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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蜀芹同志回答这位苏联女汉学家说：“我们觉得五十年代的许多东西还是好的，虽然那时也有幼稚和简单的地方。”
女汉学家争辩说：“我不同意说那是幼稚和简单，那是美好的心灵嘛！”
谢谢了。
有一位诗人不断地到饭店看望中国艺术家。他胸前别着不少勋章绶带。他说，他是《 莫斯科—北京 》这首歌的词作者。他把他作词的另一首歌颂中苏友谊的歌曲的复印件（ 上面有歌词的汉译 ）拿给我们。他不断地说：“斯大林！毛泽东！”兴奋异常。
近两年，中苏民间往来有了一些恢复。一些五十年代曾在苏联留学的中国学者、专家，去了苏联，总要到他们曾经就学的母校去看望老师和同学。他们给我讲述过这种返校的场面，夹道欢迎，献花，然后是抱头痛哭。久别重逢，哭那失去的时光，也哭苏中关系的现状。有的苏联朋友边哭边说：还以为今生今世再看不到你们了，听说十年期间把留苏人员全部枪杀了。也有的边哭边问：“为什么我们两国关系坏成了这个样子？”
对于绝大多数苏联老百姓来说，这个问题简直是个谜。
旅舍的一位上了年纪的妇女压低声音问我们：“怎么样？现在我们两国关系好一点了么？”当获得肯定以后，她欣慰地说：“这就好，这就好！”
在第比利斯街头，我们与两位个子高高的、身着深色连衣裙的中年妇女攀谈起来。她们自我介绍说是大学的语言学教授，她们说：“听说中国客人要来，我们都高兴极了，我们就盼着我们的交往能够恢复！”
也有的苏联人向我们提出一些有趣的问题，比如说有人问我（ 同样压低了声音，不知为什么 ）：“你们怎么看待列宁，你们国家有没有列宁的雕像？”我说：“列宁当然是伟大的革命导师，他领导的十月革命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每逢重大节日，天安门广场要悬挂马、恩、列、斯的照片。至于雕像，不多，因为中国的城市雕塑本来就很少。”我本来还想谈一点我对建雕像的看法，但为了尊重苏联人民的感情，便没有多嘴。提问的人听了我的回答，脸上显出既欣慰又纳闷不解的神情。
还有人问，你们现在还读马列著作吗？有的人干脆问，你们是不是还搞社会主义？这样的问题我们听了也许觉得哭笑不得，却反映了一种习以为常、自以为是而又无法自解的逻辑模式，当然，也反映出他们获得的有关中国的信息是多么不翔实。我们告诉他们，中国的大学讲授马列主义课程，国家出版社正在出版自己编译的迄今最新最完全的《 列宁全集 》新版本，我们的宪法规定了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我不知道是我们的回答使他们感到惊奇费解还是他们如此提问使我们费解惊奇。
也有人听到了我们的肯定回答以后表示：“那我就放心了。”
他放心了，我却没有那么放心。就某些老百姓而言，我倒觉得苏联人似乎比中国人更孩子气些。他们是习惯于接受那种简明教科书式的、令人容易放心的非此即彼的推理方式了。他们好像理解不了由大脑皮层日益细密繁复的现代成人为主组成的现今国际社会，解不下（ 读“该不哈”，这是一句陕西方言 ）它的多线、多面、多向、多层次性——也可以说是它的恼人的复杂性。
但是他们的自我感觉大多很好，他们国家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包括空间技术和新式武器。一些五十年代去过苏联的我国同志告诉我，如今苏联的面貌变化很大，人民的衣食住行、文明礼貌都大有提高。
