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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二十分钟，我们回到索赛街，再上四楼。忽然前倨后恭。手铐去了。一个别动队队员，如同侍役长请求宽恕他服务不够周到似的，向我必恭必敬地说：“请原谅我们没在弗雷纳给您备饭，吉尔伯先生，因为我们不愿意让监狱管理处知道您去过那儿。”
噢，原来如此……
他们把我请进一间大厅，桌后坐着七个人，我只认识三个。另外四个人，据说刚从柏林专程赶到。我只认出一个盖世太保缪勒。杰林坐在正中，仿佛是他主持会议。有人请我坐在一张小桌子旁边。如果有一个水杯，那就完全成了会议厅。
杰林对我说：“经过了这么一天，您也许想喝杯咖啡吧？ ”
我十分同意。热咖啡给我提了神。
于是，杰林站起来，用德语对我说话，并且故意提高了嗓门．“这样，奥托先生，您在德占区领导苏联谍报网，为情报中心局长立了大功。这都可以。现在可得把这一页书翻过去了，您输了。下场如何，您是明白的。可是请注意，人不妨死两次。头一次，我们可以枪毙你，因为你是第三帝国的仇敌，然后再让莫斯科枪毙你，因为你叛卖了国家！”
我盯着杰林的眼睛，对他说；“杰林先生……”
“你为什么叫我杰林先生？ ”他打断我说，“你知道我叫什么？ ’“你怎么啦？你还以为我们不知道别动队每一个队员的名字吗？以为我们不知道别动队的一切作为吗？ 你不是承认我搞情报还有点经验吗？这就是证据嘛。”
我稍停一下，让对方的印象更加深一些，才说下去：“那末，杰林先生，这个一人能死两次的说法，你到底讲过多少遍了呢？ ”
满屋子哄堂大笑。我在这场稀奇古怪的较量中得了一分，然后接着说：“…”要说我呢，我可以回答你，我的确知道我的下场，同时我也做好了准备。你讲那象征性的枪毙，老实告诉你，一点不关我屁事。真情实况迟早总有人知道。随便你怎样摘都不管用的。我于心无愧，什么都不在乎。”
杰林掉转话头，向我发问：“你不知道肯特在哪儿么？ ”
我听了放声大笑。
“我知道，你也知道，他是11月12日在马赛被捕的。我不知道你们把他关在哪一座监狱里，不过波梅尔堡这一手是跟法国警察一起搞的，那早已是公开的秘密。”
他们听了目瞪口呆，迫不及待地问我：“你怎么会知道的？ ”
“遗憾的是你们不看法国报纸。11月14日，马赛有一家报纸，大吹大擂，宣布逮住一批苏联特务。再加你们是跟法国警察合摘的，你们就那么样相信法国警察对你们忠心耿耿，相信他们会守口如瓶？ ”
最后这句话是经过考虑的，意在让他们彼此猜忌。因为法国警察帮助德国警察最为可怕。在许多场合，盖世太保没有法国警察帮忙，便搞得不那末顺手。法国警察在战前搞过左派分子，特别是无国籍人士的档案。这拿出来依然有用。
1940年6 月14日，巴黎刚被占领，赫尔木特．诺成的别动队，便在海特利希的直接指挥下，向巴黎警厅索取“有关系的”
档案，特别是有关政治流亡人士的材料。
我想不到这一下居然击中了要害。在场的首长们顾不及当着我的面便叫杰林作出解释。这件案子在柏林是定为“国家机密”的，为什么让法国警察和比国警察插手？ 杰林为自己辩解说：这事不归他的职权范围。不管怎样，我的目的已经达到。后来我听说，从这一天起，别动队队员不能再在这类案件中利用法国警察了。
插曲奏完，杰林试图重新采取攻势。
“从1941年12月开始，莫斯科就不再相信你打回去的报告了……”他给我看三厚本材料。第一本大字标题： 《巴黎——红色乐队》。第二本标着； 《比京——红色乐队》。第三本标着： 《大首长案》。我这才知道这个尊称指的是我。
杰林接下去说： “第一本是1942年初在柏林译出的密电，说明情报中心不满意你12月13日采取的一些措施，认为太过严厉。”
我完全记得这一批跟情报中心来往的电报。不过，我后来毕竟向局长解释清楚，不仅危险确实存在，而且并没有排除。
