“火烧!”“血洗!”和 “砸烂×××”的狂潮裹袭全 国 ,流血事件时有发生。加之,“中央文革小组”的人任意给一些组织 戴上“革命组织”、“ 造反派”等表示“进步”的桂冠;而给另一些与他们观点不同的组织扣上“保 皇派”、“保 守组织”等“落后”、甚至是“反革命”的帽子。这种亲一派,疏一派,拉一派,打一 派的 做 法无疑是火上加油,使派别间的矛盾更加尖锐复杂起来,真可说是达到了不共戴天、你死我 活的程度。    
      《陈毅元帅的最后岁月》的作者铁竹伟,上世纪八十年代曾访问过乔冠华。那时,乔冠华大 病初愈。 谈及“文化大革命”时,他百感交集,几次提起自己那本“语录”中留下的“二、 七、海”三个蝇头 小楷……1967年2月7日早晨,乔冠华接到陈毅的电话,找上宦乡(时任外交部部长助理兼研究室主任 ),一起乘 车来到中南海陈毅家中。为备忘,他在“语录本”一角,记下了“二、七、海” 3个字。“哦,你们已经到了!”刚刚散步回来的陈毅与乔冠华、宦乡二人握握手,亲热地说:“今天请二位笔杆子来,有件重要事情商量。桌上的电报,你们先翻一翻,我去吃点早饭, 马上回来 !”文件、电报在乔冠华手中停留片刻,一一传到宦乡手中。大部分材料他在部里都看过了。    
      这些外交史 上闻所未闻的荒唐举止,令人痛心疾首,绝难淡忘。驻×国使馆造反派,在大街上散发“造反有理”的传单,在使馆附近墙上张贴“无产阶级文 化大革命 胜利万岁”大字标语。东道国提出抗议;驻×国使馆造反派要在使馆屋顶上,用霓虹灯制成“四个伟大”的标语,并向提出质询的当 地官员自 豪地宣称,要让这里的人民看到金光四射的毛泽东思想;去×国援建的工程人员中的造反派,要在工地上竖起一块“社会主义一定要代替资本主义” 的巨幅标 语,当局不同意,他们集会抗议,与警方发生冲突,造成流血事件;驻非洲×国使馆的造反派,在公共汽车里朗读毛主席语录,在街头向来往行人硬塞“红宝书 ”和毛主 席像章,对拒绝接受的群众挥拳辱骂,引起群众愤怒;驻×国使馆造反派更是滑天下之大稽,拦住蒙黑色面纱的伊斯兰妇女,宣传“解放思想”; 钻进穆斯 林信徒的帐篷,宣传无神论、游击战,被人家连推带搡轰出帐门……对这些荒谬的行为,稍具外交常识的同志,都觉得反感。可是除了周恩来、陈毅尚能提出 批评,别人 谁敢讲?不久前,外交部向驻各国使馆发出“经中央批准,驻外使馆不搞罢官夺 权”的电文后,驻× 国使馆竟立即拍回电报质问:是哪个中央批准的?……“怎么样,看完了吗?”陈毅进来问道,“唉,多少年艰辛努力,因此一举,付之东流!不 过,今天 找你们来,不是为发牢骚、骂娘的。”陈毅双手抱在胸前,在办公室里踱了个来回 ,然后说:“这两天,我查了一些资料,历来的国家关系,都是内外有别的。国内搞运动,不能把外国 人牵上。 你们看噢,我们根据惯例。采取军委的方法,也来规定几条,怎么样?比如说,不 得把外国人拉来批 斗,不得强迫人家接受你的宣传品,不得强迫人家背语录,等等。无论如 何,我们要想方设法,使我 国的对外关系,不要受这次运动的冲击和破坏。”    
      乔冠华略显迟疑地点点头。他何尝不希望纠正外交工作中的种种错误作法!可用中央名义发 出的电报 ,造反派尚且怀疑,几个靠边站的“当权派”订出几条发下去,还不是对牛弹琴? “老乔,你担心订出的是一纸空文吧!”陈毅一语道破:“我请你们来,是想依据国际公法 , 细细推 敲、琢磨,订出几条无懈可击的规定,送中央,请主席批一下,再发往驻外使馆, 照章执行!前两天, 军委制定的八条命令,我们就是采取这个办法。”听说要请毛泽东批准,乔冠华与宦乡相对一笑,顿觉希望倍增。    
      “时间紧迫,你俩人先打个草稿,我们再商量。你们早出晚归,就在我家吃午饭,免 得造反派纠缠, 误事。”乔冠华对铁竹伟谈到这里,眼睛潮润,声音也有些暗哑了:    
      “那时陈总被夺了权,部里大小事他都无权作主,都要请示周总理。有时总理太忙,他就 守 坐在总理 办公室等到夜半三更,周总理曾几次对我讲过,看见陈总这样,他心里很难过。可 是,就在这样困难 的情况下,他仍然千方百计想使‘文革’运动不要破坏我国的对外关系, 不要使世界各国对我国产生 不应有的坏印象。    
      “我们每天一早就去。开始两天,陈总与我们还有说有笑,可后来他只同我们打个招呼,便 独自坐在 桌旁沉思,或者推门出去,在寒风里踱步。    
      “当时,我觉得奇怪,对老宦说:‘为什么陈总心情这样沉重,过去他是爱讲话的?……’ ” 参见铁竹伟:《陈毅元帅的最后岁月》,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7年3月版,第173页 。    
      1967年4月5日,外语学院“造反兵团”开进外交部安营扎寨,将姬鹏飞、乔冠华揪去,关进 地下室批 斗。    
      这年的纪念“八?一”招待会,有外国使节参加,中央通知乔冠华出席,造反派就是不放人 ,还是周恩 来出面找造反派,乔冠华才得以出席。后来批斗活动少了,外事口的造反派又分 配乔冠华去王府井百 货大楼前卖造反派的小报。乔冠华和造反派商量:“我还是代表中国政 府的外交部副部长,这样抛头 露面,在热闹的市中心出卖打倒自己的小报,有失国体呀!能 不能让我到僻静些的背街后巷去卖?”     
      造反派不答应。开头两天,有造反战士押着乔冠华沿街去卖小报,后来造反战士嫌麻烦,将 他押送到 王府井,把一摞小报交给他,要他卖完后自己回去报告并交款,这下他可以自由了 。乔冠华每天将小 报点了点份数,按每份两分钱算出总价,待到押送他来的造反战士离去, 他就把一摞小报丢在地上, 自己溜之大吉,找一家僻静的小酒馆喝啤酒去了,过一两个时辰 ,他慢慢踱回部里,将自己用一元钞 票从小酒馆换来的角票、分票,上交造反派,说是卖小 报所得,而且每次都多上交几角钱,造反派讽 刺他说:“你这个修正主义分子,倒会卖报 赚钱!”“乔冠华王府井卖小报”的故事不胫而走。乔冠华的老友冯亦代在他的回忆文章中写到,“ 十年动乱 中,他曾在王府井卖小报。有次我远远看见他形销骨立的样子,心里颇为不平,但 只能将不平之气藏 在心头罢了”。    
      《冯亦代文集(散文卷)》(1),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1999年3月版,148页。重庆“二流堂”的积极分子唐瑜,更是将自己与乔冠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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