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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从经济角度来看，他倒还不如去捕鲸的好。据一位中尉说：“西伯格对于投资回报没有任何一点点概念，他只关心一件事——那就是让工厂持续经营下去。”他不停地注入资金，而过低的纺织品价格却总是限制他的追加投资。
在管理过程中，斯坦顿变得愈发孤僻了。他严格要求经理人员穿多色菱形花纹短袜和白衬衫，秘书们必须戴手套穿长裤。他还对凡是在公共场合身着运动夹克的人员严厉地惩罚：他俨然是领地的主人，所有与他人交流的方式几乎都要清一色地用书面报告形式。他工作在一种令人敬畏的疏远的状态之中，被大家背地里称为“象牙塔”。据马尔科姆。察思说：
西伯格在二楼的顶楼房间里有个办公室，每个走进他办公室的人都会路经他的秘书，秘书还有她自己的秘书。如果你被叫到他的办公室里去，你就得爬上长长的楼梯，在顶头有一扇门，摆着一张长长的会议桌，而在桌子那端才是西伯格的办公室。
中午的时候，他会从设备完善的象牙塔中走下来，钻进一辆等候已久的凯迪拉克车中。车子载着他飞速驶过南区的工薪阶层木结构的房屋，回到家里吃午饭。尽管从他的楼梯上就可以眺望到纺纱厂的厂房，斯坦顿和工人之间几乎没有任何接触。他每年在圣诞节的时候会见一次上夜班的工人。他脸色阴沉地从象牙塔里走下来和工人们握手——工人们精心地在手上涂抹油脂，期盼着老板的轻轻一握。
西伯格和他的弟弟奥蒂斯性格不合。奥蒂斯对西伯格的重投资计划颇有异议，同时他对西伯格不惜冒罢工的风险坚持削减工资的作法相当不满。两兄弟之间的派系斗争逐渐渗透了整个公司。
奥蒂斯的时间一部分花费在新贝德福德，另一部分则花费在位于纽约服装大街的公司销售办公室中。他是一个性情外向，热情奔放的人，对哈撒韦的人造丝纤维服装衬里的事业很有责任心。正是奥蒂斯把哈撒韦的合成纤维，其中包括它的衬里材料，推销给“加工者”，由他们印染和加工这些材料，并把它销给服装制造商。战争时期，其他供应商纷纷以红包为主掺加少量的纤维材料，而奥蒂斯一直都奉行诚实无欺的原则。战争结束以后，供应变得充足了许多，那些喜欢他的客户们纷纷下订单来回报他。
但是，擅长于制造业的西伯格侵占了奥蒂斯的地盘。他建立起一个新的分部，使得纤维材料在厂内就可以完工，然后直接销给制造商——这样就省去了加工者的环节。这一举动对于新贝德福德而言似乎是明智的，但是它忽略了贸易中一个重要的事实。纺织商业是由非犹太人控制的，而加工者都是犹太人，服装制造者也同样是犹太人。“你要和他们做生意，就必须先和他们生活在一起，”斯坦利。鲁宾，纽约伯克希尔的一位销售副总裁解释说：“这是西伯格犯下的最严重的错误，它便是后来最终结局的开端。”
渐渐地，伯克希尔已如同一座墙缝越来越深的房子。在西伯格极力渲染纺织工业光辉前景的时候，纽约负责推销公司来加工纤维的人士——他们称它为“灰色货物”——纷纷窃笑。生意就在他们面前眼睁睁地衰败下去。有一次，伯克希尔的一位推销员和一个客户呆在第五大街上时，推销员想推销手绢布料。客户指着窗外一位走进劳德＆泰勒的女士说：“看见了吗？所有的妇女都带着手袋，每个手袋里都有一满盒的克里奈克斯面巾。这就是手绢行业的结束标志。”
到1961年底时，伯克希尔只剩下7家工厂了。在前三年中，它把1100万资金投回到企业之中。尽管纺纱厂增多了，生意却没什么长进。它生产的“普通平纹”纤维无法在其他制造商的产品中脱颖而出，当竞争者充斥整个市场时，伯克希尔显得孤立无助。于是在1962年，也就是它现代化改造完成的当年，它蒙受了220万美元的惊人损失。
