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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出了十多部诗集。他现在在科学院的文学研究所工作。他的妻子善良温厚，有点发福，口里镶着几颗金牙，不论是语言声调、动作、形体，与我在新疆常常接触的维吾尔女人无异。
同桌就餐的还有一位年轻人，他说：“我是为了看一看中国人才来的，我没有见过中国人，我很好奇。”他说，他的印象是“中国人都是一些好人，是和我们一样的人”。
导演黄蜀芹同志和苏方工作人员嘎丽娜也都在座。嘎丽娜即席发表了热情亲切的讲话。嘎丽娜说：“这次本来是委派另一位年轻同志来担任中国代表团的联络翻译工作的，后来因为他家里有人生病，临时换了我。开始时我有顾虑，我能胜任这样的工作吗？和中国人打交道会是容易的吗？我怀着忐忑的心情开始了这一工作。经过几天相处，我感到中国代表团是最有文化、懂礼貌、守时刻、守纪律的，他们当中有的人精通俄语，而他们的团长又会乌兹别克语，需要我做的事很少。当我把这一情况讲给旁边的翻译联络人员听的时候，他们都说我是一个幸福的人。”
我们感谢嘎丽娜的热情友好的话。
5月31日
上午在艺术宫看伏龙芝制片厂拍摄的《 狼穴 》，宽银幕，上下集，描写一个犯罪集团的覆灭和一个失足者的得以挽救。导演叫做谢米施·巴洛德，他曾经导演过钦吉斯·艾特玛托夫原著的《 白轮船 》。谢米施·巴洛德的妻子阿衣吐尔安在《 狼穴 》这部影片里饰演女主角。她是维吾尔族母亲、吉尔吉斯族父亲的混血儿，出生于我国新疆伊宁市。这样，我们至少是半个老乡了。
电影放映时，坐在我左侧的是阿衣吐尔安的母亲和她的女友。这位中年妇女告诉我说，她不久前曾回过中国，在新疆探亲后还到苏州、杭州等地旅游，她的中国之行是非常愉快的。
《 狼穴 》放映中，阿衣吐尔安坐在我右侧，一字不落地把影片的全部俄语对白译成了维吾尔语，使我对影片有了很好的理解，其情可感。
下午放映《 青春万岁 》。马立克·克尤莫夫陪同中国电影代表团上台与观众见面，接受了献花。演出中，不时听到观众的会意的笑声。演出后，掌声很热烈。
晚上看了一部古巴喜剧片《 鸟要飞 》，轻松愉快，粉饰太平，不乏小噱头。
夜十一点去乌兹别克电影制片厂参加该厂的招待会。一进门是一个长长的葡萄架，周围是自来水喷雾器。塔什干这些日子本已是干热异常的，但是在这葡萄架下马上觉到了潮润清爽，似是到了一个清凉世界。
招待会上吃了富有中亚风味的串烤羊肉。烤羊肉的又香又辣令人馋涎欲滴的青烟在天空袅袅上升。来宾们对串烤羊肉十分感兴趣，有时服务员刚把盛着烤羊肉的盘子端到半路上，就被周围的客人截去，有几个“边远”桌子上的客人，竟未能吃上如此美味。
有三个乌兹别克女演员，身着长裙，肩披长发，哑声歌唱，电吉他伴奏，她们的动作是百老汇式的。然后人们纷纷起舞——迪斯科（ 香港译作“的士高” ）。这使我想起了旅美时的一些场面。“的士高”确是突破了东西方之间屏障，风靡于全球，这倒也有趣。
6月1日
上午九点三十分，中国电影代表团依例举行记者招待会，记者提问很踊跃也很礼貌。他们问《 青春万岁 》影片中反映中苏人民的友好的一些场面是否小说原有的，我们给予了肯定的答复。他们问中国的电影生产情况。他们还问对塔什干电影节的口号的看法。我回答说，电影节活动有助于各国电影工作者的艺术交流，能够增强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至于维护世界和平，是一个重要的却也是艰巨复杂的任务，它需要多方面的努力。
记者们还询问了在中国放映外国电影的情况和我们参加这次电影节的感想，我们都一一作了回答。
