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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发、凯丰、朱瑞、林枫、陈郁、谭政、孔原、陈伯达。石磊（曹瑛）和胡乔木任会议记录。
会议开始时，由富春同志宣读王明给七中全会的信。此前，王明一直没有参加会议。三次决议草案都送给他看了，七中全会主席团的五位同志（毛主席、朱总、少奇、弼时、恩来）都先后和他谈过话，传达会议内容，听取意见，帮助他反省错误。这次是讨论历史决议的最后一次会议。于是他在开会之前写了一封信来。在信中，他至少在表面上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表示拥护历史决议。他写道：“我对于七中全会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思想和正确路线以及近年来全党同志在整风运动与党史学习的认识，而作出的对各次尤其是第三次‘左’倾路线在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所犯严重的错误的内容实质与其重大的危害以及产生此种错误的社会的和历史的根源的分析和估计，完全同意和拥护。这条路线的错误和危害，早已由历史实践所充分证明。”他还对他那本小册子，从对革命性质和动力的分析，对策略方针的提出，关于进攻防御及先锋队与群众关系的观点和党内斗争问题等四个方面进行了检查，承认“所有这一切就证明了这一次我所提出的我的反立三路线小册中存在有‘左’倾路线的各项主要纲领，因而小册子有‘左’倾路线的错误是正确的”。这封信较长，富春同志只宣读了上述第一部分。
弼时同志作为会议主席，报告各代表团讨论历史决议草案的情况。他说：上次会（即3月31日会议）后，各代表团讨论决议一致赞成委托七中全会解决历史问题。决议草案已修改了三次。第三次无原则的修改，只把讲“左”倾路线错误的8条系统化，把毛主席的思想正面提出加了头一段。第三次草案讨论后各代表团还有些意见补充，主要提出了这样几条：（1）王明同志的“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小册子的内容应加入；（2）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应单独写；（3）张国焘路线的内容要指明；（4）1927年11月会议盲动路线毛主席未赞成的情况要说明；（5）对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分析还要彻底一些；（6）对六大的错误，一部分同志要求指出，我们考虑后还是不写为好。这些意见请各代表团秘书整理成书面材料，以供最后修改参考。弼时同志还说：王明同志刚才也写了声明拥护此决议，我们应表示欢迎，并望他今后在行动中加以实现，不断进步。今天讨论决议草案，望七中全会最后考虑本决议有无原则修改，对基本内容加以讨论，作为基本结论。
第三部分第72节 胡乔木回忆“七大”（5）
与会同志发言都表示完全同意决议草案内容，对于决议草案未提宗派问题，未讲品质问题和对抗战时期的历史问题不作结论这样一些重大原则，都完全拥护。历史上犯过错误的同志再次表示要继续检讨错误，承担责任，汲取教训。博古同志说：这个决议是在原则上很严格，而态度对我们犯错误的人是很温和的。我了解这是给我们留有余地。治病救人，必须我们病人自己有觉悟，有决心和信心。我们要从头学起，从头做起，愿意接受这个决议作为改造自己的起点。这个态度是诚恳的，可以说表达了历史上犯过错误而又愿意改正错误的同志的共同认识。还有一些同志发言谈了对历史决议的感受和对若干历史问题的看法。陈毅同志发言，仍然表现了他那特有的豪爽气概。他说：决议内容完全同意。这个决议的自我批评精神很好。敢于彻底指出党过去所犯过的错误，是对人民负责的态度。我经过三个时期的革命，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是沾了边的。我对党外阶级斗争是英勇的，在党内斗争中就表现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这个决议是对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的最好的教科书。恩来同志讲了三个相关的历史问题。第一，何谓忠实于共产国际。他说：过去把共产国际的决议当成偶像、教条，不顾实际去执行，不能说是忠实于国际。对国际的决议要发展，六大决议毛主席发展了好的，教条主义者发展成坏的。六大时，斯大林对我说，形势不好，你们可到四川去，意即讲革命高涨并不排除退却。但那时没理会这句话，了解为一直高涨。1930年打下了长沙，就说实现了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当然，也有的同志到国际去反映情况是不忠实的。王明到国际去就只按自己的主观看法去反映，老是夸功，说如何又取得了胜利，国际也只好肯定。与这有关的错误，我们自己有责任。第二，三中全会问题。恩来同志说：三中全会有好坏两方面。王明攻击的恰是好的一面，但也有坏的一面，这次决议未讲。三中全会的决议比三中全会本身还要坏些。第三，经验主义与教条主义的关系。恩来同志说：经验主义本身也有自己的教条，这是两者合作的思想根源。所谓宗派，不是说有什么秘密反党的小组织，而是说以错误思想、纲领为基础而形成的同志间气味相投的结合，对不相投者即反对的关系。这种关系自然是不巩固的，思想变了，这种关系也不复存在了。恩来同志对这几个问题的解释使与会者对研究历史决议，看待过去的历史问题很受启发。
