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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以为萨姆会让我代理他？”
“是的，我是这么以为的。”
“四个星期内执行死刑的机会有多大？”
“一半对一半。你从来不知道在最后一分钟法庭会干什么。我们在一个星期左右就要着手准备。我们有一系列工作要照着清单逐一落实。”
“类似一种为死亡制作的蓝图。”
“差不多。别以为我们喜欢它。”
“我想这里的每个人都是在恪尽职守，对吧？”
“这是这个州的法律。如果我们的社会要处死罪犯，那得有人去执行。”
亚当把法庭裁决放进他的公文包然后站在卢卡斯面前。“谢谢，就算是为了你的好客。”
“没什么。你见过萨姆之后，我需要知道结果。”
“我会给你一份代理协议副本，如果他签字的话。”
“我需要的就是那个。”
他们握了握手，亚当朝门口走去。
“还有一件事，”卢卡斯说，“他们把萨姆带进探视室时，你要请看守除去手铐。我肯定会让他们执行。这对萨姆意义重大。”
“谢谢。”
“祝你好运。”
九
亚当走出楼房，又从刚才那两个依然在无精打采地擦着同一处台阶的犯人旁边走过。外面的气温升高了至少十度。他在楼前的台阶上停下脚，望着不到一百码处一伙囚犯正沿着高速公路拣垃圾。骑在马上的武装警卫在路边沟里监视他们。过往的车辆并没有减速，只是稍微绕一下。亚当纳闷犯了什么罪的人可以在铁丝网外那么靠近高速公路的地方干活。似乎除了他没人关心这事。
他选取捷径走向他的车，光是打开车门发动汽车那么一会儿，汗水就湿透了全身。他从卢卡斯办公室后面停车场的车道向左拐，然后驶入监狱的主要干道，又驶过那排房前花木繁茂的漂亮白房子。一个多么文明的小社区。路边的箭头指示去十七囚区向左。他慢慢拐过去，立刻上了一条土路，并很快就见到一片围墙和铁丝网上锋利的尖刺。
帕契曼的死监建于一九五四年，官方命名为加严管制区，或简称严管区。按照惯例在内侧墙上挂着一块金属板，上面列着日期，当然，有州长的名字及各位曾参与过建设的重要人物及早就被遗忘了的官员们，当然还有建筑师和施工者。这就是当时的工艺水平——红砖砌成的单层平顶建筑从中心延伸成两个长方形。
亚当把车停在砂土地的停车场上的两辆车之间，打量看那建筑。从外面看不见铁栏杆，也没有警卫在周围巡逻。如果不是围墙和带刺的铁丝网，它很可能被当作一所郊区小学。建筑物的一端有一个用铁丝网围起来的场子，一个囚犯独自在没草的球场上对着变了形的篮板运球投篮。
亚当面前的围墙起码有十二英尺高，顶部装有几股绞在一起的粗粗的带刺的铁丝网和一圈令人生畏的闪闪发光的尖刺。围墙笔直，到拐角处与一座岗楼相接，警卫在岗楼上向四下了望。围墙从四面围住死监，相当对称地在每一拐角都耸立着一座岗楼，岗楼顶有玻璃的了望哨台。围墙外就是无边无际的庄稼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死监是建在棉花地中间的。
亚当下了车，突然感到一种被幽闭的恐惧，于是用劲握住那薄薄的公文包的提手。透过大门上的锁链，他凝望着那在炎热中的平顶建筑，这就是他们杀人的地方。他小心地脱去外衣，只见衬衣早已湿透并贴在胸前。胃里的撞击又回来了，而且异常猛烈。因为两腿发软，膝盖发抖，他向警卫室迈出的头几步慢而笨拙。当他走到岗楼前抬头望着时，他那双时兴的带扣饰的皮鞋已满是灰尘。一个穿制服的和蔼女人用绳子系下来一只像是洗车用的那种红桶。“把你的钥匙放进桶里，”她身子探出栏杆，简单地说了一句。围墙顶部带刺的铁丝网在她下面离她还有五英尺。
