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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了信访工作的行列之中，和那些默默无闻，点点滴滴为人民办好事的同志们并肩，为拨乱反正，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做了一点事情。几年来我从中得益不少。
耀邦同志的这一批示不仅仅是针对信访工作的，也不仅仅是批给中宣部的信访工作同志的，含义很深。从中看到了耀邦同志的为人、做事；看到了他所敬重和鄙视的；他所提倡的和反对的……这也正是我们这个社会所要提倡的和应该反对的。耀邦同志是在教我们做人、做事。他要求我们、希望我们：做人，不要当那些威风凛凛专说大话瞎话的老爷或少爷；做事，要甘愿去做那些默默无闻，点点滴滴对人民有利的事。耀邦同志的批示是我的座右铭，我复印珍藏到如今。回顾自己走过的路，昨天不是少爷，今天没有当老爷，明天也决不会当那被人鄙视的人！
耀邦同志离世20年，批示时隔30年，虽时过境迁，批文没有过时，没有退色，依然（更加）切中时弊，有益当今。可惜，这一批示鲜为人知，在这纪念耀邦同志的时刻，特公之于众，愿与新老朋友共勉！
耀邦同志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批示永远是我们的座右铭！
2009年2月
（作者为中共中央宣传部离休干部）
（责任编辑 徐庆全）
缅怀萧克老将军
分类：党政法制 作者：黎 白 字数：3188 来源：炎黄春秋 第5期 12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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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克老将军是我的老首长、老师，如果高攀些的话，也可以说是我的老朋友，可以倾吐、交心的老朋友。或者，更确切地说，萧老是一位谦虚、直爽、不计职务高低，很主动地与一些同志倾吐心声，而且言之有物，议论深刻，和他交谈，受益良多。
我从解放战争时期接触萧老——我们的司令员以来，这个感触有增无减。后来，与萧老交谈多了，这种感触就更加深刻了。
萧老是有文化、肯思索、有勇有谋的红军高级将领，也是炎黄文化研究的倡导者和组织者。他首先发表了对陈独秀的公正评价，这在当时是很大的突破，有很大影响，也是开天下先的、十分严肃的对党史的贡献。
他坚持不懈几十年创作的文学作品《浴血罗霄》用他在《后记》中所写：“《浴血罗霄》经过五十年的风风雨雨终于出版了。此刻，虽然了却了一件心事，但过去的那些艰苦岁月常浮现在眼前。”
我在2002年10月20日有一段记载是：“当年曾拜读萧克同志送来的打印稿，几十年后重读此书，深感生活是创作的源泉，实为真理。此书最大的特色是有真实生活气息，真实反映了当时的人物思想……”
我和我的老首长萧老的往来也是从《浴血罗霄》发展起来的。我们交谈最多的时期是1963年参加编写《红二方面军战史》的两年中。那时，党中央决定编写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战史。毛主席签发了组成三个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的命令。红二方面军战史编委会主持人是贺龙元帅，副组长是许光达大将。原红六军团长萧克、政治委员王震也是编委会领导成员。我奉调参加编委会对战史的编写工作，分工执笔的主要是红二军团创建发展的历史，对红六军团的历史也必需了解。为此，我多次到萧老家里访问。萧老都是热情接待，更主要的是，他有惊人的记忆力。红六军团的创建、发展、战斗，讲得十分准确、具体、生动，使我受益极大，也更进一步对萧克同志的才华、儒将风格有了深入的了解，也更增加了对他的敬佩。
与萧克同志交往多了，在他的亲切关怀和督促之下，我写了一部长篇纪实文学作品——《南天一柱》。
这部长篇小说描写的是红军第二军团、第六军团在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萧克、王震等领导下于1934年10月在四川、贵州两省边界会师后创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与敌人进行艰苦卓绝战斗的纪实性文学作品。
