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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拆除街一侧的小屋、代之以乏味的行列式房屋之前，国王街曾经是条漂亮的街道。新大院的那一部分也特别难看，它使基督学院完全脱离了这座城市。但一些饭馆却保留了下来，因为它们，这条街才叫做国王街。我在一家饭馆门上方读道：“本店专接待以饮酒为乐的优秀院士，量不在多，满意就好，不管何种饮料，你都可以自取，自己享用，而且不失绅士风度。”
事情发生在11月的一天夜里，在西德尼·苏塞克斯学院礼拜堂院的南配楼里。约翰·埃姆斯利的房间里骤然变得寒气逼人，散发出腐肉的气味，那位大学生转过身来，看到一颗没有耳朵、摇摇晃晃、蜡一样苍白的头颅。次日，一位女生说她在房间里看到一只苍白、发紫的眼睛，只有一只大眼睛。在剑桥学习的人必须神经坚强。对于这种现象，专家们有一种透彻的解释：那是奥利弗·克伦威尔的灵魂，他偶尔还回到他的学院里来，他是1616年开始在这里上学的。该学院非常清教徒化，遵守的是克伦威尔所代表的加尔文主义精神。克伦威尔坚信直觉、勤奋，他的使命意识和自以为是的根源就在这里，虽然他在西德尼·苏塞克斯学院总共只学习了14个月。不过我们还是返回这个骇人故事的史实部分吧。
在专制复辟之后，狂热的保皇分子为查理一世被处死大肆报复，惩罚已死的杀害国王的凶手。克伦威尔的尸体被从威斯敏斯特教堂的坟墓里挖了出来，割去了首级，将他的头挂在威斯敏斯特教堂上方的一根柱子上。不知什么时候克伦威尔的头颅消失了，直到1960年3月25日经过防腐处理，被装进一只锌皮饼干盒，偷偷埋进了他的母校礼拜堂的前厅里，只有院长和财务主任知道确切地点—好像是怕保皇分子们还会再挖出那可怖的遗骸似的。
谁想看看克伦威尔的头颅，在西德尼·苏塞克斯的食堂里能找到他的肖像。“痣和全部”，塞缪尔·库珀按照他的愿望，画下了痣和全部的皱纹。该画画于1657年，在他去世前一年。画上是一张农民一样粗糙的脸，目光游移。这个英国东部的乡村无赖，发迹成了没有王冠的统治者，让人害怕，令人仇恨，连钦佩他的人也不喜欢他。他是一位民族伟人，却从未像纳尔逊一样成为一名英雄。剑桥学院食堂的所有肖像画中只有克伦威尔的肖像用帘布遮着。时至今日，每当在宴会上为王室举杯时，一位食堂服务员就会拉上那面蓝丝绒挂帘。但是，1999年，当伊丽莎白二世女王访问克伦威尔的学院时，这帘子是拉开的—领班说：“她有幽默感。”克伦威尔对于女王来说已经不成为问题了。
乔治时代的食堂内装饰就像食堂大院一样，上大学时住在食堂大院里的克伦威尔肯定已经认不出来了。当时的西德尼·苏塞克斯学院的正面是红砖砌成，还没有这清教徒式的灰色水灰浆外墙，那是杰弗里·怀亚特维勒男爵1821年给学院粉刷的，讲得更准确些，是弄糟的。怀亚特维勒是伊丽莎白时代新哥特式的鼓吹者，今天的大门就是他修建的，后来增加的建筑也没有让西德尼·苏塞克斯学院成为一颗建筑学上的珠宝。1999年，在西德尼·苏塞克斯学院创建400多年后，学院首次有了一位女院长：桑德拉·道森教授，女社会学家和法律学院的院长。
谁都不会天天跟一家维多利亚时代的银行打交道。自1891年以来，它就坐落于悉尼街和霍布森街的尖角里，我仅仅是因为营业大厅才提它的：一座有着柱式回廊和马赛克地面的八角形建筑，周围是带花卉图案的淡绿色磁砖，即使是在汇率下跌时也有着较大的美学价值。这里，在商业区中央，坐落着基督学院。
