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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清华大学的急转弯
毛泽东突然180度大转向的谋略，事前从中央到北京市委和清华大学党委，都是蒙在鼓里。清华党委书记兼校长蒋南翔时为党中央候补委员，加上他同彭真的密切关系，本是可以通天的高干，可他直到5月中旬，也只知道要整风鸣放，而不知什么阳谋。清华党委是1957年5月9日召开党委领导核心和行政处级以上干部联席会议，决定开始整风鸣放的（见《新清华》1957年第181期报道）。会上，蒋南翔说，现在是要“放”，召开各种类型的会，党委应当自觉地置于内外夹攻的环境中，听取和吸收群众意见，开思想上的矿，沙里也可淘金。还指示校刊“不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言论）不登”（这表示并无心要“暴露”视为敌人的右派）。经党委领导人审定的《新清华》发表的会议报道中，也说要“通过‘放’来揭露学校工作中的矛盾和解决矛盾，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并将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可见并不知道要“引蛇出洞”的阳谋。
到5月17日（此时已是毛泽东写《事情正在起变化》后2日），在清华党委扩大会议上，蒋南翔发言还要求党员干部“要准备（接受）狂风暴雨来洗刷一下，对领导的要求要严格一些。”他当时是由于处在学校第一线，对发动群众帮党整风，矛头对着自己，感到有压力，怕放乱，因而心存疑虑，以致到5月中旬以前，不大放手动员鸣放。到毛泽东写《事情正在起变化》正式决定反右以后，毛见蒋执行其“阳谋”不力，曾派他的一位秘书林克两次深夜来清华找蒋南翔“了解情况”，转交其“圣谕”，批评清华“放得不够”。这时北京市委大概也受到毛泽东决心反右的强大压力，来一个大转盘，大力狠抓反右。据蒋的秘书说，这时南翔几乎每天晚上都被叫去市委开会，有一次他回来时还很紧张地对秘书说，今天彭真同志又批评我了，说我为什么总舍不得你那些“徒子徒孙”（指蒋还犹疑不定，未把一些学生运动出身的清华干部打成右派）。
看来，这时北京市委领导人才从一味强调整风的部署中猛转过弯来，急急忙忙紧跟毛的“阳谋”，催促蒋南翔大“挖”党内外右派，好向毛泽东交代。蒋这才于5月24日急忙亲自到学生食堂广播室发表讲话，号召全校师生大鸣大放。
24日，清华出现第一张大字报，很快大字报遍及全校。26日，北京大学29人来校串连，出现了自由论坛。
在正式开展反右斗争前若干天，同各地部署一样，清华大学领导对其所亲信的干部事先“打招呼”，让他们得知毛的反右“阳谋”和部署，一要他们对“右派进攻”（群众批评）“硬着头皮顶住”；二要他们紧急行动起来，选定对象，千方百计动员他们鸣放，将他们的发言中一时冲动的过激言论，断章取义、摘其所要地指令校刊登载，以便扩大战果，“暴露”更多的“右派”。这时才是有意识执行阳谋。不过，也有我这样“不识时务”的宣传部长兼校报总编辑，对这种做法心存抗拒，认为这样故人人罪，有违党的宣传教育方针和共产党员的道德，而有所抵制，结果我被划为“右派”的第一大罪状就是“坚决抗拒中央暴露右派的方针”（见清华党委“开除右派分子郭道晖党籍的决定”），事后知道，这就是说我抗拒毛泽东的“阳谋”，从而向毛泽东对清华“放得不够”的批评作出了“舍车保帅”的交代。
6月7日，即反右前一天，蒋南翔校长找我到他家里谈话，其他5位副书记也在座，他们是党委领导核心。把我一个人找去，是因为第二天《人民日报》要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拉开声势浩大的反右大潮。他们要求校刊立即紧跟，争取主动，转入对“右派”的反击。蒋南翔说：“这次鸣放，是一场阶级斗争。”说钱伟长等人的“理工合校”、“教授治校”等主张，意在夺取党对教育的领导权，物理系何成钧教授说“毛主席的太阳没照到清华园”，这些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言论，《新清华》应该开始反击。