毛主席最后发表讲话。他讲了五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关于决议的重要意义。毛主席说：决议不但是领导机关内部的，而且是全党性质的，要对全党与全国人民负责的。哪些政策或哪些部分是在群众斗争中证明是适合的，哪些是不对的，如果讲得合乎事实，在观念形态上就再现了党的廿五年的历史，就对于今后的斗争有益。正确与错误的标准，虽然要看马、恩、列、斯，但归根结底看是否符合人民利益。人民对于各党派往往不清楚，但晓得根据政策来判断。国民党开头是激进的革命民主派，但后来国内政策反动，所以人民不喜欢它。我们做了好事，也犯些错误。现在的决议案就是说这些问题，所以是关系于人民的。二是对历史决议中的一些历史问题如何估价。毛主席说，决议现在还有缺点，还需要修改，故今天只要求基本通过。我想它的基本思想是不错的。至于整个历史叙述是否完全正确，那是不一定的。如果二三十年后看来，还是功大过小，就很好了。原来准备交七大讨论，后来改交七中全会，这是有政策意义的，不是随便决定的。因为可以免得大会把重心放在历史上，而不能集中力量对付当前问题，这是不好的。决议上的其他问题，四中全会是否根本错？现在弄清楚了，根本上是错的。共产国际为什么不提？故意不提的。国际现在没有了，我们也不把责任推给国际。国际对中国，总之是功大过小。没有共产国际的帮助，中国无产阶级的党是不能有今天的。三是治病救人问题。毛主席说：这个方针被证明是有效的。治病与救人，看什么时候需要什么方面。前年十二月会议，治病太多，用多了点药，所以去年就加了些甘草。最近各代表团的情形也是如此。有的对治病多些，救人少些，有的则相反。总之是治病救人。治病是手段，救人是目的。一定要治病才能救人。所以有些同志在有些时候需要攻一下，这就是帮助他。去年怕伤了元气，又温和些。发展过程就是如此。到了这个文件就比较好，把治病救人两方面统一起来了。错误不是少数人的问题，全党大多数干部有这种病菌，非进行教育不可。决议要点名字很容易，但问题不在于他们几个。党是政治团体，要搞五湖四海。政见不同会有争论，争论时分清是非界限是要的，但今后要少戴帽子为好。过去政治上犯过错误的同志现在都改正了，要像决议上说的，像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四是好事挂账的问题。毛主席说：决议案上把许多好事都挂在我的账上，我不反对这个划分。我的错误缺点没有挂上，不是我没有，这是大家要清楚的，首先是我。孔夫子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我即使到七十，相信也还会逾矩的。整风过去不会，搞生产过去也不会，现在都有经验了。我们就是这样慢慢学习着前进。现在也并不是什么都会了，只是错误犯得少些。五是防止敌人利用问题。我们的决议案没有作，人家就利用。现在做了决议案，他们更要利用，更要挑拨。我们必须准备团结——批团结，这是不怕挑拨的。
毛主席讲完话后，决议案付诸表决。全体一致原则通过。在第二天即4月21日开幕的党的七大预备会议上，毛主席讲到他的想法说：我们现在学会了谨慎这一条，搞了一个历史决议案。这个决议案写过多少次，经过三翻四复的研究，经过多少双眼睛看。单有中央委员会几十双眼睛看还不行，而经过大家一看，一研究，就搞出许多问题来了。没有大家提意见，我一个人就写不出这样完备的文件。昨天七中全会是基本通过了，交给大会以后的新中央采纳修改，精雕细刻。毛主席还讲，我们在这个短短的历史决议案中，要把二十五年的历史都写进去很不容易。我们还不是修党史，而是主要讲我们党历史上的“左”倾错误，就是说，在党的历史上一种比较适合于中国人民利益的路线与一种有些适合但有些不适合于中国人民利益的路线的斗争，无产阶级思想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这个问题经过了几年的酝酿，现在比较成熟了，所以写出决议案把它解决了。至于抗战时期的问题，现在还没有成熟。所以不去解决它。这个决议案，将来来看，还可能有错误，但治病救人的方针是不会错的。
第三部分第73节 胡乔木回忆“七大”（6）
七大闭幕后，6月19日召开的七届一中全会第一次会议讨论了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定继续由弼时同志为首组织修改，并提交下次会议最后通过。
根据六届七中全会、七大和七届一中全会第一次会议期间提出的修改意见，于7月24日又印出“草案第四次稿”（就修改的总次数言，应为第九稿）。这次修改的工作量还是相当不小的。主要改动是：（1）根据七中全会以来广大代表们的要求，加强了毛泽东同志在一些重大革命关头作用的叙述，特别是在第一部分将原来写的“党在二十五年中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形成了一条同一切错误的路线和思想相区别的正确的路线的思想——毛泽东路线与毛泽东思想”，改成了“党在奋斗的过程中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毛泽东思想体系”，并增写了对毛泽东思想的一段总的论述。（2）对党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左”右倾向的叙述，增写了八七会议，并对第一次“左”倾盲动路线、六大、立三路线、三中全会、新“左”倾路线的形成、四中全会及其向苏区白区派遣中央代表、临时中央到中央苏区、五中全会、反五次“围剿”的失败与长征等重大事件讲得更为充实和全面。（3）对第三次“左”倾路线错误内容的分析，把军事方面独立出来，增写了关于军事方面的长段文字，从而使之成为政治、军事、组织、思想四个方面。这是这一稿最大的修改。对政治方面的三个主要错误的概括和叙述也作了一些修改。对第一点错误，由原来的“各次左倾路线首先弄错了中国的社会性质、革命性质与革命动力”，改成“各次左倾路线首先在革命任务与阶级关系的问题上犯了错误”。对第二点，将原来的“各次左倾路线既然在中国社会性质、革命性质和革命动力等战略性质的问题上作了错误的论断，对于如何使革命在全国得到胜利这个策略总方针的问题上，也就不能不采取错误的方针”，改为“各次左倾路线在革命战争与革命根据地的问题上也犯了错误”。对第三点，将原来的“各次左倾路线既然在社会性质、革命性质、革命动力和革命的策略方针两类基本问题上都犯了许多左的错误，它对于各项具体斗争的策略部署上，也就不能不随着犯同样的错误”，改成“各次左倾路线在进攻与防御的策略指导上，也犯了错误”。在这一点的叙述中不但增加了对毛泽东同志策略思想的阐述，而且在决议稿的第一次明确指出“刘少奇同志在白区工作中的策略思想，同样是一个模范”，并对其策略思想展开地作了分析。