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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清热益气，防病治病两兼顾，实为妙品。
第四部分
第69节 御用药材
皇帝看病、吃药非同小可，御药、御药材的采购同样重要。清宫对御药、药材的采购和管理有极为严格的制度和规定。按照清宫的规定，宫内设有御药房，是采购、保管、供应宫中药品的专门机构，也是太医院专门的药库，由专门的管理大臣负责，还有主事、司员、库掌等官员。配药的叫“苏拉医生”，其实就是差役，有四十四人，还有招募的“民间医生”十七人。时至今日，宫中御药房仍给我们遗留下不少珍贵的实物，如当年宫廷备用的牛宝、马宝、猴宝、狗宝、蜘蛛宝等罕见的名贵药材，同仁堂制作的藜峒丸、紫金锭等药物，（图四：同仁堂制作的藜峒丸、紫金锭成药）有设计精巧、携带方便的药袋、药柜，早期西洋传教士进献给康熙皇帝的西药和葡萄酒。从当年御药房配制丸散膏丹的器皿和模具来看，西医科学在太医院已经广泛应用，如大型精细的人体解剖模型，化验用的显微镜，消毒用的蒸汽发生器，以及近代的一些西洋成药等。
清王朝的宫廷用药十分庞杂。除皇帝、妃嫔等外，还有大批太监、宫女、侍卫等，总计万人以上，这些人的医疗保健用药量已经很大，再加上皇帝随时赏赐群臣和急用的药品，其需求量更是十分惊人。而且对药材的品质要求非常讲究，要求如此严格的这么多药材，又从哪里来呢？
当然，皇帝要采购多少好药材也不是一件难事。为了确保药材的数量与质量，清廷制定了一整套严格的规定。凡是出产药材的各省，每年必须按规定由药商给皇宫进送药材，并且在这些省区安排专门的官员承办。如康熙十三年（１６７４）浙江布政使陈秉直就花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办理宫中药材。
各省督抚大吏，为了讨好皇上，将当地一些上乘药材，每年按例向宫中进贡，如云南的茯苓，广东的桔红，四川的冬虫夏草等等。此外，辽宁、吉林等地山中产参，全部被清廷所控制，不得随意私挖。入山采参，要经户部发给信票，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许可证，否则按违法论处。可想而知，平民百姓有病哪能用上好药。
御药材的采买主要来自北京一些药商，这样就更为方便、快捷。根据清宫档案记载，北京同仁堂就是供奉宫中御药的重要商号。雍正元年（１７２３）《上谕档》记载，雍正皇帝钦定：“同仁堂供奉御药房需用药料和代制内廷所需各种中成药。”并规定每三个月进药一次不得有误，历年如此，直至清末近二百年。每次进药情况都有详细记载，如道光二十年（１８４１）同仁堂药商张大镛七月至九月承办的御药有一百一十七种，重二百一十六斤十二两八钱；十月至十二月，又进一百五十种，重二百五十二斤七两。同仁堂不仅供应御药房生药，后来它的丸散膏丹配方，也被抄录宫中。现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还保存有光绪十一年（１８８５）六月初四日《同仁堂丸散膏丹配方》一册。全书首列碧云散，尾载益寿比天膏。其中有内科配方朱砂安神丸等七十四种，外科配方生肌散等四种，妇科配方七制香附丸等四十六种，儿科配方烂积丸等六种，伤科配方黎峒丸等两种，喉科配方清咽利隔丸等三种，眼科配方黄连羊肝丸等九种，共计一百零二种。各方中之药味、重量、配制方法，都一一分别标明。这应该就是人们所说的清宫秘方。有意思的是，也许因为该药号的诚信，除药物之外，有时甚至连宫中笔墨、纸张等用品也让他们承办。
各处送来的药材，由御药房管理药库的官员验收后，存放生药库。药材合格经验收官员签发单据，药商才能到户部领取银两。生药库收到药材后一律交管理药库医官查验，经过挑选交给御药房，再由医生炮制备用。买办药材和发放药品名称，药房领用纸张银两及配方等，在御药房医药档案中都有详细记录。
