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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的、长远的考虑，并且从理论上给予指导。此时此刻，他正在酝酿提出一个对以后中国的发展有着深远影响的重大决策，这就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
根据现存的文献记载，建国后毛泽东最早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是在1952年9月24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他说：“十年到十五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不是十年以后才过渡到社会主义。二中全会提出限制和反限制，现在这个内容就更丰富了。工业，私营占百分之三十二点七，国营占百分之六十七点三，是三七开；商业零售是倒四六开。再发展五年比例会更小（资小我大），但绝对数字（指资）仍会有些发展，这还不是社会主义。五年以后如此；十年以后会怎么样？十五年以后会怎么样？要想一想。”“（资本主义）性质也变了，是新式的资本主义：公私合营，加工订货，工人监督，资本公开，技术公开，财政公开……他们已经挂在共产党的车头上了，离不开共产党了。”“空前绝后，他们的子女们也将接近共产党了。”“农村也是向合作互助发展。前五年不准地主、富农参加，后五年可以让其参加。”
出席这次书记处会议的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彭真、陈云、彭德怀、邓小平、陈毅、薄一波、罗瑞卿、粟裕、安子文、杨尚昆、饶漱石、习仲勋、聂荣臻，共16人。
据薄一波回忆，对毛泽东上述论点，中央其他领导人没有提出异议，并连续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进行讨论。
这是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讲话。它表明，毛泽东关于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步骤、方法，同他原来所设想的相比，发生了变化。
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是根据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理论，并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作出决定的。中国革命的第一步，是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建立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扫清更加广阔的道路。第二步，是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两个革命阶段必须分清，第一步为第二步准备条件，不能“毕其功于一役”。两个革命阶段又必须衔接，不容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
但是，何时转变，怎样转变，转变的具体步骤和方法是什么，都需要在实践中去寻找答案。毛泽东，还有中共其他领导人，原来是这样设想的：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期里，首要任务还不是立即向社会主义转变，而是迅速地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开始大规模的国家工业化建设，使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形态有相当程度的发展，从而为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奠定基础。这就是说，先经过一段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发展，待条件成熟后，再视情况，采取“严重的社会主义步骤”，进入社会主义。直到1950年，毛泽东还是这样设想的，认为中国实行私营工业国有化和农业社会化，要在“很远的将来”。他说：“我们的国家就是这样地稳步前进，经过战争，经过新民主主义的改革，而在将来，在国家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大为兴盛了以后，在各种条件具备了以后，在全国人民考虑成熟并在大家同意了以后，就可以从容地和妥善地走进社会主义的新时期。”
在作出这种设想的时候，毛泽东充分估计到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的有利因素，这里包括：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国家掌握经济命脉，国营经济居于领导地位；合作社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稳步发展。同时，也估计到还不能立即向社会主义转变的种种条件的限制，这主要是：国民经济还没有恢复和发展，大规模国家工业化建设尚未展开，缺乏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必要物质基础和社会经济秩序；占国民经济大约百分之九十左右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虽然正在摆脱封建制度的枷锁，但其生产方式还是个体的、分散的、十分落后的，要把它们通过适当形式引导到合作社经济的轨道，还要有一个过程；居中国现代工业第二位的私人资本主义工业，还没有纳入国营经济领导的轨道。当时估计，要想使情况根本改观，具备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条件，大约需要二三十年的时间。
但是，到1952年，在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发生了一些出人意料的变化。
第一个变化是，在以巨大财力支持抗美援朝战争的情况下，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奇迹般地提前完成。在新中国刚刚渡过3周年华诞之际，传来了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超过建国前最高水平的喜讯，工农业总产值比建国前最高水平的1936年增长百分之二十。而原先的估计是用三年到五年的时间恢复国民经济。
