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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评传-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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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顺口陷落后,日本终于腾出了手,并扩编了第五军,与第三军一起北上参加奉天战役。1905年2月,日军在沙河一线共集结了五个军二十七万兵力,俄军则集结了三个军团二十九万三千兵力;2月18日,决战开始,日军以第三、第五两军分别向俄军两翼迂回,第一、二、四军从正面发起进攻;由于俄军统帅库罗巴特金对日军主攻方向判断错误,对预备队使用不当,造成俄军节节败退,并于3月9日全线北撤。10日,日军占领奉天,此后又相继攻占铁岭、开原、昌图,俄军则退守四平一线。此役日军伤亡七万一千人,俄军伤亡、被俘八万九千人。
  在海上,当太平洋舰队被封锁于旅顺港内时,俄国抽调了波罗的海舰队的主力编成太平洋第二、第三两支分舰队,分别由好望角和苏伊士运河驶往远东增援。1905年5月5日,两支分舰队在越南海面会合;27日,当两支分舰队的三十八艘军舰通过对马海峡时,遭到占据数量优势的日本舰队(九十九艘)的截击。经过一昼夜的激战之后,俄军惨败,日军大胜;俄舰被击沉十九艘,被俘五艘,其余或触礁,或逃逸到中立国港口,只有三艘突围抵达海参崴,俄军伤亡五千余人,被俘六千余人,而日本只损失了三艘鱼雷舰,伤亡七百多人。
 
送“高帽”的学问 一(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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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马海战后,日本取得了制海权,6月下旬,日军于元山登陆,北上攻占了会宁;7月,日军第十三师在库页岛登陆,8月1日,俄守军投降。至此,日俄军事行动结束。俄国在远东丧失制海权后,已无直接打击日本本土的能力,尽管其陆上作战能力尚有很大余地,但因国内爆发“二月革命”,也难以继续对日作战。日本虽取得了重大军事胜利,但后备资源和财政也已陷入困境。因而在美国调停下,日、俄在美国的朴次茅斯坐下来谈判议和,并于9月5日签订了《朴次茅斯和约》。清廷在俄日和谈期间,于7月6日由外务部照会美、日、俄三国驻华使节,声明日俄和议条款内倘有牵涉中国事件,未经与中国商定者,一概不予承认。这一着在外交上很重要,承认了就永远失去了,不承认固然暂时收不回来,但将来国力恢复或强盛时还可以收回。大清国糊里糊涂地丢失了大片国土之后,总算吸取了教训。而后来丢失的大片国土,就是后来的糊涂者的责任了。
  和约实际上是两个强盗之间的私相授受,背着主权国家对东北权益进行的再分配。和约有正约十五条,附约二条,主要内容是:
  (1)俄国承认日本在朝鲜的政治、军事、经济方面均享有特殊的利益。日本在朝鲜的活动,俄国不得阻挠与干涉。
  (2)双方约定,除辽东半岛租借地外,现被两国军队占领及管理的东北全部交还中国,由中国接收施行政务;俄国在东北的权益,凡违背机会均等主义者,一律取消。
  (3)俄国将旅顺口、大连湾及其附近领土、领水之租界权,以及界内的一切设施财产,转让给日本。
  (4)俄国将宽城子(即长春)以南至旅顺口的铁路及一切支线,连同附属财产、煤矿,无偿转让给日本。
  (5)俄国将库页岛自北纬50度以南及附近一切岛屿永久让与日本。
  (6)俄国准许日本在日本海、鄂霍次克海、白令海的俄属沿岸一带经营渔业。
  (7)两国在中国东北之军队,除远东租借地外,限于十八个月内一律撤退;撤兵以后,两国皆可置守备兵保护在东北的铁路,守备兵数,每公里不得超过十五人。
  权益瓜分完毕后,日本回过头来与清廷签订了《会议东三省事宜善后条约》(1905年12月22日),在这个条约中,在获得清廷对日本在《朴次茅斯和约》中从俄国手中接收的全部权益的“概行允诺”外,清廷还允诺在奉天省之凤凰城、辽阳、新民屯、铁岭、通江子、法库门;吉林省之宽城子(长春)、吉林省城(即吉林市)、哈尔滨、宁古塔、珲春、三姓;黑龙江省之齐齐哈尔、海拉尔、瑷珲、满洲里等十六个城镇自行“开埠通商”。此外清廷还“允许由安东县至奉天省城所筑造之行军铁路,仍由日本政府继续经营,改为转运各国工商货物”,并与朝鲜的京义(汉城至新义州)铁路相连15。