按照电影节的安排，每个代表团在其主要影片放映后举行记者招待会，只有十五分钟时间。但电影节新闻中心的组织工作人员一上来就告诉我们不要受时间限制，结果记者招待会进行了四十多分钟。会后，我与黄蜀芹分别接受了科威特驻苏记者与苏联《 电影画报 》的个别采访。
后来苏联《 消息报 》以显著版面发表了我们的记者招待会的消息。谈到电影生产情况时，《 消息报 》说，中国是一个“电影大国”。
之后，我们分别与电影节主席阿卜都拉耶夫与全苏电影委员会副主任会见。阿卜都拉耶夫用乌兹别克语问我能不能把我们参加电影节的见闻报道给中国人民。我回答说：“当然，这正是我的工作。我回国后要写一系列的文章报道我们的访苏之行。”我还说：“我们比赛吧，看谁能更快更多更好地报道对方的情况。”主客听了都笑了。
下午去电影市场巡礼式地看了塔吉克、秘鲁、列宁格勒等地出产的几部电影。其中苏联电影《 安娜·巴甫洛娃 》是描写芭蕾舞《 天鹅之死 》问世经过的。
苏联电影看多了似略嫌沉闷，节奏慢，教育性比较“露”，似乎也有某种套子。但他们拍片子很注意画面美，表明导演与摄影都极认真，可称一丝不苟。
晚上没去看电影，饭后喝了一瓶啤酒，然后到宾馆对面的街头公园散步。
6月2日
上午出席发奖会。本来塔什干电影节是不设奖的，但是仍由苏联及乌兹别克的一些文化社会团体给参加电影节的部分影片发纪念奖。《 青春万岁 》是由乌兹别克读书爱好者协会授的奖，奖品包括一个奖瓶、一个奖状、一部影印的纳瓦依诗集。我不知道他们发这个奖之前是否“研究”过中国电影代表团的成员的情况，反正纳瓦依对于我来说是熟悉的。去年我发表的系列小说《 在伊犁 》的第一篇《 哦，穆罕默德·阿麦德 》以及今年发表的中篇小说《 鹰谷 》里，就写了好几行有关纳瓦依的事情。
下午到塔什干旧城与自由市场参观。相对来说，旧城尘土飞扬，不无破破烂烂之感。但自由市场的售物者们，都对我们十分友好。当得知我们来自中国时，一位妇女还挑选了一些腌制得极佳的酸黄瓜赠送给我们。
下午五点，举行电影节闭幕式。先让各国代表团团长坐到了主席台的两侧，然后等待苏方“首长”入席，一直等得早已超过了预定的开会时间。莫斯科来的著名老导演格拉西莫夫本来坐在后排，被动员到前排坐到首长席去。刚坐下，又被叫到侧幕，原来是要和其他首长一起在大幕拉开后再气宇轩昂地入席。最后，超出预定时间十四分钟才宣布开会。
晚上在乌兹别克的部长会议大厦由该加盟共和国政府举行招待会。同桌有两位黑人女士，一个是塞内加尔的女部长，一个是肯尼亚的电影制片人。同桌的还有个子高高的伊拉克影片《 大问题 》的导演。大家交谈甚欢。
助兴的节目中有一个舞蹈，主要突出表现演员腹部的灵活运动。在一部埃及电影里的宫廷生活画面上我似乎看到过这种舞蹈。来宾中有几个热情者自动下场为之伴舞，引起一片欢笑。
6月3日
凌晨三点半响起了催起床的电话铃声。往常，这时候才刚刚睡下呢。
别了，电影节！别了，塔什干！
你给我留下的印象是热烈的、美好的、却也是有几分大轰大嗡甚至是呆板的。你的人民和文化对于我来说是非常亲切的。我祝你更加美丽，更加繁荣！
四点钟从宾馆出发，睡眼惺忪地到了机场。六点起飞，三个小时后，当地时间七点到达了格鲁吉亚加盟共和国的首都第比利斯。同机去第比利斯访问的还有美国墨西哥人制片团体的三个人与利比里亚的新闻部长、作家协会主席穆德先生。陪同去的是英语翻译、《 苏维埃穆斯林 》杂志的编辑娜塔丽娅·谢尔盖耶夫娜，人们叫她娜塔莎。
抵达第比利斯的时候，格鲁吉亚电影艺术委员会的一位副部长前来机场迎接（ 苏联的电影艺术委员会是政府的一个部，与文化部等部门平行 ），然后驱车到库拉河畔的艾维丽亚旅舍。旅舍门口是一个大喷水池，方形喷水池后面是格鲁吉亚的“红场”——举行集会检阅的地方，检阅台后面是一剧院。
早饭后稍事休息，在房间里欣赏了山城第比利斯的景色，红房绿树，古寺（ 教堂 ）新楼，还有许多既富民族特点又有现代感的壁画，很有特色。