苏联有一个做法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便是一贯重视知识分子。也许苏联政府是世界上最重视知识分子的一个政府。比如说一个作家，在成为苏联作家协会会员后立即可以享受到许多福利待遇乃至供应。我们至今有轻视表演艺术从业者的旧习气，但在苏联，一个名演员具有崇高的社会地位。人民演员、功勋演员、国家奖金获得者这些身份都是极大的荣誉。在我们下榻的俄罗斯饭店的东南方有一幢巨大的尖顶大楼，其规模几乎与莫斯科大学媲美，被称为“艺术之家”。用我国六十年代的名词来说，那是给“三名”“三高”们居住的高级住宅。我们也看到过苏联科学院所属各研究所的办公楼与住宅楼，显然高于平均水平。各地修建的科学宫、艺术宫、文化宫、电影之家，都非常漂亮宏大。文艺家各协会的办公楼与活动场所，恐怕堪称是世界第一。
访苏心潮（11）
我们参加过一个宴会。先是来了加盟共和国的部长、副部长级领导人，自然了，部长同志们都是气宇轩昂，够“份儿”也够“派”的。这时光临了一位诗人，据说诗人的著作翻译成了五种语言（ 按：也不能算很多 ）。按行政级别此诗人本来是隶属于部长同志手下的。但诗人一来，部长、副部长立即退居两侧侍候，甘作绿叶陪衬，由红花诗人突出一番。诗人口若悬河，热情洋溢，挥洒啸傲，旁若无人。喝了两杯以后，拍桌子打板凳，站到椅子上大声疾呼地演说，尽情发挥，如入无人之境。部长并不以为放肆，他只在宴会结束前起立发言
半分钟，表示对诗人百忙中亲临主持宴会、为宴会增色的感谢。
重视、吸引、团结知识分子，是苏联政权得以巩固的一个重要因素，或者说是一个重要经验。真正有学问、有本事的人能得到相当程度的满足，能得到较好的工作条件与生活条件，能得到相当的社会地位，这就使“不同政见者”的活动成不了大气候，不论西方的宣传报道有多么凶。
当然，以我的有限时间和材料，作出这样的判断或嫌太大、太表面、太感想式了。
好也罢，坏也罢，友也罢，敌也罢，牢不可破也罢，亡我之心未死也罢，反正苏联不简单，也不容易。到一九八七年，苏联就该庆祝十月革命七十周年了。七十年来，还没有别的事件像十月革命的影响这样深远。他们硬着头皮、有时候也吹着牛皮，在没有先例而又困难重重、常常是在骂声一片的形势下，硬是搞起了自己的一套，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国家，足以与得天独厚的资本主义头号强国美利坚合众国相抗衡、相争夺、平起平坐。而且他们自认为在领导世界、拯救人类，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志向、“舍我其谁”的全球战略、它也许不太愿意承认的超级大国意识，倒颇与一些美国人相似。我在美国也碰到过一些自我感觉颇佳的朋友，他们热烈地、如数家珍地讨论这个洲那个洲、这个国那个国的事情，似乎都比当地人该国人更了解当地与该国。他们都勇于也“善于”对外国的事情作出“小葱拌豆腐—— 一青（ 清 ）二白”式的判断，并流露出令人吃惊的责任感。
我不知道这是正剧、悲剧，还是喜剧。
《 访苏心潮 》写罢，赞曰：
天道无常，人间沧桑。
成败功过，相因相生；
恩仇敌友，相反相成。
彼美人兮，彼芳邻兮，
此起彼涌，此覆彼倾。
天地为炉，造化为工；
热情如火，大智如风，
岁月如蓬，华年如梦。
青山依旧，浪潮几度；
往事非烟，来日有征。
相见时难，心潮难平；
握手有温，碰杯有声，
似喜似悲，似嘲似颂。
几行涂鸦，噫，难表我衷。
5月20日
早晨五点半离家，六点半抵机场。文化部电影局罗同志等在机场相送。黄导演已来，但等了一小时不见中影发行公司老王的踪迹，大家都着急，海关和边境检查已放行下一班至东京的旅客了。
终于老王来了，原来是该公司汽车司机睡过了觉，幸亏老王人熟，临时从前门饭店要了出租汽车，才总算没有误机。
乘中国民航班机赴莫斯科，飞机型号苏制伊柳辛62，过去来往于乌鲁木齐—北京之间常坐这种飞机。机上服务绝佳，饮料与食品供应都是国际第一流的水平，如奶油是丹麦的而干酪是瑞士的，还有美国人爱喝的汽水7…up。
飞行一小时许便已离开国境进入蒙古人民共和国，再一小时便在苏联境内飞行了。可惜，等听说以后再伏到舷窗上张望——已经错过了贝加尔湖。