然而，这位别动队长非得要充分利用他这一条理由不可。他说：“这是你在1942年夏天打给情报中心的电报，报告艾弗雷莫夫被捕，而情报中心却是这样答复你的：奥托，你完全搞错了。我们知道艾弗雷莫夫被捕不过是查查证件，什么事也没出。”
杰林又接着说： “你瞧，局长已经不相信你了。其实，还是你有理。不瞒你说，艾弗雷莫夫的确是在为我们工作。
而且还不止他一个人。我们比你们强……〃 “杰林先生，比方说你们没有抓住我，现在算是内行在一起谈话，我就会对你说：别太自信，搞特工的人在这上面最犯忌。你们深信已经得到了局长的信任，可是，既然有电报为凭，那就何妨再看一看局长的另一封电报呢？ 他不是叫我到比京去找艾弗雷莫夫吗？ 他连日期、钟点，地点都规定好了。这封电报大概没有漏网吧？ 现在，请杰林先生告诉另外几位先生，我到底去赴了约没有？ ”
“没有，你没有去。”
“这怎么可能呢？ 特工纪律何等森严，谁不知晓？ 我呀，我倒可以告诉诸位，我另外收到了一封电报，叫我不要去。来电走的是另外一条线路。这个约会本是局长设下的圈套，意在搞清楚艾弗雷莫夫到底被捕没有。〃 屋子里似乎起了一阵小骚动。我接着说：“瞧瞧，什么也不是绝对可靠的。你们怎么能知道，情报中心一定没有搞清楚你们的计划呢？〃杰林回答说：“我们知道莫斯科还以为肯特始终逍遥法外。”’“肯特已经投奔你们了吧？ ”
“不错。”
“当真？ ”
“当真。我们发给情报中心的电报都由他译。”
“这证明不了什么。”
杰林再一次把话岔开。他说，“对啦，奥托，你们通过法共领导联系莫斯科到底是怎么回事？ ”
“你知道这条线索吗？ 是肯特交代的？ 可是，他有办法让你们利用这条线路吗？”
我非常想知道，杰林会说些什么……他说：“还没有，不过这没有什么关系……再说，你了解波森的小组吗？ ”
“不了解，我从没听说过。”
“这是共产党在柏林的一个情报小组。已经一网打尽，但是跟莫斯科继续联系，仿佛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我反问说：“你到底要我干什么？ 我是你们的俘虏，不管你们讲什么也影响不了我。我本来就知道，现在仍然知道，莫斯科并不相信你们。而且，我在这儿多呆一天，莫斯科就越发有可能看透你们的把戏。”
这一下，杰林却不吭气了。时间已经半夜两点。谈话的人显然都困了。我扼要叙述的对话，本来很长，也很紧凑。
对方的计划已经渐露轮廓。显然，敌人想搞一个大规模的毒化体系，不是什么短时间可以完成的小差事。不过，我还瞧不清他们最终目的何在。“大赌博”已经有了草图，但是目的呢？ 杰林没有透露。别人也没有透露。杰林宣布休会，他说：“今天到此为止。明天再说。”
我在一间小屋子里，躺在长沙发上过了一夜，两个党卫军士官看守着我。上午没人找我。下午，杰林来对我说：“目前，我们不让你被捕的消息传出去。我们对你这样直率，大概会使你惊讶。‘红色乐队’的重要成员已经全部落网。一部分答应合作，还有一部分不肯。我再对你说一遍，你已经输了。但是，你一定想知道我们到底想干什么。没问题，奥托先生，咱们今晚就来谈这个。”
第十五章“大赌博”
11月25日，大约在21点，我又去受巨头们审讯。前一天，他们已经耍了很多手段，老说我已经输光，试图以此来打击我的斗志。其实，我如果确实已经输光，那末，别动队何苦还来向我请教呢？ 他们到底要把我怎么样呢？ 意外的事情一件一件接踵而来。跟昨天一样，杰林对我的态度，不象对一个—蹶不振的俘虏。不，一点也不象。他有时候换换手法，变变调门，用一种庄严正派的口气大谈高级政治，简直可以把满座的外交家说得心花怒放。他开门见山地说，“第三帝国的唯一目标是同苏联达成和议。”
