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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催科之后还没有交够钱粮，就要抓到衙门里打板子，站枷号。这里就更黑了，需要另文细说。
总之，官府并不怕零散百姓的对抗，吏胥们甚至怕你不对抗。他们虎视眈眈，就等着你因对抗而落网，送上一口肥肉呢。处在这种虎狼环俟的情境之中，只要州县官打一个招呼，谁敢不老老实实地交纳号草？谁敢晚交？谁不怕驿书和家人拒收自己交纳的号草？谁还敢把自己在名义上拥有的权利当回事？
垄断价格的比喻
对官府强加的第二等公平，中国百姓好像存在着不分时间地点的广泛认可。如果打一个富于现代色彩的比喻，这很像是对某种垄断价格及相关的隐性支出的接受。七八年前我们装电话，要交5000元的初装费，像我这样不熟悉外边世界的普通百姓竟以为这规定公平合理，活该如此。在我眼里，这就是第一等公平。
我有点不满的只是他们收了钱还要拖你半年以上，不催几次，不走后门，安装工人就不来给你装。我当时也知道安装工人上门，按规矩还要塞给他们一二百元的辛苦钱，至少要塞他们两条好烟，不然装上了电话也未必能接通。就连这笔费用我也愿意掏，只要你别再没完没了地拖下去。我认可半年的拖延，也认可辛苦费，如果电话公司强迫我买他们的电话机，我也准备认可。这就是我眼中的第二等公平，也是我真正指望的公平。在整个过程中，一切都是我主动的，并没有人拿刀子逼我排队装电话，更没有人逼我往工人手里塞钱塞好烟，我愿意认账，我也不会告状和揭发。
在晚清官员段光清《镜湖自撰年谱》咸丰四年（1854年）六月的记载中，我看到了类似的故事。他讲了宁波渔民和商人购买海上安全的经历。
当时宁波外海不靖，海盗很多，渔民和商人的生意大受影响。这本来是清朝水师的失职，他们领饷吃粮却不干活。但是这又很正常。公务员偷懒，按术语说就是追求闲暇效用的最大化，这是很有名的，举世公认的，老百姓也是充分理解的。大家并不真指望官员们尽职尽责地为人民服务。他们也许有这种良心，但是没有这种必要。满清王朝垄断了公共服务业务，没有人敢和他竞争，所有竞争都叫造反，那是杀头之罪。
商人和渔民们没有办法，就自己凑钱激励水师，麻烦他们出海维护治安。这又属于一件东西卖两遍了。商人和渔民已经在各种税费中掏过钱，其中已经包含了供养水师维护海上安全的费用，现在却不得不再掏一遍。当然，并没有人逼他们掏钱，我们只能说他们是自愿的，他们认可了这第二等公平。更准确地说，是认可了自己的二等身份。
据宁波知府段光清说，这办法开始还管用，水师干活了。但是今年给了钱，明年又给了钱，一年一年地给下去，这笔钱好像又成了水师该得的一笔陋规，水师再次懈怠起来，渐渐又不干活了。另外一种解释是，海盗越来越厉害，水师缺乏训练，打不过人家，不敢出海干活了。不管怎么说，总是百姓花了两次钱，仍然没有买到海上安全。
好在——也许应该说坏在——清朝水师的垄断地位被洋人打破了。宁波的商人见水师实在不顶用，就掏钱请洋人的战船为他们保驾护航，又求段光清给洋人发了航行和入港的许可文书。过了不久，朝廷接到了报告，说北方海防发现有轮船“捕盗甚力”，查起来还有宁波知府发的许可文书。有一次洋人与海盗遭遇，炮战一场，一个洋人水手受了重伤，也击沉了海盗头子的船，从此威风大震。可见没有垄断地位的洋人拿了钱是真干活的，并不像清朝水师那样卖假货。
不公是易燃的危险品
最后我们看看张集馨是如何处理号草问题的。
他调来了驿站收草的大秤，经检验，果然是百姓所控诉的那种黑秤。于是张集馨下令另造官秤，同时宣布：按照每斤一文的官价支付草价，不许驿书和家丁“干没”。他说，对这种处理，“民甚欣悦，而州牧及丁胥皆不乐。”
