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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能不说是现代战争史上的奇迹。
在第二次战役期间，有几件事给我印象极深。
第一件事，二次战役开始，11月30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了一个关于朝鲜战争局势的声明，公开威胁说，美国“不排除使用原子弹的可能”。接着，麦克阿瑟于12月3日向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了对中国进行军事报复的四点建议：一、封锁中国海岸，二、动用海军炮火和空军轰炸摧毁中国的军事工业，三、派蒋介石国民党的军队入朝作战，四、要蒋军对中国大陆进行钳制性进攻。
12月6日，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给美国各地下达了紧急战备的指示，说由于中国人民志愿军参加了战争，全面战争将一触即发，要求各总司令“加强进行全面战争的态势”。12月16日杜鲁门宣布行使总统战时权力，美国进入“紧急状态”。当时的美国人，真是气势汹汹，大有不顾一切立即发动世界大战的劲头。
我们将有关这方面的情报一一送毛主席。老实说，我们这些参谋们的心里不免都有几分紧张，美帝国主义是战争狂人，说不定真的会将更大规模的战争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那时，刚刚摆脱战争苦难的祖国将重新遭到践踏，怎么能不让人担心呢？
毛主席、周总理看了这些情报材料，不仅没有丝毫紧张，反而出人意料地笑了起来。毛主席将那些情报材料随手一掷，说：“我们的对手实在不够高明，又来玩这老一套的把戏了。美国这个靠世界大战拣洋落儿起家的暴发户，它的领导人全是些一触即跳的家伙，没什么了不起。杜鲁门和麦克阿瑟的那些话都是吓唬人的，靠战争和原子弹讹诈，其结果只能使美国更加孤立，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周总理说：“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队不是铁板一块，杜鲁门真的要打核战争，恐怕他的伙伴不会那样死心塌地合作。”
果然不出毛主席、周总理所料，美国的恐吓政策没有吓倒中国人民，恰恰吓倒了它自己和它的同伙。杜鲁门的声明刚一发表，英国首相艾德礼就慌忙跑到美国和杜鲁门会谈，反对美国使用原子弹和扩大朝鲜战争的政策；联合国会议上许多国家的代表批评美国，闹得不可开交。于是有13国要求在朝鲜停火，并提出组成三人停火委员会的决议。杜鲁门没办法，只好马上公开向艾德礼保证“美国不打算使用原子弹”，自己打了自己的嘴巴。至于麦克阿瑟的建议，杜鲁门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更不敢采用。相反，当中国人民志愿军以排山倒海之势将美伪军赶过三八线以后，自视常胜将军的麦克阿瑟却被杜鲁门总统解除一切职务，自然也包括他的朝鲜战场司令官和驻日盟军总司令的职务。
这一闹剧，完全证明了毛主席关于美帝国主义反动派和原子弹都是纸老虎的伟大论断。
第二件事也发生在二次战役期间，那是我军举行反攻的第二天，即11月25日，美国飞机对志愿军司令部狂轰滥炸。毛主席的长子毛岸英和参谋高瑞欣在敌人的轰炸中牺牲了，彭总由副司令员洪学智强拉入防空洞才幸免于难。当司令部将这一情况报告中央军委后，周总理向刘少奇报告并迅速采取措施——即暂不把毛岸英牺牲的消息报告毛主席，因当时毛主席正患感冒，又在集中精力指挥二次战役，加上毛主席最喜欢毛岸英，总理和中央怕这噩耗来得过于突然，影响毛主席的健康和分散毛主席的精力。直到1月2日，毛主席的感冒好了，我军也过了三八线，周总理才向毛主席写了正式报告。同时，周总理亲自用军委名义致电志愿军司令部，要他们务必注意防空，特别是要保证彭总的安全，责成志愿军党委规定防空纪律，并指定专人负责彭总的安全工作。周总理对我们说：“彭总脾气犟，别人劝他防空，他可以不听，但他党性强，只要一说是中央军委的决定，他就会二话不说，坚决执行。”果然，彭总及志愿军司令部的安全，从此便有了保障。
第三件事，是我们通过两次战役发现，敌人的战略指挥并不怎么高明，甚至可以说愚蠢之极。麦克阿瑟除了前边提到的那些错误外，还有一个最典型的例子，1964年麦克阿瑟死前写的回忆录中，还认为第二次战役时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统帅是林彪，中朝两国军队的联合司令部在长春。真是贻笑大方。
