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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19到1920年的总宣言中得出直接指示是不能允许的”。在当时两国谈判涉及中国领土主权的两个主要问题，即中东铁路问题与外蒙古问题上，苏俄代表没有作出丝毫的让步。然而，苏俄的空头支票已经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影响了中国人的选择。
梁启超倡导的中国民族主义，逐渐被苏俄的花言巧语迷失了方向，变调为第三国际鼓吹的反帝主义。中共作为第三国际的一个支部，自然是全盘接受列宁主义。国民党在苏俄提供金钱和军火的诱惑下，也接受了第三国际的理论。国民党“一大”文件中，加入了反帝的内容：“固民族解放之斗争，对于多数之民众，其目标皆不外反帝国主义而已。”“二大”宣言更指出：“中国国民革命，实为世界革命之一大部分。其努力之目标，在打倒帝国主义。”这就把中国完全绑在了第三国际“世界革命”的战车上。当时对于中国国家利益威胁最大的国家是北边的苏俄与东边的日本，而国共两党的“革命外交”，却把“英帝国主义”作为主要针对目标。1925年五卅运动的导火索明明是日资纱厂的罢工和日本大班枪杀工人顾正红，却在第三国际世界革命战略（实为苏联外交战略）的指导下，演变成一场以“反英”为主的“反帝”运动。转移斗争目标的实际效果，是掩护了苏俄对外蒙古和日本对东北的吞并野心和侵略行径。
五四运动之后苏俄能够在中国得手，得益于当时的远东格局。1921年的华盛顿会议，确定了欧美列强对华政策的基调：尊重中国领土主权完整，门户开放机会均等，不支持不援助中国内战的特定一方。二十年代前半期，日本政府推行所谓“币原外交”，其主要内容是：与欧美列强协调一致，经济外交，不干涉中国内政。它在这一时期对华政策的主要关注点是巩固在东北的特殊权益。这就为苏联政府以军事援助为手段干涉中国内政，参与中国内战，扩大自身在华的势力与影响创造了千载难逢的良机。甚至在蒋介石“清共”之后，其外交部长王正廷依照惯性仍继续推行“革命外交”。等到田中义一大将出任日本首相，实行对华强硬政策，于1928年接连制造“济南惨案”、“皇姑屯事件”，中国执政当局急忙改弦易辙，从“反英”转向寻求英美的外交支持，已经悔之晚矣。
在1920年代，真正坚持五四运动思想旗帜的是《醒狮》周报、大江学会、孤军社、中国青年党等国家主义派。中国青年党宣言：“本国家主义的精神，采全民革命之手段，以外抗强权，力争中华民国之独立与自由，内除国贼，建设全民福利的国家为宗旨。”反对国民党“（一）欲拥戴军阀以求武力统一；（二）欲依赖外人以图包办国事”。国家主义派指出：以为打倒全世界帝国主义才是国民革命最终目的的人，不知帝国主义乃至资本主义在世界上本不是一个整个的组织，其本来性质就含有竞争冲突的成分甚多。对于中国的侵略也不是国际的，而是国别的，中国若想解除不平等的束缚，只有利用这种列强间冲突抵触的形势，从中分别应付，断不能高唱打倒一切帝国主义，促成列强的团结一致，自行断送独立的生命；尤不应甘心受苏俄的卵翼，盲目前驱，代人受祸。他们之所以反对与苏俄亲善，是因为它“派兵占领我外蒙，侵犯我中东路权，虐待我旅俄侨胞，干涉我国内政，翻悔其既承认取消之不平等条约”。
竭力鼓吹“反帝”的“世界革命”者，却沦为“赤色帝国主义”的走卒，没有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本位和国际道义立场。譬如在1929年中东路事件时，为苏联红军入侵东北辩护，号召“武装保卫苏联”；又譬如在二战期间，先是为瓜分波兰的“莫洛托夫一李宾特洛甫协议”叫好，没两年又随着苏联成为波兰流亡政府的盟友。
1949年以后，开始是外交“一面倒”，全盘苏化；后来又拥抱“美帝”，搞反苏“一条线”。直到胡耀邦、李一氓提出调整外交路线，中共“十二大”才确认“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实行“全方位外交”。以国家利益而不是国际无产阶级利益为本位，重新回到了五四运动的民族主义立场上来。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前途，既不能依赖俄国人，也不能依赖美国人，只能依靠通过民主机制表达了自己意志和凝聚了自己力量的十三亿中国人。这才是中国民族主义的真谛。