飞了八个多小时，北京时间下午四点半，莫斯科时间一点半抵达莫斯科国际机场。本来莫斯科与北京时差是四小时，但苏联已实行夏季时间，全国把钟表向前拨一小时，便缩短了两国首都的时差。
机场候机室屋顶上全是紫红色铜环，显得堂皇而且现代化，但色调较沉闷，机场唯一的一个免税商店货物不多，品种单调，较为寒碜。
我国驻苏使馆高参赞、一秘老张等来接，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汉学家托罗普切夫亦来机场迎接。塔什干电影节接待组的工作人员帮我们领出行李和通过海关。虽如此，入境手续仍极缓慢，一个半小时后始离机场。
下榻于红场东面的俄罗斯饭店，我住233号房间，房间不大，墙上贴着乳白底色、暗褐花纹的塑料壁纸，壁纸图案颇像植物之细胞组织，很别致。地毯系粗毛线织成，经纬分明，使我联想起新疆土布做的马褡子。落地式台灯与案头台灯笨拙巨大，很有体重，式样说不定是沙皇时代的。电视机二十四英寸，但无彩色。卫生间各项设备亦硕大，尤其是淋浴喷头，状如向日葵花盘然。唯一小巧的是木床，床本身没有栏杆，但床边墙上镶有围木，很雅。
推开房间门是公共阳台，这里悬挂着正在参加莫斯科音乐节的各国的国旗，其中有我国的五星红旗。
下午五时去大使馆与使馆同志见面，互道劳乏，使馆宽大美丽，为我国驻外使馆之冠。途经列宁山，看到莫斯科大学，建筑宏伟、庄严、略嫌呆板，高高尖顶托起一个大红星，像是一支伸向天空的古典风格的长矛。回想起我五十年代中期最喜爱的苏联歌曲《 列宁山 》，不禁感慨万千。
回旅馆后，七时多吃晚饭，黑、白面包，球形的黄油，煮牛肉相当硬，奶油煎肉馅饼，吃着实惠，也还对我的口味。唯咖啡实在太差。
饭后冒着小雨在红场散步，克里姆林宫，彩顶大教堂，公爵与米宁的雕像，列宁墓……尽收眼底，虽是初次踏上它的土地，却觉得仿佛旧地重游，这是我早在少年时代便熟知的地方。
5月21日
由于此地纬度太高，莫斯科的夏夜是太短了，晚上十点以后才天黑，而四点以前天又亮了。
到了列宁格勒就该有白夜了。我想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和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 白夜 》来了。
俄罗斯可真奇妙。
冬天呢？相反，可以想象，冬季这里的黑夜是怎样漫长得可怕。
早七点起床，绕旅馆一周，欣赏了莫斯科河上的桥梁与立交桥的风光，旅馆北面的古教堂金碧辉煌，据说圆顶上涂着的是真金。
早饭吃玉米奶糕、果汁、鲜番茄等。
饭后在红场一带照相，并逛了克里姆林宫对面的宏大的百货公司。百货公司是旧俄时期法国人建造的。苏联当局很注意保持红场一带的旧观，不轻易更动这里的建筑格局。
百货公司里的工艺礼品中颇有一些金属材料的浮雕，虽重量大一些，但还都比较耐看耐用，价钱也不贵。丝袜子都较厚，没有香港、西方国家那种透明或半透明丝袜。也许因为这里地处高寒地带，需要穿得厚一些吧？广告画倒是千姿百态，不但有“媚”的而且有相当“性感”的。服装价格昂贵，风雨衣式样很好，每件二百到三百卢布，最好的皮大衣每件五千到七千卢布，就是说，需要人民币一两万块了。电视机倒不贵，二十四英寸彩电五百到六百卢布。
在俄罗斯饭店会客厅闲坐时遇到同样来参加塔什干电影节路经莫斯科的朝鲜同志，他们当中有两位中国话说得很好，与我们热情交谈。一位叫做小金的，幼年生活在沈阳。他对我说他已经九访神州了。就是说，他到中国来过九次。
在会客厅里还见到了日本著名电影演员栗原小卷，她与我们团的老王相识。
下午去地下铁道参观。
下午五点半托罗普采夫来接，出席他的家宴。他的妻子尼娜·勃列夫斯卡娅，亦是在远东研究所工作的汉学家，个子不高，亲切大方，二目有神。女儿叫喀秋莎，九岁，极乖。给我们唱了《 喀秋莎 》并弹了钢琴。