我却说，明明是我们自己发动群众、动员群众帮助党进行整风，一下子怎么变成阶级斗争了？钱伟长、何成钧等教授的言论是人民内部矛盾，怎么就是反党呢？我想不通。书记们轮流发言，做我的工作，批驳我的观点，从上午10时辩论到下午2时，午饭也顾不上吃，还是没有作通。最后我还明确坚持提出两点意见和一点声明：一是不应当把整风鸣放定性为阶级斗争；二是“双管齐下”，首先应该是整风，应该接受群众合理的意见，“边整边改”，才能表明我们整风是有诚意的，才能团结大部分中间群众；而不应该以反右为主。一点声明是：钱伟长、何成钧等教授在“一二，九运动”中是爱国的积极分子，解放前后也是进步的。划他们为“右派”，我保留意见。4个小时的辩论，以一对六，颇有“舌战群儒”的味道，这就成了我被划为党内“右派分子”的第二大罪状：“顽固坚持反党右派立场”。这也多少反映了党内并非都是一味紧跟毛泽东的阳谋的。
刚开始反右时，清华一些干部对这种180度的大转弯还没有思想准备，甚或抵触，“反击右派”不力。此时，就将他们分批召到市委，由市委第二书记刘仁直接出面做思想工作，动员反右。后来正式拉开反右斗争大潮时，也是由市委派一位领导人来清华，在清华召开的紧急党委会上宣布市委的决定（而不是事先经清华相关党支部和党委讨论通过）：开除袁永熙出党和“停止”11个党委委员和党总支干部的党籍（我也忝列其中）！其泰山压顶、突然袭击的威势，使我们猝然不防，惊诧不已！紧接着就在《人民日报》第二版头条和《北京日报》第一版上发表专题报道，“揭批”所谓以袁永熙为首的清华大学党内反党右派集团（我也被点名陪批），同时发表社论，号召开展反击党内右派的大斗争。这样，清华就成为毛泽东和北京市委推动反右运动的“先进”样板。
清华在蒋南翔主政下划了571个右派，他的老同学、老战友韦君宜在她的《思痛录》中也表示不可理解，有所非议。因为她一贯认为蒋南翔是比较持中的。对钱伟长被划为“右派”，韦君宜也有过质疑。她在《思痛录》里写道：
“他（蒋南翔）早在二十几年前就提出反对‘抢救’运动，在这次反右运动中又曾尽力保护过我，但是他却手下无情地划上钱伟长。这是为什么？他说过钱伟长这个人不怎么好，可是不怎么好不等于右派呀！是那种全国的政治形势使人都不能自保，亦不能保朋友了，还是等着将来再甄别他？可是25年未予甄别。对此局面，我代老蒋解释也解释不出来了。”
其实，要找解释，固然可以列出直接主事者的一些个人政德与私德上的缘由，但主要还应当从毛泽东的专权和翻云覆雨的权谋统治，以及党内残酷斗争的传统和体制的牢笼里去找。
（作者现任北京大学宪法行政法导师组成员，广州大学人权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检察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等职）
（责任编辑 李 晨）
一个小学生在１９５８年的经历
分类：党政法制 作者：高 明 字数：2897 来源：炎黄春秋 第5期 12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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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我11岁，上小学（上半年4年级，下半年5年级）。由于生活在贫困、闭塞的中原农村，见闻十分有限。初中毕业前，我（包括我的许多同伴）连县城都没有去过。所以这里记述的，只是我个人的经历，只是当年我所在的那个公社、那个大队、那个生产队的一些情况。
少年儿童集中营——合校