1505年创建时，基督学院位于城市边缘。如果那些都铎式砖不在18世纪早期被石灰岩掩盖的话，我们要想不弄混基督学院和圣约翰学院的门楼，恐怕就会更加费劲了。同样都是长角神兽支撑着挑尖拱，同样都是火焰式的都铎徽章，吊门和兰开斯特玫瑰又一次出现在窗户上方，两侧是象征女保护人玛格利特·博福特夫人的标志。是她资助了这两所学院并向两所大学资助了教师席位。作为都铎时代的一位女强人，她12岁怀孕，13岁成了寡妇，后又两次结婚，在玫瑰战争中表现出其灵活的策略。她的独子、国王亨利七世脱颖而出，赢得了战争。“她大方慷慨，对谁都非常客气。”约翰·费希尔主教1509年在她的墓前悼词中赞美道：“全英国都有理由为她的去世痛哭，包括牛津和剑桥的学生们，她是他们的母亲。”
“经常想着我。”玛格利特夫人的座右铭装饰着院长室凸窗上灿烂的徽章。院长住所的楼上是供这位王室女资助人专用的。透过镶着木墙裙的祈祷室，她可以望进相邻的礼拜堂。20世纪初维修院长楼时人们发现了四只已成木乃伊的老鼠，它们死在了一个特别学院化的窝里—它由手稿碎片、四页贺拉斯的作品、一本残缺的卡克斯顿的书和四张1510年的扑克牌构成。
基督学院方院里的草地是圆形的。礼拜堂的一角长着一棵玉兰花树，院长楼旁长着一棵古老的、枝繁叶茂的紫藤。18世纪中叶，入口大院被翻修一新：木棂窗，门上方是古典式三角楣饰，正面采用的是凯顿石。这是约翰·弥尔顿和查尔斯·达尔文的学院。年轻的达尔文在剑桥未实现他的职业理想：做一名乡村牧师。他研究得更多的是植物学而不是神学和数学。他热情地收集甲壳虫；有一回，当他两手拿满了之后，他将另一只塞进了嘴里。约翰·弥尔顿的学生时代可不像达尔文这样无忧无虑。“夫人”是他的同学们给他取的绰号。在他1625年进入学院时，只是一个长发、柔弱、瘦小的16岁男孩。“为什么那些院士认为我非常女性化？”他暗自问自己。但他还是坚持了7年，直到他的硕士考试。他创作了拉丁文颂歌和意大利语的十四行诗。
食堂旁的一个小窄过道领我们进入第二座庭院。建于1640~1643年的这幢建筑引起过轰动，至少在剑桥引起过。这是一幢独楼，孤立园中，对于当时的学院建筑来说，这就像石制的十字架，是桩新鲜事物。和墙等高的爱奥尼亚式角柱，顶窗交替建有三角楣饰和圆楣饰，底层的石框—一个古典式题材的近乎做作的游戏。正面看具有对称性和韵律感，从前人们喜欢将它归功于伊尼戈·琼斯，因为不清楚是谁设计了这座院士楼。300多年后，德尼斯·拉斯登男爵的新大院（1966~1970年）也有着类似的创新：玻璃的住房，一座阶梯形梯田式建筑。拉斯登靠这种差别更大的密集结构成了后现代派水泥冷酷主义的先驱。
基督学院的院士花园里生长着很多梓树、柏树和花草。教师们在树下安放了蜂箱，他们也为他们的著名同事斯诺找到了一个好位置，在游泳池畔的一只骨灰盒里。离那儿不远长着弥尔顿的桑树，枝杈蔓延，弯弯曲曲，像一位功勋卓著的切尔西老兵。剑桥最有名的这棵树有可能确实是在弥尔顿的出生年1608年栽种的，是当年他的学院为支持詹姆士一世在英国创办丝绸工业的计划而购买的300棵桑树中的一棵。可惜栽错了桑树的种类，蚕儿死光了。不过，这座花园有一段时间曾经是弥尔顿的天堂。
第三部分 集市山以南第22节 国王学院（1）
现在来谈谈剑桥的美丽，美不胜收，国王学院的礼拜堂！
—玛丽亚·埃奇沃思，1813
古老的剑桥高街原有四个名称：圣约翰街，三一街，国王大道，特兰平顿街。它北起都铎时代的门楼，南至菲茨威廉博物馆，国王学院雄伟的礼拜堂位于正中。这条街的核心部分是国王大道，一条真正的王家林阴大道，至少在非旅游旺季的时候如此。平常时拥挤是不可避免的。这里是小城风景如画的中心。议事堂，大圣玛丽教堂，国王学院礼拜堂—在这一建筑群落中，古典式和中世纪风格混合在一起。可是，如果没有国王学院礼拜堂的那棵大树，建筑再辉煌也是多么冷清呀。
那些用砖头和桁架建成的房屋，建于18世纪和19世纪。商店、咖啡店、住房—国王大道上没有一座出名的房子，但全部加起来就为对面的学院提供了一个生动的背景。在国王大道上可以买到报纸、泰迪熊和长袍，在雷德和阿米斯公司可以买到各种颜色的领带，在普利玛微拉画廊里可以买到当今最好的手工艺品。从前人们一天中至少在国王大道上相遇一次，那是学院之间的新闻交易所，大学的政策在这里制定。“请记住这一点，”1908年，弗朗西斯·康福德在他的《大学教育微观学》里写道，“办事的人是2~4点在国王大道走来走去的人，一生中天天如此。”