亚当立刻照办。他小心地把他的钥匙放进红桶，桶里已经有了十来个钥匙链。他看着桶被提起，几秒钟后停下，她把绳子系好，于是小桶被无辜悬吊在半空。如果吹来一阵微风它就会晃动，只是在这闷热的真空中连呼吸的空气都不够，风早已死去许多年。
警卫检查完亚当，有人在什么地方按了开关或扳了杠杆，亚当不知是谁，但一阵嗡嗡声传来，面前两扇沉重的用锁链连着的大门向两边滑动了数尺使他能够进入。他在土路上走了十五步停下来时身后的大门关上了。他学到了监狱安全制度的第一条基本规程——每个守卫着的出入口都有两道上锁的门。
当第一道门在他身后关上并自动锁上后，第二道门才进入开启程序并顺着围墙滑动。正当这一切发生时，一个胳膊有亚当的腿那么粗的矮胖警卫出现在建筑物的大门口并沿着砖路向入口处踱来。他腆着肚子，梗着粗脖子，似乎在等待亚当，而亚当正在等着通过入口处。
他伸过巨大的黑手自我介绍：“警官帕克。”亚当与他握了握手并立刻注意到他脚下有一双闪亮的牛仔皮靴。
“亚当·霍尔，”他说，努力让自己尽量自然地把手收回。
“来看萨姆，”帕克像在陈述一个事实。
“是的，先生，”亚当奇怪是否这里所有人都径直称他为萨姆。
“你是第一次来这儿？”他们开始向那建筑物慢慢走去。
“是，”亚当看着近处几扇开着的窗户问，“所有死监的囚犯都在这儿吗？”
“没错。今儿有四十七，上星期少了一个。”
他们走近大门。“少了一个？”
“对。最高法院变了卦，只好把他挪到普通牢房。我必须搜你的身。”他们站在门口，亚当紧张地四下看了看，想看明白帕克想在什么地方给他搜身。
“把腿分开一点，”帕克说，已经把公文包拿过去放在水泥地上。此刻那双时兴的带扣饰的平底皮鞋呆在原地不动。虽然他有些晕头转向，而且一时手足无措，但亚当在这可怕的时刻想不起有人曾要求他分开双腿，哪怕只是分开一点点。
帕克是个专家。他熟练地拍拍袜子，轻巧地向上移到抖得不轻的膝盖，接着很快搜了腰部四周，又在腋下迅速搜了一遍，似乎亚当会穿着肩套，里面藏着一只小手枪。警官帕克对亚当第一次的搜身很仁慈地只用了几秒钟便告结束。帕克用他粗笨的右手灵巧地伸进公文包，然后交还给亚当。“今天看萨姆可不是个好日子，”他说。
“我听说了，”亚当回答，又把外衣甩到肩膀上。他面向铁门，似乎现在该是进死监的时候了。
“这边走，”帕克低声说，走下台阶顺草地转过墙角。亚当顺从地跟着他，沿着又一条红砖铺的小路走到一个普通的没什么特点的门前。门口长满了杂草，门上没有任何牌子和标志。
“这是什么地方？”亚当问。他粗粗地记得古德曼对于这个地方的描述，但此时此刻所有的细节都变得模糊不清。
“会议室。”帕克用钥匙打开门。亚当进去之前先看了一眼四周，希望判明自己的位置。这扇门挨着牢区中部。亚当的感觉是警卫和他们的主管们不喜欢律师们四下闲逛窥视。所以才把出入口设在外面。
他深深吸了口气走进房问。没有别的律师来探视他们的当事人，这使亚当觉得特别受鼓舞。这次会见可能会有吵闹甚至也许很激动，他宁愿这一切私下里进行。至少此刻房间里是空的。房间很大，足够几个律师在这里会见当事人并讨论案情。这房间看来有三十英尺长十二英尺宽，水泥地，日光灯十分明亮。房间远处是一整面红砖墙，顶端有三个窗户，就像牢区外墙一样。很明显这间会议室是事后才想到并增建的。
一个不大的窗式空调器在愤怒地咆哮着，但产生的冷气却少得可怜。房间被砖和金属板的隔墙整齐地分隔开，律师在一边而囚犯在另一边。隔断下部是三英尺的砖墙，然后有一个小小的台面给律师放他们的拍纸簿并记录他们和委托人的谈话。直抵天花板的一面厚厚的金属材料做的明亮的绿色隔板结实地立在台面上。
亚当慢慢地走到房间的一头，墙边是各种各样的椅子，有绿色和灰色的废旧公家椅子，还有折叠式的、窄小的咖啡椅。
