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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在一个牛津之外的学府之地，看起来实在有些奇怪。
—马修·阿诺德，1853年
在所有的欧洲城市中，比尔·盖茨偏偏选中了剑桥作为微软公司在美国境外开设的第一家分公司的所在地。1997年5月，当我读到新闻（《科技淘金热推动剑桥》）时，我正坐在剑河边的花园屋酒店里。在科沼泽，牛群在垂柳下吃草。邻桌的商人惊诧道，“剑桥的市中心竟然有牛群。”这位美国的电脑巨子究竟来这座英国东部沼泽地的小城寻找什么呢？
比尔·盖茨先以一笔数百万的捐款，随后是英国最大的捐赠项目，跻身进入王国捐助人的超级联队，这个团体从中世纪起就推动着剑桥大学的发展。牛顿在这里教过课，达尔文在这里出色地完成了他的研究；今天，霍金坐在牛顿的教授席位上钻研宇宙黑洞的课题。原子、计算机和基因，20世纪自然科学的这三种伟大标志和这所大学联系在一起，就像都铎徽标和国王学院教堂联系在一起一样。DNA结构的发现者弗朗西斯·克里克和詹姆斯·华生、计算机和智能研究的先驱查尔斯·巴比奇和艾伦·图林、核物理学家欧内斯特·拉瑟福德和詹姆斯·查德威克，他们都为各学院共同影响并发展起来的“剑桥大学现象”做出了贡献。数百家高科技公司搬迁到了这里，硅沼泽（SiliconFen）顿时声名鹊起，这是英国对美国硅谷做出的回应。虽然比尔·克林顿读的是牛津大学，但比尔·盖茨却搬到剑桥来了。
一个地方的历史也就是语言形成的历史。公元875年的《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里提到了格兰塔（Granta）桥这个地名，这是英语文献里首次使用“桥”（bridge）这个词。后来由诺曼人的Grentebrige或Cantabriegge演变成了熟悉的“剑桥”（Cambridge）。直到这事之后，剑桥的这条河才有了今天“剑河”这个名字。在这条河的上游，在银街桥和格兰切斯特之间，还保留着它的旧名格兰塔。剑桥是英国惟一一个因一座桥而得名的伯爵领地，而横跨剑河上的这座桥位于今天的玛格达伦桥附近。在河上游，有一个直到18世纪才将水排干的巨大的沼泽地和湿地带，而在其南部边缘的石灰石山丘上，当地居民青铜时代就修建了他们的茅屋。罗马人、盎格鲁撒克逊人、唯京人、诺曼人，他们都在那里出现过—以桥头阵地作为战略优势而赶走其他聚居者，这是经常发生的事情。剑桥位于从前连接泰晤士河谷、诺福克海岸和米德兰通道的交叉口，米德兰是激烈竞争的梅希亚王国和东英吉利王国之间的一座贸易小港。剑桥就这样靠着四通八达的交通发展起来了。
公元695年，当艾利修道院的僧侣们打算为埃塞德丽达圣女寻找一具石棺时，他们在剑桥只发现了城堡山脚下罗马人的废墟。1086年的土地志里还提到了米尔胡同末端的磨坊，时至今日还能辨认出那里的磨坊水塘。当地的居民们在那里磨谷子，现在这个聚居地已经发展成了伯爵领地的主要城市。早在弥尔顿的河神—“尊敬的卡米阁下”用学院组成的珍珠项链装饰自己之前，这个区域就有船厂和商店了。剑河和大奥茨河将剑桥和北海相连，将剑桥和金斯林以及波罗的海的港口城市相连。剑桥市的市徽很容易就会让人联想到三艘船从一座用鸢尾花和都铎玫瑰花装饰的镀锌桥下驶过。
圆形圣墓教堂是剑桥市中心的标志。坐落在高街和旧罗马人大路交会处的是圣约翰医院，该医院是市民和艾利修道院主教于1200年左右为病人和穷人修建的。麻风病医院也属于中世纪教会的宗教和慈善机构，建在城东，同市中心保持着安全的距离，比奥古斯丁派修道院巴恩威尔还远离市中心。在这个中世纪的城市里犹太人也有他们的特有位置，犹太人居住区位于三一学院对面。但是，在1275年前后犹太人被全部驱逐出英国之前，剑桥市民就在国王的许可下将犹太人赶出了这个城市。