合校，就是把本公社内方圆20里左右的几个小学合并在一起。合校是1958年下半年的事。
原先的小学比较分散，方圆四五里内就有一个，学生上学不超过3里，都是走读，十分方便。这些学校多是初小，每个学校有一至三个老师。
而我上的那个学校是个完小，离我家约1里地。它原来是一座寺庙，解放后，和尚们被赶走了，神像被砸掉了，改成了小学，条件虽然简陋，然而在校长和老师们的努力经营下，办得还不错。校园里有一口大井，两排柏树，七八棵梧桐树，郁郁葱葱，很有生气。尤其是十来个石碑还立在那里，下课后同学们经常站在石碑前认字，比赛谁认得多。
我在这里从初小第一册读到第八册，度过了4年美好的时光。初小毕业时是1958年6月，班主任老师让每个同学出1角钱，做面锦旗给学校留念，没有钱的同学可交3个鸡蛋凑数。锦旗做好后，我见上面写的是“向地球开战，向自然进军”，已露出了不同凡响的战斗气息。
过了暑假到学校去，老师告诉我们要合校了，我们的这所学校改作大队的养鸡场，各家各户的鸡被无偿捉来，集中饲养。饲养员和场长则由大队干部们的女家属担任。自从办了这个养鸡场后的几年里，我再也没有吃过一个鸡蛋。
新学校安排在距我家约5公里的村里，这个村的地主、富农比较多，因而瓦房也比较多。由于合校的需要，这个村的住户都被分散到别的村了，腾出来的房子作了学校。
新学校由5个小学组成，各个学校的老师和同学们都搬来了，大家互不认识，各自背着自己的书包（里面除了书本外，还有一个饭碗，一双筷子）、被子、稿荐（一种用麦子秆织成的长条形垫子，睡觉当铺草用），个个衣服破旧，蓬头垢面，像一群逃荒的小难民。同学们的年龄在6岁至13岁之间，不少是兄弟、姐妹一起来的，大家的脸上挂着惊惧的神色，年龄小的甚至在哭泣。因为从现在起，我们就要过集体生活了，学校规定一个星期才能回家一次。
合校后的军事化生活（其它两化是：思想革命化、作风战斗化）是什么情景呢？
先说吃。学校成立一个大食堂，300多师生同灶。每个班在教室的墙角，立一口大缸，外面糊上泥巴，为的是保温。开饭时，由值日生用木桶将饭打回，倒进缸里，然后大家排着队，各拿各的碗依次去盛。有的同学个子小，缸又深，盛到最后时，必须俯下身子才能盛到，不少同学衣服上被稀饭糊得硬梆梆、明晃晃的。
早饭一般都是蒸红薯加稀饭（稀饭多用高粱面煮成的糊糊），没有菜，有时调些生萝卜丝。中午一般是玉米糁糊糊，放些萝卜条或菜叶。晚饭和中午一样，偶尔可以喝上一顿汤面条（从来没有吃过捞面条）。吃蒸红薯的时候最多，高粱面窝头、玉米面馍算是好的了，从来没有吃过白面馒头，更不用说肉和鸡蛋了。只是到了春节那天的中午，每个同学才喝到一碗羊肉汤，里面有几个油炸绿豆面萝卜丝丸子。
后来见到有人写1958年吃大锅饭的文章，说“吃饭不要钱，天天尽吃好的，大鱼大肉，放开肚皮吃”。我就感到奇怪：我怎么没有碰上这样的好事呀？吃饭不要钱倒是真的，农民干活不拿工资，甚至连工分都没有，凭什么要钱？
再说住。每个班一个集体宿舍，几十个同学住在一起，几十张草垫子一张挨一张地铺在地上，再铺一张席子（谁也没有褥子和床单），找来一块砖头或土坯当枕头，就是我们的床了。老师和我们住在一个房子里，在窗台下面用土坯单独支一张床，上面有床单和布枕头而已。睡觉时各自将自己的被子伸开，一个紧挨一个地躺下。有兄弟二人同校的，弟弟跟哥哥睡在一个被窝里，各睡一头，当地叫“通腿儿”。有的同学家里实在太穷，连一床破被子也拿不出来，只好请求与同学“通腿儿”。实在不行只好躺在墙角，脱下衣服盖在身上睡觉。
那时农村没有电灯，宿舍里只有一盏小煤油灯，到了半夜灯灭了，同学们起来小便时，常常踩到别人的头。尿桶放在门外，夜深天寒，屋里屋外漆黑一片，胆小的同学不敢起来，有的宁可尿在床上。那些六七岁的小同学，半夜醒来哭着喊爹叫妈，真是可怜。
由于长期不洗澡（除了夏天可以到河里池塘洗澡外，其他时间根本无澡可洗），不换衣服（无衣可换），同学们的头上、身上和被子上长满了虱子。宿舍里阴暗潮湿，充满了霉烂的气味。我们长期睡在泥地上，不少同学得了腿疼病（关节炎），有的生了疥疮。
