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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年前，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首脑在柏林发表《波茨坦公告》，促令”日本政府应立即宣布所有日本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并重申”开罗宣言的条件必须实施，而日本的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所决定的其它小岛之内”，日本霸占中国的东北、台湾、澎湖列岛等必须归还中国。
8月6日，美国向日本广岛投下了第一颗原子弹；8月8日苏联正式对日宣战，8月9日美国又向日本长崎投下了第二颗原子弹；8月15日，日本电台广播大日本帝国陆海军大元帅天皇裕仁宣读的《终战诏赦》，宣布日本国无条件投降；8月21日，中国战区在芷江受降；9月2日，在美国密苏里号战舰上举行盟军受降典礼，日本国外相重光癸代表日本天皇和日本政府，日本陆军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代表日本大本营在投降书上签字，接着麦克阿瑟代表同盟国签字后，美国、中国、联合王国、苏联、澳洲、加拿大、法国、荷兰、新西兰九国代表相继签字，徐永昌上将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庄重地在日本投降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第二次世界大战，这场侵略与反侵略、正义与非正义的世纪拚杀终于正式落下了帏幕。9月9日，在南京的中央军校举行了中国战区日军的投降签字典礼，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日战争终于以正义战胜邪恶，以公理战胜强权，以各国人民的胜利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失败加载了史册。
六十年前，其实我们是提前10多天就开始了庆祝抗日战争的胜利。早在8月10日下午6时，重庆的广播电台里就传出了日本投降的消息，马上就在重庆”中央社”的灰墙上贴出了”日本投降了！”的大字《号外》，当晚山城重庆变成了欢庆的海洋，渴望着胜利的中国人民实在是急不可待了……8月15日国民政府发表演说并宣布放假三天……
两军相斗，以放下武器为败；两国交战，以宣告无条件停战为降。好多年了，我们都习惯地把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放下武器的”8月15日”当作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节日，受苦受难的中国人把”8？15”铭刻进了心里，以为只要侵略者放下了屠刀自然就是我们的胜利……
六十年过去，无情的历史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几分无奈的事实：１９８２年日本政府做出决议，把每年的８月１５日定为”追悼战殁者和祈祷和平日”；日本政府对此做出的解释是：”日本在大战中损失了３３０万人的宝贵生命。追悼那些为了国家和社会奉献生命的同胞，是基于超越国家、民族、宗教的人类自然普遍的感情……”从此以后在日本，每年８月１５日日本都要举行”全国战殁者追悼仪式”，不拘是士兵还是战犯，不管是百姓还是高官，也不论在国内国外，更不管是害人还是被害，只要是为日本所发动的战争死去的，他们都要纪念和追悼，这一天已经变成了日本的纪念节日。
当我们在9月3日，在这个1946年就被中国政府确定的“抗战胜利纪念日”里庆祝”日本投降抗战胜利六十周年”的时候，重读裕仁的《终战诏赦》，其实上面通篇没有投降二字；”终战”的也只是与英、美的4年战争，除了笼统的一句”饬令帝国政府通告美英中苏四国愿接受”波茨坦宣言外，字面上简直没有中国什么事！虽然我们铁定的胜利了，却并不一定意味着敌人真心的投降，狡猾的天皇一开始就在“8？15”那天塞进了别有用心的日本文字游戏。如今在日本国，8月15日几乎只被称为”终战日”，人们已不记得9月2日，张眼所见几乎只有“终战”没有”投降”！日本人说的终战只是停战，可以用作一块遮羞布遮挡发动侵略战争而又战败投降的羞耻；而投降呢？是认输是举起手来缴械，是好胜的日本人最不愿意承认的字眼。