历史学家梅特兰说道：“所有国际性大学中最早的竞赛活动是建校比赛。”也就是说，比比哪所大学建校更为古老。有关剑桥大学的建校神话之一是，雅典哲学家们追随康塔贝尔亲王、英国国王的西班牙女婿古尔贡提乌斯·布拉伯特鲁克，创办了剑桥大学（AlmaMaterCantabrigiensis），在公元前4004年。而下面的这个故事成立的可能性更大。1209年，牛津大学的两名经院派哲学家被控谋杀了一名妓女，牛津市法庭将他们判处绞刑。为了表示抗议，牛津教师们有一段时间停止授课，纷纷辞职离去，其中一部分人来到了剑桥。离开老校，重建新校，这并不是什么不寻常的事情；莱比锡大学也是一部分人从布拉格大学分裂出来后创建的。可为什么将这所大学建在剑桥，而不是建在北汉普顿或斯坦福德呢？它们也是繁华的市镇，也有牛津的大学生住在那里。为什么不是在伦敦呢？或在一座林肯这样的拥有主教教堂的城市呢？当时那里已经有一所主教教堂学校了。
尽管在剑桥创建大学的具体缘起并不清楚，但根据记载，面对怀疑的市民，一群教师和大学生成功地获得了王室和教会的保护，这是不稳定时代存在的基本条件。最晚在1225年左右，剑桥大学的教师们就从他们当中选出了一位校长，他的权力得到了亨利三世国王的批准，大学的自主管理从此开始。不久之后，1233年，格雷戈尔九世教皇也批准了校长的这种权力，然而牛津大学直到1254年才享受到这种教会特权。整整600年来，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一直是英国仅有的大学，这种垄断在欧洲其他地方是找不到的。
跟牛津大学一样，剑桥大学一开始也没有自己的校舍。他们在租来的房子里讲课和生活，哪里有地方就安置在哪里。大学生们从一开始就住在旅舍（hostel）里，由店主负责监督他们的作息安排。1280年，当这种私人旅舍被拥有自己的校舍和享受各种捐款的学院取代之前，全城已经有34家这种大学生公寓了，而捐款则确保了学院的持久性和独立性。
1284年，艾利修道院的休·德·巴尔夏姆主教创办了剑桥大学的第一所学院—彼得豪斯学院。在拥有自己的学院章程之前，它一直遵照比它早20年建立的牛津大学的主教学院，纯然一种默顿学院的模式。彼得豪斯学院设有一位院长和14位院士，两位大长老负责每天的礼拜仪式，两名财务主管负责财务管理，一位募捐负责人，如果经济允许他们还会请有一名门房。除去两三名贫困生，这是一个学位获得者的群体，一个高级大学生机构，按照的是巴黎索邦学院的模式。爱德华二世创建的国王学院到14世纪初期才形成了自己的指导方案—以学院作为学生的学习和生活集体。人们称那些学生为“国王的孩子们”，因为他们确实还只是孩子，入学年龄都在14岁左右。
当时上大学的都是些什么人呢？开始时，主要是小地主和城市的上层社会将他们的儿子们送来剑桥大学读书，贵族和乡绅家族子弟比较少。在中世纪初期，学生的生活环境像修道院一样严厉和穷困。通常只有神学博士，即获得博士学位的神学家，才有权享受到一个独立的房间，其他的所有院士都得和几个大学生同居一室。当时圣约翰学院规定：“一张床上不超过两人，除非他们不满14岁。”清晨和晚上学生们必须做礼拜，坐在简陋冰冷、地面铺着干草的教室里听讲座，进行辩论，没有体育活动或集体安排的业余时间。学生们惟一的调剂就是城里的小酒馆和夫人们。早在1342年就有人对大学生和大学教师们时兴的越轨行为表示不满了：“光头本应是他们地位的象征，然而他们蔑视这一标志，像女人似的将头发长长地披在肩头，或者烫成卷发、涂脂抹粉……他们穿毛领长袍、红绿色格子的鞋，围很长的真丝围巾，手指上戴着戒指，腰上缠着又宽又贵而且嵌有人物和黄金的腰带，腰带上还挂着剑一般的刀子。”
当时一学年就分成3个学期。和所有的中世纪欧洲大学一样，剑桥大学的基本课程设有7门“文科”，人们也称它们是“不能谋生的艺术”—老套的语法、逻辑学和修辞学三学，然后是算术、音乐、天文学和几何学四学，另外还有3门哲学—玄学、道德哲学和自然哲学。7年学习后，通过了文科考试的学生就获得文科硕士学位，有权授课。可是，如果有谁想成为法学、医学或神学博士，并打算在王室或教会发展事业，他们就得再熬10年。整整17年，没有分文助学金。
