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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全中国人民今日所仰望于贵党政府的，是领导抗战，驱除日寇”，“希望蒋先生毅然决然停止进攻红军的最后内战，率领全中国的武装部队，实行抗战，以复活黄埔的革命精神，以恢复国共合作时反帝斗争的勇气，抗战发动得早，是中国民族的大幸。既万一不蒙诸先生采纳，我们亦必以千回百折赴之，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12月1日，毛泽东致书蒋介石，针对蒋介石在山城堡战役后，依然不顾民意，一意孤行，亲临洛阳，部署对红军大规模“围剿”的举动，指出“寇深祸亟”，必须“当机立断”，“化敌为友，共同抗日”，如仍徘徊歧途，“将国为之毁，身为之奴，失通国之人心，遭千秋之辱骂”。告诫蒋介石，只有顺应抗日救国的历史要求和全国人民的强烈愿望，实现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才是救国和蒋介石个人前途的惟一出路。
第五，争取地方实力派。这部分人同蒋介石中央独裁的排斥异己、投降卖国的反动政策有矛盾，又怕共产党侵害了他们的势力范围。他们力求保全实力，要求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把这部分人争取过来，就能够加大抗日力量的比重。当时党和毛泽东在华北是争取宋哲元、阎锡山、傅作义、韩复榘，在华南是争取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在西南是争取刘湘、刘文辉、龙云，在西北则是争取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十七路军。毛泽东或致书信，或遣代表，对他们进行耐心细致的争取工作。
1936年间，毛泽东对上述各派政治力量及其代表人物，写了大量信件，宣传党关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进行统战工作。
第二部分第44节 王辅一回忆西安事变（3）
二
党中央和毛泽东精密地分析了当时的国内外政治形势和各地方实力派的政治态度，决定把争取张学良的东北军与杨虎城的十七路军，作为统战重点与中心环节，用西北地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为推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步骤。
对于张、杨及其所率领的两支军队，毛泽东作过精辟的分析和比较，认为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都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蒋介石对非嫡系的杂牌军历来心怀叵测，伺机打击吞并。他叫张、杨“剿共”打头阵，就包藏着在与红军作战中，达到既消灭红军，又消灭“杂牌”军的险恶用心，可谓一箭双雕。果然这两部分军队绑在蒋介石“剿共”的战车上，遭到沉重打击。杨部在短短的半年之内，三个旅被击溃，两个旅长阵亡，实力受到相当大的损失。张部在三个月的“剿共”中，损失了将近三个师的兵力，两名师长阵亡，七名团长阵亡或被俘。张、杨的地位也因此发生了极大的震动和动摇。蒋介石不仅毫无关心之意，反而乘机撤销他们部队的一些番号，减发他们的军饷，张受其奚落，杨受其申斥。“剿共”对张、杨非但没有出路，而且实力也消耗殆尽。现实逼着他们不得不寻求一条新的出路。
从兵力上比较，东北军比十七路军大好多倍。但他们初到陕甘，根基不固，人情不熟，势重兵散，人心惶惶。中下级官兵沉痛地说：“我们应到白山黑水间与日寇拼雌雄，怎能在周、秦、汉、唐的故地与红军自相残杀？”加上前方受到红军处处打击，更是上下惊恐。十七路军比东北军虽少数倍，但久居陕甘，人地两熟，有一定的潜在力量，有扩大实力、控制地盘的愿望，对国民党中央、尤其同胡宗南的矛盾日益突出。杨虎城本人出身贫苦，受过进步思想熏陶，经过大革命的洗礼，他的部队里有我地下党长期经营与活动。根据以上分析，争取他们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完全可能的。因此，党中央和毛泽东在中央红军打完直罗镇战役后，即开始了争取张、杨的工作。
争取杨虎城的工作是通过三条线进行的。