  清廷此时正处于与日本关系最为热络的时期。能够借助日本的力量收回东北全境,付出的代价不过是原来出让给俄国的权益,在清廷看来,应该是相当合算的。至于开放通商,本来就是清廷防止瓜分独占的基本策略,自然没有什么可反对的。笔者最初读近代史的时候,总纳闷清廷和李鸿章、袁世凯怎么那么窝囊,国家为何那样屈辱,后来才渐渐明白,这就是弱国尤其是战败国的命运,屈辱吧?没错,但无可奈何,今日的伊拉克不也还是如此吗?在国际政治中,败仗是千万不能打的。
  奇怪的反倒是,日本付出了几十万将士伤亡的代价,却为何没有乘着胜势捞取更多的权益?或者干脆和俄国作一番交易,瓜分已处于两国占领下的东北?它们要是这样做了,中国当时是既没有能力,也没有办法与之对抗的。大清国这就不得不感谢山姆大叔的“门户开放,机会均等”政策了。原来,日俄战争爆发后,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即训令美驻中、日、俄公使,请日俄尊重中国的中立与行政完整,限制作战区域。2月20日,海约翰国务卿再次向各国发出通牒,要求尊重中国的中立与行政完整。美国总统罗斯福1905年4月出面调解时,劝告日俄直接谈判,并要求日本维持满洲门户开放,并交还给中国。日本表示接受并于5月25日对美正式声明,开放满洲,交还中国16。日本为了拉美国站在自己一边,除以门户开放的许诺讨好美国外,在美国铁路大王哈里曼来东京为其环球铁路计划游说时,日本首相桂太郎对他的计划(其中一段要在东北修筑)也是满口应承,并与哈里曼签署了造路的备忘录。1905年7月,桂太郎与美国陆军部长塔夫脱达成一项谅解(会谈觉书),主要内容为美不反对日本合并朝鲜,而日本则对菲律宾不图侵占,美日共同维持远东和平。这样,在罗斯福总统任内,美国实际上是英日同盟中的秘密成员,因而美国在战争中与英国一样,表?
 
送“高帽”的学问 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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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既是以反对俄国独吞东北,维护“门户开放”原则的名义打的这场战争,自己又已打的筋疲力尽,没有余力与山姆再搞对抗,所以就行韬晦之计,暂时掩藏起自己的野心,休养生息,以待来日。但日本政府很快就暴露出独霸南满的意图,在东北建铁路的备忘录被宣布无效,哈里曼的计划也就此泡汤,日美之间由此生出了嫌隙,而这也就成为美国日后干涉“二十一条”,美日交恶,乃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与中国结盟打击日本的的远因。
  1907年7月,日本又与俄国签订了《日俄协定》,其中的秘密条款就是日俄瓜分东北权益的规定,在这个交易中,日本在承认俄国在北满的一切特权外,并承认俄国在外蒙古的特殊利益;而沙俄则在对应承认日本在南满的一切特权外,也承认了日本与朝鲜间依现行条约为基础的共同政治关系,即在实际上承认了朝鲜为日本的保护国17。通过这个协定,日本初步实现了其大陆政策的核心计划,即控制朝鲜、中国东北等对其至关重要的所谓“利益线”,当然北满还在俄国人手里,但日本人有这个耐心,东北早晚要全部拿过来,这就是日后“二十一条”、“九·一八事变”的起因。
  但在日俄战争前后,中日关系却处在“蜜月时期”,用日本人的话来说,是“日中亲善达到了最顶点18”。日本为了与俄国对抗,在庚子事变和日俄战争期间开始极力拉拢中国。日本摆出一副“亲善”的面孔,见了中国人就大谈东方民族要携起手来,对抗西方的侵略;日本还积极参与中国的变法改革运动,处处表现出很热心,很想帮助中国富强起来的样子,一时还真是迷惑了不少中国人。当时日本参谋本部先后派出许多高级将领,到中国游说,劝诱中国大量聘用日本顾问和教习,派遣武备学生赴日本军校留学深造,为此,还专门开设了“振武学校”、“成城学校”,作为中国学生进入日本士官学校的预科。当袁世凯推行北洋新政时,日本更是全面配合。1902年日本参谋本部次长田村专程到保定造访袁世凯,接洽“中日军事合作”问题。同年10月,日军参谋总长大山岩对应聘前往中国的军官发布了特别的训示,要他们“努力工作”,在中国上层“以实力培植亲日势力”,强调这是日本“对华政策的百年大计19”。很显然,日本这一系列做法本身有着很深的用意,目的是在中国统治阶层内部培植起一个“亲日派”,作为日本将来侵略中国的工具。
  日本这一套可能使缺乏国际政治、外交斗争经验的人上当,但肯定糊弄不住袁世凯,在朝鲜时,文的武的,他与日本人打了十多年交道,对鬼子的居心摸得透呢。那么怎样解释北洋反而是当时聘用日本人最多,向日本派出的武备学生最多,与日本人搞军事合作最紧密,与日本军事顾问交往最深的地方呢?