这样就算完了？完了。没有提到敲诈勒索问题，没有追究贪污的责任，没有任何官员吏胥家丁为持续多年的不法行为付出任何代价。所有处理，不过是发一杆新秤，重申一遍正式规定。按照这种逻辑，不公平能够存在多年，难道就是因为缺少一杆准确的秤？就是因为缺少一纸不准贪污的规定？
在我看来，这样的处理与其说是处罚，不如说是鼓励。不处理，那些违法乱纪的人或许还有点心虚。经过这样一番处理。他们便可以放心了：告到巡抚那里，又指定名声不错的道台亲自处理，最后又能怎么样呢？不过给了我们一杆新秤。过一年我们还贪污，还敲诈勒索，大不了再得一杆秤。这也能算风险吗？因此，他们的不高兴不过是暂时的。他们手里的加害能力并没有丝毫的削减，他们的反扑欲望已经在不乐中展现出来。有能力又有愿望，还没有风险，究竟什么东西可以阻止他们前进的脚步呢？
后边的事情张集馨没有记载，我也就不知道了。但我估计当地百姓从此会死了告状的心。至于清朝全国通行的驿站潜规则，我读史不博，说不确实，但我敢确信：清朝在整体上没有实现儒家的主张和《大清会典》规定的第一等公平，连第二等公平也未必能够普遍实现。以鲁迅“想当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为标准，我们不妨把第一等公平称为臣民级的公平，把第二等公平称为奴隶级的公平。奴隶级公平没有普遍实现的证据，就是太平天国起义。
山西代州的村长和老头告状11年后，太平军起义爆发了，起义的旗号正是“太平”——其中就有特别公平的意思。不公平的感觉是一种易燃易爆的危险品，几个好汉在公平奇缺的世界上敲出了几颗火星，全中国便翻卷起逼人的热浪。令人感叹的是：太平天国实际展现出来的内部关系，与他们那面漂亮旗号的差距，并不比《大清会典》与黑秤的差距小多少。
注：
（1）整个故事参见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道光十九年。
（2）关于清代驿站制度的描述，本文主要参考了马楚坚的《清代驿传述略》，见《明清人物史事论析》，江西高校出版社1996年出版。
（3）《光绪财政通纂》，卷二十九，赋役。转引自鲁子健：《清代四川财政史料》上，第587页。
当贪官的理由
《明史》上记载了皇帝和监察官员之间的一个你攻我守的故事。
崇祯元年（1628年），朱由检刚刚当皇帝。当时他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年轻人，一心想把国家治理好。朱由检经常召见群臣讨论国事，发出了“文官不爱钱”的号召。“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惜死”，这是宋朝传下来的一句名言，国民党垮台前也被提起过。据说，如此就可以保证天下太平。
户科给事中韩一良对这种号召颇不以为然，就给皇上写了份上疏，问道：如今何处不是用钱之地？哪位官员不是爱钱之人？本来就是靠钱弄到的官位，怎么能不花钱偿还呢？人们常说，县太爷是行贿的首领，给事中是纳贿的大王。现在人们都责备郡守县令们不廉洁，但这些地方官又怎么能够廉洁？有数的那点薪水，上司要打点，来往的客人要招待，晋级考核、上京朝觐的费用，总要数千两银子。这银子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也不会从地里冒出来，想要郡守县令们廉洁，办得到么？我这两个月，辞却了别人送我的书帕五百两银子，我交往少尚且如此，其余的可以推想了。伏请陛下严加惩处，逮捕处治那些做得过分的家伙。
户科给事中是个很小的官，大概相当于现在的股级或副科级。但是位置很显要，类似总统办公室里专门盯着财政部挑毛病的秘书，下边很有一些巴结的人。韩一良所说的“书帕”，大概类似现在中央机关的人出差回京，写了考察纪行之类的东西自费出版，下边的人巴结的印刷费。那500两银子，按照如今国际市场上贵金属的常规价格，大概相当于43000多元人民币。如果按银子在当时对粮食的购买力估算，大概有现在的20万元人民币（1）。那时的正县级干部，每月工资大概相当于现在的1000多块钱人民币，4万或20万都要算惊人的大数目。