中药材中的不少种类要经过炮制以后才能入药，没有炮制前叫生药，炮制的好坏，对药性影响很大，弄不好治病的效果会大打折扣。这少不了又有相应的制度与规定，来保证炮制的质量，因此选药地道，炮制得法，制作精细，所谓“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位虽贵，必不敢省物力”的原则在宫廷中得到无以复加的体现。中药的炮制有的是在紫禁城的御药房进行，有的是在供药商号进行。
为了保证炮制的质量，按照宫中御药房的规定，同仁堂派有专人承办内廷用药这一皇差，承办人持有内务府颁发的专用“腰牌”，以便随时进出紫禁城。由于有了这份官差，可以进出宫禁之地，又是进奉药物，出不得半点差错，所选之人必须非常可靠，这就要求择人十分谨慎，审查也十分严格。同治四年（１８６５）四月三十日，因同仁堂药商张洪病故，招新商张景云顶替时，由同仁堂担保，送御药房验明身份，才发给腰牌。
第四部分
第70节 伴君如伴虎的御医
清代皇帝、嫔妃日常的医疗与保健，都离不开御医，御医除指在太医院任职的医官外，还应当包括那些地方举荐入京，供奉内廷的名医。他们侍候于君王左右，为“至尊”诊治疾病和日常保健，遇有疑难大症，朝野瞩目，责任极重。可是清代历朝皇帝、妃嫔大都养尊处优，每餐必膏腴杂陈，脯醢并存，像这样的生活方式，自然有损健康。身贵体弱，得病便不易治愈，反而责怪御医无能。御医进宫供职，有时须对内府官员、太监等施以贿金，如果不这样他们就会从中作梗，处处设置障碍，因此，即使是那些精于医术的太医，由于多方掣肘，也难一展身手。有的偶然幸中，医治见功，虽赏赍有加，荣耀异常，似乎可以平步青云，其实未必。甚至恩赐所得，尚不够贿赂之所出。加上宫禁之中，勾心斗角，尔虞我诈，政治风云，变幻莫测，有时太医则是首当其冲，难以逃脱。一药误投，生死所系，出了事故，要遭杀身之祸。所以有些名医把应召入宫视为危途，甚至闻讯远遁，希望能够一跑了之。真正官运亨通的太医寥寥无几，屈指可数。民间流传着“御医难当”、“伴君如伴虎”的说法，并非虚言，可其中甘苦，人们又知道多少呢？
现仅举数例，御医的甘苦就可略知一二：
（一）宫中治病，皇家对于疗效至为强调。倘若治疗效果不佳，皇帝常予以严词申斥，重则受到严厉惩处。如康熙四十五年（１７０６）十一月二十四日，太医院院使孙之鼎等奉旨治疗正黄旗内大臣颇尔盆痔漏复发症，病势已窜至左右臀，内通大肠，散发一股恶臭，浓血每天可流一碗，病情十分严重。孙之鼎等御医束手无策，只得如实奏报。康熙帝对此非常不满，在孙之鼎所呈的奏折上朱批：“庸医误人，往往如此。”如此一批，御医又如何经受得起。乾隆二十年（１７５５），太医院院使刘裕铎领旨治疗侍卫内大臣伯依勒慎伤寒发疹之症，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病情加重，刘裕铎急忙上呈奏折报告皇上。乾隆帝闻讯，立即降旨内务府总管大臣王常贵：交给他们一个病人都治不好，你提防着点，去守着他们，看是如何治病的。显然乾隆帝极为不满。又如光绪帝死前一年间，因病情复杂，太医久治不愈，而光绪本人又怨天尤人，时常对御医恶语相加，发泄不满。光绪三十四年（１９０８）他在自述病原中谕示：“近来耳堵鸣响，日甚一日，几不闻声，屡服汤药，寸效全无，名医伎俩，仅止如此，亦可叹矣！”此类恶语，比比皆是，足见光绪帝求愈心情迫切，也说明宫中御医治疗效果不佳时，所受申斥之严厉。显然，宫中对于治病疗效特别强调，御医治疗不能敷衍了事。