这时，西伯格和奥蒂斯之间的血缘宿仇终于激化了。这是因为西伯格打算把自己的职位传给儿子。杰克。斯坦顿是一个高高瘦瘦，脸庞如石雕般坚毅的人，长得很像他的父亲。但他朦胧的蓝眼睛中流露出一丝忧郁。杰克步西伯格之后尘进入了哈佛，也参加过世界大战，还曾经在海军扔出了不少好球，费城的运动学院曾邀请他来学校，但西伯格不准他去。西伯格这个极富责任心的儿子放弃了棒球，来到织布机面前工作，“和工人肩并着肩，浑身满是油污”。1962年，冷峻的杰克一跃升为主计长，年已70的西伯格打算再工作几年以后就任命他为总裁。奥蒂斯和马尔科姆。察思都觉得杰克资历不够，于是便开始秘密地物色另外的人选。
伯克希尔的股票在华尔街上受尽冷落。研究价值曲线的一位证券分析家理查德。蒂利曾在1955年推荐过伯克希尔的股票。那时的价格是1434 美元/ 股。接下来的几年中，蒂利经历了市场供过于求以及纺纱厂纷纷倒闭的局面。到了1963年年初时，股价跌到了8 13 ——比初始投资时大跌了45％。
但是这位纺织分析家胸中希望的火焰并没有熄灭。1963年3月，蒂利报告称伯克希尔现在的形势比相当长一段时期以来的形势要有希望得多，6月时，他不留余地地跳出来，预测将有适量的季度赢利，而到了9月份，他却不得不吞下一枚苦果子：
正如以前所估计到的，伯克希尔现在有可能会分裂成收益栏目。因为大量棉花织物制造商都迅速转产到混合纤维上来，这一趋势导致市场价格暂时处于疲软状态。
由于“暂时”的疲软，“目前”没有任何利润。这种境况延续了8年时间。
根据经济理论来说，如果一家公司经营不善，迟早会有投资者认为自己
能把它的资产派上更大的用场，于是将它接管下来，这一切就在巴菲特与蒂利松同时注意到伯克希尔时发生了。那时正是50年代，巴菲特在格雷厄姆—纽曼公司工作。霍华德。纽曼曾去伯克希尔考察过，然后便决定要买下它。
而直到1962年为止，巴菲特都不过是一个目睹公司经营惨状的旁观者。此时股价已跌到了8美元/股，而伯克希尔的营运资金价值16。50美元/股，看上去是个相当不错的机会，于是巴菲特通过合伙人企业买进了一些股票。但是，他还没有产生要接管它的念头。他操作它的方式与别的股票并没有什么差别，而且也假想自己会持有它好几年。
然而，随着他兴趣的逐渐高涨，丹尼尔。考因，他的一位纽约的经纪商朋友，为他找来了一大堆股票。1963年时，巴菲特合伙人企业已经成为了公司最大的股东。巴菲特暂时隐瞒起自己的股东身分，而由考因来充当自己的烟幕弹，在伯克希尔的董事会中争到了一席之地。
后来，有消息传出来说考因的客户是巴菲特。伯克希尔的销售总监斯坦利。鲁宾认识巴菲特，于是打电话过去询问巴菲特是否有意要买进更多的股票。
巴菲特含糊其词地说：“有可能，也没可能。”但仍然没有任何人意识到巴菲特将会有什么样的动作。
不久以后，巴菲特参观了这个纺纱厂。当他得知杰克。斯坦顿有自 20年代以来的有关伯克希尔的财务状况复印件之后，他兴奋不已，赶忙又去复印了一份。之后他又要求看看厂房，杰克回忆说：“当时我很忙，因此就派肯。察思去陪他。”
于是，杰克便犯下了一生中的错误。奥蒂斯早就考虑把肯。察思（他与马尔科姆没有什么联系）作为取代西伯格的人选了。但是，对此权位垂涎三尺的西伯格或是杰克都没察觉到这一点。察思是一个平易近人的快满50岁的化学工程师。他是本地人，总开着一辆雪弗莱车。他曾在一所叫做新贝德福德的纺织学校念过书，在 1947年进入哈撒韦的合成纤维部门工作，之后通过奋斗晋升到了生产副总裁的高位。
在两天的时间里，长着方方下巴的察思带着巴菲特在纺纱厂四处转转，巴菲特觉得可见的一切都像是从塞缪尔。斯莱特的速写本上搬下来的，厚厚的一捆捆的棉花原料消失在巨大的漏斗中，纤维被织成闪闪发光的透明网状物，它们像绳子般的细丝在成千上万台的纺架上被拧成沙线，好像士兵集结到一起。不论巴菲特有什么感受，在这个不再被人称颂的行业中，总有某种强制性的东西存在。它和新英格兰的精神有相似之处。据察思说：