余英时说：“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共经历了三次政权的变更：一九一二年满清让位于中华民国；一九二七至二八的北伐，建立了南京的国民党政权；和一九四九年中共建立了北京的共产党政权，我们稍一追究这三次政权移转的历史，便不难发现，其原动力无不来自民族主义。”但是，对于民族主义还要做进一步的分辨。祠盟会、光复会所说的“民族主义”，实际上还是种族主义，孙中山所谓“驱除鞑虏，光复我民族的国家”，章太炎所谓“光复汉族，还我山河”；国民党和共产党建政时所凭借的“民族主义”，已经是落人第三国际意识形态窠臼的反帝主义。梁启超意义上的中国民族主义，还没有机会在中华“民族一国家”建构上真正大显身手。
作为现代国民意识形态底色的民族主义，在世界历史上是与民主主义共同生长起来的。这样一种孪生的“民族一民主主义”，它在中国正方兴未艾，处于上升阶段，尚未达到世界发达国家的一般水准。我把目前在中国的民主主义分为民族民主主义、社会民主主义、自由民主主义三大流派，它们的互动与合力，是中国走向宪政民主的“原动力”。这是五四运动九十周年之际，我对于中国民族主义走向的一种新理解。
（责任编辑 徐庆全）
大学大学：何时再有蔡元培
分类：党政法制 作者：章立凡 字数：2840 来源：炎黄春秋 第5期 12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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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1月19日，南京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部令：小学堂读经科一律废止。这是教育总长蔡元培启用教育部印信的当日发布的。5月，教育部再度下令：废止师范、中、小学读经科；7月，蔡元培在全国第一届教育会议上提出：各级学校不应祭孔——“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教自由相违”……
颁行上述举措的蔡元培（1868…1940），字鹤卿，号孑民，浙江绍兴人，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进士及第，授翰林院庶吉士。他原是维新派中的一员，后弃官从事教育事业，并逐渐转向革命。1902年同蒋智由等在上海创办中国教育会并任会长，创立爱国学社、爱国女学。1904年他在上海组建光复会，翌年光复会并入同盟会，他被孙中山委任为同盟会上海分会负责人。1907年赴德国莱比锡大学听课，研究心理学、美学、哲学，在德期间著有《中国伦理学史》等著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蔡元培取道西伯利亚回国，并于1912年（民国元年）1月出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
正是这样一位学贯中西、受过全套传统教育而又从封建营垒中杀出的人物，废止了历代封建王朝正统教育的读经制度，提出以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取代清末“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教育宗旨。他认为：“教育有二大别：日隶属于政治者，日超轶乎政治者。专制时代（兼立宪而含专制性质者言之），教育家循政府之方针以标准教育，常为隶属于政治者。共和时代，教育家得立于人民之地位以定标准，乃有超轶政治之教育。”凭着这样的理念，他创建了近代中国的教育体系。
出掌北大，宗旨正大
袁世凯篡夺辛亥革命果实后，蔡元培不愿与袁政府合作，于1912年7月辞职，翌年赴法国从事学术研究。1916年袁世凯死后，黎元洪出任大总统，北京政府明令恢复了民初《临时约法》，蔡元培应邀回国，同年12月26日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