崇祯读了韩一良的上疏，大喜，立刻召见群臣，让韩一良当众念他写的这篇东西。读罢，崇祯拿着韩一良的上疏给阁臣们看，说：“一良忠诚鲠直，可以当佥都御史”。佥都御使大致相当于监察部的部长助理，低于副部级，高于正司局级。韩一良有望一步登天。
这时，吏部尚书（类似中组部部长）王永光请求皇帝，让韩一良点出具体人来，究竟谁做得过分，谁送他银子。韩一良哼哼卿卿的，显出一副不愿意告发别人的样子。于是崇祯让他密奏。等了五天，韩一良谁也没有告发，只举了两件旧事为例，话里话外还刺了王永光几句。
崇祯再次把韩一良、王永光和一些廷臣召来。年轻的皇上手持韩一良的上疏来回念，声音朗朗。念到“此金非从天降，非从地出”这两句，不禁掩卷而叹。崇祯又追问韩一良：五百两银子是谁送你的？韩一良固守防线，就是不肯点名。崇祯坚持要他回答，他就扯旧事。崇祯让韩一良点出人名，本来是想如他所请的那样严加惩处，而韩一良最后竟推说风闻有人要送，惹得皇上老大不高兴，拉着脸对大学士刘鸿训说：都御史（监察部部长）的乌纱帽难道可以轻授吗？崇祯训斥韩一良前后矛盾，撤了他的职。（参见《明史》卷二百五十八，毛羽健列传附韩一良）
韩一良宁可叫皇帝撤掉自己的官职，断送了当大臣的前程，甚至顶着皇帝发怒将他治罪的风险，硬是不肯告发那些向他送礼行贿的人，他背后必定有强大的支撑力量。这是一种什么力量？难道只是怕得罪人？给事中就好像现在的检察官，检举起诉和得罪人乃是他的本职工作，也是他获得声望的源泉。怕得罪人这种解释的力度不够。
细读韩一良的上疏，我们会发现一个矛盾。韩一良通篇都在证明爱钱有理，证明官员们不可能不爱钱，也不得不爱钱。韩一良说得对，明朝官员的正式薪俸确实不够花。而他开出药方，却是严惩谋求俸禄外收入者。这恐怕就不那么对症下药。
明朝官员的正式工资是历史上最低的。省级的最高领导，每年的名义工资是576石大米，折成现在的人民币，月工资大概是11780元。（2）正司局级每年的名义工资是192石大米，月薪大概相当于3930元人民币。七品知县，每年的名义工资是90石大米，合月薪1840元人民币。韩一良这位股级或副科级干部，每年的名义工资是66石大米，折合人民币月薪1350元。（参见《明史》卷七十二：职官志）
我反复强调“名义工资”这个词，是因为官员们实际从朝廷领到的工资并没有这么多。那时候发的是实物工资，官员领回家的有大米，有布匹，有胡椒和苏木，还有银子和钞票。不管领什么，一切都要折成大米。于是这个折算率就成了大问题。《典故纪闻》第十五卷曾经详细描述成化十六年（1481年）户部（财政部）是如何将布折成大米的。朝廷硬把市价三四钱银子的一匹粗布，折成了30石大米。而30石大米在市场上值多少钱？至少值20两银子！假如按照这种折算率，完全以布匹当工资，县太爷每年只能领三匹粗布，在市场上只能换一两银子，买不下二石（将近200公斤）大米。这就是说，朝廷几十倍上百倍地克扣了官员的工资。至于明朝那贬值数百倍、强迫官员接受的纸币，就更不用提了。
总之，明朝的县太爷每个月实际领到的薪俸，其实际价值不过1130元人民币。（3）
请设身处地替县太爷们想一想。那时候没有计划生育，每家的人口至少有五六个，多的十来个。那时候也没有妇女解放运动，没有双职工，平均起来一家六七口人全指望这位县太爷每个月1130块钱的工资，人均170多块钱的生活费，这位县太爷的日子并不比如今的下岗工人宽裕多少。更准确地说，这位县太爷与如今最贫穷的农民阶级生活在同一水平线上。在我写这篇文章的前一年，1997年，中国农民的人均年收入是2090多元。