一、派遣代表致亲笔信。1935年12月5日，毛泽东派汪锋致书杨虎城及其总参议杜斌丞和邓宝珊，表示“愿联合一切反蒋抗日之人，不问其党派及过去之行为如何，只问今日在民族危机关头是否有抗日讨蒋诚意，凡愿加入抗日讨蒋之联合战线者，鄙人无不乐与提携，共组抗日联军，共设国防政府，主持抗日讨蒋大计。”“如荷同意，即祈派代表，前来苏区，洽商一切。重关百二，谁云秦塞无人。”此次同杨虎城会谈，杨对我党联合抗日的主张表示同意。党中央决定国共再度合作，改“抗日反蒋”为联蒋、逼蒋抗日口号之后，毛泽东又于1936年8月13日派他的秘书张文彬致书杨虎城及杜斌丞，表示“先生同意联合战线，盛情可感。”希望“双方关系更臻融洽”，“敝闻贵部将移防肤洛，双方更必靠近，敝方庆得善邻，同时切望贵部维持对民众之纪律，并确保经济通商。”“西安事变”前，蒋介石抹下脸来，对外不惜任何屈辱，对内不顾一切舆论，一意孤行反对革命。蒋派大批中央军进入陕西后，毛泽东再次派代表要求杨虎城公开表态，旗帜鲜明地站在联合抗日战线上。
二、北方局南汉宸派申伯纯、王世英等去十七路军做杨虎城的工作。1936年2月，王世英同杨虎城初步商定双方停战抗日协定，后经党中央毛泽东批准正式生效。
三、我党驻共产国际代表派王炳南回国，到杨虎城身边做十七路军工作。
对东北军的争取工作，则采取公开与秘密、上层与下层、整体与局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其中以争取张学良为首的上层为重点。毛泽东直接领导了这方面的工作。
1936年1月16日，毛泽东亲自接见被我俘虏后释放的东北军六一九团团长高福源，肯定了他为促进红军与东北军合作而进行的努力与取得的成果。在高福源离开瓦窑堡再次返回东北军前，毛泽东特地指示将瓦窑堡会议政治决议案给高，由他带到洛川给王以哲并转张学良。由此，沟通了两方上层的联系。
同年1月21日，毛泽东派李克农作为我方代表到洛川，面见张学良、王以哲，表明红军愿与东北军在抗日反蒋的基础上结为友军，共赴国难。
1月25日，毛泽东起草联名发表的《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申明愿同正在陕北进攻红军的东北军首先停战议和，共同抗日。希望双方互派代表，共商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具体办法。
2月下旬，毛泽东再次派李克农到洛川，与王以哲和张学良会谈。行前毛泽东指示李克农：在向东北军上层进行统战工作中，要“处处把张学良与蒋介石分开”，谋求签订互不侵犯协定，态度要诚恳，做到“原则不让步，交涉不破裂”。此次会谈进展顺利，张学良提出要与我党中央代表直接谈判。
3月5日，经毛泽东批示同意，我中央军委与王以哲六十七军订立的抗日停战口头协定正式生效。同日，毛泽东致电王以哲，表示，此次兄我双方虽系口头协定，但因均出于抗日救国诚意，必比寻常外交上之文字协定，更为诚信无欺。
3月下旬，刘鼎由上海到洛川出任我党驻东北军代表，系统地向张学良介绍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并协助张学良以团结抗日的爱国主义思想教育东北军，加强东北军与红军和十七路军的团结。刘鼎的工作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的称赞。毛泽东曾指出：“西安事变，刘鼎同志是有功的。”
3月27日，毛泽东听取了李克农出使谈判的汇报后，在山西省石楼召开中央会议，认定张学良要求与我方负责人谈判的态度是诚恳的，决定派周恩来为我党全权代表，偕同李克农等赴延安与张会晤，以促成在抗日前提下红军与东北军两方更全面、更密切的合作。
4月9日，周恩来偕同李克农与张学良、王以哲等在延安城内天主教堂里举行秘密会谈。双方重申了洛川谈判的口头协定之后，张学良即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应该包括蒋介石，因为他是中国实际的统治者，掌握着全国范围内的军事、财政、外交大权。当前的问题是要改变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张表示，如果蒋介石降日，他一定另作打算。并说眼下他正为东北军缺乏抗日干部而焦虑，切望我方帮助。周恩来答应用办训练团的办法帮助培训干部（后来张学良与杨虎城共同举办了王曲军官训练团，张任团长、杨任副团长，叶剑英等为教官，训练了团以下的抗日军官），并愿把联蒋、逼蒋抗日问题带回中央，待与党中央毛泽东商定后再复。周恩来针对张学良对人民力量认识不足和缺乏抗战胜利信心问题，以红军为例，反复向他讲明了人和武器装备的关系，告诉他发动、依靠人民群众，抗战必胜的道理。周恩来的一番话，提高了张学良对人民力量的认识，坚定了张学良抗日的决心与信心。此次谈判达成了六项口头协定，收到了双方满意的效果。此后，毛泽东为更有力地进行对东北军与十七路军的统战工作，决定由周恩来统一负责接洽并指导这项工作，并将这个决定电告张学良、王以哲。