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辉煌斗争历史在几十年来文学作品中极少涉及，原因很多，也很复杂，不必去讲。实际上，这段历史是应该以浓墨着力去书写的。它有其十分独特的地方，也有其很显著的历史意义。
1989年11月13日，《红二方面军战史》修改完成，原红六军团军团长萧克、政委王震及主持战史修改的原红二方面军的几位健在的老同志杨秀山、廖汉生、王恩茂、黄新廷、谭善和、谭友林等和我们几位执笔修史的成员，在中南海中顾委会议室举行了座谈会。会前，萧克、王震同志向我说：应该将红二、六军团会师，创建湘鄂川黔苏区的历史写成文学作品，希望我承担。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应该以文艺形式反映这一段历史的提法。而我根本没有思想准备，更没有写好的把握，所以，当时既没有答应也没有拒绝。因为那时我已接受了参加编写和修改《贺龙传》的任务，时间至少要两三年。即使接受萧克、王震同志提出的建议，也只能待《贺龙传》完成以后才能开始落实。不过，萧克、王震同志的建议，却使我萌发了尽责的想法。我认为我是应该写的，为了中青年了解革命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用文学形式反映，作为党和部队培养了几十年的文艺工作者，我是责无旁贷的。
1990年3月6日，在军委办公厅审查影片时，我又见到了萧克、王震等同志。萧克同志把我拉到稍后边的沙发上，对我说：“我想了很久，一直想见到你时再更详细地向你提一下，红二、六军团会师后开辟湘鄂川黔苏区这一年是很应该写的。故事影片、电视剧、小说……都是可以表现的，也是很有价值的……”他停顿了一刹，向我笑着说：“二、六军团在湘鄂川黔开辟苏区，坚持斗争，意义很大，可也有些不很一致的微妙看法呢。所以，二、六军团这一年的创建根据地，消灭几个师敌军，坚持在江南高举红旗一年多的斗争的历史，以后在党史、军史上都是很少提起，或者没有提起的，这个么，尽在不言中吧！我找你谈的是再次强调这一年斗争的当时重大意义和以后的深远意义，是应该以浓墨着力去写的。它有其独特的地方。也有其很显著的历史，它表现在：第一，两个军团会师时，总兵力不足八千，弹少药缺，人疲粮尽，是两支各自经历极其困难之后会师的疲惫之师。然而，在会师之后的近十个月的时间里，展开了六次规模颇大的战斗，消灭了敌军三个师共二十几个团，开辟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成为红一方面军、红四方面军撤离长江以南之后，惟一在江南与敌进行战斗并取得伟大胜利、开辟广阔苏区的一支主力红军。这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历史上是独特的，具有很大意义的。因此，写出这段历史，对于加强对我党、我军历史的宣传，加强革命传统教育，加强爱国主义教育，都很有必要的。”
第二点，红二、六军团会师之际，正是中共中央机关和红一方面军于1934年10月撤离江西苏区开始长征，并在长征途中的湘中战役遭到极其严重损失之时，红一方面军撤离苏区时总兵力为八万六千余，湘中战役减员过半，也是疲惫之师。红二、六军团为全力支援红一方面军，以一万余人的全部兵力，坚决、果敢地进军湖南心脏地区，歼灭敌军、威慑省府，使敌惊恐万分，急调围堵追击红一方面军的主力80余个团回撤。红二、六军团不计得失地支援红一方面军，全力保护党中央的安全，是在我军历史上最危险最艰难的时刻做出顾全大局的重大贡献。在我军历史上也是辉煌的一页，在我党的历史上，同样是体现共产主义高尚品德的光辉一页。
第三，湘鄂川黔地区的斗争，是我们二、六军团团结一致，创造辉煌成绩的一年，对贺龙、弼时、王震和我也是经受住了严峻考验的一年。有些微妙的是这一段历史鲜为人知，不必研究是什么原因了，现在写出来，用以启示当代青年也不算晚，是很有必要，很有意义的。
