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年六十四，赠太师，谥忠武。
八、李抱真
李抱真与王武俊连军大破朱滔后，唐廷加封其为检校司空。李抱真一族世为大唐功臣，本姓安，是武德功臣安兴贵后代。其堂兄李抱玉从李光弼屡败安史乱兵，官至兵部尚书。李抱玉上言“耻与安禄山同姓”，李唐王朝就赐其全家改姓国姓。
史载，李抱真“沉断多智计”，招天下才俊，善待士人。
他晚年好方士，想长生不老，刻木鹤每天骑在上面，想白日升天。老头子服丹药两万丸，肚子坚鼓如轮。本来医生给他吃下泄药得以醒转，术士劝他说“马上要成仙了，再坚持一下”。老头子很想升天，又猛吃三千丸“丹药”，一下子就“升天”了。卒年六十二，赠太保。
其子李缄秘不发表，也想象其他藩镇一样自袭其镇，结果未遂，为朝廷软禁于洛阳。
九、韩游瑰
韩游瑰在奉天之战中竭尽忠心，可谓是力保唐德宗和唐朝社稷不亡的关键人物。
唐德宗逃至奉天时，堂堂皇帝，身边才跟随数百人。各地勤王兵均未至，时为分阝宁节度留后的韩游瑰就以三千军马来赴难。自乾陵往醴泉道中，皇帝下诏让他带兵赶往便桥屯军。唐军走到泥泉（地名），恰与朱泚大兵相遇。韩游瑰分析形式后，决定要急行军赶回奉天护卫皇帝。监军太监翟文秀认为：“我们应该在此扎下大营，如果贼军绕过我们西向逼城，我们可以前后夹击他们。如果我们回军奉天，贼军蹑后而至，会引领贼军逼近天子所在呵。”韩游瑰坚持自己的见解：“现在敌众我寡。朱泚贼军完全能分出一部分军队与我们作战，其余部分可以一直西行直攻奉天。所以，回军护卫皇帝是稳妥的安排。此外，奉天城内没有锐军强卒，夹攻敌人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们属下这几千兵士衣单乏食，如果在此和敌军相持，难抵敌军金帛食粮利诱，说不定须臾之间就会兵溃大败！”果不其然，其后发生的事情，一一证明韩游瑰判断非虚。加之日后在奉天城内韩将军的殊死拼战，日后论功行赏，众人皆推他为“赴难功第一”。
韩游瑰是灵州灵武人，一直在郭子仪帐下做裨将。安禄山造反之初，派人出塞引诱河曲九蕃府、六胡等部落叛唐，一时间共有五十多万胡人人打着安禄山旗号想入塞协助安大胖子夺取大唐天下。韩游瑰受郭子仪命令，与辛京杳等将领率兵对这些部落半路邀击，各个击破，最终这些人乖乖地又归附唐朝。由此，可见韩将军自始至终都是唐朝耿耿忠心之将。
李怀光叛唐，因为韩游瑰在朔方军干过，他也招诱韩游瑰。韩将军第一时间上书唐德宗告变，让唐军做好准备。而后，他又设计诱杀与李怀光相结的分阝宁守将张昕，并与李晟等诸将一齐进攻长安消灭朱泚贼军，最后又与浑热斯グ芾罨彻狻＞┦κ崭春螅喂逡蚬ηㄎ煨Ｉ惺樽笃蜕洌莘众饽诙仁埂�
其后，韩游瑰一直率军在泾、陇、分阝、宁等地抗击吐蕃的入寇，立功殊多。唐德宗命浑胪罗崦耍喂寰蜕鲜橹赋鐾罗恰罢┟恕保伦诓惶６笸罗吻窒喂寰鬃砸源蠼矸葜疵缏恚苁且允偃似瞥汕贤虻斜４虻猛罗莅茉短印�
如此忠勇大将，偏偏生出个不争气的儿子。其子李钦绪是禁军军官。好好的功臣子弟，本来前途远大，竟听信一个叫李广弘的和尚煽动，相约夜间闯入皇宫击鼓为号，然后奉李广弘为帝。李钦绪把此事告诉禁军中几个要好的哥们。谋反事大，“哥们”连夜就“上变”，朝廷立刻把相关众人逮捕，审讯后皆一一处斩。韩游瑰听到这一消息，吓得肝胆俱裂，“自求归死京师”，皇帝不许。他又把自己的亲孙子、李钦绪的两个儿子绑送京城，德宗也诏免不罪（谋逆是“夷三族”的大罪。）不久，韩游瑰亲自入朝，“素服听命”，但唐德宗深知他与儿子事件无涉，又念奉天捍卫保护之情，“有诏复位，劳遇如故”。
自此，韩游瑰仍惊魂不定。他还镇分阝宁后，既无心思，又失威权，不久宁州士卒又发兵乱，朝廷以别将顶替他。韩游瑰“畏乱，委军轻出”。跑回京师后，韩游瑰得封右龙武统军的闲官，不久就忧疾而死。可见，其子李钦绪的“谋逆”使得韩大将军忧乱失措，终日郁郁，最终竟以忧死。
（十）唐德宗