9月2日，或许是个难堪，尤如一块伤疤，就是普通日本人也宁愿忘记它，更何况对于日本右翼那一天的”签字”是从来不可接受的，所以翻遍他们编造的”新历史教科书”、”昭和战史”、”昭和史”诸如此类的文字，几乎都只记有1945年8月15日，那年的9月2日被他们消灭在日历之外，那一天被他们视为奇耻大辱！
在日本，特别是右翼分子，对于战败投降还有一种普遍的自慰心理：只要天皇还在，只要是太阳旗和君之代还在，只要是靖国神社还在，日本就没有失败，日本就不言战败。时至今日，虽然天皇一直保留，但是战后的民主宪法已经限制了它们的地位和性质；曾经被各国人民视为日本侵略象征的”太阳旗”和”君之代”，也直到1999年8月才被日本国会确定为日本国旗和国歌，而且至今还在日本国内受到强烈的抵制；唯有靖国神社从战后一直没有受到应有的清算，一直被作为天皇和大日本帝国的标志和精神象征，还在不断地被顶礼膜拜。
追悼亡灵抚慰遗族，本来是人类的共同感情，是应该理解甚至予以帮助的事情。但是，多少年来日本的祭祀战争亡灵活动，在许多地方已经渐渐被别有用心者演变为对于日本军国主义对于日本战争罪犯的纪念歌颂的庆典，形成了对曾经受害各国人民的巨大的伤害。
扫描现今亚洲的战争与和平，扫描日本与周边国家的关系，”靖国神社”已经成为出镜率最高视觉冲击最强烈的关键词，这座最初仅为日本武士安置亡灵的招魂场，在对外侵略战争中很快被变成大日本帝国皇军的招魂社，成为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支柱；从”招魂”变成”靖国”，这只躲过了清算的不死鸟成了日本战后几乎唯一的可以公开纪念侵略战争歌颂战争罪犯的”祭坛”，60年来迅速地扩张成为日本右翼精神的大本营、百年侵略战争的纪念馆，被当成为侵略战争翻案、向世界和平挑战、上演皇国闹剧、制造政治麻烦的舞台。
在庆祝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的时候，在庆祝”8？15”日本无条件投降、”9？2”日本在投降书上签字和”9？3”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的时候，靖国神社已经变成区域关系的焦点，外交斗争的战场；在日本，以靖国神社引发的国内外问题为标志，与它模拟的事情常被冠以”靖国”二字，”靖国问题”已经成为日本社会的一个重大问题，成为日本语中的一个新词。
很多人从日本归来大声惊呼：岂止靖国神社！在日本各地还有许许多多的类似于靖国神社的东西，可以说遍布于日本各地，让曾经遭受日本侵略伤害的人们触目惊心！但是，迄今为止还没有把它们全面系统地披露出来，让它们见见阳光晒晒太阳，未免又令人遗憾！
在纪念伟大的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日子里，本书决心弥补这样的遗憾，把那些大大小小的”靖国神社”揭示出来，把它们暴露到光天化日之下：日本兴兵百多年来，战后和平60年来，日本军国主义和右翼势力共同打造出来的如此庞大的以靖国神社为塔尖的靖国体系。
本书除了更深入地剖析了靖国神社的历史和宗教起源，揭露了”靖国神社崇敬奉赞会”和”报答英灵会”的所作所为以外，还着力披露了日本各地60多座护国神社作为”小靖国神社”存在的侧面，打开了那些遍布各地的纪念日本侵略战争的馆、庙、像、塔、碑的历史画面，追踪日本军国主义的战争幽魂，揭开了日本自卫队的许多纪念馆自动继承大日本帝国皇军历史的令人不安的情况。
日本侵占中国台湾50年，就进行了半个世纪的皇民化运动，把日本神社当作麻痹台湾人民实现皇民化的精神鸦片。本书不但披露了战前在台湾所建造的日本神社，而且揭露了李登辉题墨的日本人战后在台湾建造的小”靖国神社”，揭露了日本右翼大搞所谓”日华亲善慰灵之旅”搞的是什么名堂？揭开了李登辉、陈水扁之流与日本《战争论》和《台湾论》右翼作者小林善纪等相勾结的台独媚日的真面目。
