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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给我的信早已收到了，今日问边章武同志，知你还在杨家湾，迟至今日才复你，甚以为歉！多年辛劳，希望你好好休息一会。五军团有光荣历史，有惨痛经验，现在可以正确地总结一下。待你在延安休养与学习快要完毕时，我希望和你晤谈一次，那时请你通知我。
此致同志的敬礼！
毛泽东
一九四五年二月七日
收到毛主席的信之后，在我思想上激起了层层涟漪，主席工作那么忙，还惦记着我，惦记着五军团的将士们。更重要的是，在我休养与学习结束前，毛主席要当面听我汇报，到时候向毛主席讲点什么呢？
在党的七大会上，我亲耳聆听了毛主席激动人心的讲话，受到极大的鼓舞。想想领袖的教导，想想同志们的热情帮助，再想想那些为革命牺牲了的战友们，自己感到很惭愧，于是暗暗下定决心，团结同志，做好工作，争取对革命做出更多的贡献。
七大结束后，凡是七大的代表又到党校集中起来接着学习了两个月，讨论七大的路线，学习七大的文件、报告，都编了组。“壮大人民的力量，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新中国！”这个标题我还记得很清楚，讨论了两个月还是比较深刻的。会后代表们陆续回到各自的根据地去贯彻七大的路线，确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比如我们回到冀中，大眼侯——侯玉田、张君、我，回到冀中就贯彻七大的路线。七大代表们对路线讨论深刻，对路线的执行也比较坚决。总之，七大开会五十多天，讨论得比较深刻，以后又进到党校，关于七大的路线又学了两个月，所以印象比较深刻。
七大以前，毛主席给我写了封信，说我走以前，我俩再谈谈。可是后来不久日本投降了，那时候，毛主席决定要到重庆和国民党谈判去。临走时，我被点名到飞机场为毛主席送行。送他们时，我想等毛主席回来再说。
开完七大，学习两个月后我就回到冀中。去延安前我是晋察冀军区第3军分区司令员，七大结束后回冀中，原来的冀中军区司令员杨成武调走，我就担任了军区的代司令员。
七大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民主革命时期最重要的一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使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七大是作为“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载入党的史册的。它为党领导人民去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政治和思想的基础。
我们纪念党的七大，更重要的是发扬七大团结的精神，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理论联系实际和紧密联系群众的精神。在当前我国改革开放的形势下，仍需要团结，全党要团结，全国人民要团结，各企业、各部门之间也需要团结。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要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协作，锐意进取，努力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新的贡献。
（孙毅）
第三部分第80节 张治中回忆重庆谈判（1）
