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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决心去找支离益算账，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支老师又收了几个新学生，正在那里练入门阶段的腾挪跳跃，个个满头大汗，气喘吁吁。支老师也跟以前那样，用根长竹竿挑着个纸糊的龙头，左抡右转，口中念念有词，煞有介事。想起自己当初也曾这样被耍猴一般折腾，朱平漫气不打一处来，狂吼一声：小子们，别傻练了！然后冲着支老师质问：你说，这世上到底有没有龙？
几个学生见状都愣住了，擦着汗喘着气，疑惑地望着这闯进来的汉子；听了他向老师的发问，又疑惑地瞅着老师。支离益却毫无尴尬，也一点儿没恼，对昔日学生很客气地打着招呼，请他先坐下歇口气，喝点茶。支老师说：我就知道你会回来的，我也正等着你回来。听了这话朱平漫倒愣了，不知老师葫芦里装了什么药。支老师就说，最近我刚刚开了一个课题，已经请了几位我教过的最聪明最勤奋的学生分别牵头，你也是我想找的最合适人选之一。这课题中有“擒龙绳法之研究及缚龙的X种结扣之探讨”一部分，由你来牵头是再合适不过了，当初你的绳技是学得最认真，最娴熟，也应该是最有心得的。
朱平漫听了冷冷一笑，说，我跟你学了屠龙又到处去找龙，可是这世上连个龙的爪子印也没见到，你又要我搞什么课题，研究什么擒龙绳法！这岂不是更没用处？况且你还没回答我刚才的问题——这世上到底有没有龙？你干脆直说吧，yes还是no？老师就又笑，说，yes还是no，那是西洋人的浅见。这世上的事，无所谓有，无所谓无。以有待之，它便是有，以无待之，它便是无。果若无龙，龙名何来？果若有龙，缘何不见？因其有名，不可谓无，因其不见，不可谓有。因为你已经跟我学过屠龙之技了，又经历了一年的寻龙而未果，所以我认为你适合进入下一阶段的屠龙学研究了。最后支老师又强调说：这可是你的机会！早有别人央求着我想做这个项目了，我都没让。我可是在帮你呢。
一番话让朱平漫听得云里雾里，觉得老师好像在跟他绕圈子，根本没回答他的问题，但又好像真是位高人，隐约间也回答了一些他的问题。但到底这龙是有是无他仍是弄不明白。末尾的屠龙学三个字他倒是听得真切，心想屠龙技尚未派上用场，又来了屠龙学，该不是又哄着我往外掏银子吧？支老师仿佛看穿了学生的心思，拍拍他肩膀说你放心，这回不用你掏一分钱，只要你认真跟着我搞研究，做项目，我保证你还能挣到银子；不仅挣到银子，还能名利双收。
于是朱平漫便跟着支老师来到他的南山别墅，路上还在老师的要求下改口叫“导师”了，这一叫倒好像把自己也升了格，跟以前身份似有不同。再看那别墅，一年前离开时这里还是几间草舍，这会儿已是好几幢精雅小楼，院门口还钉了块金光闪闪的牌子，上有“思创·领秀”字样。进门后他见到了好几位以前的同学，还有年纪更大的据说是更上一届的同学，后来才知道他们走的都是和自己一个路子，都是学了屠龙技而无处可用，回来找老师讨个说法时，却被“导师”领到这里做研究的。
做为屠龙技法的腾挪跳跃练习，如今演变出“屠龙步法之运动力学研究”，当然，这是整个屠龙学的一项分课题。另一项分课题是“诸种屠龙兵器优点与缺失之比较”，也是从原先使用刀枪剑戟的屠龙之技中引申出来的。除此之外，朱平漫还看到一个昔日同学正带了几个助手，在一个巨大的案板上折腾一条开膛破肚的蟒蛇，原来这是“宰割龙体刀法之解剖学基础”分课题小组，正在做相关实验。朱平漫看得眼晕，心中也满是疑惑，略带叹息地对导师说：照此看来，我是不是也得弄些各种各样的绳子来，研究一下哪种绳质既坚固又柔软更适于缚龙了？支导师好像没听出其中的疑惑和讥刺，或是故作不察，眼睛一亮，呵呵一笑说：聪明！我没看走眼！不用我说，你就全明白了。