沃伦像疯子一样拼命地问问题。关于营销方面的，关于机器的，关于我认为应该怎么做，公司该怎么发展；关于它的技术年限，我们目前销售什么样的产品，以及我们销售对象是谁等等……对每一件事情他都想刨根问底。
察思坦率地谈到了公司存在的问题，巴菲特认为找到了自己想要的人。
他并没有多说什么，但在行程结束时，他给察思留下了一个暗示：“肯，我会和你保持联系的。”
与此同时，斯坦顿终于意识到自己正身陷重围之中。1964年，伯克希尔一再要求购回股票——这样可以增加斯坦顿所控制的股票比例。此时巴菲特正处在对是否卖出犹豫不决的时候，但他认为斯坦顿想在价格上耍花招。
“他们两人在价格上有3/8美元的争执”，否则巴菲特就会把股票出手了。据查理。英格回忆道：“伯克希尔能成为巴菲特的财产绝对是一件偶然的事情。”
作为一个公司机构，伯克希尔没有任何值得推崇的地方，但巴菲特觉得自己和斯坦顿之间的账目还没结清，于是不想袖手旁观。巴菲特加斯坦顿在一项认识上有很大的分歧，尽管巴菲特同往常一样，让别的人专门策划，仍然觉得没有让他满意。
丹。考因和斯坦顿在他的象牙塔里就此问题展开了一场唇枪舌战。斯坦顿大喊道不需要任何人来告诉他应该怎么做。当埃德蒙。里格比得知考因代表的是巴菲特时，这位执行副总裁冲了进来，提醒斯坦顿说：“你不应该对我们的主要股东用这样的口吻来说话！”
后来事情发展到了高潮。那位曾带着巴菲特参观厂房的言辞坦率的主管人对伯克希尔的前途忧心忡忡。于是他和南卡罗来纳的一位竞争者进行了一次谈话。1965年初，斯坦利。鲁宾给察思打过一次电话，要求他保持固定不动。察思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鲁宾神秘兮兮地说尽管相信他的话就是了。
大约一个月以后，鲁宾又打了个电话过来。“你还记得那个沃伦。巴菲特吗？他想控制伯克希尔。哈撒韦。他已经以斯特里特经纪所的名义持有了股票。”鲁宾说巴菲特有事要和察思谈谈，希望察思能到纽约的广场饭店和他见面。
这是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巴菲特和察思一同走进前面的一家小公司，巴菲特买了一些冰淇淋和奶油棒。
巴菲特单刀直入地问道：“我想让你当伯克希尔。哈撒韦的总裁，你意下如何？”
察思当时已经有48岁了，而这个许诺启动他事业的人却只有34岁。
察思还没来得及答应下来，巴菲特就补充说道他已经掌握了足够的股票，可以在下次董事会上办妥这件事情。他让察思暂时先保持沉默，关于伯克希尔的未来，他说：“想想你都需要些什么，它就是你的孩子了。”巴菲特和他的谈话前后不到10分钟就结束了，而察思却一直没回过神来。
他并不知道巴菲特已经找过了董事长马尔科姆。察思了，并且提出要他入选。马尔科姆提到自己与公司多年以来的感情，并拒绝了巴菲特。但是马尔科姆家已经有一些人同意出售公司了。
巴菲特还有一道难关需要克服。奥蒂斯。斯坦顿肯卖出他的股票吗？也就是说会损害他哥哥的利益吗？斯坦利。鲁宾在新贝德福德的沃姆休拉俱乐部安排和巴菲特、奥蒂斯共进了一次午餐，奥蒂斯答应出售股票，条件是巴菲特答应以同等条件把西伯格全部买下来。这可是关键性的突破。尽管杰克还在为代表权之争厉兵秣马，但西伯格对此已经没什么兴趣了。在拥有了斯坦利兄弟的股票以后，巴菲特合伙人企业便拥有了49％的份额，平均成本是15美元/股。
杰克。斯坦顿，曾经记得不愿意带巴菲特去参观工厂，现在终于意识到了——同时也太晚了——他必须见巴菲特一面。于是杰克和他当时的妻子凯蒂赶到了纽约，在广场饭店和沃伦及苏茜共进早餐。但是杰克当时非常胆怯，都忘了要说什么。据一名叫拉尔夫。里格比的织物推销员说，凯蒂比杰克恳求得还要厉害许多。后来，巴菲特开玩笑说：“如果我要雇人，首先就雇凯蒂。”