北京大学前身即清末之京师大学堂，实为一座“官僚养成所”，衙门习气深重。据蔡元培自述：回国后“初到上海，友人中劝不必就职的颇多，说北大太腐败。进去了，若不能整顿，反于自己的声名有碍，这当然是出于爱我的意思。但也有少数的说，既然知道他腐败，更应进去整顿，就是失败，也算尽了心；这也是爱人以德的说法。我到底服从后说，进北京”（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
蔡元培抱着改革教育、清除积弊的理念，于1917年1月8日到北京大学上任。他认为：“我们第一要改革的，是学生的观念。”到校视事的第二天，他发表了就任北京大学校长的演说，对学生提出三点要求：一日抱定宗旨，二日砥砺德行，三日敬爱师长，这三点要求，都是有针对性的。
蔡元培在1906年曾任京师大学堂译学馆教员，讲授国文及西洋史，故对清末以来大学生的积习，有着深刻的了解：
他们平日对于学问上并没有什么兴会，只要年限满后，可以得到一张毕业文凭。教员是自己不用功的，把第一次的讲义，照样印出来，按期分散给学生，在讲坛上读一遍，学生觉得没有趣味，或瞌睡，或看看杂书，下课时，把讲义带回去，堆在书架上。等到学期、学年或毕业的考试，教员认真的，学生就拼命的连夜阅读讲义，只要把考试对付过去，就永远不再去翻一翻了。要是教员通融一点，学生就先期要求教员告知他要出的题目，至少要求表示一个出题目的范围；教员为避免学生的怀恨与顾全自身的体面起见，往往把题目或范围告知他们了。于是他们不用功的习惯，得了一种保障了。尤其北京大学的学生，是从京师大学堂“老爷”式学生善继下来（初办时所收学生，都是京官，所以学生都被称为老爷，而监督及教员都被称为中堂或大人）。他们的目的，不但在毕业，而尤注重在毕业以后的出路。所以专门研究学术的教员，他们不见得欢迎；要是点名时认真一点，考试时严格一点，他们就借个话头反对他，虽罢课也所不惜。若是一位在政府有地位的人，来兼课，虽时时请假，他们还是欢迎得很；因为毕业后可以有阔老师做靠山。这种科举时代遗留下来劣根性，是于求学上很有妨碍的。（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
这些积习，在今天的大学中（特别是在混学历的官员中），也是屡见不鲜的。有鉴于此，蔡元培特别强调学生求学“必有一定宗旨”，求学不应以做官发财为目的：“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不同于一般“学成任事”的专门学校；并指出“果欲达其做官发财之目的，则北京不少专门学校，人法科者尽可肄业法律学堂，人商科者亦可投考商业学校，又何必来此大学？所以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人法科者非为做官，人商科者非为致富”；“若徒志在做官发财，宗旨既乖，趋向自异。平时则放荡冶游，考试则熟读讲义，不问学问之有无，惟争分数之多寡。试验既终，书籍束之高阁，毫不过问。敷衍三、四年，潦草塞责，文凭到手，即可借此活动于社会，岂非与求学初衷大相背驰乎？”
蔡元培在演说中痛陈：学生在校如果不能“植其基，勤其学”，即便将来出而仕事，“担任讲席则必贻误学生，置身政界则必贻误国家，是误人也。误已误入，又岂本心所愿乎？故宗旨不可以不正大。”（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在第二年的北大开学式演说中，他又明确提出：“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蔡元培：《北京大学开学式之演说》）。蔡元培的这些办学主张，足令后世以大学为学店、以学历为利禄身阶者汗颜。
求贤若渴，唯才是举
蔡元培分析北大学子的心态说：“求学于此者皆有做官发财思想，故毕业预科者多人法科，人文科者甚少，人理科者尤少，盖以法科为干禄之终南捷径也。因做官心热，对于教员，则不问其学问之浅深，惟问其官阶之大小。官阶大者，特别欢迎，盖为将来毕业有人提携也”（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由于当时的中国政法学者多人政界，专任教授者甚少，多由官员兼职，蔡元培认为这是“不得已之举”，“要打破这些习惯，止有从聘请积学而热心的教员着手”（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并着手加强文、理等学科的师资力量。
