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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最终应允复职，只做北京大学师生的校长。他向全国学联代表发出“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的忠告，并发表《告北大学生暨全国学生书》，提出学生救国，重在专研学术，不可常为救国运动而牺牲。9月20日，蔡元培重回北大视事。到校后，他在全体学生欢迎会演说，重申民主治校的理念：“德国大学学长、校长均每年一换，由教授会公举；校长且由神学、医学、法学、哲学四科之教授轮值；从未生过纠纷，完全是教授治校的成绩。北大此后亦当组成健全的教授会，使学校决不因校长一人的去留而起恐慌。”（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
蔡元培从1917年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到1927年离任，其间因出国考察等原故，实际主事五年半，后期多由蒋梦麟代理。他在十年半的任期内，因各种政治原因，曾七次提出辞职，毫无恋栈，足见他从来就不是一个教育官僚。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在蔡元培、李石曾等的推动下，成立了中华民国大学院，蔡元培出任院长，在全国推行大学院区制度，以贯彻他的“教育独立”构想，但实行两年后，即在国民党内外各方的反对下归于失败。此后，他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直到逝世。
抚今追昔，蔡公何在？
当抗日战争的烽火燃遍中国大江南北之时，这位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的生命之火燃到了尽头。1940年3月5日，蔡元培在香港赍志以殁。
蔡元培的道德文章和教育成就，得到中国各派政治力量的一致推重。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和中共领袖毛泽东先后发来唁电。3月10日出殡，由北大学生护送灵柩，香港各学校、各商店均悬半旗志哀，执绋者五千余人，参加公祭的各学校学生及社团代表万余人。中央研究院同仁挽联是：“道德救国，学术救国；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3月16日，国民政府发布褒扬令，特拨付5000元作为丧葬费用。24日上午，陪都重庆各界举行公祭，蒋介石亲临主持。同日，全国各省市均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1947年5月9日，国民政府发布国葬令，为蔡元培举行国葬。
蔡元培逝世后，陈独秀发表追悼文章说：“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之必然的产物，无论是功是罪，都不应该专归到那几个人；可是蔡先生、适之和我，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他评价蔡元培的人品气度说：其一，他一生追求进步革新的人格魅力；其二，他博大的胸襟，容纳百川，不拒细流。（陈独秀：《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
这些话并非溢美之词，从微观的角度观察，五四运动是爱国学生发动的一场学潮，而五四精神的代表人物陈独秀、胡适、蔡元培以及李大钊、鲁迅等，则并非这场学潮的实际发起者，对学潮的态度也各不相同。这三位新文化巨人中，陈独秀创办《新青年》，胡适提倡白话文，而蔡元培执掌北大，为新文化运动提供了舞台和人才。这一代19—20世纪之交中
文化对撞背景下产生的精英，是无法复制的。
五四纪念年年有，今年正值九十周年。新文化运动已离我们远去，尊孔读经又回来了，学术大师只见背影，诺贝尔奖纪录为零，教育的官僚化、功利化积重难返。当人们高标科学发展观，并重新认识民主这个“好东西”时，反思中国的教育，不禁会发出这样的感慨：像蔡元培那样的真正教育家——还会有吗？
2009年3月25日风雨读书楼
（作者系北京作家）
（责任编辑 李 晨）
胡耀邦在对外关系上的拨乱反正
分类：党政法制 作者：宋以敏 字数：2797 来源：炎黄春秋 第5期 12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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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战。他要搞对华战争，进行亡华之战，我觉得不容易。他的决心不容易下。同时，苏联人民以及相当多一部分干部，对我友好之心未灭，希望同我们友好。单看领导集团亡我之心不死是不全面的。”可惜他的这些正确意见在当时的中央领导中并未得到响应，而且还受到批驳。
胡耀邦也很早就注意不要在宣传上老讲“战争不可避免”、“准备打仗”之类的话。认为这些话不但不符合实际，在世界舆论中显得孤立，还严重影响我们的国家形象。1981年3月9日在中央书记处专谈外事工作的会议上，他就说：“维护世界和平这面旗帜，我们必须高高举起。”由于胡耀邦对战争与和平问题早有明确认识，所以在其他领导人和主流舆论还在不断谈论战争不可避免的情况下，他在十二大报告中已明确指出：“世界和平是有可能维护的”。当然，由于中央领导对战争与和平问题还存在分歧，他对和平的观点虽然成竹在胸，报告中也还须提得面面俱到一些。不过在国际问题研究界却把十二大看成了分界线：在这之前的中央提法是战争不可避免（只能争取推迟），之后已变为和平可能维护了。宣传上，也从此显著降低了战争威胁的基调，而主要是讲和平了。
（三）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支援世界革命问题上的拨乱反正
