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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毛泽东同志在湖南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许多新民学会的会员入了团。此后新民学会便逐渐结束了。会员中间也起了分化；少数人落伍了，个别的后来且成了反革命者；但大部分始终前进的分子，在毛泽东同志的影响与领导下，从事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改革的活动，成为了共产主义者。
毛泽东的这些革命活动，都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同时为建设共产党作了各种准备。整个五四运动建立了伟大的功劳，——这就是毛泽东说的：“五四运动是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又准备了五卅运动和北伐战争。”
这里需要补充叙述的是，毛泽东在作那些组织工作的同时，还作了一些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宣传鼓动工作。现在还有人记得，他曾经从毛主席那里领到许多小册子，拿到街上去卖，价钱非常便宜。那些小册子的名称有：“伙友们”，“工友们”，“农友们”，“一个兵士的生活”等等。小册子的文字很通俗，内容是宣传社会主义，谈社会各阶层人民生活的痛苦，要找出路只有团结起来革命。
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最初阶段上对传播与宣传马克思主义有其一定的——桥梁与先锋的——作用。因此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最初需要作青年学生运动、文化界知识界的运动。但共产主义革命运动的中坚力量是无产阶级。毛泽东同志于是用最大的精力来作工人运动。
第一部分第6节 萧三回忆“五四”（6）
现在大家都知道，马克思主义者从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懂得：只有工人阶级是革命的领导阶级和基本力量。马克思主义只有与工人运动结合，才能成为物质的力量。毛泽东除组织、领导一般的、社会各阶层的革命运动外，日夜孜孜不忘的是工人运动。
知识分子和工人群众结合的过程在当初是颇不容易的。在开始的时候，语言、习惯、服装、态度等等，彼此相差很远，两方面都觉得格格不入。这时候革命的知识分子只有放下臭架子，怀着满腔热忱，并甘心当群众的学生，然后才能接近群众，渐渐也当群众的先生。
毛泽东下决心，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去做。农家出身的他，素来就具有一项很大的、非常卓越的本领——他能找到和工人群众接近的大众的语言。他的诚恳的心，老实朴素的态度，简单、透彻的语言，能够使任何工人信服。最疑难的事物，最深奥的道理，毛泽东都能给工人们解释得清清楚楚，使他们理解得明明白白。
一直到现在，毛主席仍然是最能用最浅显的语言说明最深邃的理论与最高深的原则的人。他的报告、演说、讲话是那样明白、浅显、通俗、动人，富于幽默，妙趣横生，而又那样意味深长、涵义深刻，左右逢源，矢无虚发。他的说话常是形象亲切，引人入胜，有血有肉的。在同一会场里，工人、农民、兵士、老太婆们听了他的讲话不以为深；大学教授、文人、学士听了不以为浅。这种深入浅出的本领，是我们每一个人所应该努力学习的。
毛泽东同志最初接触工人的办法是煞费苦心的。他曾作工人打扮，到工人们集聚的地方去和他们接近，到茶馆去和工人们一块喝茶，谈心，交朋友。
一天，毛泽东同志去长沙城的南门外和小吴门外一段铁路上散步，走来走去，总希望遇见个把工人，后来终于遇到火车头修理厂的工人陈地广。这人是广东人。毛泽东同志就和他“拉话”，然后去他住的地方“玩”，谈他的工作、工资……这工人觉得客人很亲切。
经陈地广的介绍，他又认识了别的工人。彼此都熟了之后，毛泽东同志提议为他们办个学校，教他们识字。工人们都很赞成。
回来后，毛泽东派郭亮同志去作工人夜校的教员（在第一师范求学的时候毛泽东就热心地办过工人夜校，这时更加扩大了他和工人的联系）。
突破了一点之后，毛主席运用这个经验到别的工人丛中去。
毛主席来到铜元局——湖南造币厂，找工人谈他们的生活、工资……工人觉得客人很关心他们。