剑桥毕业生一直享有最理想的就业机会。尤其是在1348~1349年的那场夺走了英国近1/3人口的瘟疫之后，对受过良好教育的牧师、管理人员、法学家、医生的需求大大增加了。1370年左右剑桥大学共有8所学院，大约20多家旅舍，整个大学有将近700人，不及今天一个女王学院的人多。直到15世纪，剑桥大学才具有了类似牛津大学的规模，虽然影响还不及它。我们从保存下来的记录中了解到了当时的剑桥神学院学生的学习内
容—除了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之外，主要是牛津大学学者的作品。而且，和巴黎大学不同，中世纪时两所大学在实验自然科学方面就很出色。
在欧洲最早的大学创办之前，修道院和教堂的学校是学术中心。手稿、《圣经》、其他作品以及这个文盲社会中数量有限的经师都汇集在那里。在剑桥，修道院的创建也比学院早；各教派的新分院就分布在修道院周围。僧侣的人数随大学的数目一同增加，它们是学院组织的一个稳定要素。从前的许多大学生不仅是神学系的学生，而且都做过牧师或将来会成为牧师。教会的通用语言是拉丁语，它也是波洛尼亚、萨拉曼卡和剑桥学者之间的通用语言。同其他人一样，方济各会和多明我会的成员也在争夺最重要的教师位置，可是，这样一来就不可避免地引起更加自由的讨论，而这是有违教会的传统教义的。久而久之，剑桥大学也成了一所持异论者的高等学校。通过自由学说的形式，这些牧师为自己找到了“知识非神职化”（库尔特·弗拉希语）的工具。14世纪末，大部分的剑桥大学神学家都是修会成员；普通教徒中的法学家人数是神学家的4倍；医学系是最小的一个系。
中世纪的学院也是拯救灵魂的有力措施，它们设有还愿教堂，必须长期在那里为它们的资助人做弥撒。当时创办一所学院被视为宗教行为，就像捐资修建一座修道院或一幅祭坛画一样。剑桥大学早期的学院创建人绝对不只是教会人员，也包括国王和社会名流，像伊丽莎白·德·克莱尔和彭布罗克伯爵夫人这样的上层贵族的太太，但政府官员、商人、主教的数目相当少。基督圣体学院的监护人最为特殊，它是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惟一一座由城市的两个行会共同创办的学院，创建在1352年，但是30年后市民们险些将它毁掉。
在中世纪的大学城市里，市民和学校师生之间的摩擦算不上什么了不起的大事。早在1231年，亨利三世国王就代表大学生们向剑桥市市长抱怨房租太高了。反过来，市民们又对大学拥有的各种特权极度不满，从对酒馆营业执照的监督到享有审判权，这是13世纪以来所有的英国君主即位时允诺这两所大学的—这一形式一直持续到伊丽莎白二世女王统治时。愤怒和不满不断积聚起来，终于在1381年，农民暴动袭击了剑桥大学。暴民们在市长的率领下抢掠了大学生宿舍、学院和圣玛丽学院里的大学保险箱。重要文献被毁，各种文件和图书被堆在市场上烧掉了—“不准牧师们教书，不准！”
剑桥必须为1381年的骚乱做出沉重的赔偿。国王重新加强了大学不可动摇的地位，它后来还监督剑桥的度量衡和生活用品价格。它甚至检查城市市民的业余活动，例如足球、演戏、斗鸡和斗熊。直到1856年议会颁布了一项法令，剑桥大学才失去了它监督集市和年市、颁发酒馆营业执照和自行判决的权利。但它直到1894年保持着不让学生们受到最危险的诱惑的古老权利，即批准逮捕妓女的权利。直到1974年，大学在市议会里都有4名自己的代表。直到21世纪初，布莱尔政府才成功地剥夺了剑桥大学最后的特权，该特权可以追溯到理查德二世1382年的一封文件—颁发葡萄酒经营许可证的权利。