毛泽东是列宁主义者，历来主张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中国革命胜利后，支援世界革命是我们的首要任务。到了晚年，他更进一步认为世界革命中心已移到中国，他也已成为世界革命领袖，支援世界革命也就更公开更积极了，多次表示我们为援助外国革命“不惜做出最大的民族牺牲”，直到1975年7月他还对泰国总理克立说：“（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要求我，不要跟他们国家的共产党往来。我说，不行呢，因为我也是共产党。哪里有共产党不支持共产党革命的？”邓小平在文革后的1978年3月31日，会见泰国总理江萨时也说，“不支持（革命）是不可能的。这个问题极大。如果我们改变了这个原则，就等于在苏联社会帝国主义面前放下了武器，连在意识形态上反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资格都没有了，会受到全世界人民的谴责。”
但是胡耀邦文革后的认识就不同了。1977年5月他已公开批判反“苏修”、支持世界革命的《九评》，说，“现在看来，《九评》的基本方向是错的，这个恐怕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国际根源。”他还问道：“在思想政治或者其他领域，到底应该反对资本主义、反对修正主义，还是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反对流氓无产阶级？”
根据列宁解释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一是要一国无产阶级利益服从全世界无产阶级利益，二是取得胜利的民族要为推翻国际资本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这本身就是输出革命。中国党在十二大后已不再多提国际主义，十三大起更明确地正式放弃了这个口号。其实。胡耀邦在1979年3月11日中宣部召开的会议上就提出要改变对外宣传。例如他说，“宣传国内的东西，目的究竟是什么？过去讲是为了‘促进世界革命’，我看这是大话，现在不宜这么提。”“我们要实实在在地规定我们对外宣传报道的任务，不要硬去加上什么‘提高左派思想’呀、‘争取中间群众’呀、‘分化上层人士’呀……我们搞对外宣传，主要的还是为了增进各国人民对我国的了解和友谊，为了创造有利于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国际条件。”
在支援世界革命问题上的拨乱反正，不只是说说而已。十二大后，特别是小平同志改变看法后，中国在实际行动上也停止了对世界革命的援助。例如，邓小平采纳李光耀的意见，中断了同东南亚各国党的关系，停止了对它们的各种援助，包括关闭马、泰共在中国的广播电台、撤出为缅共创建的解放区中的中方人员等。再就是不但终止了对越南的援助，也单方面废除了一切援阿（尔巴尼亚）协定，立即和全部撤出中国专家。这就使整个对外经援数量从1973年最高时占我国财政支出7。2％，降到1％左右。
以上这些都说明，胡耀邦对于作为时代特征的战争、和平与革命的问题，早就有了清醒的和十分肯定的认识。这还可以从他以下的回顾中看出来。1986年7月20日在河北省委召开的承德学习会上，他就国际问题发表了长篇讲话，他说，“和平与发展，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中国的这两条政策和中国的论断有没有根据呢？对不对呢？我们要争取长时期的和平环境，这有没有根据？是否正确呢？我到日本去一看（按为1983年），得到了这个印象。这次又到西欧去一看，更加深了我的印象。”这个印象就是：“世界大战打不起来，这也是一个事实。简单地说，就是想打的人不敢打，怕打的人更加怕打。少数人想打，想以武力来解决问题，但他们不敢打。从日本到西欧，对战争的恐惧，那是胜过我们中国人几百倍的。个别人即使想打也是不敢打的，打一场世界大战哪有那么简单呀。”
（四）对另一时代特征的发展问题早有深刻而全面的认识
新时代的另一重要特征就是发展代替了革命。胡耀邦对这一特征的认识，从上述反对革命输出和支援世界革命的政策思想中已看得很清楚。而且他认识的“发展”，还不只是人们说的主要指南北关系特别是第三世界的发展，而是指全世界的发展，也就是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全球化。
胡耀邦在涉及发展问题时，总是立足于全球化，提倡全世界加强交流与合作；对第三世界，他提出自力更生和争取外援，特别是大胆吸收西方的先进文化（物质的与精神的）和经济援助。对中国，他强调对外开放。
胡耀邦对作为时代特征的发展的认识和据此提出的决策意见，不仅同毛泽东要搞世界革命和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完全相反，而且同华国锋时期局限于为把经济赶快搞上去而提出并开始执行的对外开放也有质的不同。他认为，在这方面同样必须对过去的认识和实践进行拨乱反正。1982年1月14日，他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把对外经济关系提到“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战略问题”的高度，说：“马克思、恩格斯早在一百多年前就指出，随着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各民族之间经济上的互相往来和互相依赖，逐步取代了原来的闭关自守和自给自足状态。近几十年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种情况又有了空前巨大的发展。这是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我们今天对待中国的对外经济关系，也决不应当忽略这一点。”他要求大家“大大地开阔眼界，提高水平”，说，“我们绝对不能困囿于过去的狭小圈子里，把自力更生曲解为闭关自守，孤立奋斗。我们一定要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把视野从国内范围扩展到国际范围，不但要放手地调动国内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而且要放手地利用国外一切可以为我所用的因素，以天下之长，补一国之短。”他提出，“为了有效地吸引直接投资。需要一套开明的方针。第一是大中小项目一齐上，当前以中小为主，这样见效快。第二是欢迎外国资本家、华侨资本家和港澳、台湾资本家一起来。第三是适当放宽政策，让他有利可图。”
