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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1952年春饶漱石在北京还演了一出闹剧：那一年年初，他因颜面严重痉挛无法工作，经华东局常委会报请中央同意，由粟裕陪同他到北京休养和治疗。他却疑神疑鬼，怀疑中央可能对他在华东的工作不满意，借此“调虎离山”；又不知从哪里听说中央要派彭真或薄一波去华东帮助工作，心情越来越紧张，情绪越来越烦躁。本来，饶漱石同少奇同志比较熟悉，这回却不去找刘，原因是他觉得毛主席和少奇同志当时在某些问题上主张不太一致，就开始要同刘“保持距离”，并且常在陈毅耳边说少奇同志的坏话。5月间，他出人意料地在深夜紧急求见已经入睡的毛主席。主席以为有什么大不了的事，起身接见。饶漱石东拉西扯地谈了大约3个小时，暴露出严重的个人主义和患得患失心理。过后，毛主席向我提起这件事，说那个晚上他听了半天也闹不清饶到底要说什么，最后才听出点眉目，原来饶怀疑中央不信任自己，找他摸底来了。
建国初，我们党用3年时间，完成了经济恢复和土地改革等民主革命任务。1952年，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从1953年起，开始执行国民经济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国家进入大规模建设时期。
根据毛主席的提议，少奇同志把我和中组部副部长安子文找去，商议如何使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机构适应上述形势和任务变化的需要。少奇同志还交代我和安子文起草了《关于加强党中央办事机构的意见》，在1952年7月间由他报给毛主席。8月4日毛主席批示：“此件我认为可行”，“即照少奇同志建议开始进行准备，从各地抽调一些人来建立一些机构”。这以后不久，邓小平、高岗、饶漱石（西南、东北、华东三个中央局的第一书记）和邓子恢、习仲勋（中南、西北两个中央局的第二书记）等，相继被调到北京工作。其中高岗以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身分兼任新设立的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饶漱石被任命为中央组织部部长（当时，饶正随少奇同志赴苏参加苏共“十九大”，会后又留下考察一些苏联工厂，到1953年春才正式就职）。
1952年11月，中央决定将各大区人民政府或军政委员会一律改为行政委员会，并进一步酝酿在适当时机撤销各中央局和这些大区行政委员会，再抽调地方上一些干部充实中央机构；同时着手准备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改革国家体制。
1953年初，根据毛主席的意见，在周恩来主持下，作出《关于加强中央人民政府系统各部门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和加强中央人民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对政务院工交、财贸、政法、文教等各“口”的工作，中央也重新作了分工。其中，计划工作和8个工业部的工作，由高岗、李富春、贾拓夫负责；劳动工资工作，由饶漱石负责。
与此同时，毛主席为了减轻自己繁重的日常工作负担，提出将中央的领导班子分为一线、二线，由刘少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本人退居二线，只抓大事的设想。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国家计委举足轻重，有“经济内阁”之称；高岗以国家副主席兼任计委主任，又分管8个工业部，权势显赫，同其他进京的中央局书记相比，有“五马进京，一马当先”之说。进入了建设时期，党和国家的领导机构和人事，相应地要有较大幅度的调整和重新安排，中央组织部举足轻重，它的部长被毛主席戏称为“吏部尚书”。这两个人随着地位和权力的上升，个人主义思想急剧膨胀：高岗更加目中无人，迫不及待地想当领袖；饶漱石也急于想在政治投机中附高岗骥尾，分得一杯羹。他们根据一些表面现象，错估了形势，认为在毛主席和刘少奇、周恩来之间有隙可乘，视为良机。于是，1953年的夏秋之际，中央召开全国财经会议和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前后，两人配合默契，“这边一跑，那边一斗”，演出了企图分裂党的“二重奏”。