毛主席走进成衣店，和裁缝们慢慢谈他们的工作、衣料、收入……
人们坐人力车来到家里，毛主席请车夫进来喝茶，和他谈话。后来派罗学瓒同志专做人力车夫的工作，常和车夫漫谈，长谈。为人力车夫办夜校时，毛主席曾亲自给他们教课。
湖南第一纺织厂成立了，开工了。无政府党人在纱厂里颇有影响。毛主席过河去，找到了纱厂工人，谈了许多。
黑铅炼厂的工人，泥木工人，石印、铅印工人，面粉厂工人……都来找毛泽东，谈他们的生活，说出他们的要求。
1921年冬天，毛泽东同志曾乘着长株、株萍铁路的火车，去安源，深入矿井。由长沙几个路矿工人的介绍，认识了许多矿工。他在那里住了一个星期，和许多工人成了知心朋友。回到长沙后，派李立三同志去安源，当初也是作工人夜校的教员。（后来刘少奇同志也到了安源，这里的工人运动大大地发展了，壮大了，当时安源有“小莫斯科”之称。）
交几个工人作朋友，通过他们，可以认识和团结千百个工这是毛泽东的主意和宝贵的经验之谈。
和工人们接近了，给他们办夜校，办补习班、识字班，教育他们，说明“劳工神圣”的意义，资本家剥削工人的方法……启发他们的觉悟，然后讲工人们应该要团结起来、组织起来的道理。
在每一工厂，每一行业里面，毛泽东发现积极分子，培养干部。通过他们，通过行动、斗争，渐渐地把所有的产业工人和手工业者都组织起来。
宣传——组织——行动，联系起来，长沙——湖南的工人运动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了。
在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之前，毛泽东在湖南，以及其他一些共产主义者在全国各地，就开始将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相联结了。
革命的理论和革命的实际密切地结合起来，毛泽东等就这样开始奠定了中国工人运动的基础，奠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基础。
（萧三：《毛泽东同志在“五四”时期》）
第一部分第7节 李维汉的回忆（1）
1911年的辛亥革命，结束了几千年封建帝王的统治，使久受专制奴役的人民在精神上得到一次解放。但是，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又没有得到最大的革命民主派——农民的支持，这次革命的首要果实——国家政权落入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手中。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辛亥革命只把一个皇帝赶跑，中国仍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528页）。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并没有解决。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豪绅买办阶级所豢养和扶植的各派军阀互相争夺，内战不断，陷全国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乡村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日益走向破产和没落的境地。同城乡小资产阶级有联系的广大爱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愤于中国社会的黑暗，继续寻找救国救民的出路，新民学会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诞生的。在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新民学会在湖南地区的革命运动中起着核心领导作用，为湖南地区的建党建团工作作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一部分参加留法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在留法勤工俭学的革命活动和建党建团的准备工作中，也部分地起着骨干作用。现在，就我的记忆并参考当时的一些文献，将新民学会的情况，作一简要的回忆。事隔六十年，记忆的人和事情可能有所漏误，尚望了解情况的同志予以补正。