导师把四个分课题组的带头人叫在一起，对先来的人介绍了朱平漫，郑重官布说：我们的屠龙学课题，今天就算人到齐了。能不能做出成绩，这门学科能不能得到学界公认，就靠我们大家的努力了。你们尽可放心，如果说一门技术可能由于缺少施用的对象而无用武之地，那么作为一门学科，是不会没有用途，不会没人关注的！而它用途是大是小，受关注的程度是高是低，完全是跟你们的主观努力联系在一起的！
支导师说，所以，我要求所有参加这项课题的同学，除了认真完成所担负的分课题研究外，要自觉担负一项共同的使命，那就是向公众宣传我们研究，传播我们的想法，引起大众的关注。不仅要善于利用一切时机，让你的每一个亲戚朋友知道你在做什么，你的研究是多么有价值，还要想方设法让媒体对我们多多注意——哪怕你弄出点婚外情绯闻被记者采访时，也别忘了说你是屠龙学课题组的，不妨说明自己曾是熟于屠龙技的勇士而今是研究屠龙学的学者！此外，现在网络很发达，我们也要学会利用，若在里面看到与“龙”有关的话题，你们都要去煽火，不是屠龙没关系，只要说到龙，总会跟我们沾边的嘛，总是我们的群众基础嘛。哪怕不是说龙，是说尼斯湖怪，天池怪兽，你们也尽管跟帖加热就是了，那总有可能是龙的近亲，可能会让人想到龙的呀。
看着导师眉飞色舞唾星四溅的样子，朱平漫脑子里转来转去的都是“忽悠”俩字，心里很不舒服。可是一想到自己已身无分文，而且自己的青春好时光毕竟已搭在了学屠龙上头了，重起炉灶改学别的谈何容易。只好默默地叹口气，凑和着先干下去吧，再说毕竟有这么多师兄师弟都捆在一起呢，吃亏上当又不是他一人的事，至少这里还管吃管住。
令朱平漫没想到的是，支导师这回还真没忽悠他——尽管不能说没忽悠别人——不到一年时间，他们这个课题还真的渐入佳境，影响不菲。支导师首先是联络了一些企业家，请他们来思创·领秀别墅参观，向这些财大气粗的家伙展示屠龙学课题的创意和内涵，他说，列位都是聪明人（不聪明如何能成为市场的宠儿呢），都心知肚明龙这东西本就是一传说而已，谁也没见过真形，虚无缥缈。但为何我们要创屠龙之学呢？无可屠之屠，才是高手之屠；无用之用，才是大用。我们就是要用这样的创意，来启发国人的思维，改变那种处处讲逻辑、事事求证据、一定要将完整的事物割裂到底分析到底的思维方式——只有在这种高度，你才能理解我们的学说，理解了，你就不会不支持我们的研究。这番高论当场就征服了好几位企业家，据说一位是搞天仙健脑灵出身的保健品公司总裁，一位是搞还童玉液出身的化妆品企业集团董事长，还有一位是搞立婷瘦身机出身的减肥运动器材厂老板，都是敢在中央和各省电视台砸大钱抢标王的主儿，当场就各拍下一百万来，并且豪爽地说支先生你只管带你的学生做研究，我们这点钱就是想支持民族学术，不要你任何回报；只希望你的学问越做越大，不仅影响国人，还要走向世界。
有这三百万打底，支导师底气十足。又请了几位传媒界名记前来参观，仍给他们阐发自己的创意，当然名记们不像企业家那般容易激动充满热情，事实上支导师也没打算把他们说动，但他知道钱总是能把他们打动。果然很快就有消息通讯和图片报道纷纷见诸报端，有家大报还以“新世纪的学术之光”为题重点报道了支离益和他的课题组，将这项研究与中国历史、中国民俗、中国传统文化如何创新图存如何引领世界联系在了一起。当然也有人反对，主要是一些时评家，他们说中国虽自古有龙的传说，有龙的崇拜，可是“屠龙”之学，岂不是对这一民族图腾的大不敬？岂不是要伤了国人感情？但是像在别的事情上一样，只要有时评家说话，马上就又有另一些时评家说反话，他们说屠龙只是一种气概一种意象，何必苛责？名著有孙猴子闹龙宫之章，领袖有何时缚住苍龙之诗，武侠书有倚天屠龙之题，皆张扬一种精神，屠龙之说，并无不可。争议一出，又引得一些电视台也纷纷关注，最后竟到了谁不报道支离益谁不说屠龙学收视率就低广告费就降的地步。
长话短说：最后，支离益在向他表示强烈兴趣的几所著名高校之间，挑中了其中一所，对方开出的条件是聘他为教授、博导，并将属下四个分课题负责人聘为副教授、硕导；支导师很讲义气，这时候没忘了跟随他多年的弟子们，他们都在这所大学的龙文化研究院工作，该院为他们专设了一个屠龙学研究所。