再说学习和劳动。1958年秋天合校后，上课只是断断续续的，主要是生产劳动。秋季开学后，好长时间没有发课本，只老师有一本。老师把课文抄在黑板上，我们再抄下来。记得《在毛主席家做客》、《库尔班，吐鲁木见到了毛主席》等课文，就是抄下来的。教室里贴着毛泽东的话：“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表明劳动是学生不可避免的事，加之青壮年们都被弄去炼钢铁、修水利了，于是干农活的事，便落在我们这些小学生身上了。
我们干的活主要是拽犁子、收红薯、淘铁沙，都是苦活、重活。
拽犁子就是用人工拉犁耕地。生产队牛很少，我们这些小学生便成了牛。每人一条绳子，一头拴在犁上，一头套在肩膀上，十几个人一组。在后面扶犁的多由老师或年龄大、个子大的同学担任。
通常是一吃过早饭就上地了，不到中午开饭收工不能休息。午饭过后又立即上地。各组各班之间开展比赛，大队干部身披红布绶带在田间巡视，谁落后谁就是“白旗”、“右倾”。我们这些十来岁的孩子，就这样弓着身子，吃力地拽呀拉呀，从早上干到晚上。极度的劳累、瞌睡，不可言状。有的同学绳子断了，一头栽到地上，就睡着了。有的同学去沟里解手，身子一歪，也睡着了。
被耕的土地上，大多留有庄稼茬，十分锋利。我们穿的布鞋，常常被扎透，扎得双脚疼痛难忍，甚至鲜血淋漓。可是谁也不敢喊一声疼，更不能坐在地上休息一会儿。
收红薯也是我们的一项重要劳动。1958年雨水比较调匀，秋庄稼长得好，尤其是红薯大丰产。由于村上的大人们几乎走光了，就让我们收红薯，村里的老人、妇女也得上地。有几天下大雨，地里泥泞不堪，队长就命令大家赤脚下手去摸，不光我们这些小学生，就连那些五六十岁的小脚老太太，也得赤脚进地摸红薯。已至深秋，天下着雨，刮着风，人人冻得发抖，脚冻得麻木难忍，但队长不说收工，谁也不敢回去。
天晴地干后，先用犁子把红薯犁出来，然后让我们去捡。白天捡不完，晚上接着捡，有时一直捡到天亮。
收起来的红薯堆在地头，本来应当存入红薯窖内，或切片晒干贮藏起来。可是，哪里还有劳动力呢？只好听任雨淋风吹，一堆一堆烂掉。“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铁去，收禾翁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我为人民鼓咙呼。”彭德怀元帅当年对他湖南家乡“大跃进”的悲叹，同样也是我们那里的真实写照。由于大量的红薯烂在地里，丰产不丰收，夏季的粮食（小麦、大麦、豌豆等）早已被国家征收干净，这就为第二年开始的大饥荒埋下了祸根。
再说淘铁沙。1958年是大办钢铁的一年，所谓“钢铁元帅升帐”、“为1070万吨钢铁而奋斗”的标语口号，随处可见。当时我们经常唱的歌是：“小高炉遍地开花，新中国跨上骏马”，“决心像愚公，干劲赛武松，困难压不倒有心人，全国人民大跃进”。
我在公社所在地炼铁现场见到的是：十几个小高炉一齐点火，白天狼烟滚滚，夜里一片火光，十几里外都能看到，煞是壮观。炼好后，铁水流出，然而冷却后却是一堆毫无用处的铁渣。但是，当时的人们（主要是基层干部）却把这成堆的铁渣视若珍宝，狂呼“我们炼出钢铁啦”，抬着红纸写的喜报，敲锣打鼓地向上级“报喜”。
后来听人说，当时作为炼铁主要原料的铁沙，是铁的一种氧化物，含铁量很低，根本没有冶炼价值，可是，当时谁懂得这些呢？即使懂得，谁敢说这实话呢？于是，成千上万的人们被驱赶到河里淘铁沙。
1958年深秋的一个星期六下午，我刚从学校回到家里，队长来对我妈说：“明天你们两个淘铁沙去。”第二天五更里，我们就被叫起来上路了。我和妈妈穿着单衣，寒风刺骨，冻得直抖。一起八九个人中，有一半是四五十岁的小脚妇女。去淘铁沙的村子在一条大沙河边，距我们村20多里，我们赶到那里时，已经聚集了数百人，中老年妇女和小学生几乎各占一半，黑压压的望不到头。
淘铁沙是把含有铁沙的黄沙从沙滩里挖出来，倒在簸箕里，倾斜放在水边，人赤脚站在河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