（二）清代的皇帝大多以知医自诩，有关的朱批或御旨，在清宫医案中随处可见。对处方用药，动辄指责，太医纵操神技也只得勉为其难，遵旨施治。如康熙四十二年（１７０３）七月十三日，康熙帝在御医张献等人治疗武英殿赫世亨疾病的奏折上朱批：“理气健脾丸药，有补脾助消化之效，着每日早晨将一钱药以小米汤同时服下，想必有益。着由御药房取药试用。除此之外，禁止服用其他补药及人参等。”自然，病后调脾及防止滥用人参均有合理之处，但其论示不合医理，御医又怎么敢不遵旨照办。皇帝开方，也并非全都不合医理，也有凑巧治好顽症的时候，如乾隆十九年（１７５４）闰五月初九日，对医术颇有研究的乾隆帝得知大臣梁九功额头生有一个黄豆大的疮，亲自朱批下药：“着速用黎峒丸。”不久，梁九功就痊愈了。再如光绪皇帝对把脉开药就属于一知半解。光绪三十三年（１９０７）八月的一天，光绪帝在御医给他自己开的处方上写道：“若常用热剂一味峻补，恐前所发之恙复见于今。尚宜斟酌立方，如生地、元参、麦冬、菊花、桑叶、竹茹等清凉养阴之品，每日稍佐两三味，以防浮热时常上溢。”此类光绪帝钦定的药方在其脉案中随处可见，当时不管是否对症，御医也得遵旨使用。
（三）当然，御医进剂获效，皇帝也褒奖有赏，以资鼓励。雍正七年（１７２９）三月二十三日，太医院院使刘裕铎治好了大臣侯陈泰的伤寒病，雍正帝特意降旨：侯陈泰病症难为，经刘裕铎诊治痊愈，着赏记功一次。皇帝有赏，自然有助于日后的加官晋级。可就是褒奖，其处境有时也并非全如人意。给慈禧太后治过病的薛福辰就是一例。薛福辰本是江苏名医，慈禧患病，应召入京。经精心治疗，效果颇佳。慈禧病愈后，特赐“职业修明”四字匾额，赏赐给薛福辰。大功告成，本应载誉回籍，但是“老佛爷”却不准他即时出京，因为在慈禧大病初愈之后，还须旧恙全无，方许报安，这叫做请太平脉，他只得在京耽搁下去。不料其间，小女竟在家乡染病身亡，薛福辰悲痛万分，有言难诉。“伴君如伴虎”这句话，放在薛福辰身上再合适不过了。
近年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与中国中医研究院的专家学者对清宫医案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一致认为：清代御医，大多是医理精通，经验丰富，独具特色的医学家，曾为祖国医学宝库添加了光彩。清宫医案不仅吸收了历代名医经验，而且荟萃了民间验方的经验，是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清代宫廷医疗与保健档案资料的发掘、整理和研究，是开拓继承发扬我国传统医药学的一个重要方面。随着发掘工作的深入，相信必将会有广受欢迎的清宫医案被开发出来，造福亿万大众。
第四部分
第71节 金榜题名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现藏千百种清代档案中有一形制特殊的档案：二十几米长金黄色纸上，满汉两种文字墨书着皇帝的制书及某某皇帝某某年殿试考生成绩排名，正中赫然用满汉两种文字书写着巨大的“榜”字，年月时间处落款郑重押着“皇帝之宝”。
这就是“金榜”。
金榜，或称黄榜，皆因其书写于黄纸上。又因为它是以皇帝名义下发的榜文，也有人叫它“皇榜”。金榜是中国封建社会科举考试制度中最高一级考试——殿试的成绩排名榜，是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见证。
“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是古代知识分子人生成功境界的顶峰。然而，要达到“金榜题名”，却非易事。在辉煌的金榜背后有着种种离奇古怪的关于科举时代读书人的悲欢故事。
中国封建时代，“入仕”基本有两个主要渠道：秦汉时期实行“举荐”，任官以德能为主，层层推举“孝廉方正”。魏晋以降，门阀、宗派、裙带等现象日炽，举荐制度的公正与纯洁受到挑战，推行日难。隋、唐间，政府开始尝试公开考试任官，这种方法称“科举”。之后一直被历代封建统治者视为选拔官吏的主要途径，直至清末。
“金榜题名”是科举时代读书人成功的一个标志，要想达到这个目标，就要通过漫长的层层考试与淘汰的磨练。