朱平漫做梦也没想到事情是这么个结局。不过在研究所正式挂牌那天晚上他倒真做了一个梦，梦中先是仗剑与一金色巨龙相斗，继而却附于龙背，凌空穿云，待飞得太高朱平漫有点害怕时，龙仿佛立会其意，瞬间回到地面，且摇身一变，如同孙悟空的金箍棒一般变得极细小，成了一枚寸来长的徽章，并自己跳在朱平漫胸襟上。
那是屠龙学研究所的徽章，支导师请美院一位擅长画龙的大师专门设计的。
开卷有益的史话
朱小平
年轻的时候喜欢读杂书，尤其爱读文史之类的书；也常去琉璃厂中国书店买旧书，偶然发现一本《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立即购回细细阅读，获益匪浅。全书乃八册，未窥全豹，心中耿耿。以后多次搜寻，始终未曾凑齐，是为一憾，但陶菊隐的大名始记之于心。以后又读过他的《筹安会六君子传》《蒋百生先生传》。陶菊隐先生著述等身，诸如《菊隐丛谈》25册、《袁世凯演义》《吴佩孚传》《督军团传》《孤岛见闻》《记者生活三十年》等，惜未曾阅读。但我最喜欢《筹安会六君子传》，读过不止一遍，以如此生动的文笔为人物立传，读之不觉晦涩，兴味盎然，堪称人物传记的典范。毫不夸张的说，隐隐有太史公的流风余韵矣。
至今，《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幸有海南出版社又出煌煌五卷大开本，易名《武夫当国》。这是多年来各界欲得而不可得状况的改变，非常值得庆幸。中华绵绵几千年，自古就有史书不绝的传统，而且是后朝修前朝史。陶菊隐先生虽然未按历朝修史的体例来写北洋军阀执政时期的历史，但其依然是一个不可替代的断代史，为中华民国史填补了一个极其重要阶段的空白。陶先生本身是记者，在二三十年代甚至是大牌记者，与天津《大公报》张季鸾先生齐名，一时名重，号为“南陶北张”。
固然，陶先生以写军阀混战时事新闻而起家，但以史家之客观理性，以史话之生动文笔，开创写史之蹊径。事实证明，这部巨著史话经岁月之检验，已成为近现代史学界必用之工具，检索引用，屡屡不绝。只不过人们在引用资料时多不注明而已。
曹聚仁先生曾评其为“目光如炬”，乃恰如其分。17年在历史长河中不过刹那，而中国这17年（1912年袁氏任民国大总统至1928年东北易帜），风云苍狗，烽火杀伐，政坛无一日不纵横捭阖，军阀无一日不染指兵祸。17年间有十三任总统“你方唱罢我登场”，更有46届内阁如走马之灯。而群雄并起，波诡云谲，列强阴谋，更惊心动魄。其纷繁披杂，纵横经纬，常人执笔真难以望其项背。如无对史实之亲闻、亲历、亲见，之稔熟、爬梳、积累，之条缕、分析、研究，之理性、如实、客观，则史话绝不可成。有人称之为“如椽巨笔”，当并非过誉。新闻记者的经历固然使陶先生可以轻车熟路，新闻固然也可以称之为“历史的初稿”，然若无史家之魄力与天分，亦决难完成。
以新闻记者成为中国近代史领域之权威，以新闻记者而书写大部历史，中国自有记者以来鲜有几人？我以为屈指可数，如王芸生之《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邓拓之《中国救荒史》，但王芸生先生其著只写了七卷，第八卷1920年至1931年中日关系史部分由张逢舟先生以大事记形式补足（《1902…2006百年沧桑：王芸生与》，中国工人出版社2006年版）。
故而，写史亦谓有天时、地利、人和之便。陶先生写此巨册，写好一册出版一册，1957年至1959年全部杀青，由生活·读书·知识出版社出齐，共八册，1978年出重印本。1981年1月重新修订，10月完成，并补写三章，共计140余万字。以84岁之高龄，殊属不易。作者在“后记”中特别指出：“此书是史话，不是小说……力求做到求实存真”（第五卷，第298页）。这真是一个圆满而又成功的休止符，为后人留下了极其珍贵的史学遗产。我有时觉得，如老报人徐铸成先生，已出版《旧闻杂忆》《哈同外传》《杜月笙外传》等，与陶菊隐先生相仿佛，其史学意识、其文笔、其阅历，足可作史，但惜乎种种客观条件，而终未写成一部记述旧中国断代史之著作，不免令人扼腕。