  首先,联络、依靠日本,实在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中国只能以更为先进的列强为师,不管人家是否打过自己,也只能向比自己更强的国家学习,才有可能摆脱积弱积贫,受人欺侮的现状。
  其次,中国需要其他列强出头抵制俄国的侵略,这种侵略已经严重威胁到了国家领土的完整和生存。中国既没有力量抵御,只能采用“以夷制夷”的老法子。尽管日本的意图也是侵略,但它的实际威胁在将来,而俄国的威胁近在目前。
  再次,日本确实有的可学。甲午之前,日本在中国人心目中还不过是个化外蛮夷的蕞尔小国;但甲午之战居然打的大清国丢盔卸甲,溃不成军。更让国人吃惊和佩服的是,它居然打败了拥有世界上最庞大陆海军的北方巨人——沙俄。日本通过明治维新,短短几十年时间,就从一个比大清更弱、命运也相同的小国崛起为东亚强国,与西方列强平起平坐,确实给了中国人启示与希望。更何况,这个日本在大清国患难之际频频招手微笑,主动出头摆平俄国,不顾《辛丑条约》禁运军火的条款,大批出售武器弹药给中国呢。而且袁世凯和当时朝廷的大员都认识到,日本经验更切合中国的实际,所以庚子年后“近学日本”成为一时的风气。况且,聘日本人,到日本留学要便宜很多,在当时那种财政拮据的情况下,这也是必须要考虑的因素呢。据统计,1904年初,中国留日学生总数不过一千三百余人,其中武科学生二百余人;而到了1907年初,留日学生人数激增至一万七千八百六十余人,三年之中,增加了十几倍20;东洋之风,可谓劲矣。
  袁世凯对日本存有根深蒂固的不信任,但却不肯不利用日本的这笔教育资源。他历来重视军事人材的培养,当然不会放弃机会。1902年3月,袁从武卫右军的随营学堂中选派了五十五名学生赴日留学,1907年又陆续派出了近百名武备留学生,以培养“高级将材”。这些人学成回国后,大都受到重用,担任了高级军职。较著名的有:孙传芳、卢香亭、杨文楷、周荫人、吴光新、卢金山、潘矩楹、张树元、刘询、贾德耀、周文炳、李成霖、孙国英、王金钰、徐树铮、唐之道、姜登选、陈文运、曲同丰、傅良佐、毛继成、廖宇春等。袁还在保定武备学堂附设了留学预备班,蒋介石、张群等就是经由这个预备班进入日本士官学校的。袁世凯在编练、扩建北洋新军时大量聘用日本军官,全盘引入日本军事教学与训练方法的做法,还在于他认为日本陆军师从德国,而北洋新军从小站起就是由德国教官(庚子年才因到期解聘)训练的,因而改行日法,在实际上仍与原来的训练一脉相承,不至于杆格癥牾。
 
送“高帽”的学问 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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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袁世凯乃至清廷在新政和日俄战争期间的所谓“亲日”倾向,实际上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式的策略性选择,同时也不乏相互利用的成分。譬如,中国在日俄战争中采取的是一种带有倾向性的“局外中立”政策,不仅暗中替日本收集东北俄占区的军事情报,而且默许甚至授意东北的胡匪和马贼与日本人合作,破坏俄军补给,扰乱俄军后方,袭击俄军守备部队等等。后来的“东北王”张作霖张大帅,就是由此崛起的呢。在某些重要战役中,马贼甚至起到了关键作用。
  甲辰日俄战争中,日军在辽阳南首山一役遭俄军抗击,屡攻不下,伤亡惨重,结果利用冯麟阁、金万福所部骑匪数千人组成了所谓“忠义军”(当时人称为花膀子队),从辽河以西挺进,抄袭首山的右侧背。俄军出于不意,放弃首山,向北败退。日军乘胜长驱北上,俄军一败涂地,不可收拾,日俄战争胜负之局,由此也就决定了。冯、金两匪部,帮助日本袭击俄军,使首山战役转败为胜,因而决定了整个战局,对日本来说这是很大的一功。日本军事当局奏明天皇奖赏他们两人宝星勋章,并电请清政府将这两个匪首收编重用。不久,金、冯两人就被清政府擢用为奉天省巡防营统领和帮统。21