日本神道神社跟随在大日本皇军的枪炮后边侵入各地，也同样侵入过曾经被日本侵略的中国大陆，在东北、在华北、在沪杭、在南京、直到南疆广东香港都曾经建造有日本神社。本书报道了大连神社、瓦房店神社、安东神社、奉天神社、天津神社、长春神社、锦州神社、济南神社、南京五台山神社等的情况，也是日本侵略中国的铁证……
六十年来，当我们亲热地谈说一衣带水的东邻日本，如果他们能像德国那样悔罪过去，或许相逢一笑抿恩仇，让我们尽弃前嫌，让他们当当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也未偿不可。但是善良的愿望得不到善意的回报，小泉纯一郎们却以一再参拜靖国神社向周边国家和我们发出了挑战。
2004年11月22日，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的亚太经合组织第12次峰会上，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与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会见时明确地指出：日本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问题是中日关系的症结，应该”以史为鉴”展望未来。
鉴于靖国神社在日本对外侵略战争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及其在战后日本战争责任和历史认识问题上扮演的特殊角色；日本首相或者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无疑是对中日两国关系政治基础的严重破坏。胡锦涛的严正谈话，是对日本的靖国神社问题给出了最新最严重的关切和警告。2005年，让我们拭目以待。
庆祝抗战胜利60周年，或许是一个机会，一个与日本人民沟通思想的机会，一个与日本历史健忘者辩论的机会，一个与日本右翼势力进行坚决斗争的机会；或许只有这样做才能教会少数自称文化特殊的日本人明白：不尊重别人的人，也得不到别人的尊重，只有尊重日本加害过的人们的感情，日本才能得到受害过的人们的尊重，日本人只有尊重别人才能获得自尊；这是人类文明的共通道理，也是世界和平的普适原则，只有那样做，中日友好才会真正的到来……
第一部分日本军国主义的招魂幡（1）
平日里走进靖国神社，与那盛妆的”靖国樱”相伴的还有600羽纯种神社白鸽，据说这样的纯白种鸽在一万只鸽子里也只挑得出一羽。除了成群的白鸽，还有能乐堂和相扑馆。靖国神社的”能乐堂”原来是明治14年（1882年）建在东京”芝公园”里的”能舞台”，在明治36年（1904年）奉纳到靖国神社，舞台上经常上演”能”这种日本最古老的武士戏剧。自从明治2年（1869年）靖国神社首次大祭奉纳了大相扑以来，靖国神社的”相扑场”一直保持相扑表演，形成了传统；如今每年4月15日，都由日本相扑协会在这里组织”奉纳大相扑”，以横纲为首的全体力士出场进行奉纳表演，可以容纳一万名观众免票观看。
古老的日本文化，能乐和相扑可以称为国乐和国技，也很容易被用来作为鼓舞日本精神的东西，现在还能看到一张二战时进行”国民精神总动员”的著名照片，里面的大力士高举日本剑，正在为动员参战献身举行相扑表演。
靖国神社到底是什么？其实很简单，因为靖国神社、护国神社、海外的神社以及许许多多歪曲历史美化日本侵略的馆、庙、像、塔、碑就摆在世人的面前，铁证如山，世界不难得出正确的回答。但是这个问题又很复杂，因为靖国神社源于日本神国论和皇国史观，创建于日本的国家神道时期，代表着以它为塔尖的整个”军祭”体系，又经过了一百多年的彰扬，要揭穿它的本质说清楚它的真相，还真要追本溯源，从靖国神社伴随着日本军国主义的起源开始……
从招魂小祠到靖国神社，神道被奉为政治工具
有意思的是，有文献记载的第一个考察靖国神社的中国人，很可能是中国近代著名的知识分子王韬。1870年8月，他撰写的《普法战纪》连载于香港的华文报章，到1871年6月结笔，1873年出了单行本。时值日本近代史上著名的”岩仓使团”出访欧美归国经过上海，日本人得到了《普法战纪》称赞备加，立即吸引了日本汉学家和军部的重视，在1878年出版了译本。于是乎，以冈千仞为首的日本汉学家通过清廷驻日公使邀请王韬访日并训点《普法战纪》；1879年王韬访日成行，在日本期间正好是”东京招魂社”升格成”靖国神社”的时候；后来他在《扶桑游记》里记述过两度游览的招魂社：