陶菊隐先生这部著作的珍贵我以为最重要的一点即为客观叙述，而毫不“戏说”，务求“去伪存真”。这就给后人留下了真实的史料。后来的研究者、治史者、著书者完全可以放心引用，而丝毫不必担心以讹传讹。民国史特别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这一段，本身应该值得关注，因为在此阶段诞生了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后来打倒军阀夺取政权，促成国共合作，等等，都是中国历史中的大事件。可见，这段历史之重要，而海南出版社独具慧眼，于2006年又重版五卷大开本，不惟气势夺人，更可见市场的需求。事实证明，新版本销路甚好，一丝不比那些“戏说”逊色。可见吸引人的历史书会经得住历史的考验。
我印象中原中华书局旧版本似乎没有或很少注释，但新版本增加大量注释，读“后记”亦知为陶先生新加，盖因“初版未注明资料来源”，引起“质询”，学界“引用起来尤费踌躇”，故而不惜笔墨。这些注释更增加可信性和学术性，例如第一卷第四章第39页，谈及杨度“自己不肯加入兴中会，却介绍黄兴与孙（中山）见面”，作者加注云：“杨度经常向人谈及，孙黄二人由他介绍认识，言之凿凿。但据其他有关记载，有谓孙黄系由日本宫崎寅藏介绍相识。似以前说近”，陶先生引出不同出处，但又有自己的推断见解。又如同书第6章第83页，叙袁世凯派密使过江与黎元洪试探停战条件，陶先生加注云：“这段资料由胡鄂公提供。当时担任都督府高级侦探、普通侦探、步探、马探四科联合办公处主任。刘蔡二人（指袁世凯所派两位密使）就是由巡逻江岸的步探带到都督府来的。”这个注释极有说服力，因为胡鄂公更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有名的人物。陶先生以报道北洋军阀时事而起家，与各类军阀、政客皆有相当密切的采访和交往，熟知轶事秘闻。当有极大之权威性，亦可见陶先生治史之缜密。治史居然无懈可击，这亦为治史者之功力。非如此，不足为信史者也！由此亦可看出，“史话”不是急功近利式的“戏说”，这是此书最为引人注目的亮点。治史者治到连一段对话、一件小事也须细细加注援引出处的地步，所谓“如椽巨笔”之巨，正是聚沙成塔之功啊！
陶先生的“史话”还有一个可称道之处是他对历史事件的眼光与整合。这段时期的复杂几乎令常人难以想象。而陶先生却应付自如，这都使人顿生敬意。我想，这无疑得益于他当年长期从事政治、军事报道，而形成对时局犀利深刻的分析、判断能力。也从而形成了当年他对国内抗战形势和国际大势的一家之言。众所周知，蒋介石是一个颇为自负的人，但居然折节欣赏陶先生对国内外形势的见解，而欲延揽重用。遭陶先生婉拒之后，又叮嘱随时可将对时局的分析写成文字转交，以备“御览”。这样一个能够对时局大势形成正确判断的人，一旦治史，其驾驭能力可想而知。另外，治史者除其眼光、能力、才华外（古人刘知几之论最为有名），正直的品德最为重要，陶先生在上海“孤岛”期间拒绝日伪威胁利诱，而不改抗倭之志，几受迫害，这是最为人所称道的。移而治史，则扬清激浊，足以供后者明辨是非。或谓陶先生此书不乏色彩强烈的词语，我倒觉得这是陶先生一腔正气之勃发。以史为鉴是陶先生写作的初衷，祈盼一统应当也是陶先生以史为鉴的最终目的。北洋军阀的混战使中国虽然结束封建专制，却更加国势衰微，引发列强瓜分中国的妄想。老大中国，几至于四分五裂，国耻频频，是中国人的可怕梦魇。爱国主义不是抽象的文字符号，屈辱的历史是爱国主义最深刻的教材，此书应成为青年人了解中国历史上黑暗年代的一课，开卷有益，此惟大益。我想，这也是陶先生的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