第五部分第128节 杨尚昆回忆高饶事件（3）
这时，高岗飞扬跋扈，除开毛主席，可以说已经目中无人。从以下3个事例可见一斑：1．刘少奇、周恩来都是中央书记处书记（相当于后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高岗不过是政治局委员，但有事商量时，他却通知让少奇同志、恩来同志去他那里，同其他与会者一道，坐候他出来主持会议。2．周恩来关照高岗：国家计委作出的重大决策，要上的重大项目，须先报经中央认可后才能下达执行。高听后很不高兴，反过来连问两次：“哪个中央？哪个中央？”3．高岗喜欢办家庭舞会。周恩来曾应邀参加过，发现舞会上很不像样，当场不辞而别，以后再也不去了。
高岗对少奇同志位在自己之上一直耿耿于怀。得知毛主席退居二线、让刘少奇主持中央一线工作后，更是如芒在背，急欲除之而后快。
——继续造谣说党内有个以刘少奇为代表的“亲美派”。
——授意“秀才”代笔，以高岗名义发表题为《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对党的侵蚀，反对党内的右倾思想》的文章，把少奇同志在建国前后谈论过的关于党对民族资产阶级政策的观点，关于农村互助合作问题的观点，关于富农党员如何处理问题的观点，等等，统统列为所谓“党内右倾思想”，加以批判。
——把上文中提到的少奇同志那些观点说成一贯的、系统的路线错误，并多方搜集有关文件资料，随时让一些到他家去的高级干部阅看，相机对少奇同志进行攻击。
——散布说，几年来的实践证明，刘少奇并不成熟，他只搞过白区工作，没有军事工作和根据地建设的经验，只依靠华北的经验指导全面，看不起东北的经验，党的“七大”把刘少奇抬高了。
——攻击刘少奇划圈圈，指名道姓地说哪些人是这个圈圈中的人。他还胡说，某个领导同志曾经讲过，中国革命的大正统是井冈山，小正统是陕北；现在刘少奇有个圈圈，周恩来有个圈圈，咱们搞个井冈山的大圈圈。
——挑拨党内一些同志同少奇同志的关系。1953年3月初，高岗向安子文说起，毛主席有意改组中央政治局和加强中央各部机构。安听后没有报经中央授权，自己草拟了一份中央政治局委员名单和中央各部主要负责人名单的草案，拿给高岗看，也同饶漱石谈过。这份政治局委员名单（草案）分作两组：一组包括毛、刘、周、朱、陈云（以上为书记处成员）、高岗、林彪、彭德怀、邓小平、饶漱石、薄一波、邓子恢（以上为各中央局书记）；另一组包括董必武、林伯渠、彭真、张闻天、康生、李富春、习仲勋、刘澜涛。高、饶明知这么做是十分不妥的，却不报告中央，而把“名单”向一些高级干部散布。高岗胡说政治局委员名单中有薄（一波）无林（彪），连朱总司令也没有了（1953年3月，在全国党代表会议上曾指出：那张“名单”的问题不在提名单的人身上，而要追查散布名单的人）。高岗还造谣说，刘少奇不赞成陈正人担任国家建设委员会副主任或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不支持陶铸在广西的工作。