萧克同志很庄重地对我说：“当年的红二、六军团的老同志不多了！军团只剩下王震和我，师团两级几乎没有健在的人了。廖汉生、黄新廷、王恩茂、杨秀山几位是硕果仅存的。我以前自认为记忆力不差，如今也不行啰。当年一些战役、战斗的细节还记得一些，再过几年，恐怕就没有人能讲这些历史啰。你编过红二方面军战史，又参加修改战史，编《贺龙传》，又参加修改《贺龙传》，又是作家，电影剧作家，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我希望你能写一写，对革命历史，对烈士、对青年负责嘛！你我熟悉，是我那个寒舍的常客，随时欢迎你来，我会尽所知详细和你谈的。这是我的请求，也是你的责任，你看如何？”
萧克同志用了“请求”两字，分量太重了，我确深有触动，向萧克同志说：“《贺龙传》完成后，我保证写，写的水平如何，我不敢肯定，只能向您保证，我确有些得天独厚的历史条件，只能向您保证竭尽全力。”
1993年，《贺龙传》被审查通过出版。11月1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首发式。中央领导同志参加了首发式，此后，我即着手看战史，查历史资料，访问几位老红军同志。在1996年写出了《南天一柱》十集电视剧本，由于种种原因，未能投入拍摄。于是，我决心写长篇小说了。
这个创作始末和创作过程先后经历了二十年，扼要叙述一下，也是一个记录、一种抒怀，一个向萧克同志的交待吧！
现在，萧克同志以102岁的高龄跨鹤西去，使我很为悲痛，回忆起许多年以来与我敬仰、钦佩的老首长的交往，倾吐，谈心，受教良多，我认为我应该也有义务写一篇缅怀萧老的文章，以表达我的情感于万一。
（责任编辑 致 中）
汤涛潜与晚清立宪法运动
分类：党政法制 作者：傅国涌 字数：2807 来源：炎黄春秋 第5期 12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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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距戊戌变法不足十年，又有立宪运动勃兴。在享有全国声望的立宪派领袖中，江苏南通的状元实业家张謇和争路权、办铁路而受到普遍敬重的浙江汤寿潜以“张、汤”并称。
汤寿潜（18561917）是杭州萧山（当时还属于绍兴山阴）人，原名汤震，字蛰先（或叫蛰仙），早在1890年他就写出了著名的《危言》，比郑观应的《盛世危言》早了4年，提出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维新变法思想，包括改革考试、任官制度，裁并机构，遣汰冗官，提倡采用西法，培养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才，废除捐官制度，迁都长安，刷新吏治，严惩贪官，废除武举，设立武备院，加强海军等，更值得重视的是广造铁路、兴修水利、改革税制、开发矿藏、整治道路、改善环境卫生、实行晚婚等主张，他在《议院》一篇中倡议设立议院，其中对西方议院赞美有加，认为可以仿效并且变通，第一步先以王公大臣四品以上翰林组成上院，军机处主持，其他官员组成下院。由都察院主持，地方上则由绅士、贡生、监生、农工商代表人物组成议院，每有大事，进行集议。同时他提出兴新学、植人才作为议院之本，以开议院作为开风气之先。当然他设想的议院本身还有很多问题，充其量只是一个咨询机构，与西方的议会制度相去甚远，但他提出议院这个思路本身是超前的，这是他立宪思想的初次表达。《危言》的出版使年轻的汤寿潜赢得了维新思想家之名，当时人们将他和唐甄、冯桂芬等相提并论。可以说，他的思想在甲午战争之前就已基本成熟，后来他办铁路、兴实业、推动立宪运动，都从这里可以找到思想的起点。
1892年，汤寿潜中进士，在翰林院呆了三年，1895年3月到安徽青阳县上任，离京前夕，读过《危言》的翁同穌召见，促膝长谈一番，日记中评价他“于时事极有识”。翁在私下以为他“必为好官”，然而不过三个月他就辞官回乡了。1898年百日维新期间，光绪帝两次通过浙江巡抚廖寿丰召他进京，以备任用，他因为母亲有病，请求缓
、行，躲过了戊戌一劫。谭嗣同写给汪康年的信里惋惜，汤是自己素来欣慕之人，“而不曾一见”。