与牛津相比，剑桥的历史更像是它的大学史。使中世纪的城市形象变化最大的莫过于兴建学院，最激怒市民的行为莫过于大学领地的扩张。当你坐在国王学院前的矮墙上时，你就很容易想像得到，墙后的草地上曾经密密麻麻地盖着一排排房屋，一条条胡同延伸到河流，而现在那座著名礼拜堂所在的宽敞庭院和草地曾经是一个完整的城区。1441年，亨利六世国王虚荣地兴建学院，后来把它拆除了，整片土地都整平了。那里曾经坐落着数百座手工业者的住房和商店，沿着以前的米尔恩街分布，还有一条跟河流平行的主街道，现在只能从它的剩余部分辨认出它的走向—北起三一胡同，南至今天的女王胡同。河畔的手工业区变成了校园，成为欧洲最漂亮的学院公园之一。
这期间大学建起了它自己的第一幢大楼，有教室、会议室、图书馆和管理大楼的老学堂（1350~1475年）。别的学院都围绕着这个学院而建，例如克莱尔学院、三一学堂、冈维尔学堂。剑河边的仓库、造船厂和码头也渐渐地消失了。1500年前后，剑桥大学有十几所学院，大多数位于高街和剑河之间，南起置身于城墙外的特兰平顿门旁的彼得豪斯学院，北至后来的三一学院和圣约翰学院的所在地。这一发展趋势已然十分明显—大学在城市西区扩张，东区仍然以市民为主，而不是以学院师生为重。
第一部分 微软相遇新世纪第2节 微软相遇新世纪（2）
人文主义思想也随着印刷术的发明传播开来。欧洲这场古典精神的伟大复兴运动中最杰出的代表是伊拉斯谟。他来到剑桥大学，咒骂这里的气候、走味的啤酒、差劲的抄写员，实际上是表达他对一切都不满的情愫，在这里断断续续地待了不到3年。1511~1514年，他住在女王学院，教授神学、希腊语、写作、翻译，还写作出书，与外界保持通信联系，拥有无人能及的旺盛精力和优雅文风。伊拉斯谟对于剑桥大学来说不仅仅是一名布道者，他对原始资料的研究取代了中世纪的经院哲学，而且重心从神学转到了雄辩术，从培养牧师转到了培养有博学知识的国家栋梁。从此以后，古代语言和文学在英国大学的教学课程里长期占有重要地位。剑桥人文主义者对希腊语和希伯来语的热爱带来了《圣经》和古代宗教著作的校勘版本。而且这里也变成了改革的温床。
将伊拉谟斯召来剑桥大学的是他的朋友约翰·费希尔，费希尔在这一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他是女王学院的院长，罗切斯特主教，担任大学校长30年，是一位学者，也是位影响巨大的组织者，而且还是亨利七世的母亲玛格利特·博福特夫人的忏悔神父。这位虔诚的院长并没有建议博福特夫人将财产捐给威斯敏斯特修道院，而是建议她将灵魂的救赎和剑桥大学联系在一起—先是捐助一个神学教授席位（1502年），这是剑桥大学最早的教师职位；然后是基督学院（1505年），之后又捐建了第二所学院，圣约翰学院（1511年）。亨利七世建成国王教堂也要归功于约翰·费希尔的参与。巨额的捐助，学生人数的增加，人道主义的教学计划，这一切都使剑桥大学在几年内成为一所欧洲级别的大学，当然首先是和牛津大学处于同等水平。约翰·费希尔是位改革家，但他信奉正教。他将温和的伊拉斯谟召来剑桥大学，让人们公开焚烧路德的作品，但到头来他自己站在了断头台上。他的对手中包括一位耶稣学院从前的院士、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克兰默。他提醒亨利八世国王，说剑桥大学的神学家们同意对棘手的教会权益的决定权做出有利于他的解释。在威胁和逼迫之下，大学同意了，但大学校长不同意。1535年，约翰·费希尔被当做大叛徒处决了，400年后他又被奉为圣徒。
和较为保守的牛津大学不同的是，剑桥大学的教师们愿意接受路德学说。他们于1521年聚集在国王学院的白马酒馆，讨论从德国传来的这一新理论。人们称这一同情者的团体为“小德国”（LittleGermany）。要不是它们的酒馆早就被拆除了，我们肯定会在那里读到这样的牌子：“英国新教的先驱者们曾经在此喝酒。”休·拉蒂默、托马斯·克拉默、迈尔斯·科弗代尔、马修·帕克、威廉·廷代尔—作为《圣经》译者、主教和大主教，“小德国”的这些朋友们为在英国传播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