这顿晚饭吃得很愉快。一踏上苏联的土地便已感受到了苏联人民、苏联知识分子的友好情谊。
5月22日
早晨托罗普采夫领来了一位来自里加的拉脱维亚诗人，由于我马上要出发去塔什干，只在饭店大门外与他交谈了十几分钟。他懂得土耳其语，并从而掌握了乌兹别克语，我懂维吾尔语，而把维吾尔语的某些词的前元音改成后元音并调整一些词尾以后，就大致上成为乌兹别克语了。我们用乌兹别克语交谈得十分有趣。他提了一系列问题，其中包括风格、手法的多样性，小民族的文学的地位和前途等，希望我作出回答，在拉脱维亚发表。
八点多钟离开饭店到达另一机场。手续繁多缓慢，一次又一次地验护照、验机票。一位波兰女士一再摊手、摇头，为这里办事缺乏效率而发出无可奈何的叹息。直到十一点才登上了飞机。十一点二十分飞机起动。飞机上供应饮料两次，是酸苹果汁。在飞机上吃了午饭，鸡肉很好吃，不像西方国家那些机械化饲养的鸡松乏无味。甜点则很差，最低档的桃酥之类而已。
莫斯科时间下午四点半，塔什干当地时间六点半（ 仅与北京时间相差一小时 ），到达了塔什干。飞机降落时便看到了机场的欢迎人群，彩旗招展，乌兹别克少女穿着鲜艳的民族服装，挥动花束。她们的连衣裙是用真丝花绸做成的，这种花绸盛行于我国新疆和田地区，称“衣得里斯”绸，所以我看着很亲切。
在机场上举行了载歌载舞的欢迎仪式。长柄唢呐伸向天空呜呜地吹，手鼓与敲鼓砰砰敲响，主客同时跳起舞来，每个客人都得到了一枝鲜花。许多摄影机对准了这盛大的欢迎场面。
半个多小时后抵达乌兹别克斯坦宾馆。宾馆呈凸形，楼窗外有类似窗棂的水泥条块组成的装饰图案，宾馆正面悬挂着巨大的椭圆形电影节会标与电影节口号：“为了和平、社会进步与各国人民的自由”。宾馆门前与进门后的大厅里，挂满了苏联电影的宣传画，是有点气氛了。
为办理住宿手续又等了两个多小时，直到精疲力竭、气都喘不上来之后才得以进入房间洗把脸，这时离开莫斯科俄罗斯饭店已经十三个小时了。天气又热，真是头晕脑胀的一天。
夜晚在宾馆附近散步。街上悬挂着“光荣归于苏共”之类的大幅政治标语，有许多草坪和花坛。在一私人汽车存车处，遇到一位很喜欢说话的鞑靼小伙子，他是夜班看车的，可能正觉得寂寞，见着我们便攀谈起来，滔滔不绝地谈他对国际问题的看法——不出苏联官方宣传的范围。这种类型的小伙子，我在乌鲁木齐、在伊犁见之多矣，热情、卖弄、有时候为谈话而谈话，为表达忠诚与口才而演说，不管听者爱听不爱听。
5月23日
上午九点三十分，集体去列宁广场列宁雕像献花圈。献花圈时，奏起庄严的音乐，来自利比里亚、头戴红色金饰帽子的一位政府部长穆德先生，一面肃立致敬，一面掏出手帕揩去眼角的泪水，然后去无名英雄纪念碑——为纪念卫国战争中的牺牲者而燃起的“圣火”旁献花致敬。
之后，去乌兹别克共和国成就展览馆与艺术宫参观，一些丝织品及地毯花色丰富，有特
色，还有些木板浮雕也很别致，令人难忘。
在展览馆，管理人员向客人们分发俄语、英语的说明书，我想要一份乌兹别克语的说明书，他们找了半天。我说没有就算了，他们说肯定有，希望我多等一会儿。十分钟后，他们告诉我，没有了。
午饭分“两套节目”，食者任选。一种是西餐，一种是中亚型的。后者包括馕和羊肉包子，羊肉馅里有孜然（ 一种调味品，我国新疆居民极喜用 ），吃起来如回到了新疆。下午六点出发，登主席台，参加电影节的开幕式。奏苏联国歌与乌兹别克国歌，各国女演员为电影节升起会旗，加上几个讲话，共半小时。半小时后各就各位，又等了一会儿，在热烈掌声中当地领导人们姗姗来迟，拉幕，演出开始。
第一个节目，男孩子击鼓，女低音诵唱乌兹别克民歌旋律，很像清真寺里伊玛目们诵《 可兰经 》。民族舞蹈，天幕上出现了巨大的椭圆形电影节会标，然后垂下一白色银幕，分五个画面同时放映历届塔什干电影节的盛况。
其后节目各式各样，有传统的“民族大团结”歌舞，各族服装的演员分别跳几下本民族的舞蹈，然后一起共同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