还有一点很要命的地方，就是没有社会福利。公费医疗不必说了，在成化十五年（1480年）之前，竟连退休金也不给。成化十五年户部尚书杨鼎退休，皇帝特地加恩，每个月仍给米二石。这二石大米，价值不过500元人民币，就算是开了大臣退休给米的先例。户部尚书相当于现在的财政部部长，退休金才给500元，其他人可想而知。（参见《典故纪闻》第十五卷）
如果看看当时著名清官的生活和家庭财产，可能会对明朝官员的实际收入产生更悲观的估计。
海瑞是一个肯定不贪污不受贿，也不接受任何“灰色收入”的清官。这位清官在浙江淳安当知县的时候，穷得要靠自己种菜自给，当然更舍不得吃肉。有一次海瑞的母亲过生日，海瑞买了二斤肉，这条消息居然传到了总督胡宗惠耳朵里。第二天，总督发布新闻说：“昨天听说海县长给老母过生日，买了二斤肉！”（参见《明史》卷二百二十六，海瑞列传）
海瑞最后当到了吏部侍郎，这个官相当于现在的中组部副部长。这位副部长去世之后，连丧葬费都凑不齐。监察部的部长助理王用汲去看，只见布衣陋室，葛帷（用葛藤的皮织的布，比麻布差）还是破的，感动得直流眼泪，便凑钱为他下葬。当时有一个叫朱良的人去海瑞家看，回来写了一首诗，其中有四句可以作为海瑞真穷的旁证：“萧条棺外无余物，冷落灵前有菜根。说与旁人浑不信，山人亲见泪如倾。”
这就是辛勤节俭了一生的清廉正直的官员应得的下场么？
海瑞是明朝晚期嘉靖和万历年间的清官。比他再早一百年，在明朝中期的成化年间，有个叫纮的清官。纮为人刚毅，勇于除害，从来不为自己顾虑什么。士大夫不管认识不认识，都称其为伟人。正因为他清廉，坚持原则，分外之物一文不取，便闹得妻子儿女“菜羹麦饭常不饱”，家里人跟着他饿肚子。
成化十三年，纮巡抚山西，发现镇国将军奇涧有问题，便向皇帝揭发检举。奇涧的父亲庆成王为儿子上奏辩护，同时诬陷纮。皇帝当然更重视亲王的意见，就将纮逮捕，下狱审查。结果什么罪也没审出来。宦官尚亨奉命去抄家，抄出来的只有几件破衣裳。宦官报告了皇帝，皇帝叹道：他竟然能穷到这种地步？于是下令放人。（参见《明史》列传六十六）
这二位清官的家境，大概足以证明正式工资不够花了。
请留意，比起普通官员来，清官们还少了一项大开销：他们不行贿送礼，不巴结上司，不拉关系走后门。韩一良说的那数千两银子的费用——打点上司、招待往来的客人、晋级考核和上京朝觐等，就算是2000两银子，即20万至80万人民币的花销，大都可以免掉了。譬如海瑞上京朝觐，不过用了48两银子。由于他们真穷，真没有什么把柄，也真敢翻脸不认人地揭发检举，而且名声又大，免掉也就免掉了，一般人也不冒险敲诈他们。但是腰杆子没那么硬的小官，不仅会被敲诈，还会被勒索——当真用绳子勒起来索。为了证明这类开支是刚性的，决非可有可无，我再讲一个故事。
海瑞在淳安当知县的时候，总督胡宗惠的公子路过淳安，驿吏招待是不够意思。驿吏相当于现在的县招待所所长兼邮电局局长，而总督是省部级的大干部。我猜想，这也不能怪驿吏不识抬举，肯定是被海瑞逼的。海瑞到了淳安，锐意改革，整顿干部作风，禁止乱收费，把下边的小官收拾得战战兢兢，想好好招待也未必拿得出像样的东西来。胡公子受到冷落便生了气，叫人把驿吏捆了，头朝下吊了起来——这就是节省开支的下场。
海瑞接到报告，说：过去胡总督有过指示，要求自己的人外出不许铺张招待。今天这位胡公子行李如此多，必定是假冒的。于是将胡公子扣押，从他的行囊里搜出了数千两银子，一并没收入库。这数千两银子，也像前边一样算作2000两吧，根据贵金属价格和购买力平价的不同算法，其价值在20万至80万人民币之间。公子出行一趟，收入如此之多，想必胃口大开，期望值也被培养得很坚挺，到了穷馊馊的淳安，诸事都不顺心，理所当然要发发脾气。不幸的是，他碰上了中国历史上罕见的海青天。海瑞扣押了胡公子，没收了他的银子，再派人报告胡总督，说有人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