由于对“左”倾路线政治上三条错误的概括改变了，原来讲三条错误关系的那一段话也相应地删去了。（4）在论述“左”倾路线产生的社会根源时，首次指出“左倾路线反映中国小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思想”，“大批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民主分子向无产阶级队伍寻求出路”；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的一面“在将来也可能与无产阶级共同走向社会主义”，其落后的一面则是在失去无产阶级领导时有可能变成自由资产阶级以至大资产阶级的“俘虏”；“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在本质上是与无产阶级的革命性不相同的”，“带着小资产阶级革命性的党员，虽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却没有入党或没有完全入党”。这些思想的提出及论述使对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分析深刻了许多。这次修改对于历史决议稿的最终形成是带有决定性的，无论从整体结构、思想观点、段落调整和文字表达来看，经过这一次修改已基本定稿。
为了提交1945年8月9日的七届一中全会第二次会议讨论，8月5日排出了历史决议的“草案最后稿”。这实际上是第十次修改稿。这次改稿虽然基本上是文字的最后修饰和润色，但对一些历史问题的分析和叙述还是有一些较重要的修改。如在第三部分指出八七会议错误的同时又肯定了它的功绩，使其评价更为全面；将三中全会“对于立三路线的停止是有功绩的”，改为“对于立三路线的停止执行是起了积极作用的”；在讲四中全会时增加了对于《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小册子的批判；叙述在中央苏区的错误时，原来提到宁都会议的时间只笼统地说1932年，这次具体化为“1932年8月”，反而把时间弄得不确了，成为后来党史研究的一桩“公案”（准确时间现已考订清楚是10月）。在第四部分论述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时，增写了“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实质上就是农民革命”；在分析第三次“左”倾路线的政治错误时指出他们“否认中间营垒与第三派的存在”，“把当时积极活动起来的中间派别断定为所谓最危险的敌人”；在论述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思想时，增写了“红军（现在是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必须全心全意地为着党的路线、纲领与政策，也就是为着全国人民的各方面利益而奋斗”，突出了它的政治品格；在分析第三次“左”倾路线在军事作战问题上的错误时，强调了他们“要求阵地战与单纯依靠主力军队的所谓‘正规’战”，“不了解正确的人民战争”；在思想方面论及一切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之正确与否的根源时，将原来写的“在思想方法上是否从中国革命的客观实际和中国人民的客观需要出发”，改写为“在思想方法上是否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出发，是否从中国革命的客观实际和中国人民的客观需要出发”；与此相联系，也将原来写的“毛泽东同志从他进入中国革命事业的第一天起，就着重于中国社会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改成为“毛泽东同志从进入中国革命事业的第一天起，就着重于应用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以从事于对中国社会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从而强调了马列主义理论的指导作用；对于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分析也相应地增写了“它们都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分割开来，它们都违背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的话。这一稿的修改，使历史决议稿无论在内容分析上和文字表述上，从总体看，都达到了更加严谨、细密、准确和完善的地步。
第三部分第74节 胡乔木回忆“七大”（7）
1945年8月9日，七届一中全会第二次会议在杨家岭召开。出席会议的有正式中委29人，候补中委12人，还有几位高级干部列席。与会者对历史决议稿再没有提出重大的修改意见，在表决时，全体一致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同年8月12日，“历史决议”正式印成了党内文件。这样，经过前后近4年的时间，毛主席直接参加起草并反复修改，全党高级干部直至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多次讨论，一个伟大的历史文献终于诞生了。它倾注了毛主席的心血，也凝聚了全党的集体智慧，把延安整风运动的积极成果以决议的形式肯定下来了。用这样的形式总结历史经验不仅是我们党的建设的一个创举，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建国后在编辑《毛泽东选集》的过程中，毛主席提议将“历史决议”作为附录编入《毛选》。当时参加编辑工作的有田家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