小平同志作为我国推行对外开放的统帅，也承认在世界经济和科学技术上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主导地位，认为对外开放也主要是对西方特别是对美国的开放。不过他在谈发展问题时，往往把发展只归结为南北问题，强调南方对北方国家的重要性。1985年3月4日在会见日本客人时，他全面阐述了对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的看法。他说：“从经济角度来说，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南方得不到适当的发展，北方的资本和商品出路就有限得很。如果南方继续穷下去，北方就可能没有出路。”
二、胡耀邦第一次提出中国要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关于建国后我国的外交政策，许多人在事后都概括为：“我国一贯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其实，这是极不确切的。因为在建国后头30年，我国执行的并不完全是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上世纪五十年代我们执行的“一边倒”，算不得独立自主，这是很明显的。七十年代执行联美反苏的“一条线”，也不算独立自主。这是邓小平首先指出的。1985年8月4日，他对缅甸总理吴奈温说，“我们过去曾说建立‘一条线’的反霸统一战线。现在不搞那些，执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说我们过去一贯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也无正式文献可征。在国家的根本大法中，1982年以前并未出现过这种表述。起到临时宪法作用的1949年《共同纲领》，1954年的第一部宪法，1975年修正的宪法都没有提。直到胡耀邦就对外关系进行拨乱反正以后的1982年，“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这个提法才郑重地出现在党的十二大报告和同年修改的宪法上。这一明确表述，标志着我国外交政策进入了一个和过去截然不同的新阶段。
（一）为什么说建国后头30年我国没有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独立自主外交要求，在事关国家根本战略利益的问题上，对外事务只能由自己决定一切，不看外国的眼色行事，也不在外部的压力下屈服和丧失原则。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存在着一致对外的准则，还公认以苏联为首，相互间并不平等。因此在建国后头十年，我国不能奉行独立自主外交政策是很自然的。
1 “一边倒”就是自己不要独立自主
接受苏共领导，对中共来说确实是一贯的。在延安时期，不但斯大林要毛泽东去重庆和蒋介石谈判，毛虽然极不愿意还是不得不去。连共产国际解散后做了苏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的季米特洛夫，以私人身份写信给毛，干预中共事务，毛也只能表示完全接受季的指示。这说明取得政权后的中共执行“一边倒”政策是必然的，并不是有些人说的那样，是由于美国僵硬的反共政策使司徒雷登失之交臂，或者因为刘少奇访苏时得到斯大林提供大量援助的许诺，才导致毛发表“一边倒”的文章。
现在人们把“一边倒”仅仅理解为外交政策，这是不对的。“一边倒”的要害是遵从苏共领导和照搬苏联模式。这是所有正式文献和全部历史事实都证明了的。例如刘少奇1949年6月下旬率领中共中央代表团访苏，和苏方商谈建国后的大政方针。他在7月4日给联共（布）中央和斯大林的报告中就说，“关于联共（布）与中共的两党关系问题。毛泽东同志与中共中央是这样认为的：联共（布）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统帅部，而中共则只是一个方面军的司令部。局部利益应当服从世界利益，因此，我们中共服从联共（布）的决定，尽管共产国际已不存在，中共也没有参加欧洲共产党情报局。在某些问题上，如果中共与联共（布）出现分歧，中共在说明自己的意见后，准备服从并坚决执行联共（布）的决定。”报告说，“联共（布）给予我们的指示和帮助，是十分重要的，我们迫切地需要这种指示和帮助”。这种关系当然谈不上独立自主。
外交上听苏联的，要和它保持一致这种事例举不胜举。就是民间的国际活动也必须跟着苏联走，包括世界和大以及工青妇组织等。这里举一个例子。时任中国总工会主席的刘宁一，1956年参加了世界工联的一次会议，回国后给外交部干部做报告。由于他讲话向来幽默风趣，使听报告者至今印象深刻。他说，苏联代表在会议上提出了一条中国并不赞成的建议，他就问：是不是莫斯科的指示？回答：不是。又问：是不是（苏联驻当地）使馆的意见？回答：也不是。刘宁一这就表示自己的态度了。他在报告中引用京剧《打渔杀家》上的台词说：既无圣上旨意，又无六部公文，凭着何来？就这样把苏方的建议给顶回去了，惹得大家哄堂大笑。这种遇事先问莫斯科的态度，直到中苏关系恶化后，情况才有所改变。
2 “一条线”战略也不是独立自主
同苏联的关系破裂后不久，中美关系开始趋缓与接近。1973年毛泽东提出所谓“一条线”的战略构想，意思是要使中、美、日、欧以及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等国联合成一条线，建立反对苏联的国际统一战线（事实上只能推美国为首，不能想象当时的中国会奢望去领导美欧）。第二年，毛泽东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就是为“一条线”战略制造理论根据。邓小平1974年在联合国特别大会上的