最甜美的男童歌声：国王学院
敲掉国王学院礼拜堂两端的几座小塔，它的比例会更加合适！
—约翰·拉斯金，1849年
一条石墙沿着国王大道延伸，美丽的尖塔将它分成一段段，仿佛墙后是忽必烈汗的皇宫似的。透过花格窗的窗棂，内院绿草茵茵。就连门楼外维多利亚时代的邮箱都有一个小圆顶。倚放着自行车的墙上写着“禁放自行车”。燕子不顾每天潮水般的游客，在门拱里筑巢。这是国王学院的古典式门廊。游客当然改由礼拜堂北门进出。这里就连后门都很气派。约翰·贝奇曼说国王学院是所有剑桥学院中“和牛津最相似的”，他这么讲不是没有理由的—这是一个牛津人所能说出的最恭维的评价。
该学院全称为“被祝福的玛丽和圣尼古拉斯的国王学院”，它由亨利六世创建于1441年，比伊顿公学晚几个月。当年刚满19岁的国王创建这两所学院，是在效仿威廉·威克姆。在那之前70年，威克姆将牛津的新学院和温切斯特的一所高级预备中学联系在了一起。直到1861年，国王学院只招收伊顿公学的学生。精英们还享有既不必参加通常的大学考试也不受官方代理人的权威管制的特权。国王赋予了国王学院的人一种特殊的地位，这种特殊地位一直持续到19世纪中叶。这没有使他们更让人喜欢，而是增强了他们的假绅士魅力。
如今国王学院总强调它的不信奉英国国教的自由传统。它1973年就开始接受女生，是剑桥最早接受女生的学院之一。如今，偏偏是这块从前的伊顿飞地来自公立学校的学生比例最高（80％左右）。国王学院接受少数族裔学生也早于和多于其他学院。教师和学生同样重要，这是国王学院的风俗。这一自由和友善的精神也是使徒俱乐部及布卢姆斯伯里俱乐部的特点，没有谁描写得比小说家福斯特更透彻的了，他是国王学院的院士，他说他宁愿出卖他的国家也不会出卖他的朋友们。如果在学院初建时说这句话会要了他的命。
章程里规定，国王学院应招收70名院士和学生，10名牧师，6名普通教徒，16名唱诗班男童和一位院长。院长不叫Master，而叫Provost。当时它是剑桥规模最大的学院，要创建这么大的学院需要地皮。整个城区被拆除了，包括它的教区礼拜堂—一下子拆光了，而计划的新建筑直到几个世纪之后才完成。一开始只建成了礼拜堂北面的老大院，也是后来的学堂。随着国王在玫瑰战争中倒台，也就没有资金建完他的学院了。1515年，这座礼拜堂奇迹般地竣工了，又过了200多年，国王学院才又大手笔地制定计划—又是只实现了一部分：正对大门的吉布斯楼。詹姆斯·吉布斯，议事堂的设计师，设计了这座空着的长形配楼，使用的是浅色波特兰石，符合古典建筑艺术的理性精神（1724~1732年）。石墙底层上方是琴室，平直、沉稳的檐尾，顶楼带栏杆—跟相邻礼拜堂异常灵活的、高耸的哥特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只有凯旋门式的通道、三角门楣和半圆形窗为对称的正面带来一些张力，它的简约也是因为预算有限。
1946年10月25日，在这座楼里，两位伟人第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发生了争执。“有哲学麻烦吗？”卡尔·波珀问道，他是道德学俱乐部邀请来的演讲者，而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抓起了消防火钩。他真的这么做了吗？由这件传奇式事件引出了哲学史上最长最离奇的注脚。今天，这个房间是两位国王学院院士的工作室—女经济史学家埃玛·罗思柴尔德和皇家天文学家马丁·里斯男爵。