唐德宗在位26年，64岁时病死。即使总为“尊者讳”的封建史家，言及这位“九叶天子”时都掩饰不住愤懑不平之气：“（德宗）志大而才小，心猵而意忌。不能推诚御物，尊贤使能，自以为果敢聪明，足以成天下之务”。（范祖禹）“德宗猜忌刻薄，以强明自任，耻见屈于正论，而忘受欺于奸谀。”（《新唐书》）“德宗……所赖忠臣戮力，否运再昌……御历三九，适逢天幸……”（《旧唐书》）所有一切“盖棺”之论，基本同持一个观点：此人能为君二十几多年而不亡国丧身，恰恰因为有一大批忠臣良将鼎力挟持以及“天幸”罢了。如此一个皇帝越到后来越糊涂，越老越不是东西，简直都可以令他当一个“坏皇帝”的样板了。
尤其是经过奉天之乱以后，唐德宗被吓得肝胆俱裂，刚继位时的英果锐气一丝皆无，动不动就与臣下、诸子“涕泣相对”，而其四大弊政，也深深地为日后唐朝灭亡埋下最直接的引线——一是姑息藩镇，二是委任宦官，三是聚敛财货，四是亲昵小人。
先举几个他亲昵小人的例子。由于唐德宗本性猜忌刻薄，因而“小人易入”。大奸臣卢杞首先获得德宗赏识，此人深知德宗性格，多次借机离间德宗与群臣的关系。奉天之难后，虽然忠臣陆挚多被信用，仍然因直谏而使德宗内心不快。卢杞被贬外任后，德宗仍思念不已，并对李沁讲：“卢杞忠清强介，别人总说他奸邪，朕怎么总不觉得。”李泌倒是一语道破：“卢杞对陛下您言听计从。别人都说他奸邪，而陛下您惟独不觉他奸邪，这止是卢杞奸邪的关键所在呵。”同时，德宗又以能言善辩为取人的标准，谁能奉承他就把谁当忠心之人，以惬己之意为“忠臣”标准，小有违忤则耿耿于怀。非常奇怪的是，德宗一辈子都和无赖小人一见如故——卢杞、裴延龄、李齐运、王绍、韦执谊等人，常常相坐秘语，语笑款狎而不知倦，使“小人常得志”。由此推之，唐德宗本人其意就是个“小人头子”，人以类聚，物以群分，他身上“小人”磁场那么强，难怪大批小人皆磁附其左右。
至于财迷心窍、急于聚敛方面，唐德宗简直像得了失心疯一般。他先是下令搜刮富翁钱财。官员得令后，残暴如盗贼，检括登记长安富贾大户，压榨夺取，动不动就大刑伺候，以至于不少富商一下子因官府催逼交不出钱而上吊而死，然后，又立“僦质钱”名目，凡有蓄积财物者，都要把四分之一上交朝廷，以至于天下嚣然，天天有成千上万的人赶至京师在路上拦住卢杞的马哭诉。接着，唐廷又对人民的住房收税，号为“间架税”，并出钱奖励人们互相告发，对那些不按实际房屋数目交税的人又罚又打。“愁怨之声，闻于远近”。奸贼卢杞被贬后，另一个贼臣裴延龄也因为善为暴敛、乱加杂税深为德宗所信用，令民间生计更苦。泾原兵士在长安叛乱时，对民众大呼的口号就是：“大家别害怕，我们不夺‘僦质税’，不收‘间架钱’”！到了德宗后期，更是开立“宫市”，与小民争利，其种种深弊，可从白居易《卖炭翁》中可见一斑。
唐玄宗时，宦官高力士是深受倚重，但此太监毕竟是个忠臣，又知道谦抑之道，对国家危害极少。到了唐德宗时代，宦官成为掌握朝廷的一支重要势力，而且积弊至深。泾原兵士叛乱，正因为宦官白志贞的禁兵一个没来，差点让德宗成为乱军俘虏。按理说应该“惩前毖后”，谁知道后来他更加宠任太监，而且这些公公们掌握的军队越来越多，以至于其后数位皇帝皆由宦官拥立。太监们还在各个军区充任监军，干扰军事。奉天之乱后，唐德宗外表好象十分信任大将忠臣，内心却十分猜忌这些宿将勋师，并把神策军兵马使这么重要的禁军统领位置完全由太监掌握。而且，到了德宗后朝，各地节度使以及重要军镇的将师都出自神策军，皆为太监统军的“门下”，只知报公公们举荐的恩德，不知朝廷的存在。至此，刑赏恩罚的大柄不在人君而在那些宦官。尤其是在讨伐吴少诚时，大太监推荐常给自己送金银财宝的韩金义为为四面行营招讨使，又派数十太监为监军，十七道唐兵皆受这些庸才小人节制，致使官军屡战屡败，死亡无数。“德宗为唐室造祸之至，此宗社覆亡之本也”（范祖禹），诚哉斯言！