1945年8月10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消息传到重庆，全市为之轰动，大家都在热烈地庆祝胜利，但是我却一个人闷在家里。不错，抗战算是胜利了，但是国内问题仍然是危机四伏，一触即发，不能不使人有忧虑之感。当时两党商谈早已经陷于停顿，为了使国家避免再次陷入内战的漩涡，我正积极活动，企图使和谈恢复。经过各方面的努力促进，终于由蒋电请毛泽东先生到重庆会商国事。8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对于目前时局的宣言》，确定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全党第一个方针，第一个斗争目标。因此毛泽东先生慨然电复应约。于是由我和赫尔利坐了专机到延安去迎接，记得就在8月28日那一天，我们陪同毛先生到了重庆。
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件大事。毛先生之到重庆，在当时说，是象征着中国内部的团结，是意味着国共两党新关系的开始，胜利与团结，正是双喜临门，不但全国人民为之欢欣鼓舞，而全世界人士亦寄予热切的期望，当时中国的国际地位突然为之提高了许多。
毛先生到重庆后，蒋随即举行欢宴，并会谈了多次，双方分别指派周恩来、王若飞；张群、王世杰、邵力子和我充当代表。在9月3日下午，中共代表周、王两位首先提出《谈话要点》一件。9月4日，蒋把他自拟的《对中共谈判要点》交给了我们四个人。
从这两个文件看，双方的距离是很远的。例如中共提出：山西、山东、河北、热河、察哈尔五省主席及委员由中共推荐，绥远、河南、安徽、江苏、湖北、广东六省由中共推荐副主席，北平、天津、青岛、上海四直辖市由中共推荐副市长，而国民党是空洞地答复：“只要中共方面对于军令政令之统一能真诚做到，则不仅各县行政人员中央经过考核可以酌予留任，即省行政人员，如主席，亦必本“用人唯才”之旨，延用中共人士参加；又如关于军政数字，中共要求改编为十六个军四十八个师，而国民党方面最多只能同意十二个双方距离如此远，在最初看，很多人认为是根本不会得到协议的。由此亦可见当时商谈进行的困难。不过，最初料不到的尽管双方距离远，但经过四十天的日谈、夜谈、集合谈、个别谈，终于获得了一个协议，就是10月10日午后在我家客厅里，毛泽东先生也在场，双方签订了《双十协定》。
毛先生在留渝四十三天内，蒋固然礼遇隆重，亲到住处访候，而各党派、各阶层人士求见的更是络绎不绝。他那种和蔼、亲切、谦逊、诚恳的态度，给大家印象很深，各方宴请的也很多，即过去反共坚决、思想保守如戴季陶，也对毛先生表示敬重，并对他重庆之行寄予热切的期望。在他要我代约时间宴请毛先生和同行诸位的信中还说：“……前日毛先生惠访，未得畅聆教言，深以为歉！……一别二十年，此二十年一切国民所感受之苦难解决，均系于毛先生此次之欣然惠临重庆，不可不一聚也。……”
在10月8日，我曾假军委会大礼堂举行欢宴晚会，邀请参政员和重庆文化界、新闻界、党、政、军各方人士五百余人参加，盛况空前。我当时有一个简单的致词：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
今天承参政员、文化界、新闻界暨党、政、军各方各位先生、各位女士光临，极感荣幸。这次举行聚餐晚会，请柬上并没有声明原因，大家也许心里正在猜想；当此嘉宾毕集、盛会开始之际，本人愿宣布今晚之会，主要的是为了欢迎和欢送毛泽东先生。
毛先生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的地位，应国民政府蒋主席的邀请，到重庆来商讨和平建国的大计。此事，不但为重庆人士所关怀，也为全国人士所关怀，也可以说为全世界人士所关怀，因此，大家对于毛先生的惠然莅临，一定感到莫大的欣慰。
毛先生到重庆已经四十天了。他和蒋主席谈了好几次，政府代表邵力子先生、张岳军先生、王雪艇先生与本人也和周恩来、王若飞两先生，有时与毛泽东先生谈，一共谈了好多次。谈的结果怎样，这是大家所最关心的。外间有种种传说，今天想趁这个机会向大家很忠实地报告一个概要。我的报告虽然没有事先征得双方的同意，但是我想也许能够代表双方的意见。