“我得锁上这扇门，”帕克迈步出门时说，“我们会把萨姆带来。”门砰地关上了，留下亚当一个人在屋里。他立刻在房间的一头找好了一个位置，万一再来一个律师，肯定会选择房间的另一端，这样大家都可以保留一定程度的隐私。他拉过一把椅子放在台前，把外衣放在另一把椅子上，拿出他的拍纸簿，拔出笔帽，然后开始啃指甲。他试图停止这个动作，但他做不到。他胃里在翻江倒海，他的两腿止不住地哆嗦。透过隔板他研究着犯人那边的座位——同样的木制台子，同样的一排旧椅子。在隔板的中心部位有一个窄长的窗口，四英寸乘十英寸，通过这个小孔，他将与萨姆·凯霍尔面对面。
他紧张地等待着，不断地告诫自己要镇静，别紧张，放轻松，他能处理好这一切。他在拍纸簿上涂抹着什么，但说实话连他自己也不认识。他卷起袖子，四处张望看有没有什么地方藏着窃听器或摄像机，但这个地方太简单太朴素，他无法想象会有谁在这儿搞窃听。如果警官帕克是一种象征，那这里的工作人员该是很悠闲的，几乎是漠不关心的。
他研究了两边的空椅子，猜想有多少绝望的人在他们生命的最后几个小时，在这里和他们的律师相见，听上几句抱有希望的话。时钟嘀嗒嘀嗒走个不停，有多少紧急的请求从这个隔板的窗口里传递过？有多少律师就坐在他现在坐的位置上告诉他的当事人他已无能为力，死刑将如期执行？这是一种悲观的想法，但是让亚当镇静了不少。他不是第一个来这里的，也不会是最后一个。他是个律师，受过良好的训练，才思敏捷，而且还有强大的库贝事务所作为后盾。他可以担当此任。他的腿渐渐不再发抖，并且不再啃指甲了。
门突然喀啦一响，惊得他浑身一哆嗦。门慢慢地被推开，一个年轻的白人警卫迈步走进房间犯人座一侧。他身后就是穿着鲜亮的红色连衣裤、戴手铐的萨姆·凯霍尔。他阴沉着脸扫视了一下房间，然后眯着眼睛向隔板这边望来，最后把目光聚焦在亚当身上。另一个警卫拉着他的胳膊，把他带到律师对面。他很瘦，苍白，比两个警卫矮了六英寸，但他们似乎并不难为他。
“你是谁？”他盯着亚当，而亚当此刻正在啃着指甲。
一个警卫搬了一把椅子放在萨姆的身后，另一个警卫把他按在椅子里。他始终盯着亚当。警卫转身走开，在将要离开时亚当开口了：“请你们除去他的手铐，可以吗？”
“不，先生，我们不能。”
亚当困难地咽了口唾液。“除去它们，好吗，我们要在这儿呆好一会儿，”他说着，试图表现出某种程度的强制性。警卫们相互看了一眼，似乎从未听到过这种要求。他们很快拿出钥匙，摘除了手铐。
萨姆并没有被感动。在警卫开关门的声音中，他仍然透过隔板上的窗口瞪着亚当。门在砰的一声巨响中关上了。
他们单独在一起了，这是凯霍尔式的家庭团聚。空调轰隆轰隆地响着，漫长的一分钟里这是唯一的声响。虽说他努力鼓足勇气，却仍无法使自己的目光与萨姆相对超过两秒钟。他忙乎着往纸上记下些重要的笔记，在他自言自语地念叨着每一行字时他能感觉到萨姆灼热的目光。
最后，亚当从窗口递过一张名片。“我叫亚当·霍尔。我是库贝法律事务所的律师，总部在芝加哥，孟菲斯设有分部。”
萨姆耐心地从正面到反面察看着那张名片。亚当留心地看着他的每一个动作。他的手皱纹很多，而且被烟熏成了深黄色。他的脸上没有一点血色，唯一的颜色是来自像粘在脸上的盐和胡椒一样的五天不曾刮的胡子茬。他的头发很长，灰白，而且油腻，光滑地梳在脑后。亚当很快明白了他和录像中定格的形象完全不同，也同一九八一年受审时他自己最后那些有名的照片不同。他如今已是一个相当老的老人了，不健康的皮肤，眼睛周围布满了皱纹，年龄与苦难深深地刻在了他的前额上。他脸上唯一吸引人的那双锐利、湛蓝的眼睛正从名片上抬起。“你们这些犹太小子从不打退堂鼓，是吗？”他的声调愉快、平静，听不出里面有怒气。
“我不是犹太人，”亚当说，不再躲闪萨姆的凝视。
“那么你怎么会给库贝事务所干事？”他把名片放在一边。此时他的语调温和而缓慢，带着一个在六英尺乘九英尺的囚室中单独生存了九年半的人所能有的耐心。