——1953年夏中央召开全国财经工作会议期间，高岗对人说：“我在财经会议上不讲话则已，要讲就要挖刘少奇的老底。”这次会议本来是讨论财经工作的，中央委托周恩来主持，并且设有中心小组，高岗、饶漱石还有我和安子文等都是成员。高岗利用各地区一些同志对新税制的不满和中央对财经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有所批评的机会，在饶漱石配合下，“指桑骂槐”，气焰嚣张。他把同会议内容无关的少奇同志的前述观点，统统当作薄一波的观点加以批判，明批薄一波，实攻刘少奇。他还在会内会外散布有所谓“圈圈”、“摊摊”，制造混乱。批判中他无限上纲，硬把有争议的问题提到“路线错误”的高度，给薄一波大扣帽子，什么“品质不良”、“投机取巧”、“打击别人，抬高自己”等等都用上了。还煽动别人跟着批，逼迫薄一波一再作检讨，把财经会开成斗争会，致使会议无法按原定方针进行下去。原定6月开始、7月结束的会，拖到了8月初。毛主席很重视这次会议，十分关心会议的进展状况。他要我从始至终出席会议，做记录。他每天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我去详细汇报头天会议的情况。我的记录记得很详细，谁讲了些什么话都记下了。我汇报完后，再由总理办公室副主任李琦等同志补充。毛主席看到会议偏离了方向，就交待我打电话到北戴河“搬兵”，请正在那里休息的陈云、邓小平火速回来参加会议。8月6日，陈云在财经会议中心小组会上作了长篇发言，明确指出：“新税制的错误，其结果是很明显的：不利于社会主义经济，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中财委内部是否有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我以为在工作中间个别不同意见是不会没有的，在一起做了四年工作，如果说没有一点不同意见，当然不行。这些意见，也不能说他的都是错误的，我的都是对的，也不能说他的都是对的，我的都是错的。总的说起来，我在今天这样的会上不能说中财委有两条路线。”邓小平也讲了些公道话。这样，会议气氛缓和下来。8月11日，周恩来做了总结，宣布会议结束。在这以前，高岗还闹过一次。当政治局开会讨论周总理的总结稿时，薄一波向毛主席表示：“我有错误，但有些具体事情还说不清楚。”高岗立刻批评薄一波“态度不好”。毛主席截住话头，反过来质问高岗：你为什么不准上书的人写信给中央（按：指原鞍山市委书记和原东北局党校教育长在马列学院学习期间，写信向党中央揭露高岗贪污腐化、铺张浪费的事）？东北的工作为什么就不能检查（按：指中监委和中财委在1952年8月联合组成检查组去辽宁，调查鞍钢无缝钢管厂发生设备爆炸事故，死伤了一些工人的事）？东北各省出了错误，你东北局还不是要进行批评、检查！高岗见主席态度严厉，才不吭声了。
——当中央酝酿参照苏联模式调整党政最高权力机构和中央分一、二线时，高岗打着拥护毛主席的旗号，造谣说毛主席已经不重视刘少奇，打算安排刘搞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让周恩来当部长会议主席，由他高岗来搞政治局。可是，在另外的场合，他又表示不同意由周而主张由林彪当部长会议主席，后来他在杭州又向陈正人自我吹嘘说，毛主席说过“林不如高”。他又说：按地位排列，过去是“林高”，现在是“高林”了。
——财经会议后，高岗以休假为名，到华东、中南地区继续进行分裂党的活动。他胡说在我们党历史上有“二元论”，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要修改，《决议》中关于刘少奇是党的正确路线在白区工作中的代表的提法不对头，需要重新作结论。他还把我们党的干部分为两部分，说毛主席代表红区，刘少奇代表白区；进而鼓吹什么我们党是军队创造的，军队的党是党的主体，而他自己就是这个主体的代表人物（按：1954年初开始揭批高岗时，周恩来对高的这种谬论概括地称为“军党论”）；散布现在党和国家领导机关的权力掌握在“白区的党”的人手里，应该彻底改组，由他来掌握。企图借此煽动红区干部和军队干部跟他一道，拱倒刘少奇、周恩来，由他来当中央第一副主席和政务院总理。
——1953年秋后，高岗竟去邓小平、陈云处“煽风点火”。在邓面前他说，在中国谁是列宁的问题解决了，但谁是斯大林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你看是谁呀？小平同志看穿了高岗的用意，故意指着墙上挂的几张中央书记像说，就在这中间嘛！并向高指出，刘少奇同志在党内的地位是历史自然形成的，不能轻易更动。10月间，高岗又去找陈云，说要向毛主席建议中央多设几个副主席，提出“你一个，我一个”。小平和陈云同志都感到这个问题很严重，及时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有意亲自“测试”一下，在同年12月24日向政治局提出：他要外出休假，拟请少奇同志临时代为主持中央工作，问大家有什么意见？本来，这已是近几年的惯例，高岗却表示反对，主张由几个书记“轮流坐庄”。这一试，果然使他露了底。