蔡元培到北京后，曾向老友汤尔和探讨整顿北京大学校务，汤向他推荐了《新青年》主笔陈独秀，蔡与陈本是相识已久的革命同志，他翻阅了《新青年》，并向汤打听到陈在北京的住处。他被任命为北大校长的当日，就到西河沿中西旅馆访问陈独秀，力劝陈出任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回忆说：“蔡先生约我到北大，帮助他整顿学校。我对蔡先生约定，我从来没有在大学教过书，又没有什么学位头衔，能否胜任，不得而知。我试干三个月，如胜任即继续干下去，如不胜任即回沪”（石元皋：《陈独秀生平点滴》）。考虑到出任文科学长需要一定资历方能通过，蔡元培甚至为陈杜撰了履历，使他顺利地到北大任教，《新青年》杂志社也随之迁至北京。
1917年7月，另一位新文化领袖、白话文运动的倡导者胡适，从美国学成回国，被蔡元培聘为北大教授，并因胡适的介绍引进了不少新派学者。蔡元培后来回忆说：“那时候因《新青年》上文学革命的鼓吹，而我们认识留美的胡适之君，他回国后，即请到北大任教授。胡君真是‘旧学邃密’而且‘新知深沉’的一个人，所以一方面与沈尹默、兼士兄弟，钱玄同，马幼渔，刘半农诸君以新方法整理国故，一方面整理英文系；因胡君之介绍而请到的好教员，颇不少。”（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
被蔡元培聘人北京大学的，还有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李大钊。蔡、李二人于1917年在北京相识后，在“教育救国”及“兼容并包”上多有共识。1918年，北大逻辑学教授章士钊请辞兼任的图书馆主任一职，并推荐李大钊接任。据章回忆说，自己“所以兼图书馆主任者，无非为著述参考之便，而以吾萦心于政治之故，虽拥有此好环境，实未能充分利用；以谓约守常（李大钊字守常）来，当远较吾为优，于是有请守常代替吾职之动议。时校长为蔡孑民，学长陈独秀，两君皆推重守常，当然一说即行”（章士钊《李大钊先生传·序》）。后来，湖南青年毛泽东因准岳丈杨昌济教授的推荐，被李大钊接受为图书馆助理员，并到北大旁听。
蔡元培延聘师资唯才是举，不拘一格。哲学家梁漱溟1917年受聘担任北大哲学门讲师时，年仅24岁。据梁先生回忆，蔡先生是因看到他以近世西洋学说阐扬印度佛家理论的《究元决疑论》（发表于上海《东方杂志》）后提出聘请的：“记得蔡先生和陈独秀先生（新任文科学长相当于后来之文学院长），以印度哲学讲席相属之时，我本不敢应承的。我说，我只不过初涉佛典，于此外的印度哲学实无所知。而据闻在欧洲在日本一般所谓印度哲学，皆指‘六派哲学’而言，其中恰没有佛家。蔡先生反问，‘你说你教不了印度哲学，那么，你知有谁能教印度哲学呢？’我说不知道。蔡先生说，‘我们亦没有寻到真能教印度哲学的人。横竖彼此都差不多，还是你来吧！你不是爱好哲学吗？我此番到北大，定要把许多爱好哲学的朋友都聚拢来，共同研究，互相切磋，你怎可不来呢？你不要当是老师来教人，你当是来合作研究，来学习好了。’他这几句话打动了我，只有应承下来。”（梁漱溟：《忆往谈旧录》）
但蔡元培遴选教员，也有其严格的一面。当时北大各科尚有若干洋教员，皆从中国驻外使馆或外国驻华使馆请托介绍而来，学问参差不齐。来校后又感染了中国教员的懒散习气，北大依照合同辞退了其中不合格的数人。于是有洋教员要控告校长，英国教员克德来、燕瑞博请英国公使朱尔典来同他谈判，均为所拒。朱尔典曾扬言“蔡元培是不要再做校长的了”，蔡则一笑置之。
厉行改革，健全学制
人人都知道北大的校训是“科学与民主”。蔡元培是将教育科学化的第一人，也是推行大学管理民主化的第一人。蔡元培曾谈到：
我那时候有一个理想，以为文、理两科，是农÷工、医、药、法、商等应用科学的基础，而这些应用科学的研究时期，仍然要归到文理两科来，所以文理两科，必须设各种的研究所；而此两科的教员与毕业生必有若干人是终身在研究所工作，兼任教员，而不愿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