第二个变化是，经过三年经济恢复时期，国营工商业和私营工商业的比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1949年中国工业生产总值的公私比例是，国营占百分之四十三点八，私营占百分之五十六点二，到1952年9月，国营上升到百分之六十七点三，私营下降到百分之三十二点七，国营超过了私营。特别是经历了“五反”运动，私营工商业已经开始纳入接受国营经济领导的轨道。在工业和商业流通领域中，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实际上已经开始了。
第三个变化是，在土地改革以后，农村中的互助合作普遍地发展起来，并且出现了许多以土地入股为主要特点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少数集体农庄。继土改之后，一场更加深刻的农村生产关系的变革，实际上正在悄然兴起。
这三个重要的社会现象，最引起毛泽东注意的，是工商业公私比例数字的变化。这显然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字问题，而是社会经济形态已经和正在继续变化的集中反映。而就劳动生产率来说，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主要成份的国营企业，明显地优胜于资本主义的私营企业。当时的实际情况就是这样：国营企业优于公私合营企业，公私合营企业又优于私营企业。
毛泽东历来重视对社会经济状况作数量分析，并以此作为制定政策和策略的重要依据。他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对中国共产党采取的经济政策所作的分析，就是建立在一个最基本的比例数字上：中国的工业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现代性的工业占百分之十左右，分散的个体的农业和手工业，占百分之九十左右。他说：这是“在中国革命的时期内和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从这一点出发，产生了我党一系列的战略上、策略上和政策上的问题”。
1952年秋，当毛泽东了解到中国工商业产值中公私比例数字的变化，就成为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重要依据。
毛泽东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还同他对当时中国社会阶级状况和社会主要矛盾的基本分析直接相关。革命性质的转变，决定于阶级关系的变化，决定于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1952年6月，在“三反”“五反”行将结束、全国范围的土地改革已基本完成的时候，毛泽东指出：“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这个判断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奠定了一个理论基础。
改变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步骤，即从现在起就向社会主义过渡，而不是要等到十年或十五年以后再向社会主义过渡，这是中国革命进程中带有转折意义的大事。毛泽东采取了十分谨慎的态度。尽管中共其他领导人没有异议，但他觉得仍有必要听听斯大林的意见。
第五部分第122节 建国初期的经济建设（2）
1952年10月，趁刘少奇率中共中央代表团赴苏联参加苏共十九大的机会，毛泽东委托刘少奇就中国怎样从现在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问题征求斯大林的意见。刘少奇在10月20日写给斯大林的信中，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作了详细的阐述。
关于资本主义工业的过渡问题，信中说：“在十年以后，中国工业将有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国有的，私人工业不到百分之十，而这些私人工业又大体都要依赖国家供给原料、收购和推销它们的成品及银行贷款等，并纳入国家计划之内，而不能独立经营。到那时，我们就可以将这一部分私人工业不费力地收归国家经营。
“在征收资本家的工厂归国家所有时，我们设想在多数的情形下可能采取这样一种方式，即劝告资本家把工厂献给国家，国家保留资本家消费的财产，分配能工作的资本家以工作，保障他们的生活，有特殊情形者，国家还可付给资本家一部分代价。
“我们估计：到那时，中国的资本家可能多数同意在上述条件下把他们的工厂交给国家。
“至于将来所要采取的具体的方式以及国有化的时机，当然还要看将来的情形来决定。”
关于个体农业的过渡问题，刘少奇在信中说：“在农业中，在土地改革后，我们已在农民中发展互助合作运动。现在全国参加这个运动的农民已有百分之四十，在老解放区则有百分之七十到八十，并已有几千个组织得较好的以土地入股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几个集体农场。我们准备在今后大力地稳步地发展这个运动，准备在今后十年至十五年内将中国多数农民组织在农业生产合作社和集体农场内，再基本上实现中国农业经济集体化。”
还说：“在完成农村经济集体化的最后时期，应该采取怎样的办法来消灭虽然不很多的富农，则要看那时的情形来决定。”
关于个体手工业的过渡，信中说：“对于这些手工业，我们准备用力帮助小手工业者组织生产合作社，并鼓励手工作坊主联合起来采取机器生产，还有一部分则会要被机器工业所挤垮。但我们在小手工业者中的情形和在农民中的情形不一样，我们在农民反对地主的斗争中建立了或即将建立党的组织，而我们在手工业者中则一般没有党的组织。因此，我们在改造手工业和组织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运动中将会有更多的困难，而时间也可能需要更多。”
刘少奇在信中特地说明：“这些问题还没有在中共中央的会议上讨论过，还只是若干同志的一种设想并在非正式的谈话中谈论过。”这显然是一种谨慎而又留有余地的态度。
斯大林在9月24日会见中共中央代表团时，对中共的设想作了肯定的评价。他说：我觉得你们的想法是对的。当我们掌握政权以后，过渡到社会主义去应该采取逐步的办法。你们对中国资产阶级所采取的态度是正确的。
斯大林的表态，对毛泽东无疑是一种思想理论上的支持。
毛泽东有一个习惯，就是在酝酿形成一个新的思想，提出一个重大决策的时候，总是集中在这个问题上，不停地想，反复地讲。一方面宣传自己的观点，一方面看看别人的反应，使自己的想法更完善一些。自1952年9月24日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以后，毛泽东又多次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讲这个问题。
例如：1952年11月3日，他提出：要消灭资产阶级，消灭资本主义工商业；但是要分步骤，一是要消灭，一是还要扶持一下。