  说到清廷这一时期与日本人的合作,我们可以通过袁同两名日本顾问的关系略作透视。这两名顾问,一是日本驻华武官青木宣纯,一是上一章已经提到过的坂西利八郎。
  青木宣纯(1859—1923),日本宫崎县人,出身于武士家庭。据说青木自幼爱读《三国志》,后来对中国发生兴趣也是受到此书的影响。青木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后来进入参谋本部,热心钻研中国问题,不久后被派往广州刺探中国内地的情报。青木以极大的毅力学习中国语言,据说能说一口流利的北京官话和广东话,是日本军部中第一个“中国通”。他先后在广州、北京居住了七年,搜集了大量情报,随后被派往比利时留学军事。甲午战争前被调回参谋本部,专门研究对中国的作战,并以第一军参谋身份随军出征中国。战后,青木从1897年起长期任职于日本驻北京公使馆,袁世凯在山东编练新军时,青木曾受聘担任顾问,由此与袁搭上了关系,青木工作努力、认真,深受袁世凯的信任。
  1903年10月,青木“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到达天津,会见了当时的直隶总督袁世凯,说明日本开战意图及刺探俄国战备的谍报任务,与扰乱其后方的重要性,请求中国合作22。”青木的这一要求出自日本军部对俄作战的计划:
  当时参谋本部大山岩任总长,儿玉源太郎任次长,福岛安正任作战部长。儿玉参谋次长鉴于时局紧迫,欲求增进日、清之间的亲密关系,并在日、俄开战之时实现下列重大任务:
  一、日、清协作组织刺探敌情的谍报机关;
  二、不断破坏敌军背后之交通线;
  三、利用马贼集团威胁敌军之侧翼。23
  庚子事变后,袁世凯曾再次邀请青木出任北洋的军事顾问,青木推荐立花小一郎代替自己,而于1902年返国。为了找一个袁世凯信任和熟悉的人,游说中国合作对付俄国,儿玉次长亲自登门拜访,动员青木前往天津从事这项秘密使命。
  青木抵天津后会见袁世凯,共同就谍报协作问题及动用马贼等问题进行协商,袁慷慨应允。对有关谍报协作问题,袁表示已向旅顺、满洲一带派出谍报侦察人员数十名,今后每次情报均会及时提供给日方。对动用马贼集团问题,袁表示只要在直隶省界以外便予同意,并可秘密给予援助。此后,凡各地谍报人员每日传递总督府的情报,袁立即出示给顾问坂西少佐,坂西译成日文后,送交当时天津驻屯军司令官仙波少将,用电报发往日本大本营。24
  当时日本在中国派驻了许多特务机关(对外称作“军事使节团”),专门从事谍报破坏活动,“青木机关”、“坂西机关”是其中最为著名的。
  从《土肥原密录》中的材料看,袁世凯早在战争爆发前一年就知道了日本不惜一战的决心,并且暗中与日本军方进行了密切的合作。“袁世凯为了协助青木的工作,把自己的部下段芝贵、吴佩孚派到了青木身边。众所周知,吴佩孚以后的发迹,是由于先与青木,继与坂西及土肥原等日本方面的代表人物长久保持着密切关系有关25。”日俄战争爆发后,青木在袁世凯的支持和配合下,出色地完成了敌后作战任务,并于1904年被晋升为少将。此后青木长期担任驻华武官,1913年晋升为中将。民国时期,因为袁世凯“亲英美,疏日本”的政策及在“二十一条”问题上不与日本合作,青木曾一度被军部派往上海,与积极联络日本倒袁的孙文,研究如何推翻袁世凯的活动,后因袁世凯死去而中辍26。
 
送“高帽”的学问 二(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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