唐德宗初即位，锐意削藩，但自从奉天之乱后，如丧肝胆，对藩镇务求姑息，矫枉过正。宣武都知兵马使李万荣赶走节度使刘士宁，德宗竟授李万荣为留后，此种姑息，简直就是鼓励臣下叛篡，致使后来的仿效者越来越多，唐廷威权丧失几近。同时，他还爱耍小聪明，自己亲自择任各个藩镇的副手和参佐之将。但藩镇头子往往用计除去这些人，大太监们以权谋使唤这些人，谁也不会真正向德宗效“愚忠”。最过份的，当属德宗纵宠浙西观察使李锜之事。李锜本来只是个常州刺史，由于向大太监李齐运孝敬了大笔金银财宝，就为李太监荐给德宗，升为诸道盐铁转运使，浙西观察使。李锜掌握“天下利权”后，对下刻意搜刮，对上不停上贡，朝廷权贵遍受其贿，逐渐骄纵无所忌惮。他对自己所辖官员任意杀害，贪污公款无数。浙西平民崔善贞到京城告御状，德宗不仅不相信，反而大怒，派人把崔善贞用木枷铁锁锁上，送交李锜处理。“（李）锜闻其将至，预凿坑待之”。崔善贞囚车一至，连枷锁也不脱，被李锜手下兵士踹入土坑中活埋。“远近闻之，不寒而栗”，真正的是钳天下之口而长奸臣之威，让这些贼臣愈加骄暴，日后个个迭相叛逆。
由上种种，皆可以看出，唐德宗的过失，也可用罄竹难书四字来表达，一点也不冤枉他！
历史中国 文 / 梅毅
——大一统方向标下的多民族国家
大一统国家繁荣强盛的梦想成真，在中国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似乎总是那样来去匆匆。在看似如风而逝的虚幻理想褪色的过程中，一千多万平方公里的泱泱大国不知不觉中巍然屹立，在亚洲的大地上这么真实地存在着，渐渐成为任谁也无法否认的、历史的、文化的中央国家。
当然，纵观六千年中国文明史，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似乎让学者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大一统国家基本上是消极组织。首先，它们合在文明崩溃之后，而不是在文明崩溃之前兴起的，然后才带给这种文明一种政治上的统一。”（阿诺德·汤因比）此种论点，忽视了中华民族与世界其他民族的文化差异性。虽然大一统国家往往是在一个分崩离析的时代背景下得以建立，但中国的历史文化积淀从未在真正意义上停止过，中华文明的链条从未断绝。野蛮如十三世纪的蒙古人，可以对汉人十户一把菜刀地加以物质限制，可以“十儒九丐”地进行文化心理压迫。即使在如此的高压之下，以“仁义礼智信”为核心的儒家道德传统从未失落过，“温良恭俭让”的做人原则从未抛弃过。在中国历史进程中，野蛮可以暂时战胜文明，但仅仅是政治形式层面的意义而已。最终，当战火的硝烟沉寂之后，入侵者不是被同化，就是更加不遗余力地继承和发展这种薪火相传的文明，因为这种文明是在旧基础上新的大一统国家强有力的道德保障和上层建筑的统治根本。
如海纳百川，中华文明不断地包容和接受各个民族的精粹，总能把东方大国神秘的微笑保留到最后。对此奇特现象，西方学者只能悻悻言道：“占领被一个崩溃中的大一统国家所遗弃的版图的蛮族入侵者是没有前途的英雄”（迈克因特尔）其实，这种言论只是看到了事物变化的表面，完全忽略了中国历史文化的强大生命力和同化力。
于中国社会而言，大一统的国家观念是至高无上的不朽理念，由此，秦汉和盛唐的赫赫伟业才会不受时光的侵蚀而日益在中国人的心中永驻不去。我们坚信，中华民族曾经、现在、将来都会在全世界尊敬的目光之中骄傲地存在。一个国家的边界总会因世易时移有所变化，但中华民族的心理疆界永远骄傲地刻限于容光四射的年代，过去的历史永远也不会成为化石的残骸！
在全球化、市场化趋势日益加剧的今天，总会有这样那样的民族虚无主义者以“冷静的智者”面目出现，他们会时时发出“告诫”：“民族国家是一种虚幻的、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是狭隘的、过激的幽灵”、“民族主义是激起邻国不安的非稳定因素”等等——所有这些以“忧虑”面貌出现的焦灼、不安，不是出于对中国发展历史的虚妄无知，就是出于某种居心叵测的揣测和臆造。作为一个多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是在六千年来不断自我超越、自我更生的伟大族群。在几十个漫长的世纪里，我们不断地克服恐怖、征服、杀害与残暴，汰陈除旧，消融野蛮与暴戾，淀积忠信与平和的伟大民族人格，在千万里广袤的神州大地上，一次又一次让铁与火最终归于沉寂，力促诚信与宽容，并以君临万方的大气向世界表明我们是怎样一位伟大而平和的善邻。