1953年1月31日，他说：对资产阶级，有几个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一是税收，二是劳资，三是商业调整，四是资金短绌，这些要解决。
1953年2月1日，他表示不同意一个文件上所写的我国“社会经济结构已经大规模地改组”的提法。他说：现在只是国营工业、运输业、批发商业已经改组了；其他并没有改组呀！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商业、资本主义工业才刚开始改组，工业还未完成，国营商业零售面逐渐扩大。从农业说，农民从地主方面拿到土地，从封建所有制变为个人所有制是改组，但从个人所有制变成小集体所有制，则正在开始。
毛泽东对于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的思考虽然已经比较成熟，但是他不急于正式提出，他感到还需要下去作些调查，听听地方和基层干部的意见，也向下面一定范围的干部通通气，做些宣传。
1953年2月15日，农历正月初二，毛泽东离开北京南下视察。列车路过河北，邢台县长张玉美被邀请到列车上。当张玉美向毛泽东汇报到邢台全县入社、入组的农户已占农户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七时，毛泽东又高兴又惊讶，问原因是什么。张玉美介绍了两个村庄办合作社的情况。其中一个叫东川口，只一个月的时间，全村就实现了合作化，1952年建社的当年，粮食增产百分之十二。毛泽东十分兴奋，他说：“是啊，多数农民是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因为这是一条由穷变富的道路。关键是我们领导采取什么态度，这两个村群众办社的热情很高，思想发动工作搞得也不错。”“看来，农业不先搞机械化，也能实现合作化，中国不一定仿照苏联的做法。”又说：“邢台是个老区，合作化可以提前。在合作化问题上，一定要本着积极、稳妥、典型引路的方法去办。”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向基层干部调查农村互助合作情况。
2月16日，毛泽东来到阔别25年之久的武汉。17日晚在同中南局、湖北省委、武汉市委负责人谈话中，毛泽东着重谈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和其他有关问题。19日，他又同中南局的几位负责人谈了一次。他说：我爱进步的中国，不爱落后的中国。中国有三个敌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已经被打倒了，还有民族资产阶级，个体农业、手工业和文盲三个问题，当然对待这些人不能用对待前三个敌人的办法。个体农业，要用合作社和国营农场去代替，手工业要用现代工业去代替。手工业目前还要依靠，还要提倡，没有它不行。对民族资产阶级，可以采取赎买的办法。
这次视察共十三天。回到北京后的第二天，2月27日晚9时，毛泽东就在颐年堂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开到次日凌晨1时。毛泽东谈到在湖北视察时同孝感地区负责人谈话的内容。他说：“什么叫过渡时期？过渡时期的步骤是走向社会主义。我给他们用扳指头的办法解释，类似过桥，走一步算是过渡一年，两步两年，三步三年……十年到十五年走完。我让他们把这话传到县委书记、县长。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还多一些的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及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要防止急躁情绪。”
此时，毛泽东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思想已经酝酿成熟了。
第五部分第123节 建国初期的经济建设（3）
1953年6月13日至8月13日，全国财经会议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起初是按照中央财经委员会的例会准备的，后来改由中共中央召集和主持。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和大区、各省市负责人，加上列席会议的，共163人。
开会地点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会议由周恩来、高岗、邓小平主持，在毛泽东的直接指导下进行。为准备这次会议，毛泽东连续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吸收财经工作部门负责人参加，对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的工作汇报进行讨论。
6月15日，全国财经会议的第三天，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李维汉所作《关于资本主义工业中的公私关系问题》的报告。这个报告，根据李维汉在武汉、南京、上海等城市调查的材料提出了一个重要政策，就是经过国家资本主义，特别是公私合营这个主要环节，实现对资本主义所有制的改造。毛泽东高度重视这个报告。在这个报告的基础上，修改成为《关于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若干问题》，准备提交全国财经会议讨论。就是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正式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并作了系统阐述。他有一个讲话提纲，就写在《关于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若干问题》（未定稿）的封面上。提纲写道：
“总路线是照耀一切工作的灯塔。
“有所不同和一视同仁，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和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前者管着后者。
“几种错误观点：（一）确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秩序；（二）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三）确保私有财产。
“党的任务是在十年至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的改造。
“所谓社会主义改造的部分：（一）农业；（二）手工业；（三）资本主义企业。
“对于将资本主义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认识——社会主义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