“我们雇人主张机会均等。”
“很好，我想你们做事一律恰当而合法，完全符合所有的民权决议和那些联邦改良法案。”
“当然。”
“库贝事务所现在有多少合伙律师？”
亚当耸耸肩。这个数字每年都不同。“在一百五十左右。”
“一百五十个合伙律师，有多少是妇女？”
亚当本想去数又迟疑了一下。“我实在不知道，也许有十二名。”
“十二名？”萨姆重复着，嘴唇几乎不动。他的手稳稳地握在一起，眼睛一眨也不眨。“所以妇女合伙律师不到百分之十。你们有多少黑鬼合伙律师？”
“咱们能不能称呼他们黑人？”
“啊，当然，但是这个称呼也过时了，他们现在愿意被称为非洲裔美国人。你在政治上那么正确，肯定足以能明白这一点。”
亚当点点头什么也没说。
“你们有多少非洲裔美国人合伙律师？”
“我想是四个。”
“少于百分之三。我的天哪，库贝事务所，提倡民权公正和政治活动自由的伟大堡垒，事实上是在歧视非洲裔美国人和女性美国人。我真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
亚当仍在他的纸上胡乱涂抹。当然他可以辩解，将近三分之一的助手是妇女，而且事务所尽了最大努力去聘法学院最优秀的黑人学生，以至使两位在最后一分钟失去了工作机会的白人男士控告他们歧视白人。
“你们有多少犹太裔美国人合伙律师？百分之八十？”
“我不知道。这对我来说并不重要。”
“但是，对我来说可重要得很。我总是觉得让这些明显的带有偏见的人来代理我使我尴尬。”
“很多人会发现雇用本事务所很合适。”
萨姆小心地从他的连衣裤上唯一看得见的口袋里掏出一盒蓝色的蒙特克莱烟和一个一次性打火机。连衣裤没有系扣子，露出胸前厚厚的一层灰白的胸毛。连衣裤用的是很薄的棉布。亚当无法想象这里没有空调怎么生活。
他点着了烟并向房顶喷了一口。“我以为我和你们的人已经没关系了。”
“不是他们派我来的，我自愿来的。”
“为什么？”
“我不知道。你需要个律师，而且——”
“你怎么这么紧张？”
亚当连忙把手指从牙缝中拔出，并让两腿停止哆嗦。“我一点也没紧张。”
“你就是紧张了。我在这儿见过不知多少律师，从没见过像你这么紧张的。怎么了，孩子？你怕我穿过这隔板把你抓住？”
亚当嘟囔着并试图挤出点笑容。“别开玩笑，我没紧张。”
“你多大了？”
“二十六。”
“你像二十二。什么时候从法学院毕业的？”
“去年。”
“太棒了。犹太混蛋送了个新手来拯救我。我早就知道他们背地里盼着我死，现在证实了。我杀了些犹太人，现在他们想杀我。我从来都是对的。”
“你承认你杀死了克雷默家的孩子？”
“这他妈的是什么问题？陪审团说是我干的。过去九年来，各上诉法庭都说陪审团的决定是正确的。就是这么回事。你他妈的是谁？问我这种问题？”
“你需要个律师，凯霍尔先生，我是来帮助你的。”
“我需要的可多了，孩子，但我他妈的肯定不需要一个像你这样热情的小童子军给我忠告。你是危险的，孩子，而且你太笨了，没有自知之明。”这些话同样是从容不迫地说出来的，不带一点感情色彩。他用右手的食指和中指夹着烟卷，漫不经心地把烟灰弹进一个嵌在台子里的烟灰缸里。他的眼睛偶尔眨一下，脸上却不动声色。
亚当还是在记着一点意义也没有的笔记，并试图透过隔板上的窗口与萨姆的目光相遇。“听着，凯霍尔先生，我是个律师，我在道德信念上是坚决反对死刑的。我受过良好的教育，良好的训练，研读了第八修正案的文件，我能给你帮助。这就是我为什么到这里来。免费服务。”
“免费服务，”萨姆重复着，“多大方。你知道吗？孩子，现在每个星期起码会有三个律师提出要免费代理我，都是大律师，有名的律师，有钱的律师，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