首先，值得报告的，是双方商谈的大前提大原则完全一致。例如在民主、和平的基础上建国，在蒋主席领导下实行三民主义，这些大原则是毛先生提出来的，我们的意见完全一致，大家都认为和平、民主、统一、团结是今天中国所必需遵从的大原则。在抗战胜利结束后，我们要向和平建国的途程迈进，要埋头苦干三十年乃至五十年，才能够迎头赶上，才能够使中国不愧为世界上四强或五强之一。大家都知道，和平奋斗救中国是我们国父的遗言，民主是我们革命的目的，我们中国国民党流了五十年的血，我们牺牲了多少生命去推翻满清政府，铲除数千年来的专制政体，抵抗穷凶极恶的日本帝国主义，为的什么？还不是为了建立民主的新中国吗？至于统一、团结，更不必说，今天世界上任何一个富强的国家，没有不团结、不统一的，任何一个政治文明的国家，没有不实行民主政治的。毛先生一再表示愿在蒋主席领导下建设新中国，一再表示愿为彻底实行三民主义而努力，这种地方真值得我们佩服。这四十天来，我们就在这些双方同意的大前提、大原则下，在和谐友好的空气中，期谋各种具体问题的解决。比方说政治要民主化，怎样才能民主化？军队要国家化，怎样才能使军队国家化？各党各派要平等合作，怎样才能平等合作？……这些问题的研讨，始终在极度和谐友好的空气中进行。
在谈判进行中，双方意见不免有若干的距离，但是这个距离已经一天天接近了。到了今天，我们可以告慰大家的，就是谈判的成功已经有了百分之七十的希望，而且这剩余的百分之三十的距离，我们相信也会有方法使它逐渐接近，终于得到圆满的解决。
第三部分第81节 张治中回忆重庆谈判（2）
关于这次谈判的详细经过，我们准备不久发表一个公告，不仅是已经得到解决的问题要公布，就是双方意见尚未一致的地方，我们也想让大家知道；并且愿意竭尽我们的能力，用尽种种的方法，继续在友好和谐的商谈中求得解决。我们相信，由于双方的互谅互信，这些问题是不难得到圆满解决的。
毛先生到重庆已经有四十天了，延安方面有很多事件亟待料理，所以他准备日内回延安去，所以我刚才说，今天的集会也是为了欢送他。毛先生来重庆，是本人奉蒋主席之命，偕同赫尔利大使迎接来的，现在毛先生回延安去，仍将由本人伴送去延安。我今天请大家到这里来，一方面是为了对毛先生这次惠然莅临重庆表示最崇高的敬意，同时也为了毛先生这四十天的辛苦现在回去了表示欢送之意。
最后我们大家举杯恭祝毛先生健康！
毛先生当时也有一篇简短的讲话（是记录稿，未经毛先生核定）：
张文白先生，各位先生、女士：
这次应蒋先生的邀请，来到重庆，商谈和平建国大计，承蒙招待周到，非常感谢。尤其今晚承张先生及夫人举行这样盛大的会，说是欢迎和欢送，非常感谢，非常不敢当。
这次双方的商谈，全国乃至全世界人士都很关心，因为我们所谈的，不是一二个党派的问题，而是全国人民利害相关的问题。刚才文白先生说，谈判情形良好，前途乐观，这在我们也有同感。因为在法西斯德国和日本打倒后，世界是光明的，中国也是光明的，我们在这样的情势下来商谈团结、合作、统一的问题，当然是可乐观而且应该乐观的。
从1914年8月到1945年8月的三十年中，我们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但第二次与第一次不同。这次战争全世界人民获得了光荣的胜利，我们中国尤其获得了空前的胜利，这种胜利把世界和中国都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在这一个阶段中，我们在一起商量团结、合作、和平建国的问题，具有异常重大的历史意义。商谈的结果，恰如刚才张先生所说，大部分问题得到解决，还有些问题亦正在继续商量解决，而且我们一定要用和平的方法去解决。“和为贵”，除了和平的方法以外，其他的打算都是错的！我们在大的方针、大的原则方面都是一致的，这些方针和原则，为全国人民利益所要求，我们一定要共同执行。
刚才张先生说，中国需要三十年乃至五十年的和平建设，我们也同样相信。困难是存在的，我们大家不怕困难，在和平、团结、民主、统一的大原则下，在蒋先生的领导下，我们中国人民是可以克服任何困难的。我们这次的商谈，不是暂时的合作，而是长期的合作；不是一时的团结，而是永久的团结。我们要互谅互信，共同一致，克服困难，一定可以建设新中国！
10月11日，我特送毛先生飞返延安。下飞机时，飞机场黑压压地站满了人。干部、群众、学生，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在他们的表情里，充分流露出对党的领袖最大的欢悦与关切。那种情形，真叫人看了感动！以后，我还常常和朋友说起，认为这是解放区一种新兴的气象，而国民党里还有人存着反共的念头，真是其愚不可及了！
