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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自己对母亲的爱是一种自觉而长久的强烈情感。
但是现在，狂热的爱情占据了我的身心，一种新的力量点燃了我的灵魂，照亮了我的思想和身体。一个年轻士兵和一个红十字护士之间的爱情是否是混合了朦胧爱意的同志情谊呢？
我最后还是归队了。因为我的归来，部队还举行了庆祝会。库茨克说，他没有料到我会这么成功，所以他强烈要求霍夫的军事司令官为我颁发铁十字勋章。现在，他想在众人面前宣读那段引用的评语——“在受伤以后，他还将其他受伤的伙伴拖到雪沟里隐蔽起来，尽管流了很多的血，他还是冲在前面，是最先攻进村庄的勇士之一。”
台下一片欢呼和鼓掌声，人们在期待着我发表一段演说。我还记得将战场上受伤的战友拖到隐蔽的雪沟，不过，我在好不容易接近村庄边缘时就昏过去了，然后我只记得被装上那架装载着其他伤员和死者的马车。我有什么可说的呢？
当初一道上战场的120人的队伍，只有不到40人现在还坐在台下，但是，我们没有一个人撤退或者退让。我们消灭了试图攻占布雷斯劳的苏军，依靠便携式火箭筒击退了64辆敌人的坦克。这是很了不起的战果，要知道这种便携式的火箭筒射程很短，我们只能在离敌人很近的距离开火，这显然不是适合胆小鬼的武器。
复活节那天正好是星期天，我给安妮·玛利亚写了一封信。但是惟一能够写字的纸是带有希特勒青年团徽章（衔着HJ宝石的老鹰和纳粹十字标记）的信笺，不太适合用来写情书。不过，没有关系，那封信的内容洋洋洒洒，充满了我诗般的炽热情感，但是她没有收到这封信。我后来发现，我写给安妮·玛利亚、母亲或者姐妹们的信没有一封寄到她们手中，我也从未收到她们任何一个人写给我的信。据说，盟军的战斗机轰炸了邮车，但是我一直怀疑是否真的如此。
现在，我们将计划投入到法兰克福的战斗中。青年团的领袖亚瑟·阿克斯曼号召我们这群经过战争锤炼的老兵再次投入新的战役，鼓励那些少不更事的同志们。不久，传来了更为让人振奋的消息。
亚瑟·阿克斯曼是纳粹高级将领中较为年轻的一个，但是他迅速地成为了希特勒的心腹。亚瑟·阿克斯曼负责希特勒青年团，他成功地将男童子军运动变成了一个狂热的政治性和军事性组织。阿克斯曼经常挂在嘴边的口头禅是，“胜利或者毁灭，二者只能选择其一。” 他视斯巴达为偶像，经常引用斯巴达的生平故事。就像希特勒一样，阿克斯曼相信，血祭是光荣的，弱肉强食是天理，他本人自诩为战斗英雄。阿克斯曼曾经在东线战场上英勇作战，他的一只手也在战争中被炸掉了，后来安上了一只木头做的假手，而且在这场战争最后的血腥时刻，阿克斯曼更是坚定了决心，要让希特勒青年团为了元首和帝国战斗到最后一刻。希特勒昔日的无数同盟者正在离他远去，阿克斯曼的无比忠诚和誓死精神自然赢得了希特勒的青睐。他很快就成为了希特勒身边核心集团的一分子，这个纳粹的小圈子包括了约瑟夫·戈培尔和马丁·鲍曼。而其余的人，由于不赞同将少年们送上战场，被排除在希特勒核心圈子之外，并且因为怯懦而遭到控告。
初恋（4）
在得知我们将编入党卫军的消息时，我高兴得几乎不相信这是真的，父亲一定会为我骄傲的。我们上缴了民兵的军饷册，换领回党卫军的军饷册。我其实不舍得上缴旧的军饷册，因为那上面记录了我的荣誉：铁十字二等功勋章和黑色光荣负伤奖章。我记得，旧的军饷册记录了我在前线和军事列车上负伤的日期、地点和受伤的程度。上级后来同意，给我们检查身体的医生将重新记录有关情况，为此，我可以同时保留两本军饷册，直到医生检查那天为止。我们从未接受过全面医疗检查，自然也就没有刺身标记（党卫军每一个成员都要将血型刺在腋窝下）。