6月20日，党中央颁发了《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指出争取东北军的工作不是瓦解、分裂，也不是把东北军变为红军，而是给东北军以彻底的抗日纲领，使之变为红军的友军。方法是说服、解释，不搞阴谋诡计。对受骗进攻红军的东北军，不能排除军事打击，但这种打击，不是消灭它，而是为了争取它。强调争取整个东北军，要从上到下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明上层统一战线具有特殊意义。
8月上旬毛泽东应张的要求，派潘汉年、叶剑英、朱理治到东北军协助开展工作。
9月18日，经毛泽东批示同意，红军与东北军签订了局部停战协定。
9月22日，毛泽东签发了红军与东北军抗日救国协定。两方面军队，从此经常一起联欢、看戏、互赠礼品，化干戈为玉帛，改昔刀枪对峙的疆场，为今结抗日友谊的舞厅。
10月下旬，蒋介石飞抵西安部署督促内战。张学良置“剿共”命令不顾，于11月27日发了《请缨抗敌书》，向蒋要求厚集兵力，北上抗日。这标志着我党争取东北军的统战工作胜利完工。
第二部分第45节 王辅一回忆新四军（1）
1937年10月，根据国共谈判达成的协议，南方八省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在新四军组建的过程中，始终得到毛泽东的指导和关怀。笔者根据多年来接触到的史料，对毛泽东指导、关怀新四军创建的情况作一初步的探讨。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中国开始了全国性的抗日战争。9月中旬，国共两党谈判达成协议。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发表谈话，指出了团结御侮的必要，事实上承认了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中国共产党宣言和蒋介石谈话的发表，宣布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成立。然而此时，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南方八省的红军和游击队，由于同外界失掉联系，不了解整个局势的变化，不知道中共中央关于政策的调整，仍在深山老林里坚持斗争。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派人同南方各地的红军和游击队联络，并加强那里的领导力量，让他们根据形势变化和党的政策调整，适应新的斗争形式，进而把他们组建为一支整体力量，是当时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军委和毛泽东考虑的一个紧迫的问题，并为此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在卢沟桥事变前几天，中共中央军委确定调原红二十五军政治部主任郑位三、原红一军团卫生部政治委员萧望东和张体学、程启文等4人去鄂豫皖边游击区工作，以加强那里的红二十八军的领导力量。毛泽东特意接见了郑位三、萧望东等人，专门讲了当时的形势和党的政策调整的情况，要郑位三、萧望东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向红二十八军负责人高敬亭传达并组织贯彻。
对于调红二十八军去工作的干部，中共中央军委、毛泽东是经过精心选择的。除萧望东来自中央红军、有丰富的军队政治工作经验外，其他3位原来都在鄂豫皖边区工作。张体学、程启文过去就是高敬亭的部下，同高敬亭关系密切，且张体学和高敬亭都是河南省新县人。郑位三、程启文是新县的邻县黄安（今红安）人，黄安是高敬亭经常战斗的地区。这就便于他们到达后展开工作。