真是新闻I 大概他瞧见我皱了皱眉，可仍然毫不在乎，照旧向我灌输他那一套大道理。他说：“国防军和红军打得血流漂杵，只便宜了资产阶级寡头统治。领袖不是亲口说过，邱吉尔是个酒鬼，罗斯福是个作孽的瘸子。不过这儿有个难题：在中立国联系西方代表并不困难，而约会苏联政府代表却几乎没有可能。我们面对这个难题一直束手无策。现在才想到利用‘红色乐队’。你们的发报网一旦由我们来使用，就可以为争取和平出气力。〃 杰林说到这里，自觉得十分动听，便停下来念几份被俘电台发出去的报告，以为这样可以充实他的论点。他得意洋洋地说，莫斯科方面一点也不曾觉察出什么。他接着又说：“在情报中心看来，‘西线无战事’，一切照旧，别无新的情况，因为电台发出的材料依然质量很高。政治情报和军事情报一样，质量都属第一流。杰林他呢，他决不发假消息。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取得莫斯科的信任嘛。目前，他说什么也不会改变这条策略。
“……成大功者，不计小失。我们准备再吃几个月亏，完全取得莫斯科的信任。到了那一天，就可以走第二步了。
你们那位局长将会收到柏林方面最高阶层透露的特等情报，每一件都能证实我们决计跟苏联单独议和。”
杰林发言到了尾声，便转身朝我抛出了他的王牌，“我已经把我们的计划向你和盘托出，因为你已经不再是实现这个计划的障碍。你可以作出你的选择：要么跟我们合作，要么从此不再见于人世。”
原来这就是他们的意图，所以才为我布置下这么一个场面，才用长篇大论作出这么一个结论。纳粹给我的选择，不外乎为他们出力报效，将来可以把联盟翮个个儿。到时候，我将成为新棋盘上一粒主棋。不然就结果我的性命。
这是一场大讹诈。别动队长说话很快，好象热病发作。
他一面讲，我一面估计这个阴谋的意义，并且看清了他们给我设下的圈套。我的头一个结论是事情并不完全出于意外。
不。我本来已经隐约感觉到德国人并不太想摧毁电台，从肉体上消灭我们的战士。他们要的是策反。这个策略在第二次大战期间是司空见惯的。经验将会证明，策反对象决不止我一个。第二个结论是，事情虽不稀罕，杰林他们这一帮子确实来头不小。他们说第三帝国很想跟苏联单独议和，这是睁眼说瞎话。我清楚地知道，1942年11月，而且从1939年秋天就已经开始，纳粹有一批军政人物希望和西方妥协。如果真能单独议和，那就管他“酒鬼”也罢， “瘸子”也罢，反正可以跟“资产阶级寡头统治”联合起来去打苏联。
当然罗，这一手假如出之于军谍局和卡纳利斯海军上将，那就不难理解。这在战后已经为人所共知。但是，出之于席伦堡，海德利希，缪勒，希姆莱，这伙盖世太保的祖师爷，那就叫人难以置信了。我真想对杰林大喝一声： “你怎能叫我们相信你们能和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结盟呢？ ”
对这一帮反动狂人来说，所谓单独议和不过是想拆散反对希特勒的联盟而已。他们想我投身进去的这一场罪恶的赌局，用意不过如此。主要的危险在于引起盟国彼此猜嫌，化友为仇。而纳粹则坐收渔人之利。对我们这些“红色乐队”的战士来说，希特勒的德国跟苏联打仗是没法避免的。哪怕在德苏订立同盟以后，我们也没有改变这个看法。
我们中间尽管有法国人，比国人、波兰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犹太人，反正我们只有一个颠扑不破的主张：消灭纳粹，彻底消除褐色瘟疫。我们充分估计到，单独议和，盟国离心，会带来多大的祸患。毒瘤非得连根切除。如果盟国中了敌人的离间计，那末，毒瘤就能再度扩散。