第五部分第129节 杨尚昆回忆高饶事件（4）
饶漱石到北京后深夜请见毛主席，已经暴露了他患得患失的心态。当了中央组织部部长后，他还心神不定。那时，他误以为高岗权势日盛，刘少奇可能“失势”，于是不择手段地“通过与安子文划清界限，来表明自己不是刘少奇的干部，以取得高岗的同情和信任”。他在自己后来写的书面检查中承认，这是“以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宗派主义的眼光，来揣测党内生活，并从维持、巩固和发展个人权位的野心出发，企图利用党内的某些‘空隙’来进行政治投机”，结果“不仅成了高岗反党活动的最有力资本和工具，而且实际上作了为高岗分裂党和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阴谋扫清道路的先锋”。
——刚到中央组织部，就同刘少奇、安子文闹别扭。1953年2月底，饶漱石将整理成文的《苏联工厂考察报告》稿送请少奇同志审查。少奇同志让他拿给安子文去看和决定分发名单，并交由中央组织部付印。饶大为不满，只让铅印几十本，借口未经中央审定，扣压在手里不让分发；几个月后，少奇同志向他索取，才勉强给了两本。
——1953年春，中央组织部由王甫（当时任党员管理处处长）、赵汉（当时任办公厅主任）带几个同志去山东考察“新三反”运动和农村整党情况，受到当地党组织的阻挠。他们找到当时主持山东分局工作的向明，也谈不拢，只得返回北京。安子文听过他们的汇报，随即向少奇同志和周总理反映。饶漱石小题大作，借机向安子文发起突然袭击。在5月间的一次部务会议上，他声色俱厉地指责安“胆大妄为”！为什么有问题不向他反映，先向刘、周反映？说什么“王甫、赵汉是新兵，他们听到枪声，不免有些紧张，你安子文是老兵，你不该听到一点枪声就……”过后，饶又召开了几次会，毫无根据地给安扣上“界限不清，嗅觉不灵”，“支持条条，反对块块”等帽子，甚至把王甫、赵汉被迫离开山东歪曲为“向中央局、分局提抗议”。尤其恶劣的是，他竟然向中央谎报情况，说什么安子文接受了他的“批评”。这样一闹，中央组织部的正常工作秩序被打乱了。后来毛主席在批评饶漱石时说：“你不要认为你作过大区第一书记，你还没有在中央工作过呢，为什么你斗争一个‘吏部尚书’（指安子文）不给中央打招呼？！”
——在1953年夏季的全国财经会议期间，饶漱石积极伙同高岗一道斗争薄一波，指责安子文有几天未到会是“消极抵制”，一再逼迫安在会上发言，说什么“在这样大的党内斗争面前，你不应该不表示态度”（安子文顶住了，没跟他走）。而且在会议快结束的时候，不顾毛主席要加强团结的指示，在财经会议领导核心小组会上把所谓“圈圈”问题和“名单”问题抖落出来，“火上浇油”。安子文明明早已就“名单”问题向中央作了书面检讨，并请求处分，饶却抓住不放，并散布说，财经会议上斗争薄一波，会后还要斗“圈圈”中的安子文。实际上，没等到财经会议结束，饶就在中央组织部内斗争安子文了。他说“中央组织部是一潭死水，要把它震动一下”。7月22日，他召开部务会议，强词夺理地搬出一堆似是而非的材料，如“支持条条、反对块块”问题、“整党建党规定问题”、“中央组织部对华东局和山东分局表示抗议问题”等等，对安子文横加指责，而且态度蛮横，不容申辩。7月25日，他又召开部务会议，把安子文将7月22日部务会议上发生的事向少奇同志反映，斥为“有意挑拨是非，制造分裂”；并借题发挥，以中央组织部检查官僚主义不彻底为由，要求重新开会专门检讨部里的工作，实际上就是要逼安子文作检讨。这个会在8月中旬接连开了两天，安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饶却一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