考童生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在清代，任何一个立志走科举正途（当时人们称科举出身的人为“正途出身”）的人，童试前社会身份为“儒童”，俗称童生。童生考试一般要经过三次正规的考试。每年二月童生汇聚县里，参加“县试”。届时童生先期向本县署礼房报名，填写姓名、籍贯、三代履历以及相关保结，而后准考。考官通常为本县知县。县试一般考五场，每场一日。录取名额以县大小定十名至二三十名不等。县试后，四月间，童生赴州府，参加“府试”（直隶州、厅试同）。府试考官为知府，或直隶州、直隶厅同知。录取者获准应考院试。院试考官为各省学政，每年例行巡视下属各府县学“临案观风，出棚考试”。院试通过后，士子的社会身份便由“童生”变成“生员”，俗称“秀才”。
做到秀才，可以说在科举道路上已迈出坚实一步，其社会地位与经济生活等方面都有所变化提升。清代秀才享受一定优惠政策，顺治皇帝在顺治九年（１６５２）时明确谕示：“朝廷建立学校，选取生员，免除丁粮，厚以廪糈”，“各衙门官以礼相待，全养成贤才，以供朝廷之用。”也即是说：秀才可以“入泮”学习，为下一步参加举人考试做准备。官学中士子一切费用由国家支付。此外，秀才的官役与差徭也被一一免去。如果秀才触犯刑律，官方在量刑时会比普通百姓要轻。
清朝定制，每逢子、午、卯、酉之年为乡试的“大比之年”。乡试通常在八月举行，故称“秋闱”。考官一般由皇帝钦派。考试地点在各省省会的贡院举行。大清帝国乡试分两京（顺天、南京）十三省，加起来全国共有十五个乡试考场（后来变成了十六个）。参加乡试的秀才每省都在几千人，有时甚至还会发生考贡院内考试场地不够用的情况。嘉庆九年（１８０４），由于宗学一体参加顺天乡试，原顺天贡院的九千一百多个号舍不够用，监试署给事中皂麟等上奏说：“本年科举共九千二百余名，又因三场并试翻译四百余名，不敷坐用。因将弹压等处席棚编列坐号，防范难周，恳请将翻译乡试更定日期。”乡试为典型的封闭式考试，届时贡院内外戒备森严，院中建有明远楼，四隅也有t望楼，人在楼上全闱内外形势悉在目中，可随时稽查士子有无私相往来，及执役人等有无代为传递关通之弊。士子入场后，关闭大门，高墙与外隔绝。围墙上遍铺荆棘，内棘墙高一丈，外棘墙高一丈五。在顺天，顺天府会派巡察御史满汉各六名，及五城兵马司率领兵丁往来巡视；而在各省，督抚派军队于四周各段驻守巡逻，以防干扰与作弊。参加考试的秀才们每人分到一单间考屋，称“号舍”。白天应试晚上睡觉，尽在其中。乡试通常要考三场，每场三天。每场考试中间秀才不得离开“号舍”半步，因此考生要备足干粮浆饮。当然不许随带违禁药品。道光二十年（１８４０）湖南乡试时，有谢增生等两位秀才，偷偷将鸦片烟枪带进了考场，被发现后受到重处。
乡试通过者，称“举人”。举人便获得参加每三年一次在京举行的会试的资格。会试也是三年一考，一般定在每届乡试后的第二年（定制丑、辰、未、戌年）春季。各省举子入京赶考，由国家统一安排发给“举人水脚费”，并由各省提供举子们插有“礼部会试”小黄旗的驿马“公车”，一路迤逦，浩浩荡荡地由卢沟古桥涌进北京。清代会试地点一般设在顺天府贡院。与乡试一样，会试也是考三场，每场三天。淘汰率高达百分之九十以上。会试发榜后，榜上有名者得到“贡士”称号。
会试后，接下来的殿试为等额考试。虽然所有参加殿试的人都将金榜题名，但是，金榜上题名的次序将直接影响每位进士今后官运的走向，同时对自尊也是个挑战。清代殿试排名分三甲，一甲赐“进士及第”，二甲赐“进士出身”，三甲则赐“同进士出身”。曾国藩是道光十八年（１８３８）的进士，殿试成绩不很理想，只排名在第三甲中，也就是说是个“同进士出身”。按例三甲进士不能留京做官，要放外任。当年曾国藩走路子托人，费尽周折才进了翰林院留在了北京。但“同进士出身”始终是他心中的隐疼。后来，他做两江总督时，一次宴客做对子。座中有人出“如夫人”，另一个姓李的应对“同进士”。顿时曾国藩脸色遽变。
清代殿试一般在保和殿举行。试题由皇帝亲出，阅卷大臣尽由一品大学士与六部尚书们组成。嘉、道以前，皇帝有时会亲自升殿监考。殿试毕，按例要举行盛大的传胪典礼。届时，皇帝坐殿，王公大臣们都到位列班，新科进士们也都穿着朝服，头戴三枝九叶冠，列队前往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