我们接受了一些关于党卫军的基本培训。我们被告知说，党卫军只吸收富有理想主义精神且才智过人的男人，而且最重要的一点要求是要勇敢。让我感到惊讶的是党卫军中有大批的人根本不是德国人，而是来自欧洲其他国家的纳粹民族主义分子。我曾经看过一份党卫军的名单，其中包括了不少自愿加入效忠的外国人，甚至还有法国和英国的分遣队。这让我感受到了国家大家庭般的手足情谊，我们都有共同的世界观，团结在一起反对敌人。培训老师还向我们展示了一些照片，而且为我们读了一些目击报告，讲述了“入侵”的苏军施加在德国人民身上的种种暴行，这在很大程度上激起了我们阻挡他们前进的顽强决心。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项培训是让我们更坚信，希特勒是德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伟大人物，我们被挑选加入党卫军的精锐部队，我们和希特勒之间存在一种神圣的相互信任。我们的最高司令官有权要求我们保持最旺盛的战斗力，只要我们谨守神圣的誓言，效忠元首，在必要的时候为了捍卫元首而奉献自己的生命，我们就一定能够赢得胜利。培训中没有问答环节，关于德国军队的节节败退，我们得到的惟一解释是，除了日本，德国的所有盟友都在决定性战役上失利，他们无法为我们提供军事支援。不过，培训老师向我们保证，局势会转变的。元首已经意识到，他只能依赖自己的部队，依靠久经沙场而且大无畏的党卫军来杀出一条血路。而现在，我们将加入党卫军！
此时，命运的大手再一次改变了我的生活。阿克斯曼出乎意料地检阅我们的队伍，我的铁十字勋章吸引了他的注意。他用那只木头做的右手指着我的光荣负伤奖章说：“你已经重返战场了？”
“是的，长官。”我满腔热忱地脱口而出。
阿克斯曼徘徊了一会儿，他显然在思考一个问题，然后他问到我的战斗经历。当我告诉他，我曾经是一个信差时，阿克斯曼扬起了眉毛，“元首在一战中也曾经做过信差！”
“是的，我知道。”我回答说。
阿克斯曼毫不犹豫地说：“我要求你和另外两个同志后天去柏林，在元首的生日庆祝会上面见元首。”
我突然间哑口无言，太难以置信了！我？我将要去柏林面见阿道夫·希特勒？我就要见到这个我有生以来最敬畏的伟大人物？而且是在这个战争的关键时刻吗？这个伟人正要领导我们扭转战争的局势，赢得最后决定性的胜利。我只有16岁，而希特勒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人物，现在，我将接受邀请参加他的生日庆祝会！不久，一家纳粹党的官方新闻机构采访了我和另外几个获得这一殊荣的士兵。我猜想，安妮·玛利亚一定能读到这段消息。
我的母亲、兄弟姐妹也会读到这一消息，还有那些活着的朋友和同学，他们也会看到的。当然，我的父亲也会得知这一消息。阿克斯曼提醒了我，希特勒在一战时曾经做过军队的信差，现在，我这个二战中的信差马上就会见到那个曾经的无名小卒，今日的帝国领袖。
多亏了阿克斯曼，他把我从自以为是的错误方向上拉了回来。不过，去柏林的旅途并不那么令人愉快。我们搭上了一辆军车，没开多久就陷在了难民和撤退军队的人海中。我们费了很大的劲，终于接近了柏林郊区，一路上，降落在德国人民头上的灾难完全呈现在我们年轻而闪亮的眼睛前：弹坑密布的马路像一张麻子脸，整条街的房子坍塌成一片废墟，缭缭烟雾漂浮在城市的上空。一些不屈不挠的人在他们房子的外墙上写下了英勇的口号——“敌人能破坏的只是我们的家园，但他们无法摧毁我们的精神。”但是，撤退的士兵和逃难的人群却揭示了故事的另一面。无数人的脸上刻着我从未见过的苦难，他们的穿着污秽不堪，很多人的头上，四肢上裹着满是血污的绷带。他们组成了一幅地狱般的画面，一大群人像参加嘉年华狂欢游行一样在泥地中缓缓前行，一些人用手推车或婴儿车装着幸存下来少得可怜的家当，锅盘碗盏，破烂的旧箱子，还有他们能够从家园废墟中抢救下来的任何东西。原本只需要2个小时的路程却花费了我们差不多1天的时间。