吉布斯设计的大院本应有两座独立的配楼，而不只是一座。又过去了一个世纪，国王学院的入口大院才建成了今天的模样。威廉·威尔金斯，当时最伟大的学院建筑师，于1824~1828年修建了南楼和食堂，屋顶有两座尖塔，东侧对着大街，是门楼和颂经台。这堵墙的护墙上方建有哥特式尖顶，好像它们是从礼拜堂屋顶攀爬下来似的，墙上建有垂直的大窗户，轻巧，透明，低矮得不至于破坏眺望学院礼拜堂的视线。中间是门楼，一座新哥特式精品，建有圆顶和尖塔。虽然这座垂直线礼拜堂和大门的建筑时间相隔了300多年，但在整体上显得一致、和谐，是建筑师的一大成功。谁还会怀念威尔金斯想在内侧建造的回廊呢？
直至1970年去世，他生命中最后的20年福斯特都住在国王学院的入口大院里。他是学院的圣人，教师和学生们前来拜访他，而他根本不再是个弗吉尼亚·伍尔夫所描写的“腼腆的小老鼠”了。他的小说《莫里斯》描写了一段剑桥的同性爱情故事。在詹姆斯·艾弗瑞以其改编的影片里，院士们还排着长队走向食堂里的高桌。当我坐在那里时，高高的新哥特式搁栅平顶下的自助食堂里一片忙碌，再没有人穿着长袍了，高桌被撤除了。陪伴我的退休院士哈尔·狄克逊说道：“我们自夸是平等主义者。”老熟人们从食堂贴有墙裙的墙上俯视着我们，那是英国的第一任首相罗伯特·沃波尔男爵和他的儿子霍拉斯。在哈尔·狄克逊博士从前在这里经常遇到的同事当中，有诺贝尔奖得主、生化学家弗里德利克·桑格，历史学家诺埃尔·安南，马克思主义者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或托尼·布莱尔的老师、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在这里也能见到一位穿短裤着夏威夷衬衫的年轻院士—法语教师安迪·马丁，他描写冲浪，就像罗兰·巴特描写日常生活一样。走廊和会议室里挂满国王学院名人的肖像，很多来自布卢姆斯伯里圈子（女厕所里还有印度小雕塑）。
国王学院的图书馆也是威尔金斯设计的，拥有藏书近13万册，专门收藏中世纪和东方学手稿，另有一位经济学家收藏的图书珍本。凯恩斯没有子嗣，当他1946年去世时，他将哥白尼、牛顿、莱布尼茨、笛卡儿、伏尔泰、弥尔顿的作品初版留给了他的学院—一座欧洲思想史的珍贵图书室；凯恩斯光是18世纪出版的康德作品就收藏了约50个版本，对于他来说，阅读就和呼吸一样自然。自入国王学院学习以来，凯恩斯就收集图书。图书馆背后维伯院里他的住所满墙绘有裸体男舞者和摘葡萄人，是他的朋友邓肯·格兰特和瓦内萨·贝尔所画。霍斯特尔花园是院士花园（1949年）边上的一个住宅区，地面的花卉和静物写生地面砖也出自他们之手。布卢姆斯伯里艺术家们的数千信件和照片，收藏在学院图书馆的现代档案中心—从罗杰·弗赖伊到艾伦·图灵这些国王学院毕业生的手稿，到福斯特和鲁珀特·布鲁克的差不多全部遗稿都包含其中。不排除曾经的历史系学生萨曼·拉什迪有一天会将他的小说打印稿赠给这家档案馆，如今它的阅览室里甚至已经挂着伦敦戈登广场旁凯恩斯住处的绘画门了。
大学生草地是国王学院的剑河草地，牛群在草地上吃草。福斯特的小说《最长的旅行》开头，有几名国王学院的学生发表哲学议论：“母牛活着……无论我是身在剑桥、冰岛或死去，母牛都将活下去。”我们从威尔金斯的剑河桥（1819年）走进后园。一条略有弯曲的椴树林阴道沿着它的优美线条领我们穿过草地。到处开满了银莲花、风信子、蓝星星、水仙花、棋盘花。河畔草地里，第一丝新绿在忽闪。但独一无二的是，即使没有春天的五彩缤纷，自18世纪以来，从后园眺望国王学院的景致都没有变化：吉布斯楼、礼拜堂、克莱尔学院的老大院，它们坐落在那里，保持着绿色和高贵的距离。这是那条国王学院的唱诗班男童每天都走的路，他们从路对面的学校去学院礼拜堂参加晚祈祷。
1446年7月25日，在雅各布节这一天，国王亨利六世为学院礼拜堂举行了奠基礼，时人一定比我们今天更觉得它宏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