郑位三、萧望东等稍作准备，于8月动身，绕道江苏、安徽、湖南，9月上旬到达湖北省黄安县七里坪，向高敬亭和红二十八军指战员传达了中共中央、毛泽东对时局的分析和关于同国民党合作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及红二十八军部队应整编为抗日武装等指示。他们还向高敬亭介绍了红军的历史、长征的经过和政治工作的经验，对帮助扩大队伍，整训部队，起到很好的作用。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军委、毛泽东还要有关部门挑选合适的干部去其他游击区联络。其中，原红七十五师政冶部主任王集成，是福建省上杭人，七七事变后奉命返回闽西，找到由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领导的闽西红军游击队，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形势分析和党的政策调整，参与了部队的整编，任新四军第二支队政治部主任。原红二方面军营长张秀，是江西省永新县人，七七事变后被派往湘赣边游击区，参与了部队整编，后任新四军第二团的营长、团参谋长。
从1937年9月起，各游击区就停止武装冲突等问题，陆续同国民党地方当局进行谈判。9月下旬到10月初，毛泽东或同张闻天一起，根据各游击区同国民党地方当局谈判的情况，致电正在南京、武汉与国民党谈判的秦邦宪（博古）、林伯渠、董必武、叶剑英及中共南方工委书记张文彬（化名南杰），要他们速派人去寻找项英、陈毅，向他们传达党的方针。提出同国民党谈判时的注意事项。秦邦宪、叶剑英根据毛泽东、张闻天的电示，派顾建业（原名顾玉良）到赣粤边游击区找到项英、陈毅，带去了党的文件，传达了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顾建业还陪同项英由江西于10月23日到达南京与秦邦宪、叶剑英会面。之后，项英迅即转赴延安。
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同南方各游击区的联络速度是不一样的。到1938年1、2月间，中共中央关于将南方红军和游击队集中组建为新四军、开赴前线抗日的决策，才由项英、陈毅、张云逸、曾山等传达到多数游击区。由于事关重大，曾山又于1938年2月下旬亲赴浙南，向刘英、粟裕传达，并一起研究了贯彻落实的问题。
同各游击区取得联系，体现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南方红军和游击队的关怀，为他们实行战略转变，进而组建为新四军，形成巨大的整体力量创造了条件。
1937年10月，国共两党谈判确定将南方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但具体编组原则，到当年12月才确立下来。
12月14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讨论新四军的编组原则时，毛泽东作了重要发言，并同意项英向会议提出的报告。会议经过讨论后，确立的编组原则主要有两项：其一，各游击区的红军和游击队，大部分要下山集中，主力要到抗日前线去，以增强抗日力量，并扩大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同时，各游击区应留一少部分武装坚持，以求得将来的发展。其二，成立党的领导机构。确定成立中共中央东南分局，由项英、曾山、陈毅、方方、涂振农组成。以项英为书记，曾山为副书记，负责领导东南各省党的工作；同时，成立军分会，以项英、陈毅、张鼎丞、曾山、黄道为委员，项英为主席（后称书记），陈毅为副主席（后称副书记）。
在同一天，毛泽东、项英在致叶挺的电报中指出，新四军的各级领导干部配备，“不要军何（按：指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部长何应钦）派人”。就是说，新四军的干部配备，均由共产党方面负责，不允许国民党方面插手。这就为在新四军部队中建立共产党组织和政治机关，贯彻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提供了组织保证。
至于新四军的具体编制，有一个谈判的过程。1937年11月6日，毛泽东在给秦邦宪的电报中提出，新四军应“编两师四旅八团”。12月14日，毛泽东和项英在致叶挺电中又提出设两个纵队、七个支队。但当时均没有达成协议。直到12月下旬，项英带着中共中央、毛泽东的意图到达武汉，又同国民党当局谈判。12月27日，项英在致毛泽东、张闻天的电中称：“四军编制为四个支队，支队等于旅”。第二天，毛泽东复电项英：“同意编四个支队”。至此，新四军的具体编制才最后确定下来。
在指导谈判、确立新四军具体编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