今天，在和平崛起的同时，我们更应该以审慎的、宽和的心态对待外界的声音。在勇于接纳各种善意批评的同时，也应该时刻保持强者的意识，目光应穿向更加遥远的远方。对觊觎者和居心叵测者来说，即便整个中国只拥有一只铁制的长矛，他们依然会叫嚣中国仍旧是非常危险的国家，会把那根长矛渲染、夸大为无比威胁的标志！只有孱弱者才总会仰视别人的脸色和揣测别人的意愿。雄狮的道德毕竟是群羊无法企及、群狼不能容忍的道德！我们中华民族特有的光荣的、博大的、具有宽广内涵的民族主义传统，正是这条东方巨龙千年不屈不挠的精神内核。
饶有意味的是，中国文化核心价值体系的创始者孔夫子，他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理想不过是在“礼崩乐坏”的社会中力图使“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而老庄的“小国寡民”和“无为而治”更是乱世播迁中明哲保身的实用主义理想。秦皇汉武“海内为郡县”，唐宗宋祖的“法令为一统”，元帝清皇的“四夷皆驭内”，体现了后代中国政治家们雄浑的气魄和对传统价值的继承和发扬光大。以王朝更迭为形式的“大一统”根本不是一家一姓的平位移置，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更是在不断的外界冲击中日趋走向强大和完善，僵化总是被巨力所击破，不稳定性最终使中华价值观修炼得总比前一个世代更加稳定和牢固。当然，总会有卓异于常人的大英雄对“大一统”表示过不满和愤懑，抨击说：“两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谭嗣同）。恰似“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的矫枉过正，中华文化在关键时刻总是“不破不立”。但喘定之后，反思数千年来“大一统”理念之所以这样深入民心，“天下定于一”的理想之所以为中国数代伟大政治家奉为至高无上之准则，正是因为我们这个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国家在纷乱历史进程中所必须的抉择，正是国家主体向心力、凝聚力得以实现的惟一途径。
历史上的中华帝国，毫无例外，在每次巅峰过后都会进行自我封闭，其中既有自豪的陶醉，也有坐拥大好河山后患得患失的内心惶恐。秦汉帝国如此，唐宋帝国如此，明清帝国依旧走不出这一历史循环的怪圈，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的积贫积弱和丧权辱国更是使父子家天下的帝制在中国永远打上了休止符。本书所集数章内容，不是以学者身份对中央王朝历朝历代坐“宏大叙事”般的解构，也无心从经济、政治、社会等诸学科层面挖抠王朝解体的性质和长期停滞的深刻原因，只是想突发奇想地做一个行动的历史旅行者，随心所欲地把目光集中在某个历史的光荣或者黑暗阶段，讲述中华历史中富含深刻意味的历史个人和历史事件，试图以崭新、异类的眼光和历史的、情感的思维推断大一统国家历史长河中曾经鲜活的血肉人生，亦庄亦谐，力避枯涩，追溯中华大家庭历史上的恩怨情仇，化解为干戈为刀剑的血雨腥风，探视长眠历史中仍旧顽强跳动的、永不停歇的沉沉脉搏。
英国地缘政治学家哈尔弗德·麦金德（HalfordMachinder）在其著作《历史的地理枢纽》中曾讲过意味深长的一句话：“我请读者应暂时把欧洲和欧洲的历史看作隶属于亚洲和亚洲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