市区里散布着被炮弹炸坏的有轨电车、卡车和小汽车，一些民兵部队利用这些残骸作为阻挡坦克行进的障碍物，结果我们搭乘的卡车也只好绕道前行。但是，每条路上都铺满了碎石，碎石下掩藏着无数的弹坑，我们的车行驶在坑洼不平的路面上，有时候弹坑太多了，车子实在走不动，只好掉头走另外一条路。破裂的自来水管和污水管喷涌出清水和污物，汇聚在弹坑中，把一条条街道变成了如粪坑一般肮脏的地方。女人和孩子们拎着木桶、提桶和大水罐，排着长队，等候在为数不多的清洁水源处。我们越朝市区走，混乱的场面就越不堪，在盟军的连续轰炸之后，似乎没有一座建筑完好地保存下来。
初恋（5）
街道两旁的大批建筑化为了瓦砾堆，少数没有完全坍掉的建筑看上去阴森可怖，窗户成了敞着口的大洞，透过屋顶的缺口能够清楚地看到天空。侥幸完好的窗户则钉上了厚厚的木板。我们全都沉默地坐着，看着眼前这幅希望渺茫的画面，车里的气氛显得十分低沉。最后，我们终于到达了位于凯撒大道的青年团总部。我们的军车司机似乎终于松了一口气，他友好地和我们挥手告别，“你们一定要记住，”他喊道，“告诉元首我们很需要那些‘神奇的武器’！”当时流传着关于“神奇武器”的种种说法，据说纳粹的科学家们正在加紧研制。不过，人们没有谈到这种武器的具体形式，只是说德国很快就要研制出一种威力无穷的新式武器，一旦这种武器投入到战争中使用，就将扭转战争的局势。
我到达柏林一天以后，阿克斯曼带着我和另外一些希特勒青年团的代表，去参加一个在德意志体育馆举行的希特勒青年团大联欢。阿克斯曼创建了青年团，而且就在附近的德意志体育馆对团员们进行坦克军事训练。我看到一群10岁左右的男孩和女孩排成方队，正在宣誓加入青年团的男童少年班和女童少年班，这让我联想起6年前自己在布雷斯劳加入少年班的情景。他们让我回忆起往日的快乐时光，我突然觉得自己是个老兵了。阿克斯曼走上台发表讲话，他解释说，参加聚会的年轻人是德国的未来，“胜利或者毁灭，二者只能选择其一。”他说话的强调语气就好像一个正在发表誓师讲演的司令官。他的声调配合得很好，激发了在场的少男少女对帝国的满腔热爱和对敌人的无穷仇恨。阿克斯曼号召少年班英勇地抵抗，不让敌人有前进的机会，借此展示出对元首的无比忠诚和热爱。阿克斯曼的演说非常精彩，至少我这样认为，要是在以前，他的演说总能引起听众经久不衰的掌声，但是这一次他的演说只换来了稀稀落落的几下巴掌响。在阿克斯曼演说结束后，是青年团成员演出的舞台剧。阿克斯曼和他的随从离开了我们，我们回到了寄宿处，然后，我自己前往德意志电台。
在希特勒生日那天，纳粹党的高级将领有一个传统庆祝项目，就是在午夜来临时向元首表示祝贺。将领们相互之间竞争非常激烈，都想成为第一个向希特勒道贺的人。通常，希特勒最亲近的随从会在他门外排成长队，而戈培尔这样的高级军官则将在广播中发表贺辞。在这样的特殊场合，宣传部长的生日贺电可算是发自他黑暗内心的肺腑之言。
生日贺电真实地揭露了这位第三帝国神话创造者的性格，以及他对希特勒的狂热崇拜，并将这种狂热盲目的崇拜传播开来。戈培尔在贺电中忠告柏林人一定要战斗到最后一刻，并且坚信希特勒的“幸运星”，他谴责敌人“是巧舌如簧的国际犹太人，他们不希望和平，他们的罪恶目的是摧毁这个世界”。戈培尔要求德国人民，“不要向敌人屈膝投降，而要自豪地让纳粹十字旗帜在敌人的头上高高飘扬。”
第五章 希特勒最后一个生日
希特勒最后一个生日（1）
1945年4月20日是一个星期五，这一天是希特勒的生日。德国人把生日看作是重要的里程碑，习惯用狂欢来庆祝生日，希特勒也不例外。纳粹党将希特勒的生日变成了一个国庆日，要人民在这一天向这位注定要带领德国走上复苏之路的“伟人”致敬和祝贺。1945年，希特勒迎来了他56岁的生日。我们接到命令，要在中午的时候向希特勒表示生日祝贺。那天早上，我们享用了一顿丰盛的早餐，吃了罐头装的烤鲱鱼和新煮的土豆，这在当时勒紧裤腰实行配额制的德国可是一件非同寻常的事情。我们激动万分地期待着和希特勒的见面，但是见面的时间一次次地往后推迟，等我们终于被带到大臣花园的时候，已经快到傍晚了。我后来才知道，希特勒昨晚彻夜不眠地批阅各种急件，如雪花般飞来的急件向他汇报了各处兵败如山倒的颓势。