新民学会从不自我标榜，但由于它的乾乾不息的前进运动，在实际上，成为我国在俄国十月革命以后成立的影响最大的革命社团之一。它的主要发起人是毛泽东和蔡和森。
我于1916年春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第二部，1917年暑期毕业后，即在附小教书。那时，毛泽东、张昆弟、邹彝鼎等在第一师范第一部读书。蔡和森于1913年考入第一师范，在1914年至1915年与毛泽东同学，此时已转至高等师范学习。已毕业的同学何叔衡和萧子在楚怡小学教书，陈绍休等在一师附小教书。他们常在一起讨论个人和社会如何进步的问题，深感有建立一个组织之必要。经过多次酝酿，大约在1917年冬，决定“集合同志，创造新环境，为共同活动”（《新民学会会务报告》），乃有组织学会之议，取名“新民学会”。我因邹彝鼎、张昆弟的联系，也参加在内。
1918年4月的一个星期天，在长沙岳麓山刘家台子（后叫周家台子）蔡和森家中召开了成立会。参加会的有：毛泽东（润之），蔡林彬（和森）、萧旭东（子），萧植藩（子）、陈绍休（赞周）、罗阶（章龙）、邹彝鼎（鼎丞）、张昆弟（芝圃）、邹蕴真（泮芹）、周名弟（晓三）、陈书农（启民）、叶瑞龄（兆桢）、何瞻岵（叔衡）、李维汉（和笙）等十四人。会上讨论通过了会章，选举了干事。会章规定学会的宗旨是：“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新民学会会务报告》）。会章还规定会员须遵守如下纪律：一、不虚伪；二、不懒惰；三、不浪费；四、不赌博；五、不狎妓。会议选举萧子为总干事，毛泽东、陈书农为干事。中午，在蔡和森家吃的午饭，饭后继续讨论了会员向外发展的问题，至下午散会。学会成立后，总部一直设在长沙。由于萧子不久即去法国，会务由毛泽东主持。至同年8月，罗学瓒（云熙）、周世钊（元）、熊楚雄（瑾玎）、熊光楚（甫）、陈昌（章甫）、傅昌钰（海涛）、曾以鲁（星煌）、彭道良（则厚）等相继入会。会员增至二十余人。
从新民学会通过的会章，可以看出学会开始只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求“向上”“互助”的团体。会员们绝大多数是青年人，都抱着要革新，求进步的热烈愿望。但是对于怎样革新？如何进步？尚在摸索中，并不明确。学会的宗旨，由开始的“革新学术，砥砺品行”，到后来修改为“改造中国与世界”，其间有一个发展过程。“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宗旨，是毛泽东同志平日所主张，而为1920年7月留法会员在蒙达尼集会和1921年1月国内会员在长沙集会所一致通过。这个宗旨的变化是新民学会历史发展的一个转折，是新民学会大多数会员在五四运动以后，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和劳动运动，因而在思想上发生重大变化的一个标志。
新民学会会员的活动主要分为两支：一支在国内，主要在湖南；一支在国外，主要在法国。积极倡导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是学会成立后在国内首先开展的一项重要活动，是学会讨论会员向外发展的一个主要措施。
留法运动始于1912年，由蔡元培、李石曾、吴稚晖、汪精卫、张继等人发起，吴玉章同志也是发起人之一。留法学生包括官费、俭学和勤工俭学三部分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去法的不多。战后，发展甚速。法国巴黎和国内的北京、上海都建立了华法教育会，有的省如四川、广东建立了分会，主持留法勤工俭学事宜。新民学会成立后，会员深感向外寻求新思想新文化的必要。1918年6月，在长沙第一师范附小召开的一次会员会上，确定进行留法运动，由萧子和蔡和森负责进行。在此之前，已有湖南学生罗喜闻等在进行留法的准备，互通一些消息。新民学会的这次会后不久，蔡和森受学会委托赴北京和蔡元培、李石曾联系赴法的准备工作。毛泽东同志在湖南则进行号召和组织工作。在这个过程中湖南也成立了华法教育会分会。是年8月，毛泽东同志同我们准备留法的二十几个人到北京。在北京的会员至此增至十二人，有毛泽东、蔡和森、萧子、萧子、陈绍休、熊光楚、张昆弟、曾以鲁、邹彝鼎、李维汉、罗学瓒、罗章龙。同来北京的青年还有李富春、贺果、任理、侯昌国、唐灵运等。我们二十几个人从汉口乘火车北上，到了河南郾师（今郾城），因郾师以北铁路被大水冲断，在郾师城郊停留一天一夜，第二天步行到许昌，再搭车到北京。在郾师耽搁的时间里，毛泽东同志和有些同学三三两两的在附近和老乡们交谈，了解风土人情。到北京后，毛泽东同志开始是住在豆腐池九号杨怀中先生家里，后来搬到地安门内三眼井吉安东夹道七号，和蔡和森、罗学瓒等八人住在一起，“隆然高炕，大被同眠”（《新民学会会务报告》），过着清苦的生活。杨怀中先生来北大教书前是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和高等师范的伦理学教员，思想开明、进步，为人刚正、真诚。新民学会的成立以及我们思想的“向上”，都同他对我们的影响有关。对于留法运动，他也十分赞成，亲自出面联系，帮助筹措费用。