当天晚上，中共还举行一个盛大的晚会欢迎我，宾主尽欢。第二天毛先生亲送我到飞机场，在车上还带点开玩笑地对我说：“我在重庆调查过，大家都说你在政治部和青年团能做到民主领导，也不要钱，干部都愿意接受你的领导。”又重复在重庆时的话说：“你为和平奔走是有诚意的。”我说：“何以见得？”他举了几个例子，并说：“你把扫荡报改为和平日报就是一个例子。扫荡报是在江西围攻我们时办的，你要改名字，一定很有些人不赞成的。”这些地方，都充分说明了他的细心和恳挚，给我以不可磨灭的印象。
我特别要提起1946年我第三次在延安的情形。到延安和离延安，毛先生都亲为接送。记得到的那一晚，中共特别举行盛大的欢迎晚会，大家表情上都充分流露对和平的热情。会上我曾说了一番话（有中外记者随行，后来曾在报上发表过），主要的意思是强调整军方案的重要，我们应该百分之百地做到（后来在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里曾被C。C。分子郑亦同所引用，颇有讥讽之意，我当时曾加以驳斥说：“如果郑同志的引用是同意我的见解，我是愿意接受；但如果是一种讽刺，那么我要反问郑同志一句：我们对于这个方案是不是准备来个七折八扣？”这话引起了哄堂大笑）。末后还说了一句话：“你们将来写历史的时候，不要忘记‘张治中三到延安’这一笔！”引起了全场的鼓掌欢笑（这话后来传遍了全国，以后遇到中共朋友，也常和我谈起这件事）。我说完下来，毛先生还和我说：“将来也许还要四到延安，怎么只说三到呢？”我答：“和平实现了，政府改组了，中共中央就应该搬到南京去，您也应该住到南京去，延安这地方，不会再有第四次来的机会了！”他愉快地说：“是的，我们将来当然要到南京去，不过听说南京热得很，我怕热，希望常住在延安，开会就到南京。”以后还有一位中共朋友和我说：“你的话说得很好，我们可以写历史了，就是说我们是成功的，而不是失败的。”我笑说：“我从来就没有意识到共产党会失败！”毛先生说我还可以四到延安，虽然后来蒋有要我四到延安的提议，但未成事实，而第四次却到了人民的首都——北京来了。
（张治中：《毛泽东在重庆》）
第三部分第82节 王炳南回忆重庆谈判（1）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八日，是一个难忘的喜庆日。平素烟雾迷蒙的重庆城，忽然阳光普照，一扫阴霾，晴空万里，秋高气爽。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仿佛从天而降，不胫而走，霎时间传遍了山城的大街小巷：伟大领袖毛主席，今天就要抵达重庆了！就要来同国民党政府共商和平建国大计了！在群山环绕的九龙坡机场上，欢迎的人群抑止不住内心的激动，时时翘首仰望碧空，如久旱之望云霓，期待着毛主席很快的到来。
这天，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和重庆《新华日报》馆的同志们，为了准备迎接毛主席，一清早就赶到机场。我的心情格外激动，但又警惕自己，千万不能出差错。因为不久前，党领导通知我，毛主席在重庆谈判期间，由我担任毛主席的秘书。这使我惊喜交集，夜不能寐。能在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身边工作，朝夕相随，亲聆教诲，难道还有比这更大的幸福和光荣吗？现在，毛主席就要来了，日盼夜梦的期冀即将变成现实了，怎能不叫我感到欢欣鼓舞呢！
下午三点半钟以后，晴空里响起了马达的轰鸣，一架草绿色飞机缓缓着陆。机舱门打开了，机场上爆发出一片热烈的掌声。我由于工作关系，幸福地首先登上飞机，向毛主席报告迎接人的名单，引主席下机。毛主席雄健魁伟，神采豁朗，头戴盔式帽，身着灰布衣，在亲密战友周恩来同志的陪同下，一边徐徐走下飞机，一边洒脱地挥动着右臂，含笑向欢迎的人们致意。
我原揣想，像毛主席这样的伟人，必然神态庄严，在他身边工作，难免会有些拘束吧？但一接触后，却感到主席如此和蔼可亲，平易近人，我的顾虑完全打消了。就在从机场去住所的路上，毛主席亲切地问我是哪里人，我答是陕西省人。毛主席便笑着说：我们在陕北十年了，陕北的小米养育了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