下午5点钟左右，我们被带进老大臣花园，穿过了外交部，直接走到后面的花园。这个花园曾经繁花似锦，当初绿草茵茵的景象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英军和美军空袭留下的累累弹坑。那一天阴云密布，我们都不曾料到天空中那些厚重的黑色或黄色烟雾会在日后成为这个城市的“特色景观”。在希特勒和他的随从到来之前，我们都能闻到燃烧发出的焦味。我还清楚地记得，早上看到一些市民在大街上忙碌着，打扫最近轰炸造成的碎石瓦砾。他们显然是外国劳工，让我觉得奇怪的是，这样的人显然会给希特勒的安全造成威胁。我后来还发现，这里的警戒相当松懈，任何人只要拿着来复枪和望远镜，就能从附近的建筑楼上射杀希特勒。
我们是面见希特勒的3个代表团之一，另外2个团来自党卫军和民兵队。所有的代表团成员都是经过一番挑选才能够接受希特勒的接见。被接见的希特勒青年团成员有9个人，站在我们右边的是佛伦兹堡的武装党卫军代表。在柏林东南部的一次战役中，佛伦兹堡的武装党卫军司令拒绝向进攻的苏军投降。在我们左边站着12个来自克兰的武装组织代表，尽管波罗的海地区陷入苏联人的重重包围，他们仍然在东海岸地区负隅顽抗。正是因为克兰人拒绝投降，希特勒才在这一天邀请他们做代表。我还得知，希特勒本来还想见一见布雷斯劳前线的代表团，由于代表团无法乘飞机离开该地区而不得不作罢。
3个代表团总共有25个人，一些纳粹党高级将领、党卫军军官和国防军将士在我们周围走来走去。我在他们的脸上搜寻，希望看到一两张熟悉的面孔，但是，我一个人也不认识。一个军官正在准备记录整个接见过程，他拿着一架新闻电影摄像机。
在有些低沉的气氛中，我看不到丝毫希特勒过去庆祝生日的盛况。带领我们来到花园的纳粹军官们正在为希特勒的到来做准备，他们中却呈现出一派不同寻常的安静气氛。在场的所有人似乎没有一个愿意承认德国所面临的军事惨败。现场的气氛就好像在探访一个奄奄一息的病人，病人和为他祝福的人微妙地围绕在一个悲伤的原因周围。人们谈论最多的，是“神勇的武装党卫军”和将苏联人赶回莫斯科的大反击。我还听到一些谣言，说英国人和美国人与苏联人闹翻了，他们将和德国结成反布尔什维克的联盟。
最后，希特勒在一大群高级随从的簇拥下驾到了。他穿着短军夹克和黑色长裤，在人群中非常显眼，在他左侧的胸袋处别着铁十字勋章和纳粹金制徽章。陪同希特勒的人有德国第二号强权人物党卫军头子海因里希·希姆莱和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这位臭名昭著的宣传部长要算是除了希特勒之外曝光率最高的纳粹党领导人，他在担任柏林市市长的时候，几乎每天都要视察被轰炸摧毁的地方。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希特勒很少在柏林市露面，以至于没有几个柏林人知道，希特勒在战争的这个阶段还住在柏林。我非常好奇，希望走近了看清楚戈培尔本人。我曾经无数次在广播中听过他的声音，而且他还是我父亲的顶头上司。身为纳粹党传奇的编造者，戈培尔在幕后指导和操纵着，将希特勒塑造成德国人的救世主。戈培尔的演讲技巧超群，他不停地发表演说，要求德国人抵制布尔什维克和国际犹太人。但是，在柏林逗留的最后日子里，我彻底看穿了约瑟夫·戈培尔的空洞谎言，他的演说再也不能左右我年轻的思想。
围绕在希特勒身边的还有一些著名的军事将领，其中包括陆军元帅威廉姆斯·凯特尔（Wilhelm Keitel）和约德尔·阿尔弗莱德上将 （Jodl Alfred），在场的还有陆军参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