也许巴菲特想换一个话题，于是他对杰克讲述起自己的事业，叙述自己作为一个投资者的成长历程。杰克问他：“你是如何成功的呢？”巴菲特说他每年都要读“成千上万”份财务报表。
在5月份的董事会会议后不久，巴菲特就秘密地命名了一位董事。在正式接管那天清早，巴菲特飞到新贝德福德去了。他理着一个小平头，衣服扣得紧紧的，尽是皱褶，还被一个公文包和巨大的旅行袋向下坠着，活像一个邋遢却热情奔放的外出出差的推销员。
巴菲特向位于考夫大街的办公室走去，西伯格最后一次从象牙塔中走了出来。召集所有的会议人员作好准备后，西伯格仔细地把议程安排读了一遍，没有作出任何表示。然后，西伯格。斯坦顿在上面签上名字，就好像吞下了一杯毒药，两人一言不发，满腹愤懑地冲出了镶木地板的优雅的会议室。肯。察思被选为总裁，巴菲特任执行委员会主席。奥蒂斯，在给他哥哥的最后一击中，把票投向了多数派，而且在董事会中保全了一个席位，尽管马尔科姆的头衔还是董事长，但现在真正管伯克希尔的是巴菲特。股票当天——1965年5月10日——便涨到18美元/股收盘。
巴菲特的良好形象几乎被严重破坏，当一个信息员递进一份下午的标准时报的复印件，显示了首版上的震惊的消息。西伯格把这件事披露了出去，对因“某种外部利益”而导致的兄弟失和及自己被迫离开痛斥了一番。由于巴菲特担心公众把自己看作一个借标者的角色——这是一个源于登普斯特尔制造厂的令人憎恶的词语，他显得十分恼火。但是他在公开场合撰文赞颂斯坦顿兄弟的转变，并且也使他的计划实施得缓和点。在第二天的版面上，巴菲特承诺他“将像以前一样，把与原来相同的厂家生产的同样的产品销售给同样的顾客”。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伯克希尔曾经关闭了除两个纺纱厂以外的全部厂家，共计累积净损失超过1010万元，它的资产减少了一半，而且只剩下2300名工人，1955年的兼并企业中每5个工人如今只剩下了1人。但他目前的财富却似乎有所好转，市场对合成纤维的需求十分旺盛，公司终于可以扭亏为盈。人们本来希望知道蒂利松将为巴菲特的到来做些什么工作，但这位忠实的分析家却同西伯格。斯坦顿站在了相同的立场上，“价值线”关于伯克希尔的5月份报表是由另一个新的分析家签署的，他发现“新的控股人”的计划并不为人所知。
董事会会议之后，巴菲特和察思漫步走过这座历史悠久的纺纱厂，然后坐下来谈话。察思早已准备好要听取这位新业主对工厂的计划，但是巴菲特却说任何有关于纱线和织布机的事情都由察思来处理，而他自己只看管资金。
此后，巴菲特坦诚地大概说明了一下他们各自可以期望得到些什么。而第一点很令人沮丧：巴菲特不允许察思或其他任何人染指股票期权。
巴菲特对期权的反对是由于大多数的执行总裁都热衷于它。期权的确能带来潜在的——有时是巨大的——投资回报；但是它分散了购买期权者的风险，于是执行者便有更大的自由度来驾驭股东的资金。
更细微地来说，巴菲特所希望的是那些个人利益与股东利益相一致的管理人员。一个拥有期权的管理者，如同和股份隔离开来，他不含有任何损失，因此也就更有可能挪用股东的资金来进行赌博。
但是，巴菲特答应签署一笔贷款让察思借18000美元买进1千股票。而
对于工资不到3万美金，并且常常是连根鞋带都不愿去借的察思来说，这委实是一笔大数目。但巴菲特不愧为一名优秀的推销商，尤其在推销自己时显得更为出色。和那些早期的合伙人企业投资者一样，察思的感觉是，只要有巴菲特来主管，好运气就会来临。于是，察思接受了这项建议。
巴菲特向察思讲解了一些有关投资回报的基本理论。他对察思到底能生产出多少纱线乃至卖出多少纱线都不是特别在意；对于孤零的一个数字所表示的全部利润额也不感兴趣，他所关心的是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