毛泽东同志当时经杨怀中先生介绍在北大图书馆作助理员工作。其他会员除罗章龙在北大学习外，则分别在北京、保定、蠡县布里村的留法预备班学习。萧子、萧子、陈绍休、熊光楚、邹彝鼎、罗学瓒在北京班；蔡和森在布里村班；张昆弟、李维汉、曾以鲁与李富春、贺果、任理等在保定育德中学留法预备班。在保定的同学一面学习法语，一面学习机械学、机械制图。每人学一种工艺（钳工、木工、铸工等）。机械学和制图课的教员是刘仙洲。我在保定留法预备班只学习半年。1919年初，邹彝鼎病重，我和张昆弟护送他回湖南，不久，就病故了。他也是学会发起人之一，曾和毛泽东同志一起起草新民学会章程。他和后来留法，于1921年病故的陈绍休都是极好的同学。他们的夭折是一件很不幸的事情。我和张昆弟送邹返湘后未再回保定。我自己是在为筹措赴法费用和安家奔走（我们1919年赴法的一批全是自备费用。我主要靠第一师范教员朱炎先生帮助一百元）。这时，北京爆发了五四学生爱国运动。湖南人民，特别是青年学生，情绪异常激昂，纷纷起来响应，声援北京学生斗争。已于4月返湘的毛泽东同志和在长沙的会员积极参加了这场斗争，成为运动的骨干力量。长沙各校学生罢课游行，抵制日货，进行爱国宣传，并在斗争中迅速组织起来，改组旧学生联合会，建立以彭璜（后为学会会员）为会长的新的湖南学生联合会。后来又由学生联合会发起，建立了湖南各界联合会，使学生的爱国运动扩展为包括各阶层的人民爱国运动。这个运动遍及全省。许多学校组织了“救国十人团”、“讲演团”。男校学生在街头，女校学生进入居民住宅进行宣传。有的学生还组织了贩卖国货团，上街卖国货，凡购买者随赠国货物品单一张，告诉市民哪些是日货哪些是国货。在长沙，有一次学生查获培德厚绸布店私运的二十匹日布，非常气愤，便联合各界组织了焚烧日货游行大会，将布匹当众烧毁。
第一部分第8节 李维汉的回忆（2）
以新民学会会员和非会员积极分子为骨干的湖南学生联合会，在湖南的五四运动中是个最活跃的组织，起着先锋带头作用。毛泽东同志当时主编学生联合会会刊《湘江评论》。这个刊物在湖南以至全国都有很大影响。北京的《每周评论》、《晨报》，上海的《时事新报》、《湖南》月刊，四川的《星期日》，都曾介绍过它或转载过它的文章。它以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的战斗姿态，投入了五四运动，宣传了科学和民主的思想，歌颂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提倡新思想新文化，激发人们起来向旧思想旧势力作斗争。它在政治上对湖南地区的五四运动有很大的指导作用。刊物的许多文章都是毛泽东同志和其他新民学会会员如萧子、陈书农、蒋竹如等所写，毛泽东同志写的尤多。毛泽东同志写的《民众的大联合》一文，提出以民众大联合的力量实行社会政治改革，对抗强权者、贵族和资本家的主张，提出由分业“小联合”达到各界“大联合”的步骤和方法，并指出“压迫愈深，反动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速”的革命与反革命斗争的辩证关系。这是毛泽东同志早期的一篇代表新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重要文章。这个刊物发刊时，我尚在湖南，和张昆弟一道同毛泽东同志见过两次面，了解当时运动的情况，听取他对勤工俭学的意见。我曾按照第一师范第二部毕业同学录上的地址把《湘江评论》分寄给各同学，并介绍一点我所知道的运动的情况，希望他们在当地发动这个运动。
五四运动浪潮中，新民学会在湖南又吸收了一批会员，其中有：罗宗翰（耻迂）、张国基（颐生）、夏曦（蔓伯）、蒋竹如（集虚）、易克（阅灰）、向警予（俊贤，女）、陶毅（斯咏，女）、彭璜（殷柏）、李振翩（承德）、张怀（伯龄）、唐耀章（文甫）、沈均（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