汤寿潜在政治舞台上初露锋芒应该是1900年八国联军进京时，他和张謇等游说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发起“东南互保”运动，确保了江南的秩序和经济繁荣。张謇说汤是最初的倡议人，当年6月18日率先到南京与张謇等合力游说推动此事。然后，他们奔走于武汉、南京之间，说服了张之洞、刘坤一两位封疆大吏。也就是在这一年12月，他在南京和张謇等人共商立宪之事。1901年7月7日，应张謇的邀请，他们同赴南京，与刘坤一共商立宪事，没有得到积极回应。当年9月，他写出了《宪法古义》三卷，对元首的权力、议院的权力、行政大臣及法院的权力作了区分，对大臣任责、法院独立、法官选任、刑官终身、陪审制度等都有论述，更值得我们重视的是第三卷“国民之权利”列举了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迁徙自由、尊信自由、产业自由、家宅自由、本身自由、书函秘密权、赴诉权、鸣愿权等十几种自由权。在《宪法古义叙》中，他从《尚书》、《周官》等古书中寻找立宪的依据，认为宪法不仅在西方实行，也是中国所固有的，其实是想把立宪的理想与古老传统嫁接在一起。他的这些思想、言论、行动上接1890年《危言》中的开议院主张，而有了很大突破，下启1906年直接成立立宪团体推进立宪。这是他立宪思想的一次集中表达。
1903年，清廷任用汤寿潜为两淮盐运使的肥缺，他托词辞谢。从1895年到1904年，他先后出任金华丽正书院、上海龙门书院（龙门师范学堂）的山长，他深知“教育为文明之导师”，在民智未开的中国，他想以教育事业来启迪民智，作为立宪的先导，张謇创办通州师范学校，他就极力赞成。这是他著《危言》以来一贯的看法。但是，教育的推动毕竟是缓慢的，要真正推动立宪，还是有赖于实际的政治行动。
就在这个时候，在《浙江潮》第7期刊载的《四政客论》一文中首次出现“立宪派”这个新名词，从此，“维新派”一词逐渐被“立宪派”所取代，立宪运动的呼声日渐高涨，从体制外渐渐蔓延到体制内，当时声势最大、最用力的无疑是江浙的立宪派，派遣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就是在他们着力推动下成行的，其中当然就有汤寿潜的作用。他是个坚定的立宪派，从那时起持续地通过游说、上书等方式，呼吁清王朝走上立宪的轨道。
从1904年5月起，张謇不断与张之洞、魏光焘等讨论立宪问题，游说他们奏请立宪，还为他们代拟了立宪奏稿，汤也参与了包括拟稿在内的这些活动，张之洞没有应承，而是要他们去探询袁世凯的意思。张謇在给袁世凯写信请其赞助立宪的同时，和汤寿潜、张元济等连日会谈，决定游说军机大臣瞿鸿機和其他达官显贵，来推动立宪。6月5日，他们通过张美翊给瞿转呈了一个说帖，产生初步成效。9月10日，汤又通过章棧连续带给瞿两封信，第一封信鼓动瞿站出来倡导立宪，“以去就争之，岂非中国一伟人乎？”事成，后世将为其树铜像，不成，也可以奉身而退，此举光明正大。他在第二封信中建议，“考求宪法”和保卫主权可以有“一笔两用之策”，这可以作为出国考察宪法的主题。他希望瞿以一片愚公山、精卫石之心，“独为其难，天下之幸”。瞿为之心动。瞿当时深受慈禧的信任，他的态度直接影响了慈禧的决策。汤不断地给瞿写信促动，瞿除了面奏派员出洋，甚至希望自己亲到欧美去考察政治。在军机重臣中他受到立宪派的影响最大，在民族危机的刺激下，其他封疆大吏、王公大臣的态度也都有变化，各种因素终于促成了1905年冬天的五大臣出洋。
戴鸿慈、端方等考察政治大臣从日本、美国到欧洲考察，1906年7月21日回到上海，张謇和汤寿潜等四次谒见，竭力劝说他们迅速奏请立宪，不可再延宕。就是这一年，他向朝廷递了一份《为宪政维新沥陈管见事》，要求维持舆论，制定报律是用来保障而不是摧残报纸，以合乎宪政之名等。在当时推动立宪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端方等抵达天津时，就有8万名学生上书要求颁布宪法、更改官制、重定法律。可以说，这年9月1日颁布的“仿行宪政”上谕就是顺应了这一时代的呼声，其中确立了“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的原则。
消息传来，朝野上下、商学各界一片叫好声，以为这是千古未有的盛举，到处奔走相告，甚至有喜极而泪下的。张謇、汤寿潜等代表的国内立宪派和梁启超为代表的海外立宪派无不欢欣鼓舞。汤寿潜写信给瞿鸿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