第五部分第117节 雷英夫回忆抗美援朝（8）
第三次战役之后，我军的弱点也越来越明显，那就是武器太差，战线长，机动能力差，战场补给困难，进攻作战只能打一个礼拜。敌人称我们是“礼拜攻势”。美军利用跑得快、火力强、有空中保护伞、有海上保护圈等优势，诱我主力继续南追，然后重演仁川登陆的故伎，使我陷入战略上的被动地位。
这时候，有些人，比如苏联驻朝鲜大使拉佐瓦耶夫，被敌人的撤退假象所迷惑，力主我军乘胜追击，一鼓作气，把美军赶下海去。他认为只要一追，敌人就会从朝鲜撤退，朝鲜战争即可胜利结束。
久经沙场的彭老总断然拒绝了拉佐瓦耶夫的建议，并且与这位大使发生了激烈争论。这位大使把事情反映到斯大林那里，说打了胜仗不追击，哪有这样的司令呢？
彭老总也原原本本地把他和拉佐瓦耶夫的争论报告了毛主席。理由很简单，我军经过三次战役已经疲劳得很，战斗和非战斗减员约占半数，后方补给线拉长到几百公里，物资供应跟不上，东西海岸防御空虚，翼侧暴露。假如冒险追击，一旦敌人从东西海岸登陆，对我军威胁极大。
毛主席非常赞同彭老总的意见，并且立即把彭老总的电报转给斯大林，征求斯大林的意见。斯大林毕竟是军事家，他一眼就看出彭老总的精于运筹，于是马上复电毛主席和中共中央，表示完全赞成彭总的意见，认为“毫无异议，真理在彭德怀同志手里”，说彭总“以那劣势装备打败了世界上最强大最狡猾的帝国主义，是当代天才的统帅”。斯大林还十分严厉地批评了拉佐瓦耶夫，说他根本不懂军事，不准他再干扰彭总的指挥，紧接着便把拉佐瓦耶夫调离了朝鲜。
1952年7月，彭德怀在中南海居仁堂作战室回顾当时的情况时说了这么一段话：“我打了一辈子仗，从来没有害怕过。但我军一过三八线向南走，环顾前后左右，一看到部队的实际困难情况，心里实在感到不安，我怎么能拿百万军队的生命作儿戏呢！”
当时，我们作战室在讨论这个问题时，也作过一些假设：如果那时我军有制空权，有两个机动兵团，有万把辆汽车保障部队供应，那么彭总自然会大胆地实施战略追击的，会主动寻求决战，尽早把美军消灭掉或赶出去。这三个条件一个也没有，那就不能拿战争开玩笑，只能实事求是地办事，断然停止战略追击。
有了三次战役经验，后来又相继发动了第四第五次战役之后，到了1951年6月，朝鲜战场上形成了双方的战略对峙状态，无论敌人怎么发动进攻，战线都稳定在三八线附近。尽管美国纠集了16个国家联合行动，但除了美国之外，其余国家出兵只是象征性的，而且多是应付差事，并没有什么积极行动，也无战斗力，在战斗中一触即溃。但中朝两国军队却越战越强，是美军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从没遇到过的对手。
美国深恐中朝军队越过三八线向前推进，那时会弄得美国更加难堪，甚至一败涂地，后果不堪设想，于是急忙建议双方停战议和，以便把中朝军队阻止在三八线一带。这样，既可保住面子，也可维持四分五裂的阵营，以免丢脸和遭受更大的损失，因为在侵朝战争中蒙受损失最大的是美国。
于是，美国两次向苏联表示，希望苏联能从中斡旋，说明美国愿意立即停火，然后谈判议和。斯大林也向我方建议考虑美国人的提议，说明美国人对侵略战争的前途是焦急和忧虑的。
6月23日，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提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立即进行停战谈判的主张，我方立即响应，而这也是美国人所希望的。是年7月10日，交战双方开始正式谈判。美国人虽然坐下来谈判了，但在谈判桌上又缺乏诚意，多次提出非常无理的要求，一会儿要把军事分界线划到三八线以北的高城、群南雁里一线，妄图在谈判桌上得到战场上没有得到的13000多平方公里土地；一会儿又要把几万名朝中被俘人员扣留下来，充当炮灰；一会儿又要中朝方面赔偿他的“空海军优势代价”等等，妄图重温帝国主义国家同对方签订不平等条约的美梦。
敌人的目的很明确，是利用和谈来进一步推行其侵略计划。这套诡计对我们一点也不新鲜，蒋介石用过，马歇尔用过，一个个都失败了。
毛主席的对策仍是老办法：“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就是以谈对谈，以打对打，谈谈打打，互相配合，互相促进，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使敌人明白，我们是企望和平的，战争也不怕，两样都可以干。