十二点，大家乘车去浏览市容。在一个山头上看到了一个改为剧院的古代教堂，教堂是巨石筑成的，令人发思古之幽情。教堂前矗立着一座骑士雕像，传说是此城市的缔造者瓦萨利。瓦萨利在公元六世纪打猎来到此处，发现这里的河水是温暖的，便开始在这里开发建设，距今已一千四百余年矣。
高山上有一座女神雕像，便是此城的守护神爱维丽亚。我们住的旅馆便是以她命名的。
经过了一个体育场，一九七六年建成的，能容纳观众十万人。
后来又经过了一个赛狗场，完全是苏联电影《 白比姆黑耳朵 》上的场面。狗的主人们牵着自己的爱犬遛圈，并出示各种证件，由一群专家审查，合格的发给优良犬种证明书和狗牌。阳光灿烂，赛狗的事进行得严肃认真、一丝不苟，与西方的那种赌博赛狗的大喊大叫不同（ 西方是赛哪只狗跑得快 ）。
三点钟吃午饭，副部长在吃饭的时候讲了许多热情好客的话。
格鲁吉亚的语言文字很特别，而且字母没有斯拉夫化，这引起了我的注意（ 苏联中亚各加盟共和国的文字都与俄文字母靠拢，例如在塔什干，已经没有人懂那种从右向左横写的老文字 ）。当我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副部长回答说格鲁吉亚语不属于任何语族语系，是独特的一种。从语言学的观点人们尽可以对这种回答持怀疑态度，但他的回答却反映了极强的民族主义精神。
下午与代表团其他同志共同在街头散步。经过政府大厦，来到了一位雕塑家的个人作品展销会。他是一位年轻的雕塑家，他的取材多是格鲁吉亚的民间歌舞与杂技，所塑人物人体细小，四肢修长，弯曲缠绕，构成各种几何图形。有的像我国的“飞天”造型，有的像英国现代雕塑大师亨利·摩尔的多圆孔的雕塑，有的像现代派绘画。看来，他的雕塑是努力把抽象与具体，古代、现代、民族、民间、先锋派结合起来。
参观后我们应邀在他的留言簿上签了名，并与他交谈。他说，他是“自由职业者”，靠出卖作品为生，他的一切时间由他自由支配。但他是美协会员，参加美协的一些活动，并在美协支持下展览和出售他的作品。我的印象是，他这样的艺术工作者属于“个体户”，而参加美协的意义在于领取到了“营业执照”。
这个小小的展览会对面是一个教堂，教堂内悬挂着五颜六色的圣母与耶稣圣像，教堂顶上也是彩色圣像。信徒们一进教堂，先买蜡烛，再把蜡烛插放到自己认为最灵的圣像前，如我国佛教徒的奉香。这里的烛火很旺，与莫斯科大大不同。莫斯科的教堂差不多都已改成博物馆了。
第比利斯的街道很有意思，各种商店似乎比莫斯科与塔什干更亲切、更富于生活气息，不像莫斯科与塔什干那样挺胸腆肚、神气活现。街道两旁既有阔叶树，也有针叶树；既有温热地带的芭蕉，也有凉寒地带的雪松；既有美丽辉煌的新建筑，也有潮臊味扑鼻的小巷。小巷臊味之浓最初竟使我怀疑这里颇有喜欢随地便溺者，后来才悟到，这恐怕是各种名犬爱犬的有失检点所致。
晚饭时黄导演向美国洛杉矶的独立制片人比甫提出了许多关于美国电影教育的问题，一直由我充任翻译，当然，这是使我非常得意的一件事。虽然我的英语很差，但遇到黄导演和比甫交谈这样的情况，竟能一显身手，基本上完成了翻译任务，这是我自己也喜出望外的事情。我怕的是遇到真正懂中文的讲英语者，那我就会被镇住而噤若寒蝉了。
6月4日
早晨先乘缆车至第比利斯最高峰，游斯大林中央公园。这是我到苏联后第一次见到以斯大林命名的公共场所。
在高峰上，我们欣赏了第比利斯全城的美妙风光，也消受了山顶公园新鲜纯净清凉的空气，令人觉得常到这里来定能使人益寿延年。它一再使我想起登枇杷山欣赏我国的山城重庆。
后来参观了格鲁吉亚电影制片厂并观看了卡通片《 霍乱 》《 客人 》与短故事片《 工间休息 》《 婚礼 》与《 蝴蝶 》。
《 婚礼 》这部片子写一个青年追求一位在地铁邂逅的姑娘，最后却看到了姑娘的婚礼——当然是与别人结婚。喜剧笑料中流露着一种忧伤，颇有卓别林之风。《 蝴蝶 》写一个姑娘在田野上追逐蝴蝶，完全是一首散文诗。