纳粹在战争初期，已经由于苏联与西方民主国家之间的矛盾而收获过一次渔人之利。各国人民都吃了大亏。现在1942年，盟国之间又出现裂痕。红军后退好几百公里，人力物力损失惨重。西方目击败况，不禁油然而生疑惧之心。红军经受得起德军的冲击吗？ 还能支持多久呢？ 另一方面，英美迟迟不肯开辟第二战场，也在莫斯科引起了阵阵疑云。苏联人心想，西方世界按兵不动，辎重山积，是否要等苏德火并，力竭声嘶，为西方火中取栗呢？ 后来，我们才明白，当时的担心不无过火。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当时，在德国军部，在希特勒周围，有这么一帮子人主张不管希特勒肯不肯，牺牲苏联而与西方单独议和，但这帮子人起不了多大作用。我们也知道，英美方面也有一些政界人物乐于考虑跟一个投有希特勒的德国打交道。但是，罗斯福和邱吉尔坚决要求“五条件投降”，所以从来没有考虑这么一个解决办法。我们对于这一情况，也是确有把握的。
现在再谈我到案后的情况。
杰林他们的幻想并未破灭，还如数家珍地卖弄他们的计划。可是，在我这么一个俘虏面前渲染他们的把戏，说明他们还不敢肯定是否骗取了情报中心局长的信任。他们观察我的反应，估计我能否跟他们合作。在我看来，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在今后几星期内或几个月里，情报中心将会大规模中毒，接到大批假情报。德国特工特制专送的政治，军事，外交假情报，莫斯科方面都将信以为真。这还不过是下钓饵的阶段。等鱼儿吞了钩，杰林只消沉着地引回丝纶，鱼儿便会到手了。
我尽管心绪不宁，答话却狠命装得满不在乎。首先，我想动摇他们的信心。我编了一篇故事，编得有头有脑，才能取信于逻辑性强的德国人。我说：“你们作出了这样的假设；你们凭仗收罗过去的报务员，精心操纵，让情报中心照常跟你们联系。好吧，就算你们得了手。可是，另外一种设想也不见得全无价值。比方说，局长不瞎也不聋，他在‘乐队’奏的乐章里听出一些荒腔走板的地方，可是假装聋哑。万一是这样的话，牵线人到底会是谁呢？ 是你们呢，还是他呢？”
杰林愕然一怔，随即冷笑说：“你在1941年12月13日的壮举，对你并不曾有多大好处。现在，莫斯科已经不相信你。你没有能够说服局长让他相信你当时是靠了多特工程局的牌号脱险的。”
他这句话惹得哄堂大笑，只有皮普上尉不笑，因为那一天是他下令放我的。
杰林又说：“你很清楚，任何人在盖世太保手里呆过，哪怕只呆过一分钟，莫斯科便不再相信他们。”
我于是下决心来它一手狠的：“诸位，你们忽略了一个要害问题。现在另外还有一个反特组织，跟‘红色乐队’全无关系，专门负责保卫队员的安全。这个组织别有通信渠道，直接向莫斯科报告当地情况。”
哪怕我揭发希特勒是个苏联特务，他们听了吃惊的程度恐怕也不过如此。对专业特工来说，这样的组织本来是合情合理的，不仅德国人不知道，便是“乐队”的多数队员也完全有可能不知道。
这个无中生有的反特组织，一下子就把各自的地位翻了个个儿。他们心里疑云翻滚，渐渐成了信念。我接着说：“你们可以理解，我在这样的情况下，当然要十分慎重地考虑跟你们合作的问题。我完全同意俾斯麦的根本方针，德国决不可以跟俄国开战。但是我不能和你们一道在沙上建屋嘛。我是一个俘虏，还来跟你们闹这么一套，而这套东西的一切窍门，情报中心早已了如指掌，我如果这么干起来，岂不叫人笑掉大牙？〃杰林的答话又引起哄堂大笑。他说：“如此说来，我只好干脆放了你了？ ”
我用同样的口气回答他说： “如果你们真要跟苏联单独议和，看来这还算最好的办法。”
第二次会谈到此为止。我基本上达到了目的，心里很痛快。他们的信心动摇了。11月26和27日接连两天，我跟杰林单独谈判。 “大赌博”的弱点越来越明显。首先，事情还在准备阶段。在这一阶段，德国人不能不送出有价值的材料，稳住莫斯科，仿佛一个报务员也没有策反投敌。这事还有一点充裕时间。不过，杰林首先意识到肯特告诉过他法共的特殊联络网有可能把“大赌博”一举荡平。他最怕情报中心通过这一渠道，获悉在法国的“红色乐队”已经有一部分破了案。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