经过整整两年战场上和谈判桌上的反复较量，美帝国主义由于连续失败，内外交困，实在没有办法了，才于1953年7月27日被迫签订了停战协定。这一停战协定宣布了美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失败，宣布了中朝两国人民军事外交上的重大胜利。美国侵朝军队总司令克拉克在签订停战协定后哀叹：“我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在没有胜利的停战协定上签字的统帅。”
（雷英夫）
第五部分第118节 薄一波回忆三反运动（1）
在取得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胜利的基础上，党中央、毛主席在1951年底又发动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这是我们党执政后自觉地抵制和克服资产阶级对党的腐蚀，保持共产党人廉政为民本色的一次成功实践。
“三反”运动中处决刘青山、张子善的果断决定，不仅在当时起到了振聋发聩、扶正祛邪的良好效果，而且几十年之后，人们记忆犹新。今天，我们所处的历史条件和面临的任务已不同于那个时候了，我们完全可以而且应当主要依靠法制来惩治经济犯罪和其他犯罪活动，不必再采取“三反”这种群众运动的方式。但是，“三反”运动在充分依靠群众同犯罪现象作斗争，在坚决惩治腐败、防止腐蚀、从严治党等方面留下的宝贵经验，以及当时广大干部和群众的那种艰苦创业、自强不息的革命精神，却是值得我们代代相传的。
当年，党中央、政务院授命我主持“三反”工作。我想，今天对这段历史的回顾，对于我们当前和今后的惩治腐败现象，加强干部队伍廉政建设的工作，可能会有一些借鉴作用。
关于“三反”的起因和发动，毛主席在1951年12月13日凌晨给各大区中央局主要负责人的电报中曾经讲到：“发现贪污问题的严重性和大规模地惩治贪污分子，从东北开始，是由高岗同志亲自动手的。中央方面委托薄一波同志负总责，北京市由彭真同志负责，现已全体动起来了。”
事情还可以往前追溯。这一年10月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集中地分析和研究了朝鲜战局的发展趋势与对策。根据毛主席提出的“战争必须胜利，物价不许波动，生产仍须发展”的战略方针，会议确定了解决财政困难的五条办法：（1）节约兵力，整训部队。全国兵员从610万人减至465万。（2）精简机关，缩编人员。（3）紧缩开支，清理资财。预计1952年财政支大于收，将面临财政困难，要求各地从11月起开展全面增产节约运动。（4）提倡节约，严禁浪费。（5）组训民兵，准备推行义务兵役制。10月23日，毛主席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庄严号召：“抗美援朝的伟大斗争现在还在继续进行，并且必须继续进行到美国政府愿意和平解决的时候为止。”“为了继续坚持这个必要的正义的斗争，我们就需要继续加强抗美援朝的工作，需要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这是中国人民今天的中心任务”。12月1日，中央进一步指出：实行增产节约这一方针，“不是消极的，而是具有重大积极意义的。它是既保证朝鲜战争能够胜利又保证国内物价继续稳定的方针，它是积累资金、取得经验、加速国家经济建设的方针，它又是整肃党纪，提高工作效率和转移社会风气的方针。总而言之，它是带动我们国家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全局都将迅速进步，并奠定将来伟大建设基础的方针”。
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下，全国各地的爱国增产节约运动蓬勃开展。1951年11月1日，东北局书记高岗向中央作了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深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报告说，从9月份以来，反贪污蜕化、反官僚主义的运动已先后在东北一级机关和各省市开展起来，并发展成为有领导的民主运动。由于在斗争中揭发、批判和打击了各种贪污蜕化的行为，大大提高了干部、群众的觉悟水平，从而使贪污现象得到遏制，机关开支大为紧缩。沈阳市在部分单位中揭发出3629人有贪污行为。东北贸易部仅检举和坦白的金额就达5亿人民币（旧币，下同）。浪费现象和官僚主义也很严重，仅东北铁路系统就积压了价值上千亿元的材料而不作处理。这个报告引起了毛主席的高度重视。11月20日，毛主席在为中央起草的转发这个报告的批语中，首次提出了“在此次全国规模的增产节约运动中进行坚决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