下午四点在旅馆最高层参加盛大宴会。宴会由一位著名诗人、电影厂厂长主持（ 可惜我没有记下他的名字 ）。他个子高高的，穿着一身似是劳动布的相当紧身的衣服，声音劈劈拉拉。他讲了许多话，每次都先用英语喊一声“女士们，先生们！”讲着讲着他站到了椅子上，手臂动作也非常之大。娜塔莎一直文静地、不慌不忙地、含笑地把他的话译成英语，神态与他形成鲜明的对比。太难为娜塔莎了，诗人厂长干脆没有给她留下吃饭的时间。
诗人厂长敬酒的时候特别称颂了中国的古老文化，并强调苏中两国建立睦邻关系的重要性。后来讲着讲着又讲起一个又一个“荤荤”的笑话来，使娜塔莎涨红了脸，最后无法译下去。
参加宴会的有共和国电影部长与副部长。部长直到最后才发表了简短讲话，对诗人在百忙中前来主持宴会表示感谢。
一直吃到七点。七点半出发去电影院与观众见面。《 青春万岁 》即将在这个城市上映了，海报已经贴出。观众对中国电影代表团的反应是十分热烈的。看来，不论走到什么地方，人民并没有忘记五十年代的中苏人民之间的友谊。我学会了一句格鲁吉亚话：“马德洛普特”——谢谢。当然，这句话也为我的简短讲话博得了更多的鼓掌。
与观众见面后又由影院方面招待，吃、喝、唱、跳舞，肚子实在吃不消了。
6月5日
早晨散步很远，走过一些石头铺的路，很有情趣。这里的气候比塔什干要清爽、舒适得多。街上还很安静，只有面包房和报刊亭前排着长队，站立着需要精神食粮也需要物质食粮的人们。在一处看到一尊捷尔任斯基的雕像。
十二点去葡萄酒厂，由当地的一位区委书记出面招待客人，又是一次长宴，一直吃到黄昏，又唱又跳。
中途经过了一个六世纪时的古堡，保存得还不错，可以看到古老的屋顶宗教画。
6月6日
上午先去参观自由市场，有鲜花、蔬菜、腌菜、肉类等，很干净。牛肉每公斤五到六卢布，羊肉十卢布，收拾好了的乳猪，每只五十到六十卢布（ 苏联官方比价，每卢布约折合一点二三美元 ），实在是够贵的。
下午进山，又经过了一古堡，一教堂。来宾们邀请教堂神甫一起照了相。
在一山中饭店吃饭。陪同吃饭的是住在此山的前摔跤冠军，倒是富有山民的古朴剽悍的劲儿。
回想五日、六日两天，似乎中心活动便是一天吃一顿长饭。在感谢东道主的热情款待的同时却又微觉怅然，甚至觉得吃得很疲劳。我们曾表示希望有机会欣赏一下当地的戏剧或歌舞演出，主人未置可否，看来是不可能的了。
但对第比利斯的访问仍然是难忘的。她惊人的美丽，古朴而又更多一些随意和人情味。离这个城不远便是哥里城，而哥里是斯大林的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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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7日
早晨五点半即醒。看来我还是未能完全适应这种匆匆的旅行生活。六点五十分出发，到机场等候良久。候机室又热又臭，因为厕所坏了。娜塔莎前来送行，她含着泪水离开了我们。她的继父是乌兹别克人，她也会讲乌兹别克语，我们常常个别交谈。九点十分飞机起飞，我们乘坐的是图…154型飞机。飞行途中服务员只送过一次果汁，果汁品质低劣。但据说飞机票十分低廉，从第比利斯到莫斯科，飞行两个半小时，只收三十七卢布，折合自由市场的羊肉，还买不到四公斤呢。
莫斯科时间十点半左右抵达莫斯科。一位戴眼镜的女工作人员来接，她走路、说话、办事之快，使我想起了一九八○年访问联邦德国时碰到的一些当地导游人员来。
下午逛市场、红场。莫斯科河畔有许多闹中求静的钓鱼的老头儿。
晚大雨，我们到“特殊餐厅”各要了一个冰激凌，目的是为了听那里的音乐。四个女性，一提琴，一吉他，一打击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