“光绪五年闰三月初七日，自吴门归摒挡行李东瀛之游……乘车同游楠公庙，庙在凑川北阪本村，楠公名正成，起师勤王身殉国难，转战至此乃捐躯绝鋀而死，后人遂葬于此，故墓亦在焉。碑表曰：呜呼忠臣楠子之墓碑……往各处游历道经苔香园见树木懋蔚苍翠如幄，园之中聚石为台如浮屠状，上然明灯，光烛遐迩。过此则招魂社（即靖国神社前身）矣，乃东国维新之际义士捐躯而殉国难者诏筑社坛于东西两京，称曰招魂社，岁设祭者三，一为伏见开战日，二为上野接敌日，三为会津城陷日，后加鹿儿岛勘定日为四。盖鹿儿岛之叛西乡隆盛实为倡首，势当披猖日，廷兴师伐之血战，八月死于是役者，前后万余人亦祀于此，每逢设祭之日，角抵竞马烟火杂沓鱼龙曼衍，极为热闹。此亦足以见日廷恤典之攸隆，而民生忠义之气奋发而不能自己也。其地芳草芊绵绿荫披佛，祠中有屹然矗立者，则记事碑也，鹿儿岛人好勇善战，向来宣力于国家乃一旦谋叛身膺显戮，前日殊勋付之流水，此无他不明顺逆也；以西乡赫赫之功而不终可胜，叹哉！””余前日既览鹿儿岛战功图，今日又同鹿门诸君子历览招魂，闻诸君说殉难主士遗事，葛禁慨然有感……
王韬游览建立才10年的东京招魂社，亲眼目睹了它确是为祭祀战死者而建的”军庙”，神道神社所制造出的”忠义之气”，使他强烈地感受到了明治维新实行”祭政一致”，利用神社宗教为统治政权服务的良苦用心。与王韬同时期参观过日本神社的中国人还有清朝首任驻日公使何如璋、参赞黄遵宪和总理衙门首次选拔出国游历官名列第一的兵部郎中傅云龙等人；他们友好出使日本，维护国家尊严，广泛地考察研究，分别留下了《使东述略》、《使东杂咏》、《日本国志》、《日本杂事诗》和《游历日本图经》等著作。虽然他们的记述各有千秋，但是有一点共识就是：日本一切国政皆出在神道，早在一百二十年前就一针见血地揭示出了靖国神社作为”军祭”神政的本质。
走进靖国神社，寻找它的起源，游客很容易以为就是那座少有人去的位于拜殿和本殿南边的”元宫”，因为按照靖国神社为”元宫”所作的”说明词”写着：”为了祭祀在幕末战争中倒下的志士们的御灵，京都的同志们在幕府里偷偷地建立起来的小祠。”所以，它应当就是最早的”靖国神社”了。但是，若是翻翻靖国神社的”大事年表”，上面却清楚地写着：幕末殉难者的招魂祠，由福羽家奉纳，移建到靖国神社，改称为元宫，而时间是在1931年3月。
虽然两相对照会有点疑问，或许它只是靖国神社老祖宗的复制品；如今尊称为”宫”，当年却只是个小祠连招魂社都算不上，可能只是座小茅舍呢。
靖国神社的前身是1869年6月在东京都千代田区九段阪建立的东京招魂社，按照靖国神社公开的”大事年表”，东京招魂社的宗教起源最早只能追溯到1862年2月在京都灵山合祀津和野藩士福羽美静等人的招魂活动，在这样权威的记载上，那时连”元宫”这样的招魂小祠都还没有。
再往前追溯靖国神社的起源，幕末的”祭祀参政”，孝明天皇把宗教祭祀当作政治工具被视为日本神道国教化的最初楔机，当宗教成为政治，新的神明就要被制造出来；伴随而来从普通的”神””佛”难分的”招魂”到军人专享的”招魂社”，可以看到它的源头。
1866年12月，睦仁即位天皇，立即在木户孝允、西乡隆盛和大久保利通为首的倒幕派支持下开始了夺回政权的战争，正是这一场血腥的”戊辰内战”揭开了日本明治维新的序幕——而发生这一切的大背景，就是日本像大清王朝一样，面临着英、美、法、荷等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接着发生了一件大事：1867年12月，16岁的明治天皇召开御前会议宣布《王政复古令》，宣告了新的中央政权的诞生，所谓”复古”即是重新回到天皇掌权的时代。原来，作为天皇此前却早已失去了直接统治权，政权是掌握在幕府手里。
开元就是战争，目睹血洒疆场，明治新政权和年青的天皇明白稳定政权首先需要安抚武士集团，应当让崇尚死亡之美的武士亡灵归其所哉，于是为他们修建招魂祭祀的专门场所，最早的为战争亡魂专用的小祠便应运而生了。从明治元年前后起，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