稍后，中央又陆续收到了各中央局报来的发现大贪污犯或落实“三反”斗争的报告。11月29日，华北局向毛主席、党中央作了关于天津地委严重贪污浪费情况的书面报告。11月30日，毛主席在为中央起草的转发这一报告的批语中指出：“华北天津地委前书记刘青山及现书记张子善均是大贪污犯，已经华北局发现，并着手处理。我们认为华北局的方针是正确的。这件事给中央、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提出了警告，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同日，他又在为中央起草的给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同志并告各中央局的复电中强调：“我们认为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污事件，而着重打击大贪污犯，对中小贪污犯则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针，才能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大危险现象，才能克服二中全会所早已料到的这种情况，并实现二中全会防止腐蚀的方针”。12月1日，党中央作出了《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深刻地指出：“自从我们占领城市两年至三年以来，严重的贪污案件不断发生，证明1949年春季党的二中全会严重地指出资产阶级对党的侵蚀的必然性和为防止及克服此种巨大危险的必要性，是完全正确的，现在是全党动员切实执行这项决议的紧要时机了。再不切实执行这项决议，我们就会犯大错误。”12月8日，毛主席又为中央起草了《关于三反斗争必须大张旗鼓进行的电报》，强调“应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的重要，一样的发动广大群众包括民主党派及社会各界人士去进行，一样的大张旗鼓去进行，一样的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号召坦白和检举，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劳动改造），直至枪毙一大批最严重的贪污才能解决问题。”
第五部分第119节 薄一波回忆三反运动（2）
为了加强对增产节约和“三反”运动的领导，中央决定成立各级节约检查委员会来具体负责。12月7日，政务院会议通过由薄一波担任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简称中节委）主任，彭真、李富春、沈钧儒（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谭平山（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主任）任副主任，刘景范任秘书长。委员会下设办公机构，由党、政、军、民各主要机关负责同志约10余人参加。每周开三至四次办公会议。从此，全国范围的“三反”斗争，遵照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迅速展开了。
回忆毛主席当年抓防腐蚀的斗争，真是雷厉风行，至今历历在目。他看准的事情，一旦下决心要抓，就抓得很紧很紧，一抓到底，从不虎头蛇尾，从不走过场。他不仅提出方针，而且亲自督办；不仅提出任务，而且交待办法。在“三反”运动紧张的日子里，他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听取我的汇报，亲自指点。有毛主席的亲自直接指导、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